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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每个人对自己的家乡都有着一定的情感和偏爱。文章关注CEO家乡偏好这一文化现象，研究本地CEO是否会进行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通过搜集和整理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拥有本地CEO的公司相比拥有非本地CEO的公司会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投资会更多。
关键词：家乡偏好;CEO个人特征;企业社会责任投资
一、引言
乡土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乡在每一个人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不论是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等脍炙人口的诗词，还是“落叶归根”等流传甚广的典故，均叙述和传递着人们对家乡的依念，而每年春运的返乡潮、清明节时的扫墓祭祖等现象也是乡土文化延续至今的生动体现（胡珺等，2017）。以往文献研究非正式制度对公司行为决策影响时，多从宗教、老乡和校友关系等较多出发，而本文关注CEO家乡偏好这一文化现象，研究本地CEO是否会进行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通过搜集和整理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拥有本地CEO的公司相比拥有非本地CEO的公司会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投资会更多。本文的研究首次从家乡偏好视角出发研讨企业社会责任的可能影响因素，突出了中国背景下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对与家乡偏好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文献做了丰富和补充。
二、文献研究与理论假设
（一）家乡偏好
家乡偏好是指个人在行为决策上表现出来的偏好家乡地区的现象。例如，在财政研究领域，张平等（2012）发现中央官员会通过提升投资效率促进对其籍贯地的经济增长;范子英和李欣（2014）则证实了部长的家乡城市相比于其他城市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在公司研究领域，胡珺等（2017）证实了当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家乡所在地任职时，会加强企业的环境治理;曹春方等（2018）表明CEO会更多在其家乡建立异地子公司。
从家乡偏好现象的产生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的机制：第一，家乡认同。家乡认同是指对家乡的偏爱使得个体在行为决策中做出更多对家乡有利的决策。这种对家乡的偏爱既可能是因为个体在家乡拥有更多的亲人、朋友等社会关系网络而产生情感上的偏袒，也可能是因为个体更容易受到家乡的舆论压力而旨在提高个人乃至宗族的声誉（曹春方等，2018）。在此机制下，CEO的家乡偏好将产生代理问题，即CEO利用个人的职务之便最大化个人价值而非公司价值，从而可能对企业的价值产生不利影响。第二，信息优势。信息优势认为个人存在家乡偏好是因为其在家乡拥有的家人、朋友等社会网络能够帮助其更便利、快速地获取家乡的信息，从而利用信息优势获取溢价（Pool et al.，2012）。在此机制下，CEO的家乡偏好将为企业带来价值的提升。
（二）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具体包括社会公益、职工福利、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等方面。目前关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仍存在着争议。一方面，企业可能为了自身利益及维护声誉从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ui et al.，2018），因为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有助于增加客戶满意度（Sen & Bhattacharya，2001）和完善投资者关系（Cheng et al.，2014）等。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可能发挥声誉保险作用（孟庆斌和侯粲然，2020），甚至变为掩盖不当行为的工具（权小锋等，2015），因为通过社会责任积累的声誉资本能够降低负面事件爆发的损失 （ 高勇强，2012），或转移公众注意力（权小锋等，2015）。
（三）本地CEO与企业社会责任
本地CEO是指CEO所任职的公司的注册地和CEO的籍贯地相同。根据高阶梯队理论，CEO在企业的信息获取、人际交往和行为决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企业投融资等财务行为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认为本地CEO相比于非本地CEO可能会有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是因为：一方面，根据家乡认同理论，本地CEO在其籍贯地任职时，会更加偏袒该地区。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的受益方更多是其注册地及其周围的社区（企业会倾向于在本地区进行慈善捐赠、企业职工更多为本地居民、环境保护改善了本地的环境治理），无论是情感表达还是舆论压力，都会使得本地CEO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投入更多。另一方面，从信息优势机制出发，由于本地CEO更容易及时、有效地获取关于本地的信息，因此更可能关注到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信息， 从而投入更多。因此，本文提出理论假设H1：
拥有本地CEO的公司相比拥有非本地CEO的公司会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投资会更多。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2010～2018年，研究对象为中国上市公司及在样本期间任职的CEO。首先，参考孟庆斌和侯粲然（2020）的做法，本文从和讯网获取了企业在社会责任上综合评分。该网站基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和年报，从股东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员工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五个方面综合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其次，在确定CEO是否为本地CEO时，参考曹春方等（2018）的做法，本文先获取了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的高管简历及籍贯信息，并对其数据缺失的部分通过互联网方式进行手工收集和整理，最终得到CEO的籍贯信息。此外，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在初始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的样本;2.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此外，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99%）的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15430个企业年度样本。 （二）实证模型
为了更好的识别本地CEO与企业社会责任投入之间的关系，本文采取了以下OLS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CSRi，t=β0+β1Locali，t-1+β3Xi，t-1+δi+θi+εi，t
其中，因变量CSRi，t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综合评分，自变量Locali，t-1为二值变量，当CEO籍贯地与公司注册地一致时取1，否则取0。Xi，t-1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在借鉴靳小翠等（2017）基础上，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公司层面的特征，包括：企业规（Size）、上市时间（Age）、资产负债率（Lev）、独立董事比例（Indep）、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此外，模型还控制了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
四、实证结果
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自变量Local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本地CEO相比于非本地CEO，其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上会投入更多。
五、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证实了拥有本地CEO的公司相比拥有非本地CEO的公司会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投资会更多，并从理论上存在该现象的可能原因进行解释。基于中国背景下的研究，证明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丰富和补充了与家乡偏好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文献。
参考文献：
[1]Cheng B， Ioannou I， Serafeim 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cess to fin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4， 35（01）：1-23.
