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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我们不可忘记一个杰出的共青团领袖。他就是捐躯在中央苏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中央苏区范围内的所有革命先烈，顾作霖是中共党内领导职务最高的人，他去世时只有26岁。透过逝去的血火交织的漫天翻滚的历史烟云，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着战斗豪情的共青团前驱领袖——顾作霖。
苏区少共“总抓手”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不久——1931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与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中央对于三人的工作分派是有侧重点的：任、王着重于苏区中央局的组织和宣传，只有23岁的顾作霖则负责苏区的共青团工作。
对顾作霖委以这样的重托，中央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认为他是领导苏区共青团工作的最佳人选。顾作霖于1922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被校方开除。1925年秋，顾作霖进入上海大学，翌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年轻而勇敢的学生中坚分子，参加了党领导的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鉴于他在起义斗争中的非凡表现，党中央决定将他派到江苏、山东任共青团省委书记。1927年冬，顾作霖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30年，他又成为中央长江局委员、长江局总行委成员兼秘书处负责人。这时候，他只有22岁，已经是党内很有名气的共青团中央的骨干。中央的考虑是：这些年来中央苏区的共青团缺乏得力的中坚领导，工作处于松散、软弱的状况，亟需一位领军人物打开少共工作的新局面。选择年轻而富有共青团斗争经验的顾作霖为中央代表，是要他出任少共（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
“中央代表团”进入苏区后，各自展开了所担负的工作。顾作霖单独找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了解苏区共青团的情况。项英谈了很多，也有这样的抱怨：“毛泽东、朱德他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战争上，团的工作无法顾及，只有余泽鸿在唱独脚戏！”接连七八天，顾作霖又找了包括余泽鸿在内的许多干部，把一个笔记本记满了。这位正式履新的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开始大力阔斧地抓共青团的工作。
首先是健全少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顾作霖协调从红军总部及地方上一下抽调了六名干部，充实到机关，保证局机关的正常办公，开始有文件、材料向下发出。顾作霖指示创办了团中央局的机关报《青年实话》，亲自择写每期的稿件。这张报纸的发行量达到2.8万份，成为苏区青年十分喜爱、影响很大的读物。
顾作霖最为重视的是苏区各县团的机构建设，多次下到江西、福建和湘赣苏区，指导这些省的团省委的建立与健全。1931年8月，顾作霖主持成立了少共福建省委。同年11月，顾作霖出席在于都桥头召开的少共江西省“一大”，指导成立了少共江西省委。1932年1月中旬，中央苏区少共“一大”在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红军中团的工作决议》，理顺了红军部队中团与党的关系、团的工作与部队政治工作的关系，使苏区共青团的网络在军队与地方中有效展开。
“哪个地方共青团的数量少于共产党的数量，是我们工作的失职甚至职责耻辱！”这是顾作霖每次在团的重大会议发出的呼吁。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少共江西省委统计到的数字。江西苏区的兴国、于都、胜利等15个县，共青团员才有10389人，而同期这些地方的党员超过了1.8万人。顾作霖强调：“要像大年初一迎客那样热情地敞开团的大门。”在中央苏区少共“一大”会议上，通过了《团的建设决议案》，提出“广泛而有效地发展团的组织”，但要“坚决反对关门主义的、以及拉伕式的发展”。1932年2月20日，在顾作霖主持下，少共中央局再次作出《发展苏区少共组织的决议》，强调“要在红色区域普遍建立团的组织，在所有的工厂、作坊和乡村中建立少共支部，要在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伙食单位中建立团的基层组织——支部。”
