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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海南建省和特区成立30年。中央对外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至此，海南的发展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焦点，肩负中央厚望的海南再度披挂上阵。这个节点，《南风窗》记者在广州采访了84岁高龄的雷宇先生，他曾在海南工作3年，海南建省之前曾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亲历了海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与探索。
回顾历史，是为珍惜当下，助力改革更好前行。年轻一代对改革的认识主要来自教科书，这当然重要，却缺乏鲜活的时代感。雷宇先生的讲述，让我们再次走进那段改革激荡的岁月，也感受改革开放要 “杀出一条血路”的字字千钧。
南风窗：很多人认识您是从海南“汽车事件”开始，但此前，您有怎样的经历？
雷宇：很多人因“汽车事件”“认识”我，但我在黑龙江就比较出名了，人们给我的外号是“工业通”、“点子大王”。省委常委开会时，我们领导都参加不了常委会，列席常委会的机会也少之又少，但每次省委讨论研究工业问题，一般都找我参加。尽管我只是副处级干部，但我记忆力强，笔头硬，点子多。
南风窗：“能写”是你进入仕途的关键，“能写”给你带来不少帮助？
雷宇：那是。新中国成立后每次政治运动我都经历，每次运动后，都有一批批干部去劳动、去锻炼，但我没有被要求下放劳动过，连五七干校都没去过。有两次，我都戴上大红花要去劳动了，又被留下来，因为需要我帮他们写材料。所以人嘛，得有一技之长。
南风窗：任仲夷同志和您是什么时候互相熟悉的，您怎么得到他的赏识？
雷宇：我们1972年8月认识，当时我是黑龙江省工交办秘书处的处长，他是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当时沈阳军区在哈尔滨召开整顿军工产品质量会议，任仲夷有个发言是我写的。任仲夷在黑龙江管工业，很多讲话后来也找我起草。一来二去就熟了。
南风窗：之后您跟着任仲夷去辽宁，又到了广东。
雷宇：1977年2月21日，中央调他到辽宁任省委第一书记，随行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秘书张岳琦，一个是我。
在辽宁三年多后，邓小平主张把任仲夷调到广东任省委第一书记。我开始并不很想离开辽宁，因为当时已经准备提拔我为分管经济工作的副省长了。但转而一想，士为知己者死，跟谈得来的领导一起干心情舒畅，不在乎当这、当那的。所以，1980年11月8日，就随任仲夷到南方来了。
南风窗：来到广东后，您是什么职务？仕途如何和海南联系上的？
雷宇：来广东后，我任广东省委研究室副主任。1981年7月，当时分管海南（在1988年建省前，海南属广东省管辖）的是广东省省长刘田夫，为落实国务院202号文《关于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他要带领调研组去海南调研，但临时有事，调研组就由我任组长，我们对海南进行半个多月调研后，形成一个报告提交给省委。
这个报告后来传到宋任穷手里，他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他把报告批给中组部党政干部局，“都说雷宇很优秀，你们去考察一下”。后来，中组部到我工作过的黑龙江、辽宁、广东走了一遍，了解我的情况。
雷宇和“海南汽车倒卖事件”“海南汽车倒卖事件”在客观上，让封闭落后的海南一跃而成为开放的前沿，一向羞于商品交易的海南人如同经历了一场刻骨的金钱教育。1996年，一位叫朱健国的财经记者在海南采访4个月，他发现，“无论到什么单位采访，一提起海南今日的巨变之由，人们首先说，这真是多亏了雷宇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雷宇之所以如此大胆，与当时很多人急于求变的心态是分不开的。据他后来回忆，80年代初，主政当局对各地的突破性举措颇有鼓励。他到海南到任之际，曾有中央领导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 绳子”。之后，更有领导鼓励说，你在海南岛工作，胆子大一点，怎么快你就怎么搞。