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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2003年7月，英国人李爱德和马普安在中国完成了惊人之举：用双脚重新丈量当年中国红军走过的长征路。他们从江西省于都县出发，步行横跨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宁夏等10个省区，最终抵达长征终点陕北吴旗县(原吴起镇)，成为除共产国际的李德之外走过长征路全程的外国人。李爱德和马普安在长征路上共拍摄了两万多张照片。并出版了(《两个人的长征》和《红色之旅》的画册。
2006年11月19日。是红二方面军长征胜利会师七十周年纪念日。英国人李爱德和中国户外爱好者杨肖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沿着七十年前红二方面军走过的路线再次出发“长征”，行程总计五千公里。在我们杂志出刊的时候他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次长征。谁又敢说没有第三次呢?
《户外探险》：第一次走长征路的时候知道这个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线么?
李爱德：没有，完全不知道。都是在第一次走长征的路上和后来得知所有信息。关于长征，我们总是越知道越走，越走知道得越多。这次我们计划走338天，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走的，非常顺利，现在我们已经马上接近目标了。
《户外探险》：为什么要重走长征路?
李爱德：这个想法源于幸存的老红军讲述的他们亲身经历的长征故事。不久以后，长征的幸存者将不复存在，我们认为记录并保存他们口述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为时太晚了。我们希望将重新感受长征作为人类的体验，使其对年轻的一代对此能有更多的了解并产生浓厚的兴趣。
《户外探险》：觉得你俩真是有点上瘾了，这次跟上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么?
李爱德：完全不一样。先跟你说几组数字吧，你就明白了。这次我们计划走5500公里，现在我们已经走了5000多公里了，而上次是两万多公里。上次我们走了八个省，两个自治区，这次我们走了五个省，一个自治区，上次我们翻了4座雪山，这次我们翻了10座，上次我们只遇到两个海拔超过4000米的垭口，这次我们遇到16个。总之一句话，红二方面军走的路线要比红一方面军走的长征路艰苦很多。当年我们第一次走长征路的时候，过草地过了五天就完成了，这次我们足足走了十几天，才走出草地。红二方面军走的草地要比红一方面军走的面积大很多。
你可以看出这次的路线只有5000多公里，但是用的时间跟我们第一次长征花费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可见其路况艰难。
《户外探险》：那也就是说这次比你俩第一次走长征路时要痛苦多了?
李爱德：恰好相反。我们第一次走长征路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健康问题，马普安的身体糟糕极了，我俩一直走不快，因为我要一直照顾他。但是这次不一样，我俩的身体状况都极佳，每天精神抖擞，走路主要是要靠体力，别的都是次要的。现在走得动了，自然就走得快，也自然走得舒服。另一个，这是我们第二次走长征路了，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我们的准备做得很充分。而且这次我们雇了一匹马，它帮我们驮主要的东西，我们俩每个人负重不超过十公斤，算是解放了。还有，上次我们的装备没有这次这么精良，这么多。这次在出发之前，我们争取了很多赞助和帮助。他们让我们的长征变得不那么痛苦，甚至是非常快乐。
《户外探险》：也不会是一帆风顺吧，这次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李爱德：嗯，这次的困难主要在找路上。因为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线不像红一方面军的路线那么清晰，我们每天都要面临探路这样的任务。所以，我总觉得早上最难过，因为一起来就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往哪儿走”，只要上路了，剩下的就是走路了，很简单。而且这条路线路过的地方非常之偏僻，村民也不是很开化，很多地方的警察或者负责治安的人对我们的态度都很恶劣，这在第一次长征中是见不到的。
《户外探险》：这次路过了一些曾走过的地方吧?那些地方有变化么?
李爱德：太有变化了。上次我们路过腊子口的时候，那里还很落后，没有什么旅游啊这样的商业的痕迹，但是这次我们去时，发现变化太大了。当地搞了很多红色旅游啊什么的，政府下了大力气宣传那里的红色资源。他们对我们很是欢迎，因为我们这个项目能给他们更好地宣传。当然，这次还到了一些新的地方，那里的落后让我们吃惊，有些村镇甚至还保留着当年红军从那里路过时的风貌，村里的人完全是三十年代的打扮和习俗。
《户外探险》：你称走长征路为“项目”，那你准备怎么操作这个项目呢?
