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足球不行，但照样可以统治世界杯赛场。
　　乌祖剌（Vuvuzela）——一只长约60厘米、叫Vuvuzela的长长喇叭，被黑人兄弟集体鸣奏出骇人的声浪，尽管有时很刺耳，但的确很震撼。
　　90%的Vuvuzela产自中国。出厂价仅为人民币2元左右，但在南非的销售价高达54元人民币，而在日本价格约300元人民币。在这个漫长的生产、销售链条上，属于中国人的利润只有每个乌祖剌0.1～0.2元！
　　阿迪达斯推出的比赛用球——“普天同庆”也诞生于中国生产基地，从2010年3～5月，7000多名工人已经完成了1200万个比赛及商业指定用球。当然，还有世界杯吉祥物——“扎库米”以及供应各赛场用的假发、国旗、球迷服、荧光棒等，很大一部分来也自于中国浙江义乌。
　　可以这样说，除了足球场上令人心酸的“缺席”，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生产能力和最勤劳工人的中国，将“2010——南非世界杯”变成了我们的商业主场。
　　自豪还是悲哀？
　　我们的付出和回报是如此的不相称——在世界任何一个充斥着made in china 印记的市场。
　　2009年9月，面对美国华尔街的投资巨人，温家宝总理说：一架波音747飞机能换中国7500万件衬衫。按照国际制造业的公式：一件全球产业链上的商品，拥有知识产权方的国家将获得总利润的94%，加工方只能获得6%。不幸的是，“中国制造”属于后者。
　　即使如此，靠着规模和成本优势，中国制造始终扮演着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目前，中国已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今年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中国制造的廉价日用品，使全球第一经济强国美国全体国民的生活成本下降了三分之一。于是，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年度人物，背井離乡、超时加班甚至基本劳动权益难以维护的中国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光荣当选——这是一次迟来的致敬。
　　然而，伴随着金融危机风暴袭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风行世界的中国制造遭遇空前挑战。2009年，由于缺少自主创新能力及“山寨”等因素，导致中国企业占据了WTO知识产权仲裁席的六成被告席位。除出口的萎缩，转战内需战场的中国制造又面临“劳动力红利”即将终结带来的巨大压力——毕竟，曾经的辉煌是建立在一线劳动者的低收入、国家福利制度不健全的背景下。
　　是还账的时候了——尊重其生存权、劳动权和发展权，让所有人共享发展的成果。尽管决策层已提出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转型方向，但企业对基础研发投入普遍不足——不到1%，而西方公司普遍超过3%。
　　当前，整个应对金融危机的思路呈现出政府主导特质，公权力对微观经济干预加剧，从政策、资金、资源等方面对市场创新的主体——中小企业扶持不力。加上在传统政绩观和惯性土地财政思维主导下，房地产成了地方GDP的救世主，使本来税负压力沉重的民营企业同时面临对内提升核心竞争力、对外面对垄断挤压的双重生存困境。劳动密集发展的成本更加昂贵、技术刚性约束难以破解、劳资矛盾日益激化、自主品牌塑造能力低下。
　　在南非足球世界杯的舞台上重复着这样一幕：VISA、索尼、麦当劳、阿迪达斯……等国际大牌是贵宾，靠着品牌影响力拓展着更大的利润空间。占据绝对数量的中国制造依旧扮演着自己习惯的“丑小鸭”——充当跨国公司的打工仔，挣取着微薄的血汗钱。美国苹果公司2009年利润是90亿美元，员工只有1.8万人；而中国富士康2009年利润为3900万美元，员工人数是110万。在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压力下，目前富士康已决定将企业搬迁到了内地，而无任何产业升级和创新的迹象。
　　缺乏全球竞争力、没有充裕利润空间的“中国制造”不可能真正拥有尊严，而创造这样产品的前提是：塑造具有产品创新力、渠道控制力、品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和合格的国际一流企业。当务之急是：在尊重每个职工劳动价值的前提下，按照法治市场经济的要求，为企业创新升级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府对此责无旁贷。
　　“世界杯”还会继续，中国人制造的Vuvuzela还将继续鸣响，但愿这鸣响不仅仅是人类对足球世界杯的热情，更是激励它的制造者——全体“中国制造”知耻后勇、知难而进的进军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