“汽车事件”被公开处理后，北京的措辞固然看上去雷霆万钧，但是在依法处理上却可谓“高举轻放”，雷宇被谪貶为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3年后，复用为广州市副市长，后又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在官方的文件中，从来没有对海南事件有过任何的平反举措，不过，在2004年2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却作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判决，在一份编号为“（2004）琼刑再终字第2号”的判决书中，法院撤销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个刑事判决，宣告原中共海南行政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桃森无罪。林是“海南事件”中唯一被严判的高级官员，当年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于1996年去世。中共海南省政法委书记钟文、省高院院长曾浩荣等人到林家慰问，同时向家属道歉。从个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国难得的能吏和清官，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抗上直言，行事霹雳，思路清晰，官声之佳，有众口为证。他在任职期间，努力于肃清“文革”后遗症，将岛上的所有“右派”都平反了。他有亲自处理人民来信的习惯，3年里，亲手批复了5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除了让秘书剪开信封口，每一封都是他自己亲自展读，亲自批复。在“汽车事件”的事后清查中发现，雷宇个人在热潮中从未倒过一辆汽车，没有受贿一分钱。也正因此，他在其后十余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间流传为一个侠客式的清官。—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南风窗：随后还遇到哪些难题？
雷宇：最迫切的问题是理顺体制。海南当时是广东省政府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政府，要加快发展，派出机构的体制非改变不可。
海南当时有18个市县，汉区管辖10个县市，黎族苗族自治州管辖8个县，自治州有州委州政府，是地级单位。海南行政区党委、区公署是副省级建制，管辖全岛，但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主要工作在汉区，自治州理论上受行政区管辖，实际上属于既管又不管的地带，较混乱。加上当时有很多国营农场和华侨农场，场社矛盾突出，还有很多涉及林业、铁矿、港口和盐场的央企，老百姓戏称“八国联军”，海南行政区不成立一级政府，难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对外，就会多头分散、形不成合力。1984年5月31日，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这就为几年后海南建省打下基础。
南风窗：海南1988年才建省、办特区，但1980年后，中央对海南就重视了，也多次出台文件支持海南发展，邓小平甚至提出过设想：“如果用二十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您当时是怎么看的？
雷宇：台湾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7亿美元，1980年，海南是25亿美元，相差不大。臺湾快速发展，是1970年后的十几年，但到1982年，其增长率就3.5个百分点。纵观国际情况看，世界上同一时期和台湾获得快速发展的有新加坡、韩国、巴西和香港等。其发展原因多样，共同点是：把握机会，实行开放，充分引进外资、技术，所以搞上去了。
当时，资本主义市场资金大量过剩，借钱不难，这是其一。其二，当时世界上正面临新技术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如果把握住资本主义资金过剩和新技术革命出现的有利条件，海南岛完全可以搞上去。
据此，我认为，邓小平当时提出的20年赶台湾，气魄非凡。问题是体制机制要理顺，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要加大推进改革力度。当时中央对海南的提法是：一不打棍子，二不给绳子—这是说不要束缚海南发展，三年时间让其无为而治。
相关文件出台和领导指示后，我到北京各部委跑部门，请求各部委落实领导指示和文件，最多的，我一个星期跑26个部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磕头作揖”，向他们介绍海南岛，1984年就争取到24个项目，包括洋浦港建一个5千吨和一个3千吨的码头。