在顾作霖为书记的少共苏区中央局的切实领导下，苏区各地的团组织得到迅速扩大。上述的兴国、于都等15县，至1932年4月新增团员10675人，比原有人数超出一倍还多380人。至同年的12月，江西省共有团员29000多人，比1932年春之前增加了4倍多。少共苏区中央局下辖的省区，拥有共青团员71000多人，加上红一方面军各部队的团员18000多人，共有10万余共青团员活跃在各条战线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党组织的有力助手，也是苏区斗争的最具活力的中坚力量。中央苏区的共青团组织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无论组织形式还是战斗力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与“总抓手”顾作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刀下救出胡耀邦
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运动，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两度掀起滥抓滥杀的狂潮。1932年10月底，时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的胡耀邦，被列入省政治保卫局肃反的名单上。原因是胡的一个老师是“AB团”，这个老师已经被当成首犯处决了，有人举报说胡耀邦与这个老师关系极好，能够不是“AB团”吗？与胡耀邦同为浏阳人的省委书记王首道，不相信17岁的儿童局书记是“AB团”，一时下不了抓人的决心。
恰在这时候，少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来到永新，王首道将胡耀邦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想法，向冯作了交流。冯文彬熟悉胡耀邦，对他印象很好，想到共青团系统缺乏像胡这样的青年才俊，就以团中央巡视员的身份拍板说：“我把胡耀邦带走，到团中央审查他！”
冯文彬将胡耀邦带到了瑞金，“拘押”在少共中央局机关，然后找到顾作霖汇报。顾暂时没有表态。
被拘押接受审查的胡耀邦经过再三考虑，在一天晚上勇敢地敲响了顾作霖的房门。“是你？找我干什么？”听了顾作霖有些严峻的发问，胡耀邦平静地说：“我向敬爱的顾书记报告，请求尽快审查我的问题。”
“你是不是‘AB团’？那个老师发展你没有？”
“我连‘AB团’是什么根本不知道，也从未听老师讲过，我怎么会参加这样的反革命组织呢？”
顾作霖看见对方的眼里闪出一种诚挚而天真的光波，顿生同情之心，问道：“你多大了？”
“报告顾书记，我今年17岁。”
“你什么时候到革命队伍？” “12岁。”胡耀邦口齿流畅地讲了12岁离开家乡参加红军的简要经历，动情地流着眼泪说道：“顾书记，‘AB团’是革命的万恶敌人，我们只有奋勇地打倒它，决然没有同情它的半点理由！”
“唔，你说得对！”顾作霖对泪珠承睫的胡耀邦说道：“你先回去吧，你的情况中央局还要研究.。”顾作霖不由地沉思起来。他的眼前不时地晃动着胡耀邦带着大孩子稚气的脸庞，心里想到要救下这个蕴藏着机敏和才气的少共干部，决定将这个问题交给张爱萍去调查处理。
少共苏区中央局总队部训练部部长张爱萍，被召到顾作霖办公室。顾开门见山地对他讲了胡耀邦的情况，问他是怎么看的？张爱萍迎着顾书记信赖的目光，坦诚而道：“像胡耀邦这样12岁就参加革命的少年，会是什么‘AB团’？一定是受到坏人的诬陷。顾书记也知道，我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
顾作霖何曾忘记张爱萍在去年被诬为“AB团”的事情，要不是他的有意保护，说不定也要被处决。这也是顾作霖把问题交给张爱萍处理的良苦用心。
张爱萍组织专人调查胡耀邦的材料，没有找到一点能够与“AB团”挂得上的事实，倒是把胡耀邦在湘赣苏区的工作业绩和出众才干整理得很清楚，材料中有近20个人的签字和手印。调查材料上报到少共苏区中央局，顾作霖召开专门会议作了研究，形成的决议是解除对胡耀邦的隔离审查，让其继续工作。
情系“少共国际师”
中央苏区的一切斗争，完全是围绕着反“围剿”战争运转的。如何打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成为所有工作的重心。对于这一点，顾作霖和少共中央局是深为明了的，始终将动员和组织苏区共青团员、青年加入红军，当成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第二次反“围剿”获胜后，顾作霖亲自起草了《致苏区青年的公开信》，内中写道：“战争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区群众吸引进去了，广大的青年和团员应该表现得更加活跃和奋勇！伟大的二次战争获胜，说明没有青年就没有战争的胜利！”正是顾作霖在起草这封信的时候，萌生了成立一支以共青团为主的红军部队的意念。随着思维的越发成熟，由少共中央局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定策，在顾作霖心中形成了。