李爱德：最简单的“操作”就是我们回来肯定会出版一本书，还希望能出一本画册，因为我们在路上拍了特别多照片。其实，红二方面军的路线非常好，好在哪儿呢，因为它经过的漂亮地方太多了，有一大段是非常靠近西藏的，那里的人文风景和自然景色都漂亮极了，这是我们在第一次走长征路的时候完全遇不到的。当然，我们还希望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向大家介绍这次的收获，我们在路上采访了很多红军的后人，当年的老兵、普通的村民和不普通的老地主。他们的故事太有意思了，很希望能让别人看到。
《户外探险》：那这次结束了，还接着走长征其他路线么?
李爱德：没错。我们现在走的是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的路线，在香格里拉那里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分开走了，所以明年夏天我们还要回到香格里拉走红六军团的路线，大概有几百公里，是从香格里拉到江孜的，这样，我们才算把红二方面军的路线整个走完。
《户外探险》：用一句话总结一下第二次走长征路的感想吧。
李爱德：太好玩，太有意思了。
两个人的长征，总比一个人要好
撰文：李爱德马普安
编者按：马普安和李爱德在十月份里对我意义重大，我在搜集资料准备采访他俩，而且在读他俩的书和画册。但是我没有见过他们，除了从照片上。他们对于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遥远。要说的一点是，《两个人的长征》这本书写得好极了。我很后悔自己到今天才因为工作的原因不得不通读它，我早就应该读一本这样的“游记”。下面是两个人在此书的结束语中的一些段落，仔细读，因为两个人总是“你一言。我一语”。
到吴起前两天，我们在路上接受了路透社电视台的采访。制片人Elke Rohmer问我：“你会再走长征路吗？”
“不，决不。”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我完全有理由持乐观态度。现在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无法在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让自己再来一遍。这太难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毫不怀疑。但回到大城市五个月后，当我不得不再次面对“正常”生活中那些复杂的事情所带来的烦恼后，我又不那么肯定了。我开始怀念路上生活的单纯。我们关心的都是些最简单的事情——食品、住处还有行动——并且我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一直向前。最主要的，我怀念那种同志般的友情。这听起来太不合时宜，可能有点“共产主义”，但我想不出更合适的词来 形容新长征路上的这种关系。
对马普安和我来说，这不仅仅是友谊，它还意味着相互之间的支持，鼓励和忠诚。我们还得到众多朋友和陌生人的支持，他们都是我们在路上的同志，不论是给我们提供住处，还是仅仅给我们发了封电子邮件，他们让我感觉我们都在朝一个方向共同努力着。
这也许是我和长征战士们最感同身受的一点。这种同志般的感受涤荡了我们的烦恼和挫折感，让我们不再惧怕一路上的艰难困苦。倘若Elke现在问我要不要再走一遍，我想说：如果能再次体验这种感受，也许会的。
典型长征者的饥饿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像，就像曾少东将军说的，在饥饿的驱使下，他甚至在战友的粪便中寻找没有消化的稻米。
而我则随身携带应急食品，从没感受过饥饿。这就是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长征者们的真实感受的两个原因之一，我也因此担心我做的任何对比都可能是对当年长征者的亵渎。
杨劲老红军在采访中说：“每次战斗后，班长，排长、连长要检查刺刀上有没有血，这叫要‘刺刀见红’。因为大部分是白刃战，战士背靠背和敌人拼刺刀。”
这是我无从了解他们的真正感受的另外一个原因：我可以随时休息，但一个真正的长征者却随时要面对一场生死未卜的激战，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这在我是无法想像的。
想到上面两种情况，我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不必去真正体味长征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当然啦，典型的长征者只能穿草鞋，我却一共换了三双结实的远足鞋。