南风窗：海南“汽车事件”也是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雷宇：海南“汽车事件”当时被定性为“海南违反上级规定，将大量进口汽车等物资倒卖出岛，冲击国家计划，冲击市场，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同时指出，“主要责任者是雷宇”。
这得分两个阶段看：第一阶段是1984年7月前，这段时间，海南区党委、公署严格按照国务院文件办，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甚至因政策落实得力，还获国务院特区办表扬。
第二阶段是1984年7月后，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在太原召开经济监督检查座谈会，会上传达工商总局对进口商品管理的六条内部规定，即“工商六条”，其中第二条明确：“内地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到广东、福建购买进口汽车，经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机关批准，确属用于生产或科研需要的，应予放行。”
如果没有“工商六条”，根本不可能进口大量汽车，也不会有海南“汽车事件”。有了“工商六条”意味着此前只能在岛上卖的汽车可以出岛了，当时海南属广东管，符合“工商六条”规定。
当时在太原的会议参会的是海南工商局长潘先传，他给海南行政区副主任陈玉益传达“工商六条”的内容，陈玉益和另一副主任兼秘书长陈英豪到时任区党委书记姚文绪（1983年5月，姚文绪接替雷宇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汇报这个喜讯，姚说：“抓紧干！”当时我在深圳拜会核电专家彭仕禄，请教他建设核电站的问题，后来我从深圳回来得知“工商六条”的消息后，我也同意这么干。
南风窗：就是说，做决策时候，您不在场。那您为什么后来也同意这么干？为什么主动承担主要责任？后悔吗？
雷宇：我是搞政策研究出身的，对政策红线的把握应该理解得比较准确，也有发言权。整个“汽车事件”是有文件依据的，也都按照文件来。前前后后，海南总共批准进口汽车8.9万辆，最终到货7.9万辆，没有一部汽车是走私的，百分百上税，共赚约40亿元，这40亿元全都存入112专户，用于1985年全国职工每人长一级工资所需要的经费。所以1985年全国每个职工涨工资的开支，就是海南“倒卖”汽车的钱来解决的。
为保护海南干部，不牵连他人，我必须挺身而出。当时，区党委书记姚文绪向省委、省政府写检讨说：主要责任应由他承担。我就把他划掉了，我说：“这件事我来顶就行了。”我还年轻，只要中国还改革开放，总有一天还会用我，我就还有干事创业的机会。有人说我代人受过，对此，我没什么后悔的，相反，我觉得做人本该如此。
南风窗：您曾说过，海南“汽车事件”反映出海南干部素质高，为什么呢？
雷宇：海南“汽车事件”这么大一件事，在金钱的欲海狂潮面前，海南岛公社以上的干部没一个人贪污受贿，当时抓了两个人，最后还发现是错了，不值得骄傲吗？
当时有位中央领导说，海南“汽车事件”如果雷宇贪污1000元就枪毙了，可我一分钱没拿。
“汽车事件”后，此前公开卖鸡蛋都害羞的海南人短时内学会了对外谈判，对外签合同，对外贸易，客观上，得益于“汽车事件”的发生，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没有商品经济，哪来商品经济的观念？没有改革开放，哪来的改革开放意识？“海南汽车”事件，给海南广大干部群众上了一堂最生动、最深刻、最实际的商品经济课。
当然，“汽车事件”也有教训，主要是没管好，当时批得太多太滥了。
南风窗：这个事情对您影响很大吧？
雷宇：海南“汽车事件”后，我被免职了。1985年7月17日，从海南回广州，之后赋闲在家3个月。3个月后，我出任广州市花县（现花都区）县委副书记，级别从副省降为副处，工资从203.5元降为143.5元。
然后，我从花县县委副书记做到增城县委书记、广州副市长、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后于1995年12月从广西副主席任上辞职。
如果当初去深圳，仕途可能不一样，但我不是冲着做官去的，我是干事的，我觉得乌纱帽如果不用来干事，要它做什么？
那时，全国1080个三梯队（储备省部级干部），我排在第一位，要是为了仕途，用得着冒这个险吗？安稳就好了，我是希望给海南挖掘到第一桶金，把海南的投资、教育搞好一点，把海南的发展基础打牢些。
回顾历史，是为珍惜当下，助力改革更好前行。年轻一代对改革的认识主要来自教科书，这当然重要，却缺乏鲜活的时代感。雷宇先生的讲述，让我们再次走进那段改革激荡的岁月，也感受改革开放要 “杀出一条血路”的字字千钧。
从东北到改革一线的广东
南风窗：很多人认识您是从海南“汽车事件”开始，但此前，您有怎样的经历？
雷宇：很多人因“汽车事件”“认识”我，但我在黑龙江就比较出名了，人们给我的外号是“工业通”、“点子大王”。省委常委开会时，我们领导都参加不了常委会，列席常委会的机会也少之又少，但每次省委讨论研究工业问题，一般都找我参加。尽管我只是副处级干部，但我记忆力强，笔头硬，点子多。
