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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朗，1951年生于北京，汪曾祺长子，散文作家、美食家、资深媒体人。作品有散文集《刁嘴》《衣食大义》《食之白话》《我眼中的父亲—— 汪曾祺》等。“老头儿”是全家人对汪曾祺的昵称，汪曾祺曾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文中说：“我的孩子有时管我叫爸，有时管我叫老头子，连我的孙女都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沈从文、闻一多的爱徒
二气，指的是才气，狂气。汪曾祺的“二气”，有些家里人才知道，在此叙说一二，以还他老人家本来面目。
先说第一点。汪曾祺在写作上确实有才气，这一点家里人都承认。他上小学时作文就写的好，“大作”常常被作为范文在班上诵读。不过他的数学长期较差，经常是连滚带爬糊弄过关，按现在的标准属于明显的偏科生。“老头儿”自己说，刚上小学时他的数学、语文皆好，由于成绩优秀，老师在三四年级时让他跳了一级，于是数学就弄不明白了。受此影响，上中学后数理化就都不太好。他后来写过一首打油诗，谈自己为何从事文学创作：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这些话，半是调侃，半是事实。数学不佳未必就能成作家，但他这个作家的数理化确实不太灵光。
虽说不灵光，汪曾祺的理科成绩也不至于太差。上高中时，他好歹也能考上南菁中学，那是江苏的名校，清代光绪年间就有了。1939年考大学时，他也能被西南联大中文系录取，那也是国内顶尖的大学，当年考取中文系的学生不过20名左右。据《汪曾祺年谱》的作者徐强先生考证，那一年西南联大招收的文史法商各科学生，必考的科目有：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丙（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外国史地;选试科目有物理、化学（任选其一）、生物。单凭国文一门好，他是很难过关的。
老头儿自己说，在大学里他不算用功的学生，上课、看书全凭兴趣，有兴趣就认真听听，不感兴趣的就经常逃课，跑到茶馆里写小说。因此他的考试成绩有的极烂，比如大一必修课《西洋通史》，他平时就很少听课。一次，老师让学生画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他的作业交上去后，老师在上面批了两句话：“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因为他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画的地图。这等精彩评语，老头儿记了一辈子，经常和我们提起，还写进了文章中。
这门课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老头儿只得了37分。按规定，第二学期的考试他至少要考到83分，两次考试的平均分数在60分以上，这门课才能及格，拿到学分。第二学期老头儿照样不怎么听课，直到考试前才做了一些准备。他的准备，就是找两个参加考试的历史系同学坐到他的两边，拿到试卷后，先抄左边同学一道题，再抄右边同学一道题，一抄到底。联大的教室没有课桌，只有一些白木椅子，右手方向有一块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供学生在上面记笔记。这样的椅子，可以搬来搬去，间距可大可小，如此，汪曾祺抄起卷子来可谓轻松自如。第二次考试，他居然抄出了85分，终于过关。
不过，老头儿的成绩也有极好的时候，有些教授挺喜欢他的。比如沈从文先生，比如闻一多先生。他和我们聊天时经常念叨，沈先生教“个体文写作”时，给他的作文打过120分，而一般滿分也就是100分。沈先生还把他写的文章推荐到报刊发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汪曾祺全集》中，许多老头儿的早期作品，都是沈先生推介发表的—— 第一篇发表的小说《钓》是在1940年6月，当时他还在读大一，刚刚20岁。所以老头儿在文章中说过，他不但是沈先生的入室弟子，还是“得意高徒”。
闻一多先生对他也很看重。一次，老头儿给低一年级的一个同学代写了一篇关于唐代诗人李贺作品的读书报告，闻先生看过之后大加赞赏，说是写得比汪曾祺还要好。老头儿为此很得意，闲聊时多次说到这件事。闻先生开的课不用考试，到了期末写一篇读书报告，有点见解就行了。他的那个同学叫杨毓珉，平时总爱操持演话剧，到了期末考试时各门课都要临时抱佛脚，实在忙不过来，于是找到老头儿帮忙，这才有了闻先生的评价。
