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我们争取走出经济困境，应对转型，争取中国经济更好未来一个关键所在
　　我们通常会把降成本看作是企业的工作，看作是企业、家庭、个人这些微观主体应该行使的事情，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竞争压力下，如果微观主体很好的管理成本，就会有利于应对经济的困难，就能够增长竞争力，就能够增加利润，也就增加未来发展的资本。但是中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仅仅靠企业、家庭、个人来降成本，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因为在经济活动当中有一类成本仅靠微观主体的努力，是不足以显著降下来，应对现在的经济局面。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呢？尽管我们现在有独到性的东西，尤其是创新，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在全球立足主要靠比较成本优势，以下几类成本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仅仅有企业和微观主体的努力还不足以完成好降成本的这项任务。
　　第一类法定成本。企业有很多开支是竞争当中形成的，如果这个员工你想雇，我也想雇，我们就要出一个合适的价钱，再把这个要素拿到手。这类成本是市场竞争供求决定的，但是还有一些成本是法律规定的。比如说必须交税、社保的缴付。我们国家税收增长过快，法定的社保缴付增长过快，它比工资总额涨得快，降下来不是单个企业甚至所有企业一起开会就能降下来的。我们的立法机关、行政、政策制定方面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要采取实际工作当中能够见效的措施。不降，企业就熬不过去，现在经济下行，市场供求的成本正在下降，但是法定成本降的不一定那么快。这样的话，很多企业等不到市场成本降低就支撑不了了。应对所谓不要发生大规模的下岗潮，主动的调整法定成本至关重要。当然调整法定成本会牵扯到一大堆问题，经济下行，政府财政收入会减少，要降低税收，政府的开支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大，所以根据国际经验看，光降税，一定要伴随政府降低开支，否则的话，这个财政的窟窿短期内可以说增加一点赤字，长期看它也会变成国民经济失衡的一个根源，所以这方面要有一系列的连锁的反应，才足以让法定成本有效地降下来。
　　第二类成本是让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要付出的成本。其实经济不管怎么下行，它总还有机会，就看北京，说经济很慢，但是还有堵得一塌糊涂的地方，比如儿童医院，我走过几次根本没办法通行，什么问题？并不是我们培养的医学学生不够，是我们潜在的能做供给的这些医疗服务资源要对潜在的巨大的甚至不是潜在的、明显的需求做反应，中间有障碍。我们的医改强调了公共服务，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要知道公共服务，让人能看得起病的同时，还要动员更多的医疗服务资源来增加供给。这个不是靠喊口号，表达我们有增加公共服务的意愿就够的，要有扎扎实实的措施，让人们愿意学医，让人们愿意从医，让人们愿意增加医疗服务，这就要靠价格机制，人生下来不一定学医，学医不一定到儿科，我们有很多不恰当的价格管制，使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付出的成本很高，供不应求，这发生在经济下行当中，就会让我们觉得一方面中国经济有些地方很可惜，一方面觉得潜在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第三类成本就是当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的时候，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我们看国民经济现象，房地产，虽然全国过量库存，降库存问题很大，可是同时看深圳、上海、北京房价非常高。什么问题呢？仅仅靠货币政策去调房价是不能适应的，光有购买力，如果没有土地相应的拨过来，没有相应的土地对每个地方的市场作出灵活的反应，它就会出现这个尴尬局面。这里还在讲降低房地产库存，那里房价已经冲天而起，我们又要去调控房价。关键问题是我国的土地制度严重不适应当前的经济现实的要求，这么一个关键的要素，有行政，有指标，由北京来决定供应多少。房价涨的同时，有大量土地没有好好用，甚至闲了多少工业厂房，几百万平方米的。问题这些地能不能转过来变成住宅用地呢？这个事情深圳说了不算，只有全国的法规，全国的行政控制决定的，这些成本不降下来，如果市场主体看到了市场机会，想做反应，但是关键的要素得不到，这个反应过程就会非常慢。法定的经营成本，对潜在机会作出反应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都可以称之为体制性成本。
　　中国的经验，过去之所以成功，能走到世界前列，一个真正的秘密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大规模地降低了我们的体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在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国际竞争力会受到损害。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我们争取走出经济困境，应对转型，争取中国经济更好未来一个关键所在。
　　（本文系根据周其仁教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