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他的身边，一位老者格外引人注目：他头戴瓜皮帽，身着长布衫，蓄着银白色的长须，还不时用梳子梳理几下。毛泽东对他格外敬重，称他为“表老”(张澜字表方)。他就是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张澜在三个时代的政治舞台上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四川为官时，他呼吁慈禧退位，主张变法维新，被称为“川北圣人”；作为民盟领导人，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以坚定的民主信念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作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为新中国建设殚精竭虑，因而成为毛泽东眼中“与日俱进”的“表老”。
　　张澜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乡的一个贫农家庭。他幼年时随父耕读，25岁中秀才，补廪生，在当地乡塾任教，后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专攻经史。1903年，31岁的张澜作为公派留学生赴日本东京宏文书院留学。留学期间，他因倡议慈禧太后退朝，被视为大逆不道，被清廷驻日公使押送回国。
　　张澜的名字第一坎被人们所熟知，是在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清政府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将川汉铁路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用以举借外债。这一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激起了四川各阶层人民的愤怒抗议，但他们却被清廷野蛮镇压。身高不满五尺的张澜挺胸对着清兵的枪口，以生命维护民主权利，被捕入狱。被营救出狱后，张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他的政治理想也从留学日本时的君主立宪走向了革命。
　　自彼时起，张澜在四川前后当了8年地方官，从川北宣慰使直到四川省长。他革除旧官场种种腐败，自己带头清廉，在百姓中赢得盛誉。
　　1926年，军阀刘湘坐镇四川。新成立的成都大学校长一职出现空缺，刘湘请出了德高望重的张澜。张澜将蔡元培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移植到成都大学，无论教师出自何校，来自何党何派，一律唯才是用。短短四年间，张澜把只有一块牌子的成都大学办成了声名远扬的高等学府，当时的成都大学被看作西南地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人们一度把他和蔡元培相提并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澜对此极为不满，并在心理上与共产党人越来越近。1937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四项方针，并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张澜甚为震怒，为此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大好事，为啥子要反它、限它?”
　　1941年，张澜因任国民参政员而寄住在民主老人鲜特生的寓所重庆特园。中共五老之一的董必武称特固为“民主之家”。当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秘密成立。民盟由三党三派所组成，其成员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在大学者粱漱溟的提议下，一贯反对结党、追求民主救国的张澜被推上了民盟主席的位置。
　　半年之后，张澜、罗隆基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根据民盟纲领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国民党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蒋介石当场恼羞成怒，拍案大骂，“把我当宣统了”，并随即派遣特务对张澜进行严密监视。张澜毫不惧怕，曾与蒋介石当面辩论长达两个小时，并在此后两年中拒绝出席参政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进行谈判。张澜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在重庆，毛泽东与张澜先后三次会面，交换对国家未来发展的看法。二人所追求的民主建国理念如出一辙，在对民主的共同期盼中，民盟和中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同一个战壕。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和各民主党派代表联名通电全国。并同时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表示拥护“五一口号”。张澜得知后，立即给香港的沈钧儒等人去电报，对响应“五一号召”这一行动表示赞同，指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的唯一途径”。
　　进入1949年后，国共两党在战场上进行大决战的同时，也在努力争取各民主党派的支持。蒋介石要求将一些重要人士强行带往台湾，国民党特务为此特意列出了一份名单，张澜位列其中，并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而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被特务严密监视在医院中的张澜、罗隆基成功逃脱，北上北平。
　　10月1目的开国大典上，张澜仍如平日一般，穿着一身旧布长衫，带着瓜皮帽就上了天安门。毛泽东主席笑着对他说：“表老。你太俭朴了，你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了，还是应该穿好点。”
　　但此后的张澜依旧不改本色，终生俭朴，一尘不染。尽管高居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位，但他坚持居住在北京皮库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并在此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5年。没有人相信，这个毫不起眼的地方，竟住着一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2月9日，张澜因病逝世，终年84岁。张澜逝世后，毛泽东亲自到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他守灵一小时。
　　晚年的张澜曾写道：“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这段被称为“四勉一戒”的文字，成了张澜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