[2]Cui J， Jo H， Na H. Do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ffect information asymmetry？[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8，148（03）：549-572.
[3]Pool V K， Stoffman N， Yonker S E. No place like home： Familiarity in mutual fund manager portfolio choice[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2，25（08）： 2563-2599.
[4]Sen S， Bhattacharya C B. Does doing good always lead to doing better？ Consumer reactions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01，38（02）：225-243.
[5]曹春方，刘秀梅，贾凡胜.向家乡投资：信息、熟悉还是代理问题？[J].管理世界，2018（05）：107-119.
[6]戴亦一，潘越，冯舒.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4（02）：76-88.
[7]高勇强， 陈亚静，张云均.“红领巾”还是“绿领巾”：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研究[J].管理世界，2012（08）：106-114+146.
[8]孟庆斌，侯粲然.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金融化——信息监督还是声誉保险[J]. 经济学动态，2020（02）： 45-58.
[9]权小锋，吴世农，尹洪英.企业社会责任與股价崩盘风险：“价值利器”或“自利工具”？[J].经济研究，2015（11）：51-66.
[10]张平，赵国昌，罗知.中央官员来源与地方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12，11（02）：613-634.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关键词：家乡偏好;CEO个人特征;企业社会责任投资
一、引言
乡土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乡在每一个人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不论是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等脍炙人口的诗词，还是“落叶归根”等流传甚广的典故，均叙述和传递着人们对家乡的依念，而每年春运的返乡潮、清明节时的扫墓祭祖等现象也是乡土文化延续至今的生动体现（胡珺等，2017）。以往文献研究非正式制度对公司行为决策影响时，多从宗教、老乡和校友关系等较多出发，而本文关注CEO家乡偏好这一文化现象，研究本地CEO是否会进行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通过搜集和整理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拥有本地CEO的公司相比拥有非本地CEO的公司会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投资会更多。本文的研究首次从家乡偏好视角出发研讨企业社会责任的可能影响因素，突出了中国背景下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对与家乡偏好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文献做了丰富和补充。
二、文献研究与理论假设
（一）家乡偏好
家乡偏好是指个人在行为决策上表现出来的偏好家乡地区的现象。例如，在财政研究领域，张平等（2012）发现中央官员会通过提升投资效率促进对其籍贯地的经济增长;范子英和李欣（2014）则证实了部长的家乡城市相比于其他城市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在公司研究领域，胡珺等（2017）证实了当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家乡所在地任职时，会加强企业的环境治理;曹春方等（2018）表明CEO会更多在其家乡建立异地子公司。
从家乡偏好现象的产生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的机制：第一，家乡认同。家乡认同是指对家乡的偏爱使得个体在行为决策中做出更多对家乡有利的决策。这种对家乡的偏爱既可能是因为个体在家乡拥有更多的亲人、朋友等社会关系网络而产生情感上的偏袒，也可能是因为个体更容易受到家乡的舆论压力而旨在提高个人乃至宗族的声誉（曹春方等，2018）。在此机制下，CEO的家乡偏好将产生代理问题，即CEO利用个人的职务之便最大化个人价值而非公司价值，从而可能对企业的价值产生不利影响。第二，信息优势。信息优势认为个人存在家乡偏好是因为其在家乡拥有的家人、朋友等社会网络能够帮助其更便利、快速地获取家乡的信息，从而利用信息优势获取溢价（Pool et al.，2012）。在此机制下，CEO的家乡偏好将为企业带来价值的提升。
（二）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具体包括社会公益、职工福利、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等方面。目前关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仍存在着争议。一方面，企业可能为了自身利益及维护声誉从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ui et al.，2018），因为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有助于增加客戶满意度（Sen & Bhattacharya，2001）和完善投资者关系（Cheng et al.，2014）等。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可能发挥声誉保险作用（孟庆斌和侯粲然，2020），甚至变为掩盖不当行为的工具（权小锋等，2015），因为通过社会责任积累的声誉资本能够降低负面事件爆发的损失 （ 高勇强，2012），或转移公众注意力（权小锋等，2015）。
（三）本地CEO与企业社会责任
本地CEO是指CEO所任职的公司的注册地和CEO的籍贯地相同。根据高阶梯队理论，CEO在企业的信息获取、人际交往和行为决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企业投融资等财务行为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认为本地CEO相比于非本地CEO可能会有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是因为：一方面，根据家乡认同理论，本地CEO在其籍贯地任职时，会更加偏袒该地区。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的受益方更多是其注册地及其周围的社区（企业会倾向于在本地区进行慈善捐赠、企业职工更多为本地居民、环境保护改善了本地的环境治理），无论是情感表达还是舆论压力，都会使得本地CEO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投入更多。另一方面，从信息优势机制出发，由于本地CEO更容易及时、有效地获取关于本地的信息，因此更可能关注到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信息， 从而投入更多。因此，本文提出理论假设H1：