除此之外，我们和真正的长征者还有两个不同点，使他们也不可能理解我们的新长征。
典型的长征者从不需要找路。我问老战士刘华连：“迷路过吗？”他说：“前面有绳子拉着走。”陈政办说：“那时就跟着走，没走错路。”
而我却时时被迷路的恐惧困扰着。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也许我可以这样解释：对我来说，新长征途中最好走的路对红军来说却最难——翻越夹金山和过草地的第一天。为什么会这样7因为在这两段路上，我们难得地请了向导(整个新长征过程中我们只找了四次向导)。
“当红军只有流汗，只有流血，不能流泪。有那么一个口号，‘红军是铁的战士’。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死也不怕，又怎么能怕痛呢(指了指伤残证)？肠子都打出来了，照样行军，不然就掉队，就被俘虏了。”
这是杨劲老红军参加长征的原因，也是长征在他记忆中的模样。一个典型的长征者参加长征，是因为他别无选择。然而我可以选择：每一步都可以选择。
经过站在田里的一个农民时，我说：“你好!”但奇怪的是，他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我。他的思想好像处于游离状态，只是埋头干活。这种“灵魂出壳”的状态真是令人艳羡!长征刚开始时我的身体感到隐隐的悸痛。最初，我观察并思考着身边的一切，然后开始审视自己，并沉溺于绵延不绝的遐想之中，对身边的事物逐渐视而不见，最后目光呆滞，面无表情。
隐隐的悸痛持续着。跟不跟爱德走没有什么区别。爱德不可能把我从疼痛中拯救出来，我也无法帮助他。疼痛的身体禁锢了我，以至于灵魂渴望从中脱离。
隐隐的悸痛持续着。我陷入潜意识，沉浸在上口的歌曲和挥之不去的记忆中。我在现实和自我间游弋。我听不见自己真正的脚步声，只有头脑中有节奏的足音。只有足底长了水泡必须放轻脚步的时候，我才能意识到双脚的存在。
隐隐的悸痛持续着。背包吱吱作响，拉着我的背和肩膀向下坠。我吃力地拉着肩带，系紧腰带，希望找到合适的位置和松紧度，让肩背的疼痛减轻一些。但我不是在真空中的宇航员。总是短暂地舒服了一会儿，就又挣扎在无边无际的疼痛中。
夜幕降临时，爱德终于爬到了山上的马路边，他看上去那么垂头丧气，那么落魄。他大口饮着我背包里的水，自己的一个小时前就喝完了。我们只剩下1公升水了，却只下了一半山，到最近的栖身地，最近的食品和最近的床可能还有8公里，也可能是10公里，12公里，谁知道呢？幸好不远处有一条河，我们倒是死不了。天气逐渐凉了。我们浑身布满厚厚的汗渍，夜晚来临的时候感到彻骨的寒意。一路急行军赶到这儿，我们顾不上卸下背包就躺倒在地，仰望苍穹。我看到一颗流星划过天空，许了一个愿，希望能有份可靠的地图，希望当地人能给些可信的建议，希望知道在这样跋涉了一天后，我们还要再走多远的路，8公里、10公里还是1 2公里?我们总是可以选择放弃，或者只是歇一会儿，睡一觉。这就是夜间行路异常艰难的原因。眼皮似乎有千斤重，内心无限渴望能坐在温暖炭火旁的摇椅上，永远都不再起来。这一幕发生在许多长征者的身上，那是死亡的一幕。因此两个人长征，互相提个醒，总比一个人要好。
真正使我坚持下来的原动力，应该是关于蛮荒时代人类祖先如何挣扎求生的一些模糊记忆。
大约320万年前，南猿演化成了第一个具有人类特征的猿。某些科学家认为他们弥补了人类演化史上“缺失的一环”。南猿与人类相近的特征并非那只有人类1／3大的大脑，也不是他们毛绒绒的皮肤，他们只是做了一件别的猿类都没有做的事，直立行走。从字面意义上讲，他们迈出了人类的第一步。南猿随后进化为两种已知的人类，尼安德特人是其中一种。如果在3万年前你也许认为他们更应该存活下来，因为他们更强壮，体格更魁梧，可能还更善于狩猎。但尼安德特人却不懂迁徙的道理。他们整年都待在同一座山谷里，在不深的山洞里躲避严冬的侵袭。冰河时代来临，他们只有坐以待毙，我想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是好的行者。
另外一个分支是我们的共同祖先，他们在冬天迁往南方。于是我们得以存在，并统治今天的世界。我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告诉我这是完全正确的。行走是我最基本、最自然的生存本能。我渴望行走。行走使我活着。
2006年11月19日。是红二方面军长征胜利会师七十周年纪念日。英国人李爱德和中国户外爱好者杨肖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沿着七十年前红二方面军走过的路线再次出发“长征”，行程总计五千公里。在我们杂志出刊的时候他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次长征。谁又敢说没有第三次呢?