这篇文章的内容老头儿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他说过别人的诗是写在白纸上的，李贺是写在黑纸上的，因而更浓烈，更有意味。杨毓珉后来在北京京剧团成了汪曾祺的同事，也写剧本。老头儿去世后，杨毓珉把我们叫到他家里，拿出一份毛笔写的手稿，说是他抄的老头儿写的那份读书报告，已经存了几十年。我们看了一下，里面还真有一段文字和老头儿的记忆差不多，文章的题目是《黑罂粟花—— 李贺歌诗编读后》。一般罂粟花都是红的，但是汪曾祺却说李贺的诗篇如同黑罂粟花，题目就不一般。文章最后说：
他（指李贺）精神既不正常，当然诗就极其怪艳了。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
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
这篇文章确实挺有才气，除了黑色的喻意外，把李贺说成毒死自己的蛇，比喻也很尖新。无怪乎闻先生说“写得比汪曾祺还要好”。
老头儿的这篇读书报告受到闻一多先生的称赞，大概也与他把闻先生讲课的内容化入其中有关。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说过：“他（指闻先生）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而老头儿这篇谈李贺诗篇的文章，也是借用了绘画术语分析其作品风格，可见他对闻先生的课还是很有体会的。
在《西南联大中文系》里，汪曾祺还提到联大中文系的不少教授都很爱才，并举出了不少例子。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合乎情却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论》。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学生可以免考。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即写过四大册《古代汉语》的王力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老头儿在文章中很有感慨地说：具有“夙慧”，有“仙骨”—— 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于今天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汪曾祺的这些感慨并非泛泛而发，这几件事的主人公，其实都是他自己。他在和我们聊天时多次提到过这些事，只是写成文章时不便王婆卖瓜，只好用“一个同学”“一个学生”代替“汪曾祺”。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老头儿当年确实有点才气，并受到不少老师的认可。
“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
老头儿在西南联大不是那种死用功的学生，但是也没闲着。他说他们班上比较有出息的有几个人，一个是朱德熙，一个是李荣，还有就是他自己。朱德熙和李荣后来都成了研究语言文字的专家，他对此十分佩服，说他们在大学时就很用功，能把《说文解字》背下来。这种事情老头儿干不来，他喜欢看闲书，晚上经常到中文系图书室东翻翻、西翻翻，有时待到鸡都打鸣了才回宿舍睡觉。图书室的一把钥匙就在他身上揣着。
我问过他都翻些什么书，他说没有一定，只要觉得有点意思的就看看。有一次找到一本元代人写的《饮膳正要》，讲的都是宫廷里的吃食，也看。里面谈到一道“驴皮汤”，要拿整张黑驴皮做原料，当时他还琢磨了一番，这个汤会不会好吃？最后的结论是不好吃。后来我买到了一本这个《饮膳正要》，书的作者叫忽思慧，据说当过宫廷御医。里面还真有一道驴皮汤，做法和老头儿说的差不多。可惜那时他已经不在了，不然还能交流一下。类似驴皮汤之类的杂学，考试是用不到的，但是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可能还有些帮助。他后来写过一篇历史小说《金冬心》，里面开列了一份扬州盐商宴请道台的菜谱（当然是他编的），每道菜都很雅。如果平素没有积累，这份菜谱是开不出来的。
在西南联大，老头儿还读了不少外国作家的作品，特别是现代派作家的作品，而且还模仿过他们的写法，比如意识流之类的。他在大学写的东西，和后来的风格完全不一样，里面全是“词儿”，还很洋气。但有时有点过分逞才，都漾出来了。
老头儿曾回忆说，他写过一篇小说，全篇全用对话，沈从文先生看过之后说，你写的不是小说，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从此他明白了，小说中的对话要符合人物的性格和经历，不是作者显示自己聪明的地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收录了这篇小说，题目是《葡萄上的轻粉》。中间有一段是这样的：
“葡萄的须卷了，秋天近了多好！”
“一日葡萄入汉家，中国的风变了样子了。”
“清水变葡萄酒终是神的奇迹……”