南风窗：“能写”是你进入仕途的关键，“能写”给你带来不少帮助？
雷宇：那是。新中国成立后每次政治运动我都经历，每次运动后，都有一批批干部去劳动、去锻炼，但我没有被要求下放劳动过，连五七干校都没去过。有两次，我都戴上大红花要去劳动了，又被留下来，因为需要我帮他们写材料。所以人嘛，得有一技之长。
南风窗：任仲夷同志和您是什么时候互相熟悉的，您怎么得到他的赏识？
雷宇：我们1972年8月认识，当时我是黑龙江省工交办秘书处的处长，他是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当时沈阳军区在哈尔滨召开整顿军工产品质量会议，任仲夷有个发言是我写的。任仲夷在黑龙江管工业，很多讲话后来也找我起草。一来二去就熟了。
南风窗：之后您跟着任仲夷去辽宁，又到了广东。
雷宇：1977年2月21日，中央调他到辽宁任省委第一书记，随行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秘书张岳琦，一个是我。
在辽宁三年多后，邓小平主张把任仲夷调到广东任省委第一书记。我开始并不很想离开辽宁，因为当时已经准备提拔我为分管经济工作的副省长了。但转而一想，士为知己者死，跟谈得来的领导一起干心情舒畅，不在乎当这、当那的。所以，1980年11月8日，就随任仲夷到南方来了。
南风窗：来到广东后，您是什么职务？仕途如何和海南联系上的？
雷宇：来广东后，我任广东省委研究室副主任。1981年7月，当时分管海南（在1988年建省前，海南属广东省管辖）的是广东省省长刘田夫，为落实国务院202号文《关于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他要带领调研组去海南调研，但临时有事，调研组就由我任组长，我们对海南进行半个多月调研后，形成一个报告提交给省委。
这个报告后来传到宋任穷手里，他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他把报告批给中组部党政干部局，“都说雷宇很优秀，你们去考察一下”。后来，中组部到我工作过的黑龙江、辽宁、广东走了一遍，了解我的情况。
南风窗：随后还遇到哪些难题？
雷宇：最迫切的问题是理顺体制。海南当时是广东省政府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政府，要加快发展，派出机构的体制非改变不可。
海南当时有18个市县，汉区管辖10个县市，黎族苗族自治州管辖8个县，自治州有州委州政府，是地级单位。海南行政区党委、区公署是副省级建制，管辖全岛，但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主要工作在汉区，自治州理论上受行政区管辖，实际上属于既管又不管的地带，较混乱。加上当时有很多国营农场和华侨农场，场社矛盾突出，还有很多涉及林业、铁矿、港口和盐场的央企，老百姓戏称“八国联军”，海南行政区不成立一级政府，难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对外，就会多头分散、形不成合力。1984年5月31日，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这就为几年后海南建省打下基础。
希望为海南挖掘到第一桶金
南风窗：海南1988年才建省、办特区，但1980年后，中央对海南就重视了，也多次出台文件支持海南发展，邓小平甚至提出过设想：“如果用二十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您当时是怎么看的？
雷宇：台湾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7亿美元，1980年，海南是25亿美元，相差不大。臺湾快速发展，是1970年后的十几年，但到1982年，其增长率就3.5个百分点。纵观国际情况看，世界上同一时期和台湾获得快速发展的有新加坡、韩国、巴西和香港等。其发展原因多样，共同点是：把握机会，实行开放，充分引进外资、技术，所以搞上去了。
当时，资本主义市场资金大量过剩，借钱不难，这是其一。其二，当时世界上正面临新技术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如果把握住资本主义资金过剩和新技术革命出现的有利条件，海南岛完全可以搞上去。
据此，我认为，邓小平当时提出的20年赶台湾，气魄非凡。问题是体制机制要理顺，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要加大推进改革力度。当时中央对海南的提法是：一不打棍子，二不给绳子—这是说不要束缚海南发展，三年时间让其无为而治。