《户外探险》：第一次走长征路的时候知道这个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线么?
李爱德：没有，完全不知道。都是在第一次走长征的路上和后来得知所有信息。关于长征，我们总是越知道越走，越走知道得越多。这次我们计划走338天，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走的，非常顺利，现在我们已经马上接近目标了。
《户外探险》：为什么要重走长征路?
李爱德：这个想法源于幸存的老红军讲述的他们亲身经历的长征故事。不久以后，长征的幸存者将不复存在，我们认为记录并保存他们口述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为时太晚了。我们希望将重新感受长征作为人类的体验，使其对年轻的一代对此能有更多的了解并产生浓厚的兴趣。
《户外探险》：觉得你俩真是有点上瘾了，这次跟上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么?
李爱德：完全不一样。先跟你说几组数字吧，你就明白了。这次我们计划走5500公里，现在我们已经走了5000多公里了，而上次是两万多公里。上次我们走了八个省，两个自治区，这次我们走了五个省，一个自治区，上次我们翻了4座雪山，这次我们翻了10座，上次我们只遇到两个海拔超过4000米的垭口，这次我们遇到16个。总之一句话，红二方面军走的路线要比红一方面军走的长征路艰苦很多。当年我们第一次走长征路的时候，过草地过了五天就完成了，这次我们足足走了十几天，才走出草地。红二方面军走的草地要比红一方面军走的面积大很多。
你可以看出这次的路线只有5000多公里，但是用的时间跟我们第一次长征花费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可见其路况艰难。
《户外探险》：那也就是说这次比你俩第一次走长征路时要痛苦多了?
李爱德：恰好相反。我们第一次走长征路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健康问题，马普安的身体糟糕极了，我俩一直走不快，因为我要一直照顾他。但是这次不一样，我俩的身体状况都极佳，每天精神抖擞，走路主要是要靠体力，别的都是次要的。现在走得动了，自然就走得快，也自然走得舒服。另一个，这是我们第二次走长征路了，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我们的准备做得很充分。而且这次我们雇了一匹马，它帮我们驮主要的东西，我们俩每个人负重不超过十公斤，算是解放了。还有，上次我们的装备没有这次这么精良，这么多。这次在出发之前，我们争取了很多赞助和帮助。他们让我们的长征变得不那么痛苦，甚至是非常快乐。
《户外探险》：也不会是一帆风顺吧，这次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李爱德：嗯，这次的困难主要在找路上。因为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线不像红一方面军的路线那么清晰，我们每天都要面临探路这样的任务。所以，我总觉得早上最难过，因为一起来就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往哪儿走”，只要上路了，剩下的就是走路了，很简单。而且这条路线路过的地方非常之偏僻，村民也不是很开化，很多地方的警察或者负责治安的人对我们的态度都很恶劣，这在第一次长征中是见不到的。
《户外探险》：这次路过了一些曾走过的地方吧?那些地方有变化么?
李爱德：太有变化了。上次我们路过腊子口的时候，那里还很落后，没有什么旅游啊这样的商业的痕迹，但是这次我们去时，发现变化太大了。当地搞了很多红色旅游啊什么的，政府下了大力气宣传那里的红色资源。他们对我们很是欢迎，因为我们这个项目能给他们更好地宣传。当然，这次还到了一些新的地方，那里的落后让我们吃惊，有些村镇甚至还保留着当年红军从那里路过时的风貌，村里的人完全是三十年代的打扮和习俗。
《户外探险》：你称走长征路为“项目”，那你准备怎么操作这个项目呢?