顾作霖的想法得到了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支持。博古、朱德、项英等人主动找顾作霖计议这项工作。在少共中央局的会议上，顾作霖提出这样的设想：少共国际师全部由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和青年组成，从江西苏区征调4000人组成两个团，福建征调2000人组成1个团，闽赣苏区也组成1个团。会议同意顾作霖所提的方案，决定近日召开各少共省委的会议，全力以赴投入少共国际师的创建。
顾作霖身体力行地贯彻少共中央局的决定，带着工作小组来到江西、福建两个苏区，展开切实的动员工作。在很多次以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青年为主的集会上，这位少共中央局书记发表激励人心的讲话。
挑选一名军政兼优又威信卓著的师长，以及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批年轻的连、营干部充实其中，是顾作霖认为必须落实的事情。为此，他几次找到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顾作霖脑子里的理想师长人选，是红四军十师师长陈光，而林彪舍不得放人。最后，他拉上朱德才做通林彪的思想工作。对于师政治委员的选择，顾作霖认为时任少共福建省委书记的冯文彬合适。
历经了一个多月紧锣密鼓的筹备，1933年5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在宁都（愽生）县城正式组建。在隆重热烈的建师典礼上，顾作霖代表中革军委和少共中央局，向师长陈光授旗。创立时的少共国际师有9000多人，下辖三个团。其中70%为共青团员，其余的是少先队员和青年，平均年龄大致为19岁左右。看到这支充满了战斗朝气，代表着中华苏维埃未来的年轻部队诞生，顾作霖感到无比的欣慰。
顾作霖对少共国际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建师典礼后几天，部队开到广昌进行军政训练，他也跟着到广昌，住了半个月，关注着部队的军训。
1933年10月，扩建到万余人的少共国际师开赴前线作战，先后在将军殿、邱家隘、团村等战斗中打出声威，成为一支誉满苏区的英雄部队。
出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
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的获胜，使得红色区域大为拓展，增加了闽赣边的建黎泰、信抚和闽北三块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区。于是设立闽赣省的工作摆到了中共中央局面前。中共临时中央在考虑新成立的闽赣书记人选时，首先想到了顾作霖。
“让我担任闽赣省委书记？”顾作霖有点诧异地重复了一句，在得到了博古的肯定答复后，有些迟疑地说：“苏区的共青团工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走得开吗？”
“团的工作已经在你手上打开了局面，组建闽赣省是比团更重要的工作，关系到中央进攻路线的落实。”博古略作停顿，语重心长地说道：“对于这个人选，我们考虑了很多，原先也有让弼时同志担任的打算，从各方面出发，还是由你担任更为合适！”博古的这番话，让顾作霖感受到了中央的看重和信赖，他点头作答：“既然是中央的信任，我只有从命了。”
1933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举行第40次常委会议，决定了建立闽赣省的有关事宜，除任命顾作霖为省委书记，又决定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以邵式平为主席，顾作霖、方志纯、毛泽民等25人为委员。
而在实际工作上，顾作霖于4月上旬就来到了建宁泰的北部区域——江西黎川县城，有步骤地着手于设立省委、省苏的工作。
闽赣省委由顾作霖、邵式平、黄道、刘炳龙、刘邦华为常委，顾作霖为书记，黄道任宣传部长，刘炳龙任组织部长。令人注目的是，闽赣省委在成立之初设立了共青团省委，由刘邦华任书记，下设少先队省部，总队长陈顺期，还有省少共儿童局，书记陈丕显是从闽西苏区调过来的。走到哪儿就把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工作带到哪儿，这是顾作霖对青年工作情有独钟的一个表现。
