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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的逆袭突显出需要复兴民主的公共讨论，解决人民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包括道德和文化问题。平息民粹主义者因他们无法忍受的问题而产生的抗议和怨恨绝非易事。
建立能够应对这些怨恨的政治学，是当今时代最紧迫的政治挑战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脱欧派在英国公投中取得胜利，是2016年的两次政治地震。它们发生的原因是，精英们没能够理解民主世界中被不满所搅动的政治。民粹主义者的反抗，标志着技术官僚的政治方针遭到拒绝，这一路径无法理解在经济和文化上感到被抛弃的选民的不满。
有人指责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针对移民和多元文化的排外主义是一丘之貉；也有人认为，它是对因全球贸易和新技术造成的就业岗位丢失的抗议。但是，只从民粹主义者的抗议中看到偏执，或者只从经济角度看待这些抗议，都会忽视一个事实：2016年的剧变源自建制派无法解决、甚至无法充分认识到民众真正的怨恨所在。
当今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对建制派政党的总体的反抗，但中左翼政党首当其冲。这主要是这些政党的自作自受。在美国，民主党采取的技术官僚自由主义与专业人员阶层更加气味相投，而与该党昔日的基本盘蓝领和中产阶级选民格格不入。英国工党也面临类似的困境。
在有希望赢回公众的支持之前，建制派政党必须反思他们的任务和目的。而要实现这一点，应该从已经让它们黯然下台的民粹主义的抗议中汲取教训——不是通过迎合排外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而是通过认真对待这些情绪所涉及的合理的怨恨。这意味着承认怨恨是一个社会尊重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工资和就业问题。
建制派政党需要解决四个主要问题：
第一，收入不平等。标准的应对措施是呼吁更大的机会平等——对工人进行再培训；改善高等教育普及率；以及打击歧视。这是唯才是举的承诺：努力工作、遵纪守法者应该晋升到与其才能相称的地位。
但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空洞的承诺。即使在长期以来一直珍视向上流动的梦想的美国，寒门出身者长大后也往往是穷人。对出身于收入分布在最底层五分之一的人来说，他们有43%的可能一直处于最底层五分之一，而只有4%的机会能够跻身顶层五分之一。改革者应该重新思考社会流动性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答案，他们应该直面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问题。
第二，精英阶层的自大。问题要引向深入，一味地强调公平的唯才是举——即社会地位反映了一个人的努力和才能，会在我们解读如何成功的时候造成“士气腐蚀效应”。这样的社会体系奖励有才能和努力工作的人，成功者将自己的成就视为自我奋斗的结果，不仅成功被当做衡量德行的标准，而且运气不好的人受到鄙视。
但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可能抱怨制度被操纵，或者因把失败归咎于其自身原因而造成他们的挫败感。这些因素相加，就会产生愤怒和不满情绪。尽管特朗普本人是亿万富翁出身，但他理解并利用了这种情绪。当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言必称“机会”时，特朗普犀利地谈论着赢家和输家。
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难以理解唯才是举制度的傲慢可能带来什么，以及這种体制对没有大学学位的人的残酷判决——正因如此，当今美国政治最深的裂痕出现在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两类人之间。
第三，工作的尊严。因技术进步和工程外包原因导致的失业，与整个社会不尊重工人阶级的气氛正好相重合。随着经济活动从制造业转向管理资金，对冲基金经理和华尔街银行家收获巨额财富，传统观念中勤奋工作带给人的尊严变得脆弱而不确定。
新技术的发展可能进一步践踏工作的尊严，一些硅谷创业家预测，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让今天的许多工作岗位被取代。为了让未来这样的情形更加容易被接受，他们提出向所有人发放基本收入。昔日的全民安全网现在被作为一种缓解失去工作者的压力的过渡方法被提出。欢迎还是抵制这样一个世界，将是未来几年政治界的核心问题。为了对此进行深入思考，政治家必须解决工作的意义及其在美好生活中的作用这一问题。
第四，爱国主义和民族共同体。自由贸易协定和移民是引起民粹主义愤怒的最高效的导火索。从某种层面看，这些都是经济问题。反对者认为，它们威胁到本地工作岗位和工资；而支持者认为，从长期看它们有助于经济。但这些问题所激发的热情表明，其背后还有一些更为关键的因素。
产业工人感到被背叛，他们认为，国家关心廉价商品和廉价劳动力甚于关心本国人民的工作前景。这些想法常常用丑陋的方式表达出来：仇视移民、用本土论观点中伤穆斯林和其他“外人”，并要求“夺回我们的国家”。
自由派人士对此的回应是谴责那些丑恶的说辞，主张相互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所带来的优点。这些原则性的回应尽管正当，但并没有解决隐含在民粹主义怨恨背后的问题。建制派精英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目前面临着他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后果。民粹主义的逆袭突显出人们需要复兴民主的公共讨论，解决人民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包括道德和文化问题。
