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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项目基于刘易斯理论模型、马斯洛需求理论、刘常勇创业理论模型和推拉理论，采用二分类Logit回归模型，从扶持政策满意度评价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决策进行定量解释。结论表明，政治面貌、家庭经济状况、人力资源、父亲的文化程度和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有显著影响。与此同时，资金支持和创业网络关系是返乡创业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支持。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评价;二元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25-0026-04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中西部地区农民基于对城市优厚发展条件的追求，从内陆来到沿海，从农村来到城市，形成了一波又一波“孔雀东南飞”的进城务工浪潮。2017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8 6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 185万人，本地农民工11 467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 710万人。这支规模庞大的劳动大军对拉动经济增长，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浪潮开始出现回流，当年一部分进城务工的“打工妹”“打工仔”又从城市回到农村，带着在外出务工过程中积累的资金、技术、知识和信息等要素，在乡村和小城镇寻找就业机会甚至创办企业，发展制造业、工商服务业。特别是21世纪以来，伴随着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与此同时，中西部发展机会的增多和发展环境的改善，使得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的步伐明显加快，呈现出双向流动和双向就业的新局面，形成了一股“燕归巢”的热浪。
一、文献综述
在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因素上，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农民工个人及家庭往往是其回流的主要原因。年龄偏大（章铮，2006;张扬巧，2011;陈彦砚等，2009;叶静怡等，2011）、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必要技能（白南生，2002;张成，2007;盛来运，2009）、收入偏低（盛来运，2009;赵亮，2009）、家庭维系的需要（张成，2007;张宗益，2007;东梅，2009）等，被认为是影响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中西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王春超，2009;贲成龙，2007）、国家惠农政策（刘浏，2010;谭崇梅等，2009;成艾华，2007）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农民工回流的宏观环境和政策因素。
学者们大多认为农民工回流具有积极的影响。如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业劳动力不足（谭崇梅，2009;陈敏，2010）;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加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李维波，2010）等。但同时，有些学者也看到了农民工回流的消极影响，如加重农村土地资源稀缺程度，导致农户打工收入锐减，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等（马红梅等，2009;夏美婷，2010）。
学者们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完善惠农政策，增强农村经济（许林，2013;张星 2012）;加快小城镇发展，大力承接区域产业转移，为回流农民工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张星，2012;胡枫，2013）;加强回流农民工技能培训（黄文军，2012;张星，2012）;加强人文社会关怀，保障回流农民工权益;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回流农民工创业发展（张星，2012;娄平胜，2011;肖冬华，2011）等等。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研究数据来自于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乡关何处”国情民情观察团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和2018年7—9月对安徽省凤阳县、涡阳县、太和县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和科学性，调研组根据安徽省国家级返乡创业试点县市的审批批次，分别在第一批安徽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国家级试点县市（包括涡阳、泗县、金寨、界首4个县市）和第二批安徽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国家级试点县市（包括阜南、太和、濉溪、太湖、庐江和无为6个县市）抽取一个县，再加上全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安徽省凤阳县。通过实地调研，共获得了对安徽省凤阳县、涡阳县、太和县的301个返乡就业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84份，有效率达到94.35%。
（二）样本描述
1.年龄。根据对284位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返乡创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6～37岁，占51.41%;16～25岁的占比12.32%;38～45岁的占比36.27%。根据调查，返乡创业者中男性占比67.61%，女性占比32.39%。
2.文化程度。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分布较为均匀。其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占30.2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5.21%，大学及以上的占比24.65%。
3.婚姻状况。在被调查者中，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占比86.62%;未婚者占比13.38%。可以看出，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绝大部分为已婚。
4.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处于较富裕水平的占比最大，达到60.56%，特别富裕的占比19.72%，表明返乡创业有利于改善新生代農民工家庭经济状况。
三、数据分析
（一）政策评价对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按照分析框架，本文首先用中间变量对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模型的解释程度为75.7%，具有比较良好的拟合优度。模型结果表明，简化工商登记评价、信贷扶持评价、税收减免评价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满意度的路径分析
初始变量（异质特征）对因变量的影响机制（如下图所示），初始变量通过对中间变量产生影响，继而中间变量对政府政策满意度产生更大影响，其中间接影响=初始变量对各个中间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该中间变量对因变量的标准化系数;总影响=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未纳入表中。 路径分析的结果表明，根据路径系数的绝对值，对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最大的是大专学历，其系数高达2.6736;其次是婚姻状况、39～45岁的年龄和26～38岁的年龄，影响系数分别为-0.5849、0.5601和0.5011。此外，性别、外出务工经历、小学和初中学历，以及里乡镇远近等对返乡创业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
性别差异、不同婚姻状况以及离乡镇远近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政策的满意度高于女性;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的满意度低于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离乡镇越远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的满意度低于离乡镇近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可能是因为交通偏远的新生代农民工信息不畅，其对返乡创业政策的期望值不高，只要能够获取一定政策的支持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年长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满意度较高。相对于25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26～38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5011;39～4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影响系数更高，为0.5601。产生此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年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加了解且更加容易获取返乡创业政策资源和信息。另一原因可能是，比起年轻的这一群体，返乡创业政策更加满足年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