作为新辟建的苏区省份的省委书记，顾作霖面临的任务很重，要做的工作很多。围绕着苏区的党政建设、军队和地方武装建设、查田运动以及文化教育、财政经济等一系列地方工作，顾作霖和邵式平、肖劲光等党政军领导人终日忙碌，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闽赣省所辖区域包括黎川、资溪、南丰、南城、金溪、贵溪、铅山、上饶、广丰（以上为江西境内）、建宁、泰宁、崇安、宁北、清流、归化、光泽、邵武、建阳、浦城、将乐、建瓯、政和、松溪（以上为福建境内）等县，面积19000多平方公里，人口100余万。顾作霖是闽赣省的主要领导者和创建者，他为这块红色区域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顾作霖一心扑在工作上，常常要忙到半夜不能就寝，他的肺结核病就是因为得不到适当休息和营养太差而渐渐加重的，以至于多次在办公的时候大口地咯血。
忠魂长留红土地
顾作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和杰出才干，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1月21日在瑞金召开，顾作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紧接着，中共中央局又任命顾作霖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作出这项任命的原因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腿部负伤一直无法工作，而这一重要领导岗位不可缺人，只有将顾作霖抽出来顶上。这样的安排也看出中央对顾的器重。
离开闽赣省委的顾作霖在红军总政治部赴任不久，就逢上了广昌战役，来到了枪炮轰鸣的战斗前沿。
这时期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国民党军队50万重兵的全面进攻之中，红军各军团按照博古、李德的蛮横战术和瞎指挥，被迫实行阵地战、堡垒战、步步对抗、节节防御，浴血奋战之下损失巨大，一个又一个败仗接踵而来。所谓的“六路防守”，一路也守不住。1934年4月上旬，节节败退的红军主力被迫把防线压缩到广昌一线。博古、李德决定集中红军一、三、五、九共四个军团于广昌与敌决战，提出了“保卫广昌就是保卫中国革命”、“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的战斗口号。
拖着肺结核越来越严重的病体，顾作霖与博古、李德等人踏上了广昌前线。面临前所未见的大决战，顾作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疾病。他白天来到一个个红军阵地了解战情，给红军官兵鼓劲打气，晚上与总政治部的同志研究思想政治动员工作方案，编写战地小报，经常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
就在战斗最为激烈的4月25日下午，正在红一军团阵地上带病视察的顾作霖，忽然觉得胸口难受，急忙手扶壕壁蹲下身子，连连吐出血来，殷红的血块大团大团地吐在地上。旁边的警卫员和战士们连忙去扶他，不等扶起，顾作霖已昏迷过去。
被送到中央红色医院的顾作霖，由傅连暲亲自诊治。傅连暲发现顾的病情极为严重，加上多天来路上的颠簸，耽误了救治的最佳时间，尽管傅连暲医术高明，却因缺乏最有疗效的西药“硫酸菌链霉素”，而不能让顾作霖的病情有所好转，顾一直处于在半昏迷状态。时间是那么地巧合，就在广昌失守正好1个月的这天——5月28日清晨，顾作霖在中央红色医院的病房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临时中央对顾作霖的丧事处理非常重视。在博古的亲自过问下，中央局迅速成立了顾作霖治丧小组。按照治丧小组确定的时间，5月30日下午，在沙洲坝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大礼堂举行顾作霖追悼大会。大礼堂内布置得悲壮肃穆，哀乐低回。礼堂主席台中央挂着顾作霖的遗像，下面的两旁摆放着中共中央、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少共中央局、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等部门的挽词和挽幛，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王稼祥等20余人敬献的花圈。追悼会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作追悼报告，博古以沉痛的心情回顾了顾作霖的革命经历：“最近在广昌战争中，顾作霖同志站在战争最前线，最勇敢，最坚决地接受党所给予的任何任务。他那布尔什维克的突击工作精神，以及他青年的活泼谦和态度，无不显示顾作霖同志的伟大一生。顾作霖同志九年来的英勇奋斗，在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荣名字。他是工农大众，特别是青年同志最爱戴的战友和领袖！”