“当然神是会行奇迹的，可是，你别那么急，你像我小时候辩论政治问题那样了，话撞伤你的喉咙，像水哑了河的声音，喝一点水。这是这条溪里取出来的。那边的鱼以为太阳是妃色的，太阳是甜的;那条溪水上野蔷薇盖成了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觉得怎么样？”
这还真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说的不是“人话”。幸亏有沈先生的教导，不然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之路还不知会拐到什么地方。看来想当作家光有才不行，还得有高人指点。
实际上，老头儿在联大求学晚期，即1946到1947年的时候，写作上已经往比较简易晓畅的方向转换。《老鲁》显得比较平实，《鸡鸭名家》《邂逅》就已经有了后期的那种风格，这和他后来真正走向社会可能也有一定关系。所以说，他的作品，早期的能看出才气，晚期的則能看出对通俗、简易、明了类型文风的追求。他给年轻作者写的序里也提过这种观点：“你们不要学我现在的东西，年纪轻轻的学我现在这种平淡，等到了我这个岁数，你们就太枯瘦了，年轻的时候不妨狂一点儿，写得花哨一点儿。”
不过，就因为后期的“没词儿”，我们家孩子四五年级的时候，曾经很看不上老头儿。老师让他们回家抄一些著名作家的名句名段，回来用在自己的作文里，孩子觉得爷爷是个作家，那就翻书看看吧，结果一个名言警句也没找着。孩子很恼火，说爷爷“没词儿”，另外中心思想一点也不突出，扯着扯着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按照老师的评分标准，最多算个二类文。老头儿听完一点不生气，还哈哈一乐：“说得好，说得好，没词儿！”
老头儿曾有十多年没有写小说，主要是不知道写什么，那些革命题材他不了解，也不会表现。后来他调入北京京剧团，搞起了京剧。他写的唱词都有自己的风格，有的还成了“金句”，比如“人一走，茶就凉”。前两年，安徽电视台制作的一档《百家姓》节目，采访了京剧《沙家浜》的前身《芦荡火种》的导演迟金生，迟先生回忆说，当年他和阿庆嫂的扮演者赵燕侠觉得，《授计》一场阿庆嫂缺少一段有分量的唱段，于是找到汪曾祺请他写上一段（这场戏是由老头儿执笔改编的）。老头儿在屋里转了两圈，抽了两根烟，提笔就写成了二十句唱词，有点倚马可待的意思。这就是阿庆嫂的经典唱段《风声紧》：
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
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
亲人们缺粮食消息又断，
芦荡内怎禁得浪击水淹。
他们是革命的宝贵财产，
十八个人都和我骨肉相连。
阴雨中要保存这星星火种，
看他日乘东风势成燎原。
联络员身负着千斤重担，
陈县委临行时叮嘱再三。
我岂能遇危难一筹莫展，
辜负了党对我培育多年。
我本当过湖去见亲人面，
怎奈是水又深，湖又宽，身无双翅飞渡难。
我本当去把陈县委来见，
怎奈是港也封，路也断，刁德一派了岗哨又扣了船。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事到其间好为难。
党啊，你给我智慧，给我勇敢，
你胜顽敌渡难关。
这段唱词是怎么写出来的，老头儿从没和我们说过。他倒是多次说过其中的得意之笔，一个是头一句“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很形象，也有诗意;一个是连写了三个“怎么办”。他还跟唱腔设计者解释，这三个“怎么办”，要层层递进，体现出阿庆嫂思考对策的心理活动，不能是无可奈何的干叫唤。老头儿的这点苦心在京剧《芦荡火种》和《沙家浜》中倒是保留了下来，但是根据京剧改编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中，这三个“怎么办”就改成了“要沉著，要冷静，要勇敢”，变成喊口号了，这也是时代特点。 老头儿的捷才，在剧团大概有点知名度。他的同事梁清濂曾经和我说，当时搞创作都要成立个小组，大家一起讨论提纲，然后每人分头写几场。别人还在龇牙咧嘴构思憋词儿时，老头儿已经交了卷，抽烟喝茶找人侃大山去了。她还说，跟着汪曾祺，真能学不少东西，但是赶上评职称也倒霉。他评了一级编剧，谁还敢往上靠？只能报二级。看来，这个老头儿当年还压制了不少人，尽管他未必知道。
藏在褶子里的狂
说完了才气，再说狂气。汪曾祺狂吗？狂。北京有一句俗语——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他的狂气，就属于包子型的，一般人看不太出来。
老头儿晚年待人处事都很温和，也不太和人计较，因此人缘挺好。不过年轻时他还是挺狂的，而且有时毫无来由。上大学时，他和几个同学到饭馆吃饭，看见一个陌生人不顺眼，就使劲跟人家翻白眼，一副不屑的样子。最后把那人翻急了，冲将过来对他高声喝道：“妈的，看什么你？有本事出去，咱俩一对一！”这是我们的妈妈聊天时说的，可信度应该没问题。
