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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盼经济复苏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但经济“复苏”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复苏旧的增长方式，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经济结构性矛盾吗?是复苏金融市场泡沫严重和物质产品生产过剩吗?是复苏环境被破坏、废气排放的高速增长吗?如果是这样的复苏，我们宁肯不要。恢复过去代价高昂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是十分不明智的和有害的。
毋容置疑，中国经济需要新型复苏。
——新型复苏应是建立在内需扩大，内需与出口比例恰当的基础上的。因此，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应该在扩内需、调结构上加大力度。
曾几何时，我们为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而自豪。然而今天，“世界工厂”，这个昨天听上去还让人暗自得意的称谓，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好像一夜之间就没有了订单，大批工厂停产或关门倒闭，大批工人失业。严酷的现实使中国人明白了，长期以来我们省吃俭用，少消费多积累，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赚得一些外汇财富积累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打工仔”经济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坚决摈弃这一经济模式，实施以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承受和承担。这应该是美国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和教训，也是中国经济“危”中求“机”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中国经济目前的困难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内需不足，外贸依存度过高。因此，中国经济复苏并再次繁荣取决于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和力度。从长远来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是看内需能否拉动，如果未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降低在50％以下，GDP仍然能够以10％左右的增长，才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的繁荣自主性强和并且是健康的。
——新型复苏应建立在提高国内消费水平，消费与投资的比刺激计划应该以刺激消费为主。
经济增长的最终拉动力量，是居民最终消费而不是投资。过于依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不仅会进一步造成产能过剩，还有可能放缓经济转型的节奏。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提高消费需求既是克服当前经济下滑的需要，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要求。新一轮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应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入手，扭转近年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所占比重上升、居民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应以刺激消费需求为重点，把刺激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头等大事来抓，避免走过去仅靠投资拉动内需的老路子。而大规模减税是刺激消费需求又快又好的措施。一是扭转财政和企业占据国民财富分配大头的状况，透过改革财政机制全面再分配体制，实现“藏富于民”，让老百姓有钱可消费：二是以医疗体制改革推进为契机，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让老百姓有钱敢消费：三是尽快出台刺激消费财税政策，包括取消从国家到地方一些限制消费的政策，对某些消费的个人所得税抵减，取消或减免汽车购置税等，四是培育消费热点，解决小康社会的耐用消费品消费和培育健康生活方式等消费问题。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机制、促进中产阶层的发育等一系列的机制，通过社会改革和新的生活方式培养，形成一个新的耐用消费品时代和以健康旅游休闲为主的新的生活方式消费时代。
——新型复苏应是建立在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的基础上的。因此，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应该以把改善民生和促进就业作为保增长的着力点。
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不仅是保增长的着力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目前，刺激经济要从拉动投资转向促进就业，提高消费和改善民生。应该尽快出台诸如重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善，加大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公共产品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供给：改革和完善《劳动合同法》，实施各项就业促进和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多种方式用工，实施大学生就业扶持计划，对大批返乡农民工进行培训，提供以工代赈的就业岗位等。
——新型复苏应是建立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的。因此，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应把扶持和培育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作为重点内容进行统一规划部署。
根据历次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产业调整经验，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世界范围内或将迎来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各产业必然面临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因此，面对即将到来的产业调整乃至产业革命，中国不能仅仅局限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复苏思维，被动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应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产业可能重新洗牌的机遇与挑战，在稳定经济基本面、巩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紧跟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产业调整节奏，利用这次危机进行产业升级，使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有质的飞跃。加快实现从投资拉动和外需驱动的高投入阶段向技术创新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
——新型复苏应是建立在民间投资活跃，中小企业复苏的基础上的。因此，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应注重鼓励民问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复苏。
金融危机使大量的中小企业停产倒闭。目前，中国经济相当紧迫的是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目前政策对应的实效依然倾注于对大企业的关注。有调查显示，近5万亿元的贷款资源，流向民营企业的尚不足10％，那些本来就握有较多资源的垄断性国企却获得了80％以上的贷款资源。显然，民营企业遭遇的“货币宽松，信贷紧张”局面不应再持续了。我们需要从制度监督以及机制效率上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不能仅用口号，文件或舆论声音给予安慰，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对策，在银行贷款，税费减免、降低投资门槛。放开行业投资管制、鼓励和扶持民间投资等方面给与中小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
放开管制、鼓励民间投资尤其要以拉动民间投资的大头为主，而且方式要变。经济刺激不同于正常的财政投资，要关注宏观绩效，不能强调具体投资项目的回报。同时，在拉动民间投资的主要目标下，政府投资要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贴息，补助、合资、合作、参股或补偿等方式更好。政府的投资要更多放在环保，节能、社会发展、农村等民间资本不愿意去的缺口上。而很多领域则无需国家出资，只要有政策就可以。比如金融、信息产业、能源、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民间投资的热情一直很高，但政策受限。因此，这些政策方面的制约应加以改变，使得广大中小投资者在新一轮经济复苏过程中，能够率先复苏。而唯有广大中小企业的复苏，才是保增长，促就业的基础，中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乃经济增长将可以顺利实现和得到有效保证。