5月31日上午，顾作霖的遗体被安葬在叶坪洋冈上村外的小山上。鉴于顾的政治身份和当时特殊情况的考虑，墓前没有竖立刻有姓名的碑石。正是这一原因，在历经了战争荡涤的几十年后，人们至今无法找到顾作霖的墓地。
苏区少共“总抓手”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不久——1931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与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中央对于三人的工作分派是有侧重点的：任、王着重于苏区中央局的组织和宣传，只有23岁的顾作霖则负责苏区的共青团工作。
对顾作霖委以这样的重托，中央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认为他是领导苏区共青团工作的最佳人选。顾作霖于1922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被校方开除。1925年秋，顾作霖进入上海大学，翌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年轻而勇敢的学生中坚分子，参加了党领导的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鉴于他在起义斗争中的非凡表现，党中央决定将他派到江苏、山东任共青团省委书记。1927年冬，顾作霖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30年，他又成为中央长江局委员、长江局总行委成员兼秘书处负责人。这时候，他只有22岁，已经是党内很有名气的共青团中央的骨干。中央的考虑是：这些年来中央苏区的共青团缺乏得力的中坚领导，工作处于松散、软弱的状况，亟需一位领军人物打开少共工作的新局面。选择年轻而富有共青团斗争经验的顾作霖为中央代表，是要他出任少共（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
“中央代表团”进入苏区后，各自展开了所担负的工作。顾作霖单独找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了解苏区共青团的情况。项英谈了很多，也有这样的抱怨：“毛泽东、朱德他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战争上，团的工作无法顾及，只有余泽鸿在唱独脚戏！”接连七八天，顾作霖又找了包括余泽鸿在内的许多干部，把一个笔记本记满了。这位正式履新的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开始大力阔斧地抓共青团的工作。
首先是健全少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顾作霖协调从红军总部及地方上一下抽调了六名干部，充实到机关，保证局机关的正常办公，开始有文件、材料向下发出。顾作霖指示创办了团中央局的机关报《青年实话》，亲自择写每期的稿件。这张报纸的发行量达到2.8万份，成为苏区青年十分喜爱、影响很大的读物。
顾作霖最为重视的是苏区各县团的机构建设，多次下到江西、福建和湘赣苏区，指导这些省的团省委的建立与健全。1931年8月，顾作霖主持成立了少共福建省委。同年11月，顾作霖出席在于都桥头召开的少共江西省“一大”，指导成立了少共江西省委。1932年1月中旬，中央苏区少共“一大”在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红军中团的工作决议》，理顺了红军部队中团与党的关系、团的工作与部队政治工作的关系，使苏区共青团的网络在军队与地方中有效展开。
“哪个地方共青团的数量少于共产党的数量，是我们工作的失职甚至职责耻辱！”这是顾作霖每次在团的重大会议发出的呼吁。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少共江西省委统计到的数字。江西苏区的兴国、于都、胜利等15个县，共青团员才有10389人，而同期这些地方的党员超过了1.8万人。顾作霖强调：“要像大年初一迎客那样热情地敞开团的大门。”在中央苏区少共“一大”会议上，通过了《团的建设决议案》，提出“广泛而有效地发展团的组织”，但要“坚决反对关门主义的、以及拉伕式的发展”。1932年2月20日，在顾作霖主持下，少共中央局再次作出《发展苏区少共组织的决议》，强调“要在红色区域普遍建立团的组织，在所有的工厂、作坊和乡村中建立少共支部，要在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伙食单位中建立团的基层组织——支部。”