以后经历的事情多了，这样的行径也就少了。不过，如果事关他的专业水平或是文学主张，他还是会狂一下的。
老头儿对其他作家不怎么评价，偶尔来了兴致，也会口吐狂言。20世纪70年代末，我从山西工厂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新闻，上午上课，下午回家看书，他当时没事时也在家里待着，因此有时能闲聊几句。谈到短篇小说，老头儿说中国作家只有三个人，鲁迅、沈从文、孙犁（这是他当初的评价，过了几年，第三名变成废名了）。至于第四名是谁，他没说过。还有一次，他和我聊起了官方排列的顶级作家，对他们的小说都有些微词，有的概念化的东西太多，有的语言不好，最后我问郭沫若如何？“嗐，郭沫若根本不会写小说。”说得我一愣。事后想想，郭沫若确实不以小说见长，老头儿的评价虽然有些偏激，也不是太离谱。
还有一次，我正在听电台播放的杨朔的一篇配乐散文，老头儿突然从另一间屋子冲了进来，怒气冲冲地说：“关了关了。散文配乐，实在是一大恶俗，把文章的美感全都破坏了。”接着又说：“中国的散文，一坏于杨朔，二坏于刘白羽……”当时我觉得这个老头儿实在有点狂，这两个人那个时代都是散文名家，如今被老头儿一贬到底，他凭什么这么说？老头儿说，这些人的文章过分抒情，把中国散文的传统全都破坏了。过去中国散文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一番议論，一封书信都能成为很好的散文，如今让这些人搞得只有一种样式，动不动就要抒发情怀，实在乏味。说实在的，对于老头儿的这些观点，我当时并不理解，后来看的文章多了些，才觉得他所说还有些道理。
后来老头儿在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序言中，对于这个问题做过一些阐发：
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很狭窄。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感伤主义。我觉得感伤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
这番话比他当年说的客气多了，已看不出那股激愤之情。老头儿毕竟生活在现实中，什么时候可以狂一狂，什么时候需要收敛一点，还是懂的。不能太得罪人。
汪曾祺心目中的好散文，是个什么样子？对此他还真有过表述。《蒲桥集》第一版的封面上有这样两段话：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几句话把散文应该写什么、怎么写、追求什么境界，都谈到了。这两段文字本身就很精致，作者就是汪曾祺。能写出这等文章的人，好像还有本钱狂上一狂。
老头儿偶尔也对家里人犯狂，那结果往往很惨，特别是碰到妈妈的时候。我们的妈妈施松卿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开始学的物理，因为身体不好改学生物，后来又转到了外文系。她是华侨，生长在南洋，从小英文不错，转到外文系学习比较省力。解放后，她从北京大学调到了新华社，一直从事英文对外报道，给外国刊物提供特稿，介绍中国医学、中国文化和百姓生活。她写医学特稿时有个英文笔名叫WeiWen，大概是卫生新闻的谐音，稿子刊登后经常有外国读者来信找WeiWen大夫，请教问题，妈妈为此很有些得意。有一次，她想写一篇谈北京人养鸟的文章，供国外生活类的杂志选用，可是不了解情况，于是让老头儿给说说。
老头儿一下来了劲，把北京人都养些什么鸟，养鸟有什么讲究，早上如何遛鸟，如何训练鸟叫出各种花样，鸟笼、食罐有什么讲究，说得头头是道。曾经有一段，他每天一大早都要去玉渊潭遛弯，认识了不少养鸟的老北京人，了解了不少知识。可能也和别的人聊过。妈妈一看老头儿挺懂行，索性让他把这些内容写成文章，自己再翻成英文。老头儿那天可能是多喝了两口，居然抗旨不遵，脖子一说：“不干！你们那些新闻稿没什么水平。”妈妈顿时火了，高声喝道：“汪曾祺，你别狂！你房无一间，瓦无一垄，一直住在我们单位的房子，让你写个稿子，你神气什么……”这下可戳住了老头儿的要害，因为自打他下放劳动之后，就没了房子，住的都是新华社宿舍。老头儿赶紧溜回自己那间只有六七平米的书房兼卧室，没了响动。过了两三天，汪曾祺恭恭敬敬地把一篇文章交给了施松卿，题目是《北京人的遛鸟》，内容挺丰富，文字也顺溜。这个老头儿，肚子里的货还挺多，难怪会狂。
1995年，我们单位分房，在领导的关照下，他们老两口交出原来的住房，住进我们报社的新房，面积增加了不少，老头也有了专属书房，很高兴。我们家有一张高尔基的木刻画像，装在一个老式木头相框里。那是黄永玉20世纪50年代刻好送给汪曾祺的，几次搬家这个相框都跟着，到了新家好歹要找个地方挂起来。后来有不少年轻人都不知道高尔基是什么人了，一进门就问：“呦，你们家怎么还挂着斯大林的像啊？”弄得我们常常得解释几句。