拥有本地CEO的公司相比拥有非本地CEO的公司会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投资会更多。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2010～2018年，研究对象为中国上市公司及在样本期间任职的CEO。首先，参考孟庆斌和侯粲然（2020）的做法，本文从和讯网获取了企业在社会责任上综合评分。该网站基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和年报，从股东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员工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五个方面综合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其次，在确定CEO是否为本地CEO时，参考曹春方等（2018）的做法，本文先获取了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的高管简历及籍贯信息，并对其数据缺失的部分通过互联网方式进行手工收集和整理，最终得到CEO的籍贯信息。此外，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在初始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的样本;2.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此外，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99%）的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15430个企业年度样本。 （二）实证模型
为了更好的识别本地CEO与企业社会责任投入之间的关系，本文采取了以下OLS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CSRi，t=β0+β1Locali，t-1+β3Xi，t-1+δi+θi+εi，t
其中，因变量CSRi，t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综合评分，自变量Locali，t-1为二值变量，当CEO籍贯地与公司注册地一致时取1，否则取0。Xi，t-1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在借鉴靳小翠等（2017）基础上，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公司层面的特征，包括：企业规（Size）、上市时间（Age）、资产负债率（Lev）、独立董事比例（Indep）、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此外，模型还控制了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
四、实证结果
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自变量Local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本地CEO相比于非本地CEO，其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上会投入更多。
五、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证实了拥有本地CEO的公司相比拥有非本地CEO的公司会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投资会更多，并从理论上存在该现象的可能原因进行解释。基于中国背景下的研究，证明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丰富和补充了与家乡偏好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文献。
参考文献：
[1]Cheng B， Ioannou I， Serafeim 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cess to fin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4， 35（01）：1-23.
[2]Cui J， Jo H， Na H. Do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ffect information asymmetry？[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8，148（03）：549-572.
[3]Pool V K， Stoffman N， Yonker S E. No place like home： Familiarity in mutual fund manager portfolio choice[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2，25（08）： 2563-2599.
[4]Sen S， Bhattacharya C B. Does doing good always lead to doing better？ Consumer reactions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01，38（02）：225-243.
[5]曹春方，刘秀梅，贾凡胜.向家乡投资：信息、熟悉还是代理问题？[J].管理世界，2018（05）：107-119.
[6]戴亦一，潘越，冯舒.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4（02）：76-88.
[7]高勇强， 陈亚静，张云均.“红领巾”还是“绿领巾”：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研究[J].管理世界，2012（08）：106-114+146.
[8]孟庆斌，侯粲然.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金融化——信息监督还是声誉保险[J]. 经济学动态，2020（02）： 45-58.
[9]权小锋，吴世农，尹洪英.企业社会责任與股价崩盘风险：“价值利器”或“自利工具”？[J].经济研究，2015（11）：51-66.
[10]张平，赵国昌，罗知.中央官员来源与地方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12，11（02）：613-634.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