在顾作霖为书记的少共苏区中央局的切实领导下，苏区各地的团组织得到迅速扩大。上述的兴国、于都等15县，至1932年4月新增团员10675人，比原有人数超出一倍还多380人。至同年的12月，江西省共有团员29000多人，比1932年春之前增加了4倍多。少共苏区中央局下辖的省区，拥有共青团员71000多人，加上红一方面军各部队的团员18000多人，共有10万余共青团员活跃在各条战线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党组织的有力助手，也是苏区斗争的最具活力的中坚力量。中央苏区的共青团组织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无论组织形式还是战斗力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与“总抓手”顾作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刀下救出胡耀邦
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运动，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两度掀起滥抓滥杀的狂潮。1932年10月底，时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的胡耀邦，被列入省政治保卫局肃反的名单上。原因是胡的一个老师是“AB团”，这个老师已经被当成首犯处决了，有人举报说胡耀邦与这个老师关系极好，能够不是“AB团”吗？与胡耀邦同为浏阳人的省委书记王首道，不相信17岁的儿童局书记是“AB团”，一时下不了抓人的决心。
恰在这时候，少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来到永新，王首道将胡耀邦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想法，向冯作了交流。冯文彬熟悉胡耀邦，对他印象很好，想到共青团系统缺乏像胡这样的青年才俊，就以团中央巡视员的身份拍板说：“我把胡耀邦带走，到团中央审查他！”
冯文彬将胡耀邦带到了瑞金，“拘押”在少共中央局机关，然后找到顾作霖汇报。顾暂时没有表态。
被拘押接受审查的胡耀邦经过再三考虑，在一天晚上勇敢地敲响了顾作霖的房门。“是你？找我干什么？”听了顾作霖有些严峻的发问，胡耀邦平静地说：“我向敬爱的顾书记报告，请求尽快审查我的问题。”
“你是不是‘AB团’？那个老师发展你没有？”
“我连‘AB团’是什么根本不知道，也从未听老师讲过，我怎么会参加这样的反革命组织呢？”
顾作霖看见对方的眼里闪出一种诚挚而天真的光波，顿生同情之心，问道：“你多大了？”
“报告顾书记，我今年17岁。”
“你什么时候到革命队伍？” “12岁。”胡耀邦口齿流畅地讲了12岁离开家乡参加红军的简要经历，动情地流着眼泪说道：“顾书记，‘AB团’是革命的万恶敌人，我们只有奋勇地打倒它，决然没有同情它的半点理由！”
“唔，你说得对！”顾作霖对泪珠承睫的胡耀邦说道：“你先回去吧，你的情况中央局还要研究.。”顾作霖不由地沉思起来。他的眼前不时地晃动着胡耀邦带着大孩子稚气的脸庞，心里想到要救下这个蕴藏着机敏和才气的少共干部，决定将这个问题交给张爱萍去调查处理。
少共苏区中央局总队部训练部部长张爱萍，被召到顾作霖办公室。顾开门见山地对他讲了胡耀邦的情况，问他是怎么看的？张爱萍迎着顾书记信赖的目光，坦诚而道：“像胡耀邦这样12岁就参加革命的少年，会是什么‘AB团’？一定是受到坏人的诬陷。顾书记也知道，我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
顾作霖何曾忘记张爱萍在去年被诬为“AB团”的事情，要不是他的有意保护，说不定也要被处决。这也是顾作霖把问题交给张爱萍处理的良苦用心。
张爱萍组织专人调查胡耀邦的材料，没有找到一点能够与“AB团”挂得上的事实，倒是把胡耀邦在湘赣苏区的工作业绩和出众才干整理得很清楚，材料中有近20个人的签字和手印。调查材料上报到少共苏区中央局，顾作霖召开专门会议作了研究，形成的决议是解除对胡耀邦的隔离审查，让其继续工作。
情系“少共国际师”
中央苏区的一切斗争，完全是围绕着反“围剿”战争运转的。如何打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成为所有工作的重心。对于这一点，顾作霖和少共中央局是深为明了的，始终将动员和组织苏区共青团员、青年加入红军，当成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第二次反“围剿”获胜后，顾作霖亲自起草了《致苏区青年的公开信》，内中写道：“战争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区群众吸引进去了，广大的青年和团员应该表现得更加活跃和奋勇！伟大的二次战争获胜，说明没有青年就没有战争的胜利！”正是顾作霖在起草这封信的时候，萌生了成立一支以共青团为主的红军部队的意念。随着思维的越发成熟，由少共中央局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定策，在顾作霖心中形成了。