搬到新家后，我们正准备把那张高尔基的像挂到书房里，没想到老头儿嘟囔出一句话：“这回该挂我的了。”我听了差点儿笑出声来。这个汪曾祺，想法还挺多，写了几篇小说散文，有了点影响，想要扬眉吐气了。行嘞，挂你的。我们找了一张他比较得意的大照片，放进老相框，挂在书房显眼的地方，让汪曾祺露露脸。那张高尔基，只好待在老头儿后面了。
汪曾祺的狂，确实是包子型的，有肉不在褶上。
（选自《同舟共进》2020年第6期）
沈从文、闻一多的爱徒
二气，指的是才气，狂气。汪曾祺的“二气”，有些家里人才知道，在此叙说一二，以还他老人家本来面目。
先说第一点。汪曾祺在写作上确实有才气，这一点家里人都承认。他上小学时作文就写的好，“大作”常常被作为范文在班上诵读。不过他的数学长期较差，经常是连滚带爬糊弄过关，按现在的标准属于明显的偏科生。“老头儿”自己说，刚上小学时他的数学、语文皆好，由于成绩优秀，老师在三四年级时让他跳了一级，于是数学就弄不明白了。受此影响，上中学后数理化就都不太好。他后来写过一首打油诗，谈自己为何从事文学创作：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这些话，半是调侃，半是事实。数学不佳未必就能成作家，但他这个作家的数理化确实不太灵光。
虽说不灵光，汪曾祺的理科成绩也不至于太差。上高中时，他好歹也能考上南菁中学，那是江苏的名校，清代光绪年间就有了。1939年考大学时，他也能被西南联大中文系录取，那也是国内顶尖的大学，当年考取中文系的学生不过20名左右。据《汪曾祺年谱》的作者徐强先生考证，那一年西南联大招收的文史法商各科学生，必考的科目有：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丙（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外国史地;选试科目有物理、化学（任选其一）、生物。单凭国文一门好，他是很难过关的。
老头儿自己说，在大学里他不算用功的学生，上课、看书全凭兴趣，有兴趣就认真听听，不感兴趣的就经常逃课，跑到茶馆里写小说。因此他的考试成绩有的极烂，比如大一必修课《西洋通史》，他平时就很少听课。一次，老师让学生画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他的作业交上去后，老师在上面批了两句话：“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因为他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画的地图。这等精彩评语，老头儿记了一辈子，经常和我们提起，还写进了文章中。
这门课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老头儿只得了37分。按规定，第二学期的考试他至少要考到83分，两次考试的平均分数在60分以上，这门课才能及格，拿到学分。第二学期老头儿照样不怎么听课，直到考试前才做了一些准备。他的准备，就是找两个参加考试的历史系同学坐到他的两边，拿到试卷后，先抄左边同学一道题，再抄右边同学一道题，一抄到底。联大的教室没有课桌，只有一些白木椅子，右手方向有一块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供学生在上面记笔记。这样的椅子，可以搬来搬去，间距可大可小，如此，汪曾祺抄起卷子来可谓轻松自如。第二次考试，他居然抄出了85分，终于过关。
不过，老头儿的成绩也有极好的时候，有些教授挺喜欢他的。比如沈从文先生，比如闻一多先生。他和我们聊天时经常念叨，沈先生教“个体文写作”时，给他的作文打过120分，而一般滿分也就是100分。沈先生还把他写的文章推荐到报刊发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汪曾祺全集》中，许多老头儿的早期作品，都是沈先生推介发表的—— 第一篇发表的小说《钓》是在1940年6月，当时他还在读大一，刚刚20岁。所以老头儿在文章中说过，他不但是沈先生的入室弟子，还是“得意高徒”。
闻一多先生对他也很看重。一次，老头儿给低一年级的一个同学代写了一篇关于唐代诗人李贺作品的读书报告，闻先生看过之后大加赞赏，说是写得比汪曾祺还要好。老头儿为此很得意，闲聊时多次说到这件事。闻先生开的课不用考试，到了期末写一篇读书报告，有点见解就行了。他的那个同学叫杨毓珉，平时总爱操持演话剧，到了期末考试时各门课都要临时抱佛脚，实在忙不过来，于是找到老头儿帮忙，这才有了闻先生的评价。
这篇文章的内容老头儿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他说过别人的诗是写在白纸上的，李贺是写在黑纸上的，因而更浓烈，更有意味。杨毓珉后来在北京京剧团成了汪曾祺的同事，也写剧本。老头儿去世后，杨毓珉把我们叫到他家里，拿出一份毛笔写的手稿，说是他抄的老头儿写的那份读书报告，已经存了几十年。我们看了一下，里面还真有一段文字和老头儿的记忆差不多，文章的题目是《黑罂粟花—— 李贺歌诗编读后》。一般罂粟花都是红的，但是汪曾祺却说李贺的诗篇如同黑罂粟花，题目就不一般。文章最后说：