李爱德：最简单的“操作”就是我们回来肯定会出版一本书，还希望能出一本画册，因为我们在路上拍了特别多照片。其实，红二方面军的路线非常好，好在哪儿呢，因为它经过的漂亮地方太多了，有一大段是非常靠近西藏的，那里的人文风景和自然景色都漂亮极了，这是我们在第一次走长征路的时候完全遇不到的。当然，我们还希望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向大家介绍这次的收获，我们在路上采访了很多红军的后人，当年的老兵、普通的村民和不普通的老地主。他们的故事太有意思了，很希望能让别人看到。
《户外探险》：那这次结束了，还接着走长征其他路线么?
李爱德：没错。我们现在走的是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的路线，在香格里拉那里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分开走了，所以明年夏天我们还要回到香格里拉走红六军团的路线，大概有几百公里，是从香格里拉到江孜的，这样，我们才算把红二方面军的路线整个走完。
《户外探险》：用一句话总结一下第二次走长征路的感想吧。
李爱德：太好玩，太有意思了。
两个人的长征，总比一个人要好
撰文：李爱德马普安
编者按：马普安和李爱德在十月份里对我意义重大，我在搜集资料准备采访他俩，而且在读他俩的书和画册。但是我没有见过他们，除了从照片上。他们对于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遥远。要说的一点是，《两个人的长征》这本书写得好极了。我很后悔自己到今天才因为工作的原因不得不通读它，我早就应该读一本这样的“游记”。下面是两个人在此书的结束语中的一些段落，仔细读，因为两个人总是“你一言。我一语”。
到吴起前两天，我们在路上接受了路透社电视台的采访。制片人Elke Rohmer问我：“你会再走长征路吗？”
“不，决不。”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我完全有理由持乐观态度。现在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无法在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让自己再来一遍。这太难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毫不怀疑。但回到大城市五个月后，当我不得不再次面对“正常”生活中那些复杂的事情所带来的烦恼后，我又不那么肯定了。我开始怀念路上生活的单纯。我们关心的都是些最简单的事情——食品、住处还有行动——并且我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一直向前。最主要的，我怀念那种同志般的友情。这听起来太不合时宜，可能有点“共产主义”，但我想不出更合适的词来 形容新长征路上的这种关系。
对马普安和我来说，这不仅仅是友谊，它还意味着相互之间的支持，鼓励和忠诚。我们还得到众多朋友和陌生人的支持，他们都是我们在路上的同志，不论是给我们提供住处，还是仅仅给我们发了封电子邮件，他们让我感觉我们都在朝一个方向共同努力着。
这也许是我和长征战士们最感同身受的一点。这种同志般的感受涤荡了我们的烦恼和挫折感，让我们不再惧怕一路上的艰难困苦。倘若Elke现在问我要不要再走一遍，我想说：如果能再次体验这种感受，也许会的。
典型长征者的饥饿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像，就像曾少东将军说的，在饥饿的驱使下，他甚至在战友的粪便中寻找没有消化的稻米。
而我则随身携带应急食品，从没感受过饥饿。这就是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长征者们的真实感受的两个原因之一，我也因此担心我做的任何对比都可能是对当年长征者的亵渎。
杨劲老红军在采访中说：“每次战斗后，班长，排长、连长要检查刺刀上有没有血，这叫要‘刺刀见红’。因为大部分是白刃战，战士背靠背和敌人拼刺刀。”
这是我无从了解他们的真正感受的另外一个原因：我可以随时休息，但一个真正的长征者却随时要面对一场生死未卜的激战，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这在我是无法想像的。