顾作霖的想法得到了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支持。博古、朱德、项英等人主动找顾作霖计议这项工作。在少共中央局的会议上，顾作霖提出这样的设想：少共国际师全部由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和青年组成，从江西苏区征调4000人组成两个团，福建征调2000人组成1个团，闽赣苏区也组成1个团。会议同意顾作霖所提的方案，决定近日召开各少共省委的会议，全力以赴投入少共国际师的创建。
顾作霖身体力行地贯彻少共中央局的决定，带着工作小组来到江西、福建两个苏区，展开切实的动员工作。在很多次以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青年为主的集会上，这位少共中央局书记发表激励人心的讲话。
挑选一名军政兼优又威信卓著的师长，以及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批年轻的连、营干部充实其中，是顾作霖认为必须落实的事情。为此，他几次找到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顾作霖脑子里的理想师长人选，是红四军十师师长陈光，而林彪舍不得放人。最后，他拉上朱德才做通林彪的思想工作。对于师政治委员的选择，顾作霖认为时任少共福建省委书记的冯文彬合适。
历经了一个多月紧锣密鼓的筹备，1933年5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在宁都（愽生）县城正式组建。在隆重热烈的建师典礼上，顾作霖代表中革军委和少共中央局，向师长陈光授旗。创立时的少共国际师有9000多人，下辖三个团。其中70%为共青团员，其余的是少先队员和青年，平均年龄大致为19岁左右。看到这支充满了战斗朝气，代表着中华苏维埃未来的年轻部队诞生，顾作霖感到无比的欣慰。
顾作霖对少共国际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建师典礼后几天，部队开到广昌进行军政训练，他也跟着到广昌，住了半个月，关注着部队的军训。
1933年10月，扩建到万余人的少共国际师开赴前线作战，先后在将军殿、邱家隘、团村等战斗中打出声威，成为一支誉满苏区的英雄部队。
出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
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的获胜，使得红色区域大为拓展，增加了闽赣边的建黎泰、信抚和闽北三块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区。于是设立闽赣省的工作摆到了中共中央局面前。中共临时中央在考虑新成立的闽赣书记人选时，首先想到了顾作霖。
“让我担任闽赣省委书记？”顾作霖有点诧异地重复了一句，在得到了博古的肯定答复后，有些迟疑地说：“苏区的共青团工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走得开吗？”
“团的工作已经在你手上打开了局面，组建闽赣省是比团更重要的工作，关系到中央进攻路线的落实。”博古略作停顿，语重心长地说道：“对于这个人选，我们考虑了很多，原先也有让弼时同志担任的打算，从各方面出发，还是由你担任更为合适！”博古的这番话，让顾作霖感受到了中央的看重和信赖，他点头作答：“既然是中央的信任，我只有从命了。”
1933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举行第40次常委会议，决定了建立闽赣省的有关事宜，除任命顾作霖为省委书记，又决定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以邵式平为主席，顾作霖、方志纯、毛泽民等25人为委员。
而在实际工作上，顾作霖于4月上旬就来到了建宁泰的北部区域——江西黎川县城，有步骤地着手于设立省委、省苏的工作。
闽赣省委由顾作霖、邵式平、黄道、刘炳龙、刘邦华为常委，顾作霖为书记，黄道任宣传部长，刘炳龙任组织部长。令人注目的是，闽赣省委在成立之初设立了共青团省委，由刘邦华任书记，下设少先队省部，总队长陈顺期，还有省少共儿童局，书记陈丕显是从闽西苏区调过来的。走到哪儿就把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工作带到哪儿，这是顾作霖对青年工作情有独钟的一个表现。
作为新辟建的苏区省份的省委书记，顾作霖面临的任务很重，要做的工作很多。围绕着苏区的党政建设、军队和地方武装建设、查田运动以及文化教育、财政经济等一系列地方工作，顾作霖和邵式平、肖劲光等党政军领导人终日忙碌，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闽赣省所辖区域包括黎川、资溪、南丰、南城、金溪、贵溪、铅山、上饶、广丰（以上为江西境内）、建宁、泰宁、崇安、宁北、清流、归化、光泽、邵武、建阳、浦城、将乐、建瓯、政和、松溪（以上为福建境内）等县，面积19000多平方公里，人口100余万。顾作霖是闽赣省的主要领导者和创建者，他为这块红色区域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顾作霖一心扑在工作上，常常要忙到半夜不能就寝，他的肺结核病就是因为得不到适当休息和营养太差而渐渐加重的，以至于多次在办公的时候大口地咯血。