他（指李贺）精神既不正常，当然诗就极其怪艳了。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
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
这篇文章确实挺有才气，除了黑色的喻意外，把李贺说成毒死自己的蛇，比喻也很尖新。无怪乎闻先生说“写得比汪曾祺还要好”。
老头儿的这篇读书报告受到闻一多先生的称赞，大概也与他把闻先生讲课的内容化入其中有关。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说过：“他（指闻先生）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而老头儿这篇谈李贺诗篇的文章，也是借用了绘画术语分析其作品风格，可见他对闻先生的课还是很有体会的。
在《西南联大中文系》里，汪曾祺还提到联大中文系的不少教授都很爱才，并举出了不少例子。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合乎情却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论》。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学生可以免考。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即写过四大册《古代汉语》的王力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老头儿在文章中很有感慨地说：具有“夙慧”，有“仙骨”—— 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于今天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汪曾祺的这些感慨并非泛泛而发，这几件事的主人公，其实都是他自己。他在和我们聊天时多次提到过这些事，只是写成文章时不便王婆卖瓜，只好用“一个同学”“一个学生”代替“汪曾祺”。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老头儿当年确实有点才气，并受到不少老师的认可。
“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
老头儿在西南联大不是那种死用功的学生，但是也没闲着。他说他们班上比较有出息的有几个人，一个是朱德熙，一个是李荣，还有就是他自己。朱德熙和李荣后来都成了研究语言文字的专家，他对此十分佩服，说他们在大学时就很用功，能把《说文解字》背下来。这种事情老头儿干不来，他喜欢看闲书，晚上经常到中文系图书室东翻翻、西翻翻，有时待到鸡都打鸣了才回宿舍睡觉。图书室的一把钥匙就在他身上揣着。
我问过他都翻些什么书，他说没有一定，只要觉得有点意思的就看看。有一次找到一本元代人写的《饮膳正要》，讲的都是宫廷里的吃食，也看。里面谈到一道“驴皮汤”，要拿整张黑驴皮做原料，当时他还琢磨了一番，这个汤会不会好吃？最后的结论是不好吃。后来我买到了一本这个《饮膳正要》，书的作者叫忽思慧，据说当过宫廷御医。里面还真有一道驴皮汤，做法和老头儿说的差不多。可惜那时他已经不在了，不然还能交流一下。类似驴皮汤之类的杂学，考试是用不到的，但是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可能还有些帮助。他后来写过一篇历史小说《金冬心》，里面开列了一份扬州盐商宴请道台的菜谱（当然是他编的），每道菜都很雅。如果平素没有积累，这份菜谱是开不出来的。
在西南联大，老头儿还读了不少外国作家的作品，特别是现代派作家的作品，而且还模仿过他们的写法，比如意识流之类的。他在大学写的东西，和后来的风格完全不一样，里面全是“词儿”，还很洋气。但有时有点过分逞才，都漾出来了。
老头儿曾回忆说，他写过一篇小说，全篇全用对话，沈从文先生看过之后说，你写的不是小说，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从此他明白了，小说中的对话要符合人物的性格和经历，不是作者显示自己聪明的地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收录了这篇小说，题目是《葡萄上的轻粉》。中间有一段是这样的：
“葡萄的须卷了，秋天近了多好！”
“一日葡萄入汉家，中国的风变了样子了。”
“清水变葡萄酒终是神的奇迹……”
“当然神是会行奇迹的，可是，你别那么急，你像我小时候辩论政治问题那样了，话撞伤你的喉咙，像水哑了河的声音，喝一点水。这是这条溪里取出来的。那边的鱼以为太阳是妃色的，太阳是甜的;那条溪水上野蔷薇盖成了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觉得怎么样？”