受教育程度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的满意度越高。相对于小学以下学历而言，小学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的影响系数为-0.3711，而初中和大专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053和2.6736。也就是说，在初中及以上学历方面，受教育程度对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大专学历的总影响在所有初始变量中最高。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对政策的理解及获取能力更强，能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项目以政策建议为导向，对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行业选择以及对现有创业政策的满意度如何做出了回答。通过研究以上问题，得到影响农民工返乡的因素、改善农民工返乡就业状况的措施、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建议。因此，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政治面貌、家庭经济状况、人力资源、父亲的文化程度和性别对农民工创业有显著影响。男性、中共党员、家庭经济状况好、常联系的朋友多、父亲的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返乡农民工越愿意进行创业，可以兼顾家中事务以及家乡人缘地缘都好成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新动能。经济水平较低、低收入、思维方式落后和相对不健全的农村创业政策及基础设施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制造了难题。资金支持和创业网关系是返乡创业农民工最需要的支持。在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行业选择方面，创业地距离家乡远、女性、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更愿意从事第三产业，接受培训次数较多的农民工更愿意从事第二行业。同时，技术、创业资金和人脉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资源;家乡经济、交通条件差是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最主要困难;税收减免、小额担保贷款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最主要需求。
（二）政策建议
据此，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实施针对性的创业扶持政策，并且建立长效动态的激励机制以推动高素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完善政府考核机制以保证各级地方政府行为决策的落实。当地现有企业应与新兴企业展开合作交流，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新生代农民工应充分发挥内外部优势，注重自身知识技能的基础培养，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并为乡村全面振兴，为2020年全面脱贫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朱红根，翁贞林，陈昭玖.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调查数据[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9-27.
[2] 朱红根，康兰媛，翁贞林，刘小春.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1 145个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0，（5）：38-47.
[3] “农民流动与乡村发展”课题组.農民工回流与乡村发展——对山东省桓台县10村737名回乡农民工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 1999，（10）：63-67.
[4] 李强，龙文进.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2）：46-66.
[5] 黄跃，陈少军.基于农村发展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转移问题[J].农村经济，2013，（12）：107-110.
[6] 刘珍玉.社会结构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问题与对策——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J].农村经济，2012，（6）：114-117.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评价;二元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25-0026-04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中西部地区农民基于对城市优厚发展条件的追求，从内陆来到沿海，从农村来到城市，形成了一波又一波“孔雀东南飞”的进城务工浪潮。2017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8 6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 185万人，本地农民工11 467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 710万人。这支规模庞大的劳动大军对拉动经济增长，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浪潮开始出现回流，当年一部分进城务工的“打工妹”“打工仔”又从城市回到农村，带着在外出务工过程中积累的资金、技术、知识和信息等要素，在乡村和小城镇寻找就业机会甚至创办企业，发展制造业、工商服务业。特别是21世纪以来，伴随着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与此同时，中西部发展机会的增多和发展环境的改善，使得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的步伐明显加快，呈现出双向流动和双向就业的新局面，形成了一股“燕归巢”的热浪。
一、文献综述
在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因素上，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农民工个人及家庭往往是其回流的主要原因。年龄偏大（章铮，2006;张扬巧，2011;陈彦砚等，2009;叶静怡等，2011）、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必要技能（白南生，2002;张成，2007;盛来运，2009）、收入偏低（盛来运，2009;赵亮，2009）、家庭维系的需要（张成，2007;张宗益，2007;东梅，2009）等，被认为是影响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中西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王春超，2009;贲成龙，2007）、国家惠农政策（刘浏，2010;谭崇梅等，2009;成艾华，2007）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农民工回流的宏观环境和政策因素。
学者们大多认为农民工回流具有积极的影响。如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业劳动力不足（谭崇梅，2009;陈敏，2010）;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加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李维波，2010）等。但同时，有些学者也看到了农民工回流的消极影响，如加重农村土地资源稀缺程度，导致农户打工收入锐减，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等（马红梅等，2009;夏美婷，2010）。
学者们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完善惠农政策，增强农村经济（许林，2013;张星 2012）;加快小城镇发展，大力承接区域产业转移，为回流农民工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张星，2012;胡枫，2013）;加强回流农民工技能培训（黄文军，2012;张星，2012）;加强人文社会关怀，保障回流农民工权益;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回流农民工创业发展（张星，2012;娄平胜，2011;肖冬华，2011）等等。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研究数据来自于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乡关何处”国情民情观察团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和2018年7—9月对安徽省凤阳县、涡阳县、太和县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和科学性，调研组根据安徽省国家级返乡创业试点县市的审批批次，分别在第一批安徽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国家级试点县市（包括涡阳、泗县、金寨、界首4个县市）和第二批安徽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国家级试点县市（包括阜南、太和、濉溪、太湖、庐江和无为6个县市）抽取一个县，再加上全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安徽省凤阳县。通过实地调研，共获得了对安徽省凤阳县、涡阳县、太和县的301个返乡就业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84份，有效率达到94.35%。