毋容置疑，中国经济需要新型复苏。
——新型复苏应是建立在内需扩大，内需与出口比例恰当的基础上的。因此，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应该在扩内需、调结构上加大力度。
曾几何时，我们为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而自豪。然而今天，“世界工厂”，这个昨天听上去还让人暗自得意的称谓，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好像一夜之间就没有了订单，大批工厂停产或关门倒闭，大批工人失业。严酷的现实使中国人明白了，长期以来我们省吃俭用，少消费多积累，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赚得一些外汇财富积累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打工仔”经济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坚决摈弃这一经济模式，实施以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承受和承担。这应该是美国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和教训，也是中国经济“危”中求“机”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中国经济目前的困难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内需不足，外贸依存度过高。因此，中国经济复苏并再次繁荣取决于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和力度。从长远来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是看内需能否拉动，如果未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降低在50％以下，GDP仍然能够以10％左右的增长，才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的繁荣自主性强和并且是健康的。
——新型复苏应建立在提高国内消费水平，消费与投资的比刺激计划应该以刺激消费为主。
经济增长的最终拉动力量，是居民最终消费而不是投资。过于依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不仅会进一步造成产能过剩，还有可能放缓经济转型的节奏。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提高消费需求既是克服当前经济下滑的需要，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要求。新一轮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应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入手，扭转近年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所占比重上升、居民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应以刺激消费需求为重点，把刺激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头等大事来抓，避免走过去仅靠投资拉动内需的老路子。而大规模减税是刺激消费需求又快又好的措施。一是扭转财政和企业占据国民财富分配大头的状况，透过改革财政机制全面再分配体制，实现“藏富于民”，让老百姓有钱可消费：二是以医疗体制改革推进为契机，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让老百姓有钱敢消费：三是尽快出台刺激消费财税政策，包括取消从国家到地方一些限制消费的政策，对某些消费的个人所得税抵减，取消或减免汽车购置税等，四是培育消费热点，解决小康社会的耐用消费品消费和培育健康生活方式等消费问题。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机制、促进中产阶层的发育等一系列的机制，通过社会改革和新的生活方式培养，形成一个新的耐用消费品时代和以健康旅游休闲为主的新的生活方式消费时代。
——新型复苏应是建立在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的基础上的。因此，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应该以把改善民生和促进就业作为保增长的着力点。
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不仅是保增长的着力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目前，刺激经济要从拉动投资转向促进就业，提高消费和改善民生。应该尽快出台诸如重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善，加大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公共产品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供给：改革和完善《劳动合同法》，实施各项就业促进和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多种方式用工，实施大学生就业扶持计划，对大批返乡农民工进行培训，提供以工代赈的就业岗位等。
——新型复苏应是建立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的。因此，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应把扶持和培育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作为重点内容进行统一规划部署。
根据历次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产业调整经验，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世界范围内或将迎来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各产业必然面临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因此，面对即将到来的产业调整乃至产业革命，中国不能仅仅局限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复苏思维，被动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应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产业可能重新洗牌的机遇与挑战，在稳定经济基本面、巩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紧跟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产业调整节奏，利用这次危机进行产业升级，使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有质的飞跃。加快实现从投资拉动和外需驱动的高投入阶段向技术创新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
——新型复苏应是建立在民间投资活跃，中小企业复苏的基础上的。因此，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应注重鼓励民问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复苏。
金融危机使大量的中小企业停产倒闭。目前，中国经济相当紧迫的是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目前政策对应的实效依然倾注于对大企业的关注。有调查显示，近5万亿元的贷款资源，流向民营企业的尚不足10％，那些本来就握有较多资源的垄断性国企却获得了80％以上的贷款资源。显然，民营企业遭遇的“货币宽松，信贷紧张”局面不应再持续了。我们需要从制度监督以及机制效率上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不能仅用口号，文件或舆论声音给予安慰，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对策，在银行贷款，税费减免、降低投资门槛。放开行业投资管制、鼓励和扶持民间投资等方面给与中小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
放开管制、鼓励民间投资尤其要以拉动民间投资的大头为主，而且方式要变。经济刺激不同于正常的财政投资，要关注宏观绩效，不能强调具体投资项目的回报。同时，在拉动民间投资的主要目标下，政府投资要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贴息，补助、合资、合作、参股或补偿等方式更好。政府的投资要更多放在环保，节能、社会发展、农村等民间资本不愿意去的缺口上。而很多领域则无需国家出资，只要有政策就可以。比如金融、信息产业、能源、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民间投资的热情一直很高，但政策受限。因此，这些政策方面的制约应加以改变，使得广大中小投资者在新一轮经济复苏过程中，能够率先复苏。而唯有广大中小企业的复苏，才是保增长，促就业的基础，中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乃经济增长将可以顺利实现和得到有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