这还真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说的不是“人话”。幸亏有沈先生的教导，不然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之路还不知会拐到什么地方。看来想当作家光有才不行，还得有高人指点。
实际上，老头儿在联大求学晚期，即1946到1947年的时候，写作上已经往比较简易晓畅的方向转换。《老鲁》显得比较平实，《鸡鸭名家》《邂逅》就已经有了后期的那种风格，这和他后来真正走向社会可能也有一定关系。所以说，他的作品，早期的能看出才气，晚期的則能看出对通俗、简易、明了类型文风的追求。他给年轻作者写的序里也提过这种观点：“你们不要学我现在的东西，年纪轻轻的学我现在这种平淡，等到了我这个岁数，你们就太枯瘦了，年轻的时候不妨狂一点儿，写得花哨一点儿。”
不过，就因为后期的“没词儿”，我们家孩子四五年级的时候，曾经很看不上老头儿。老师让他们回家抄一些著名作家的名句名段，回来用在自己的作文里，孩子觉得爷爷是个作家，那就翻书看看吧，结果一个名言警句也没找着。孩子很恼火，说爷爷“没词儿”，另外中心思想一点也不突出，扯着扯着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按照老师的评分标准，最多算个二类文。老头儿听完一点不生气，还哈哈一乐：“说得好，说得好，没词儿！”
老头儿曾有十多年没有写小说，主要是不知道写什么，那些革命题材他不了解，也不会表现。后来他调入北京京剧团，搞起了京剧。他写的唱词都有自己的风格，有的还成了“金句”，比如“人一走，茶就凉”。前两年，安徽电视台制作的一档《百家姓》节目，采访了京剧《沙家浜》的前身《芦荡火种》的导演迟金生，迟先生回忆说，当年他和阿庆嫂的扮演者赵燕侠觉得，《授计》一场阿庆嫂缺少一段有分量的唱段，于是找到汪曾祺请他写上一段（这场戏是由老头儿执笔改编的）。老头儿在屋里转了两圈，抽了两根烟，提笔就写成了二十句唱词，有点倚马可待的意思。这就是阿庆嫂的经典唱段《风声紧》：
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
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
亲人们缺粮食消息又断，
芦荡内怎禁得浪击水淹。
他们是革命的宝贵财产，
十八个人都和我骨肉相连。
阴雨中要保存这星星火种，
看他日乘东风势成燎原。
联络员身负着千斤重担，
陈县委临行时叮嘱再三。
我岂能遇危难一筹莫展，
辜负了党对我培育多年。
我本当过湖去见亲人面，
怎奈是水又深，湖又宽，身无双翅飞渡难。
我本当去把陈县委来见，
怎奈是港也封，路也断，刁德一派了岗哨又扣了船。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事到其间好为难。
党啊，你给我智慧，给我勇敢，
你胜顽敌渡难关。
这段唱词是怎么写出来的，老头儿从没和我们说过。他倒是多次说过其中的得意之笔，一个是头一句“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很形象，也有诗意;一个是连写了三个“怎么办”。他还跟唱腔设计者解释，这三个“怎么办”，要层层递进，体现出阿庆嫂思考对策的心理活动，不能是无可奈何的干叫唤。老头儿的这点苦心在京剧《芦荡火种》和《沙家浜》中倒是保留了下来，但是根据京剧改编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中，这三个“怎么办”就改成了“要沉著，要冷静，要勇敢”，变成喊口号了，这也是时代特点。 老头儿的捷才，在剧团大概有点知名度。他的同事梁清濂曾经和我说，当时搞创作都要成立个小组，大家一起讨论提纲，然后每人分头写几场。别人还在龇牙咧嘴构思憋词儿时，老头儿已经交了卷，抽烟喝茶找人侃大山去了。她还说，跟着汪曾祺，真能学不少东西，但是赶上评职称也倒霉。他评了一级编剧，谁还敢往上靠？只能报二级。看来，这个老头儿当年还压制了不少人，尽管他未必知道。
藏在褶子里的狂
说完了才气，再说狂气。汪曾祺狂吗？狂。北京有一句俗语——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他的狂气，就属于包子型的，一般人看不太出来。
老头儿晚年待人处事都很温和，也不太和人计较，因此人缘挺好。不过年轻时他还是挺狂的，而且有时毫无来由。上大学时，他和几个同学到饭馆吃饭，看见一个陌生人不顺眼，就使劲跟人家翻白眼，一副不屑的样子。最后把那人翻急了，冲将过来对他高声喝道：“妈的，看什么你？有本事出去，咱俩一对一！”这是我们的妈妈聊天时说的，可信度应该没问题。
以后经历的事情多了，这样的行径也就少了。不过，如果事关他的专业水平或是文学主张，他还是会狂一下的。