（二）样本描述
1.年龄。根据对284位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返乡创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6～37岁，占51.41%;16～25岁的占比12.32%;38～45岁的占比36.27%。根据调查，返乡创业者中男性占比67.61%，女性占比32.39%。
2.文化程度。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分布较为均匀。其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占30.2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5.21%，大学及以上的占比24.65%。
3.婚姻状况。在被调查者中，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占比86.62%;未婚者占比13.38%。可以看出，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绝大部分为已婚。
4.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处于较富裕水平的占比最大，达到60.56%，特别富裕的占比19.72%，表明返乡创业有利于改善新生代農民工家庭经济状况。
三、数据分析
（一）政策评价对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按照分析框架，本文首先用中间变量对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模型的解释程度为75.7%，具有比较良好的拟合优度。模型结果表明，简化工商登记评价、信贷扶持评价、税收减免评价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满意度的路径分析
初始变量（异质特征）对因变量的影响机制（如下图所示），初始变量通过对中间变量产生影响，继而中间变量对政府政策满意度产生更大影响，其中间接影响=初始变量对各个中间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该中间变量对因变量的标准化系数;总影响=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未纳入表中。 路径分析的结果表明，根据路径系数的绝对值，对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最大的是大专学历，其系数高达2.6736;其次是婚姻状况、39～45岁的年龄和26～38岁的年龄，影响系数分别为-0.5849、0.5601和0.5011。此外，性别、外出务工经历、小学和初中学历，以及里乡镇远近等对返乡创业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
性别差异、不同婚姻状况以及离乡镇远近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政策的满意度高于女性;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的满意度低于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离乡镇越远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的满意度低于离乡镇近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可能是因为交通偏远的新生代农民工信息不畅，其对返乡创业政策的期望值不高，只要能够获取一定政策的支持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年长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满意度较高。相对于25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26～38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5011;39～4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影响系数更高，为0.5601。产生此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年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加了解且更加容易获取返乡创业政策资源和信息。另一原因可能是，比起年轻的这一群体，返乡创业政策更加满足年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
受教育程度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的满意度越高。相对于小学以下学历而言，小学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的影响系数为-0.3711，而初中和大专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053和2.6736。也就是说，在初中及以上学历方面，受教育程度对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大专学历的总影响在所有初始变量中最高。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对政策的理解及获取能力更强，能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项目以政策建议为导向，对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行业选择以及对现有创业政策的满意度如何做出了回答。通过研究以上问题，得到影响农民工返乡的因素、改善农民工返乡就业状况的措施、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建议。因此，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政治面貌、家庭经济状况、人力资源、父亲的文化程度和性别对农民工创业有显著影响。男性、中共党员、家庭经济状况好、常联系的朋友多、父亲的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返乡农民工越愿意进行创业，可以兼顾家中事务以及家乡人缘地缘都好成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新动能。经济水平较低、低收入、思维方式落后和相对不健全的农村创业政策及基础设施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制造了难题。资金支持和创业网关系是返乡创业农民工最需要的支持。在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行业选择方面，创业地距离家乡远、女性、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更愿意从事第三产业，接受培训次数较多的农民工更愿意从事第二行业。同时，技术、创业资金和人脉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资源;家乡经济、交通条件差是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最主要困难;税收减免、小额担保贷款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最主要需求。
（二）政策建议
据此，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实施针对性的创业扶持政策，并且建立长效动态的激励机制以推动高素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完善政府考核机制以保证各级地方政府行为决策的落实。当地现有企业应与新兴企业展开合作交流，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新生代农民工应充分发挥内外部优势，注重自身知识技能的基础培养，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并为乡村全面振兴，为2020年全面脱贫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朱红根，翁贞林，陈昭玖.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调查数据[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9-27.
[2] 朱红根，康兰媛，翁贞林，刘小春.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1 145个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0，（5）：38-47.
[3] “农民流动与乡村发展”课题组.農民工回流与乡村发展——对山东省桓台县10村737名回乡农民工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 1999，（10）：63-67.
[4] 李强，龙文进.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2）：46-66.
[5] 黄跃，陈少军.基于农村发展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转移问题[J].农村经济，2013，（12）：107-110.
[6] 刘珍玉.社会结构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问题与对策——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J].农村经济，2012，（6）：11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