平息民粹主义者因他们无法忍受的问题而产生的抗议和怨恨绝非易事，但对此作出尝试至关重要。建立能够应对这些怨恨的政治学，是当今时代最紧迫的政治挑战。
建立能够应对这些怨恨的政治学，是当今时代最紧迫的政治挑战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脱欧派在英国公投中取得胜利，是2016年的两次政治地震。它们发生的原因是，精英们没能够理解民主世界中被不满所搅动的政治。民粹主义者的反抗，标志着技术官僚的政治方针遭到拒绝，这一路径无法理解在经济和文化上感到被抛弃的选民的不满。
有人指责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针对移民和多元文化的排外主义是一丘之貉；也有人认为，它是对因全球贸易和新技术造成的就业岗位丢失的抗议。但是，只从民粹主义者的抗议中看到偏执，或者只从经济角度看待这些抗议，都会忽视一个事实：2016年的剧变源自建制派无法解决、甚至无法充分认识到民众真正的怨恨所在。
当今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对建制派政党的总体的反抗，但中左翼政党首当其冲。这主要是这些政党的自作自受。在美国，民主党采取的技术官僚自由主义与专业人员阶层更加气味相投，而与该党昔日的基本盘蓝领和中产阶级选民格格不入。英国工党也面临类似的困境。
在有希望赢回公众的支持之前，建制派政党必须反思他们的任务和目的。而要实现这一点，应该从已经让它们黯然下台的民粹主义的抗议中汲取教训——不是通过迎合排外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而是通过认真对待这些情绪所涉及的合理的怨恨。这意味着承认怨恨是一个社会尊重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工资和就业问题。
建制派政党需要解决四个主要问题：
第一，收入不平等。标准的应对措施是呼吁更大的机会平等——对工人进行再培训；改善高等教育普及率；以及打击歧视。这是唯才是举的承诺：努力工作、遵纪守法者应该晋升到与其才能相称的地位。
但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空洞的承诺。即使在长期以来一直珍视向上流动的梦想的美国，寒门出身者长大后也往往是穷人。对出身于收入分布在最底层五分之一的人来说，他们有43%的可能一直处于最底层五分之一，而只有4%的机会能够跻身顶层五分之一。改革者应该重新思考社会流动性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答案，他们应该直面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问题。
第二，精英阶层的自大。问题要引向深入，一味地强调公平的唯才是举——即社会地位反映了一个人的努力和才能，会在我们解读如何成功的时候造成“士气腐蚀效应”。这样的社会体系奖励有才能和努力工作的人，成功者将自己的成就视为自我奋斗的结果，不仅成功被当做衡量德行的标准，而且运气不好的人受到鄙视。
但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可能抱怨制度被操纵，或者因把失败归咎于其自身原因而造成他们的挫败感。这些因素相加，就会产生愤怒和不满情绪。尽管特朗普本人是亿万富翁出身，但他理解并利用了这种情绪。当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言必称“机会”时，特朗普犀利地谈论着赢家和输家。
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难以理解唯才是举制度的傲慢可能带来什么，以及這种体制对没有大学学位的人的残酷判决——正因如此，当今美国政治最深的裂痕出现在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两类人之间。
第三，工作的尊严。因技术进步和工程外包原因导致的失业，与整个社会不尊重工人阶级的气氛正好相重合。随着经济活动从制造业转向管理资金，对冲基金经理和华尔街银行家收获巨额财富，传统观念中勤奋工作带给人的尊严变得脆弱而不确定。
新技术的发展可能进一步践踏工作的尊严，一些硅谷创业家预测，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让今天的许多工作岗位被取代。为了让未来这样的情形更加容易被接受，他们提出向所有人发放基本收入。昔日的全民安全网现在被作为一种缓解失去工作者的压力的过渡方法被提出。欢迎还是抵制这样一个世界，将是未来几年政治界的核心问题。为了对此进行深入思考，政治家必须解决工作的意义及其在美好生活中的作用这一问题。
第四，爱国主义和民族共同体。自由贸易协定和移民是引起民粹主义愤怒的最高效的导火索。从某种层面看，这些都是经济问题。反对者认为，它们威胁到本地工作岗位和工资；而支持者认为，从长期看它们有助于经济。但这些问题所激发的热情表明，其背后还有一些更为关键的因素。
产业工人感到被背叛，他们认为，国家关心廉价商品和廉价劳动力甚于关心本国人民的工作前景。这些想法常常用丑陋的方式表达出来：仇视移民、用本土论观点中伤穆斯林和其他“外人”，并要求“夺回我们的国家”。
自由派人士对此的回应是谴责那些丑恶的说辞，主张相互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所带来的优点。这些原则性的回应尽管正当，但并没有解决隐含在民粹主义怨恨背后的问题。建制派精英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目前面临着他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后果。民粹主义的逆袭突显出人们需要复兴民主的公共讨论，解决人民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包括道德和文化问题。
平息民粹主义者因他们无法忍受的问题而产生的抗议和怨恨绝非易事，但对此作出尝试至关重要。建立能够应对这些怨恨的政治学，是当今时代最紧迫的政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