老头儿对其他作家不怎么评价，偶尔来了兴致，也会口吐狂言。20世纪70年代末，我从山西工厂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新闻，上午上课，下午回家看书，他当时没事时也在家里待着，因此有时能闲聊几句。谈到短篇小说，老头儿说中国作家只有三个人，鲁迅、沈从文、孙犁（这是他当初的评价，过了几年，第三名变成废名了）。至于第四名是谁，他没说过。还有一次，他和我聊起了官方排列的顶级作家，对他们的小说都有些微词，有的概念化的东西太多，有的语言不好，最后我问郭沫若如何？“嗐，郭沫若根本不会写小说。”说得我一愣。事后想想，郭沫若确实不以小说见长，老头儿的评价虽然有些偏激，也不是太离谱。
还有一次，我正在听电台播放的杨朔的一篇配乐散文，老头儿突然从另一间屋子冲了进来，怒气冲冲地说：“关了关了。散文配乐，实在是一大恶俗，把文章的美感全都破坏了。”接着又说：“中国的散文，一坏于杨朔，二坏于刘白羽……”当时我觉得这个老头儿实在有点狂，这两个人那个时代都是散文名家，如今被老头儿一贬到底，他凭什么这么说？老头儿说，这些人的文章过分抒情，把中国散文的传统全都破坏了。过去中国散文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一番议論，一封书信都能成为很好的散文，如今让这些人搞得只有一种样式，动不动就要抒发情怀，实在乏味。说实在的，对于老头儿的这些观点，我当时并不理解，后来看的文章多了些，才觉得他所说还有些道理。
后来老头儿在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序言中，对于这个问题做过一些阐发：
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很狭窄。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感伤主义。我觉得感伤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
这番话比他当年说的客气多了，已看不出那股激愤之情。老头儿毕竟生活在现实中，什么时候可以狂一狂，什么时候需要收敛一点，还是懂的。不能太得罪人。
汪曾祺心目中的好散文，是个什么样子？对此他还真有过表述。《蒲桥集》第一版的封面上有这样两段话：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几句话把散文应该写什么、怎么写、追求什么境界，都谈到了。这两段文字本身就很精致，作者就是汪曾祺。能写出这等文章的人，好像还有本钱狂上一狂。
老头儿偶尔也对家里人犯狂，那结果往往很惨，特别是碰到妈妈的时候。我们的妈妈施松卿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开始学的物理，因为身体不好改学生物，后来又转到了外文系。她是华侨，生长在南洋，从小英文不错，转到外文系学习比较省力。解放后，她从北京大学调到了新华社，一直从事英文对外报道，给外国刊物提供特稿，介绍中国医学、中国文化和百姓生活。她写医学特稿时有个英文笔名叫WeiWen，大概是卫生新闻的谐音，稿子刊登后经常有外国读者来信找WeiWen大夫，请教问题，妈妈为此很有些得意。有一次，她想写一篇谈北京人养鸟的文章，供国外生活类的杂志选用，可是不了解情况，于是让老头儿给说说。
老头儿一下来了劲，把北京人都养些什么鸟，养鸟有什么讲究，早上如何遛鸟，如何训练鸟叫出各种花样，鸟笼、食罐有什么讲究，说得头头是道。曾经有一段，他每天一大早都要去玉渊潭遛弯，认识了不少养鸟的老北京人，了解了不少知识。可能也和别的人聊过。妈妈一看老头儿挺懂行，索性让他把这些内容写成文章，自己再翻成英文。老头儿那天可能是多喝了两口，居然抗旨不遵，脖子一说：“不干！你们那些新闻稿没什么水平。”妈妈顿时火了，高声喝道：“汪曾祺，你别狂！你房无一间，瓦无一垄，一直住在我们单位的房子，让你写个稿子，你神气什么……”这下可戳住了老头儿的要害，因为自打他下放劳动之后，就没了房子，住的都是新华社宿舍。老头儿赶紧溜回自己那间只有六七平米的书房兼卧室，没了响动。过了两三天，汪曾祺恭恭敬敬地把一篇文章交给了施松卿，题目是《北京人的遛鸟》，内容挺丰富，文字也顺溜。这个老头儿，肚子里的货还挺多，难怪会狂。
1995年，我们单位分房，在领导的关照下，他们老两口交出原来的住房，住进我们报社的新房，面积增加了不少，老头也有了专属书房，很高兴。我们家有一张高尔基的木刻画像，装在一个老式木头相框里。那是黄永玉20世纪50年代刻好送给汪曾祺的，几次搬家这个相框都跟着，到了新家好歹要找个地方挂起来。后来有不少年轻人都不知道高尔基是什么人了，一进门就问：“呦，你们家怎么还挂着斯大林的像啊？”弄得我们常常得解释几句。
搬到新家后，我们正准备把那张高尔基的像挂到书房里，没想到老头儿嘟囔出一句话：“这回该挂我的了。”我听了差点儿笑出声来。这个汪曾祺，想法还挺多，写了几篇小说散文，有了点影响，想要扬眉吐气了。行嘞，挂你的。我们找了一张他比较得意的大照片，放进老相框，挂在书房显眼的地方，让汪曾祺露露脸。那张高尔基，只好待在老头儿后面了。
汪曾祺的狂，确实是包子型的，有肉不在褶上。
（选自《同舟共进》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