忠魂长留红土地
顾作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和杰出才干，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1月21日在瑞金召开，顾作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紧接着，中共中央局又任命顾作霖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作出这项任命的原因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腿部负伤一直无法工作，而这一重要领导岗位不可缺人，只有将顾作霖抽出来顶上。这样的安排也看出中央对顾的器重。
离开闽赣省委的顾作霖在红军总政治部赴任不久，就逢上了广昌战役，来到了枪炮轰鸣的战斗前沿。
这时期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国民党军队50万重兵的全面进攻之中，红军各军团按照博古、李德的蛮横战术和瞎指挥，被迫实行阵地战、堡垒战、步步对抗、节节防御，浴血奋战之下损失巨大，一个又一个败仗接踵而来。所谓的“六路防守”，一路也守不住。1934年4月上旬，节节败退的红军主力被迫把防线压缩到广昌一线。博古、李德决定集中红军一、三、五、九共四个军团于广昌与敌决战，提出了“保卫广昌就是保卫中国革命”、“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的战斗口号。
拖着肺结核越来越严重的病体，顾作霖与博古、李德等人踏上了广昌前线。面临前所未见的大决战，顾作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疾病。他白天来到一个个红军阵地了解战情，给红军官兵鼓劲打气，晚上与总政治部的同志研究思想政治动员工作方案，编写战地小报，经常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
就在战斗最为激烈的4月25日下午，正在红一军团阵地上带病视察的顾作霖，忽然觉得胸口难受，急忙手扶壕壁蹲下身子，连连吐出血来，殷红的血块大团大团地吐在地上。旁边的警卫员和战士们连忙去扶他，不等扶起，顾作霖已昏迷过去。
被送到中央红色医院的顾作霖，由傅连暲亲自诊治。傅连暲发现顾的病情极为严重，加上多天来路上的颠簸，耽误了救治的最佳时间，尽管傅连暲医术高明，却因缺乏最有疗效的西药“硫酸菌链霉素”，而不能让顾作霖的病情有所好转，顾一直处于在半昏迷状态。时间是那么地巧合，就在广昌失守正好1个月的这天——5月28日清晨，顾作霖在中央红色医院的病房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临时中央对顾作霖的丧事处理非常重视。在博古的亲自过问下，中央局迅速成立了顾作霖治丧小组。按照治丧小组确定的时间，5月30日下午，在沙洲坝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大礼堂举行顾作霖追悼大会。大礼堂内布置得悲壮肃穆，哀乐低回。礼堂主席台中央挂着顾作霖的遗像，下面的两旁摆放着中共中央、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少共中央局、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等部门的挽词和挽幛，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王稼祥等20余人敬献的花圈。追悼会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作追悼报告，博古以沉痛的心情回顾了顾作霖的革命经历：“最近在广昌战争中，顾作霖同志站在战争最前线，最勇敢，最坚决地接受党所给予的任何任务。他那布尔什维克的突击工作精神，以及他青年的活泼谦和态度，无不显示顾作霖同志的伟大一生。顾作霖同志九年来的英勇奋斗，在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荣名字。他是工农大众，特别是青年同志最爱戴的战友和领袖！”
5月31日上午，顾作霖的遗体被安葬在叶坪洋冈上村外的小山上。鉴于顾的政治身份和当时特殊情况的考虑，墓前没有竖立刻有姓名的碑石。正是这一原因，在历经了战争荡涤的几十年后，人们至今无法找到顾作霖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