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类的案子，到底有多难办？身处一线打假的公安人员最有体会。
　　一个卖假冒卫生巾的制假商，前一年抓进去，今年改了名字继续卖假货；刚打掉一个制售假案，发现和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在一位老公安经手过的制假售假案件中，涉案人員越来越“专业”的程度，以及现行法律的诸多缺位，都让他很揪心。
　　假货产业链越来越“专业”
　　整治假货的难点在哪里？
　　首先，借助于互联网的隐蔽性，制售假职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产业化分工进一步明确，犯罪产业链也进一步分散。很多假货分散在不同的代包工厂生产，再到一个作坊组装。以现有的法律，你查到这些散货都无法认定是干嘛用的。
　　比如，我们跟某电商品牌打假特战队员到某镇查一个涉假服装网店，当时研判有200多万涉假金额。但他每天到工厂里定制白版衣服，再通过微信采购涉假商标，每天卖多少量，贴多少标，而且中间关了十七八家网店，总共卖了两百多万。我们最后还处理不了他，因为在他目前的网店里只查到10件贴有商标的成品衣服，所以我们只能移交给工商处罚。
　　其次，制售假应对大数据打假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我们发现，为了应对此平台的大数据研判，嫌疑人采用各种方法规避。第一个是VPN网络代理，他的数据可以在任何地方，可以在香港、可以在美国，甚至可以在印度；第二个找一些物流公司配合修改物流踪迹，让他的货看起来像是福州发货或者上海发货或者香港发货，迷惑消费者。
　　另外就是现在的灰黑产业方面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卖银行卡、身份证的，包括专门职业卖格式化的电脑的，这种都有了。
　　法律滞后于互联网发展
　　整个法律滞后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了。现在为什么制售假的惯性那么强，首先制造业本身就有一定的惯性。然后另外一块，比如说一些历史数据没办法去追述，检法最终对嫌疑人的定罪量刑无法客观的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绝大多数我们查获的刑案法院判处都是处于缓刑的状态，判了两年，过两年出来又去卖假了。而这次，他的专业性、防御力又得到一次历练，想要抓获，难度系数也增大了。
　　我们2015年查到义乌制假商卖假冒的卫生巾，其实2014年就查到抓进去过了，出来以后他把此品牌上面的度那一点去掉继续卖，就打法律的擦边球，更加专业化。这个时候不一样的意见就有产生了，有的认为是民事问题，增加了案件推进难度。
　　我认为现在整体治理环境，包括立法、包括公检法在执法，司法程序上，还没有系统应对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发展需求，客观上导致基层机关办案没有依据。
　　防控假货的线索，我们很难消化
　　我个人认为，主动防控假货现在反而是过快了，经常我们发现一个制售假线索才3到5天就封掉了，这种形式就不利于警方侦办。所以现在我们公安跟此电商商量好，对重点的线索还是要给予我们一定的时间。所以，现在有些作假的人可能要自己掂量下，不是没发现你，而是公安机关已经盯上了你。
　　公安机关办理案件，需要充足的警力，走办案流程，经营案件，拓展线索，最后走诉讼流程。这需要一个周期。而产出涉假线索可以通过大数据模型批量产出，有时候，公安的警力确实会有跟不上线索产出的情况。2015年阿里输送给我们382条涉假线索，我们举浙江全省公安之力花了3个月才打完。2016年制售假规避能力增强了，制造更多的障碍，此平台输送给我们的402条线索，我们花了6个月才消化完毕。目前可以批量输出全国的涉假线索，以公安机关现有的警力，要消化完是很难的。
　　违法成本不能这么低
　　我们公安在执法当中，电子商务类涉假案件里面碰到最难的问题就是历史数据认定问题。
　　法律上量刑基数是否有所提高。现在绝大多数的协议人都是判缓刑的，导致违法成本过低，他被查了也没有什么后果。
　　是否可以借鉴欧美国家，民事处罚也力度增加，只要发现你售假，侵犯他的商标权，在民事上就可以把你罚得倾家荡产。
　　在订单生产、货标分离以及散件组装方面，是否也有法律的突破，比如说我们在深圳查获的手机工厂里面，所有的配件都扔在一边，法律上就没有办法认定是成货。我们必须是要有贴商标的成品才能认定涉假金额，比如说屏幕、壳、商标都各扔一边，这个就不是假货了。但是实际上他一个晚上就可以把几千件的散货组装成成品。
　　我们在考量对制售假这批人的量刑或者法律打击制裁的同时，我们是不是考虑，为这些制售假提供灰产服务的这批人，是不是应该受到法律上的制裁。比如说卖假冒身份证，假冒银行卡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比如说我们查到的物流公司提供各个地方物流轨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