相关文件出台和领导指示后，我到北京各部委跑部门，请求各部委落实领导指示和文件，最多的，我一个星期跑26个部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磕头作揖”，向他们介绍海南岛，1984年就争取到24个项目，包括洋浦港建一个5千吨和一个3千吨的码头。
南风窗：海南“汽车事件”也是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雷宇：海南“汽车事件”当时被定性为“海南违反上级规定，将大量进口汽车等物资倒卖出岛，冲击国家计划，冲击市场，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同时指出，“主要责任者是雷宇”。
这得分两个阶段看：第一阶段是1984年7月前，这段时间，海南区党委、公署严格按照国务院文件办，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甚至因政策落实得力，还获国务院特区办表扬。
第二阶段是1984年7月后，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在太原召开经济监督检查座谈会，会上传达工商总局对进口商品管理的六条内部规定，即“工商六条”，其中第二条明确：“内地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到广东、福建购买进口汽车，经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机关批准，确属用于生产或科研需要的，应予放行。”
如果没有“工商六条”，根本不可能进口大量汽车，也不会有海南“汽车事件”。有了“工商六条”意味着此前只能在岛上卖的汽车可以出岛了，当时海南属广东管，符合“工商六条”规定。
当时在太原的会议参会的是海南工商局长潘先传，他给海南行政区副主任陈玉益传达“工商六条”的内容，陈玉益和另一副主任兼秘书长陈英豪到时任区党委书记姚文绪（1983年5月，姚文绪接替雷宇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汇报这个喜讯，姚说：“抓紧干！”当时我在深圳拜会核电专家彭仕禄，请教他建设核电站的问题，后来我从深圳回来得知“工商六条”的消息后，我也同意这么干。
南风窗：就是说，做决策时候，您不在场。那您为什么后来也同意这么干？为什么主动承担主要责任？后悔吗？
当时有位中央领导说，海南“汽车事件”如果雷宇贪污1000元就枪毙了，可我一分钱没拿。
雷宇：我是搞政策研究出身的，对政策红线的把握应该理解得比较准确，也有发言权。整个“汽车事件”是有文件依据的，也都按照文件来。前前后后，海南总共批准进口汽车8.9万辆，最终到货7.9万辆，没有一部汽车是走私的，百分百上税，共赚约40亿元，这40亿元全都存入112专户，用于1985年全国职工每人长一级工资所需要的经费。所以1985年全国每个职工涨工资的开支，就是海南“倒卖”汽车的钱来解决的。
为保护海南干部，不牵连他人，我必须挺身而出。当时，区党委书记姚文绪向省委、省政府写检讨说：主要责任应由他承担。我就把他划掉了，我说：“这件事我来顶就行了。”我还年轻，只要中国还改革开放，总有一天还会用我，我就还有干事创业的机会。有人说我代人受过，对此，我没什么后悔的，相反，我觉得做人本该如此。
南风窗：您曾说过，海南“汽车事件”反映出海南干部素质高，为什么呢？
雷宇：海南“汽车事件”这么大一件事，在金钱的欲海狂潮面前，海南岛公社以上的干部没一个人贪污受贿，当时抓了两个人，最后还发现是错了，不值得骄傲吗？
当时有位中央领导说，海南“汽车事件”如果雷宇贪污1000元就枪毙了，可我一分钱没拿。
“汽车事件”后，此前公开卖鸡蛋都害羞的海南人短时内学会了对外谈判，对外签合同，对外贸易，客观上，得益于“汽车事件”的发生，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没有商品经济，哪来商品经济的观念？没有改革开放，哪来的改革开放意识？“海南汽车”事件，给海南广大干部群众上了一堂最生动、最深刻、最实际的商品经济课。
当然，“汽车事件”也有教训，主要是没管好，当时批得太多太滥了。
南风窗：这个事情对您影响很大吧？
雷宇：海南“汽车事件”后，我被免职了。1985年7月17日，从海南回广州，之后赋闲在家3个月。3个月后，我出任广州市花县（现花都区）县委副书记，级别从副省降为副处，工资从203.5元降为143.5元。
然后，我从花县县委副书记做到增城县委书记、广州副市长、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后于1995年12月从广西副主席任上辞职。
如果当初去深圳，仕途可能不一样，但我不是冲着做官去的，我是干事的，我觉得乌纱帽如果不用来干事，要它做什么？
那时，全国1080个三梯队（储备省部级干部），我排在第一位，要是为了仕途，用得着冒这个险吗？安稳就好了，我是希望给海南挖掘到第一桶金，把海南的投资、教育搞好一点，把海南的发展基础打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