想到上面两种情况，我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不必去真正体味长征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当然啦，典型的长征者只能穿草鞋，我却一共换了三双结实的远足鞋。
除此之外，我们和真正的长征者还有两个不同点，使他们也不可能理解我们的新长征。
典型的长征者从不需要找路。我问老战士刘华连：“迷路过吗？”他说：“前面有绳子拉着走。”陈政办说：“那时就跟着走，没走错路。”
而我却时时被迷路的恐惧困扰着。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也许我可以这样解释：对我来说，新长征途中最好走的路对红军来说却最难——翻越夹金山和过草地的第一天。为什么会这样7因为在这两段路上，我们难得地请了向导(整个新长征过程中我们只找了四次向导)。
“当红军只有流汗，只有流血，不能流泪。有那么一个口号，‘红军是铁的战士’。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死也不怕，又怎么能怕痛呢(指了指伤残证)？肠子都打出来了，照样行军，不然就掉队，就被俘虏了。”
这是杨劲老红军参加长征的原因，也是长征在他记忆中的模样。一个典型的长征者参加长征，是因为他别无选择。然而我可以选择：每一步都可以选择。
经过站在田里的一个农民时，我说：“你好!”但奇怪的是，他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我。他的思想好像处于游离状态，只是埋头干活。这种“灵魂出壳”的状态真是令人艳羡!长征刚开始时我的身体感到隐隐的悸痛。最初，我观察并思考着身边的一切，然后开始审视自己，并沉溺于绵延不绝的遐想之中，对身边的事物逐渐视而不见，最后目光呆滞，面无表情。
隐隐的悸痛持续着。跟不跟爱德走没有什么区别。爱德不可能把我从疼痛中拯救出来，我也无法帮助他。疼痛的身体禁锢了我，以至于灵魂渴望从中脱离。
隐隐的悸痛持续着。我陷入潜意识，沉浸在上口的歌曲和挥之不去的记忆中。我在现实和自我间游弋。我听不见自己真正的脚步声，只有头脑中有节奏的足音。只有足底长了水泡必须放轻脚步的时候，我才能意识到双脚的存在。
隐隐的悸痛持续着。背包吱吱作响，拉着我的背和肩膀向下坠。我吃力地拉着肩带，系紧腰带，希望找到合适的位置和松紧度，让肩背的疼痛减轻一些。但我不是在真空中的宇航员。总是短暂地舒服了一会儿，就又挣扎在无边无际的疼痛中。
夜幕降临时，爱德终于爬到了山上的马路边，他看上去那么垂头丧气，那么落魄。他大口饮着我背包里的水，自己的一个小时前就喝完了。我们只剩下1公升水了，却只下了一半山，到最近的栖身地，最近的食品和最近的床可能还有8公里，也可能是10公里，12公里，谁知道呢？幸好不远处有一条河，我们倒是死不了。天气逐渐凉了。我们浑身布满厚厚的汗渍，夜晚来临的时候感到彻骨的寒意。一路急行军赶到这儿，我们顾不上卸下背包就躺倒在地，仰望苍穹。我看到一颗流星划过天空，许了一个愿，希望能有份可靠的地图，希望当地人能给些可信的建议，希望知道在这样跋涉了一天后，我们还要再走多远的路，8公里、10公里还是1 2公里?我们总是可以选择放弃，或者只是歇一会儿，睡一觉。这就是夜间行路异常艰难的原因。眼皮似乎有千斤重，内心无限渴望能坐在温暖炭火旁的摇椅上，永远都不再起来。这一幕发生在许多长征者的身上，那是死亡的一幕。因此两个人长征，互相提个醒，总比一个人要好。
真正使我坚持下来的原动力，应该是关于蛮荒时代人类祖先如何挣扎求生的一些模糊记忆。
大约320万年前，南猿演化成了第一个具有人类特征的猿。某些科学家认为他们弥补了人类演化史上“缺失的一环”。南猿与人类相近的特征并非那只有人类1／3大的大脑，也不是他们毛绒绒的皮肤，他们只是做了一件别的猿类都没有做的事，直立行走。从字面意义上讲，他们迈出了人类的第一步。南猿随后进化为两种已知的人类，尼安德特人是其中一种。如果在3万年前你也许认为他们更应该存活下来，因为他们更强壮，体格更魁梧，可能还更善于狩猎。但尼安德特人却不懂迁徙的道理。他们整年都待在同一座山谷里，在不深的山洞里躲避严冬的侵袭。冰河时代来临，他们只有坐以待毙，我想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是好的行者。
另外一个分支是我们的共同祖先，他们在冬天迁往南方。于是我们得以存在，并统治今天的世界。我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告诉我这是完全正确的。行走是我最基本、最自然的生存本能。我渴望行走。行走使我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