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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22日，一位耄耋老者冒雪来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鲍正鹄闻讯立刻出门迎接：“外面这么大的雪，您还亲自过来，我们怎么敢当啊！”见到自己昔日的学生，老者笑答：“你来看我不容易，还是我来吧。”师生重逢自然要叙叙旧，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来协助北京图书馆鉴定馆藏《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版本问题。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拿来了多个早期译本。老者仔细看了看，指着其中一本封面印有红底马克思肖像的说：“这个红的是初印的，那个蓝的是后印的。”闻听此言，鲍正鹄高兴极了，“由于版权页缺失，我们以前错将蓝色的再版本作为初版本，这下可好了。”说着，他把首版《共产党宣言》递到老者面前，请他题字留念。老人见状有些诧异：“这是马恩的著作，我题字不合适。”鲍正鹄恳切地说：“这本书是您翻译的，上面还印着您的名字，您就签个名吧。”老者最后在二版译本的内页上工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陈望道。
这位老人就是中共早期活动家、新文化运动先驱、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陈望道。正是他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完整地介绍到中国，从而使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能够直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定了他们追求共产主义的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陈望道原名陈参一，1891年出生在浙江义乌县河里乡分水塘村，是家中长子。父母思想开明、乐善好施，主张让孩子们走出山村求知问学。父亲陈君元常对儿女们说的一句话便是：“书读在肚里，大水冲不去，火烧不掉，强盗抢不走，无论走到哪里都管用。”
在父亲的影响下，陈望道6岁入私塾读书。他对国家的兴盛与衰亡、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表现出深深的关切和忧虑。
随着年岁增长，陈望道渐渐不满足于传统私塾教育的方式和内容，渴望获得新的科学知识。他在16岁离开山村，先后到义乌县城和金华念书。早年的陈望道，先是笃信“教育救国”，认为救国首先要破除迷信、开发民智。17岁时他便回到村里开办村校，教育孩子。
1913年，陈望道考入了杭州之江大学专修英语和数学。在当时流行的“兴实业，重科学”思想促动下，陈望道曾一度想去欧美留学，因为“欧美的科学发达”，然而由于承担不起高昂的欧美留学费用，陈望道终改道日本。家里没有足够的资金供他，父亲感到十分为难。陈望道抄录了李白《将进酒》中的两句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贴在墙上，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和抱负。父亲被他打动，变卖了家里100多亩地供他留学日本。正是这次留学，让陈望道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了世界，给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胜利的喜讯，也迅速传至日本，立刻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日本一些著名进步学者纷纷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陈望道结识了当时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在河上肇的影响下，陈望道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也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望道于同年6月返回祖国。受时任浙江第一师范学院校长经亨颐邀请，他来到浙江第一师范担任国文教员。在这里，陈望道登上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舞台，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面旗帜。
浙江一师是当时浙江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学校顺应时代潮流，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学生自治和国文教学改革两项。国文教学改革由陈望道与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四位被称为“四大金刚”的语文教员发动和推行。他们选用鲁迅《狂人日记》等做教材，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学生自己研究，教员处指导的地位”，对传统的教育方式进行猛烈冲击。陈望道还支持参与本校师生编辑的多种新思潮刊物，其中《浙江新潮》发表的文章引发了轰动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由于《浙江新潮》发表的文章触怒了国民党当局，经享颐被迫离开了学校，陈望道也愤然离职回到家乡。
能堪此大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1920年2月初，陈望道忽然接到《民国日报》社经理兼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来信。在一师任教期间，陈望道常为《民国日报》撰稿，他与邵力子还兼有同乡之谊，彼此间相当熟络。邵力子在信里称，戴季陶（时任《星期评论》主编）约请陈望道为《星期评论》周刊翻译《共产党宣言》。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里的只言片语就通过《万国公报》《民报》等刊物传入中国。“五四”前后，《每周评论》《国民》等进步期刊均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过零星片断式地摘译，陈望道亦曾读过。只可惜，《共产党宣言》的通篇译文一直阙如。于是，将《共产党宣言》全部译成中文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戴季陶便是其中之一。
“五四”時期的戴季陶，思想激进，极为推崇马恩。他与沈玄庐等在沪创办的《星期评论》，因介绍、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和其他新思潮，迅即与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齐名，被时人誉为“舆论界最亮的两颗明星”。戴季陶曾从日本带回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他原欲据此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因其翻译难度颇高，译者须兼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整天忙于编务的戴季陶自感难以胜任，便决定“不如邀人翻译，并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当戴季陶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好友邵力子后，邵力子极力赞同。
“可是何君能堪此大任呢？”戴季陶叹了口气问道。思索片刻后，邵力子说：“非杭州陈望道莫属。”商定之后，邵力子立刻给陈望道写了一封信。
《星期评论》的邀约让陈望道既感意外，又觉兴奋。因为“浙江一师风潮”发生后，他在不断的反思中获得感悟：“对待任何事物，不能简单凭借‘新’与‘旧’来加以肯定或否定，应当有更高的判别准绳，那便是马克思主义。”“这真是天赐良机！若译出《共产党宣言》，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岂不是大有裨益？”打定主意后，陈望道赶忙提笔给邵力子复信。不多时，邵力子向他提供了戴季陶自购的那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底本。 分水塘里点亮信仰之火
译书需要一个清静之所，陈望道相中了自家的柴屋。那是陈家老宅，陈望道幼时随父母居于此处。陈家新居建成后，老宅便被用于堆放柴禾，平日少有人前往。陈望道带着几样简单的生活物件和文具，便在那里“安营扎寨”，孜孜不倦地翻译《共产党宣言》。
柴房里既没桌子又无床，陈望道干脆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工作时，把一应所需摊在板面上;累了就往板上一躺，权作卧榻。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山区里更添几分寒意，及至深夜，刺骨的寒风横冲直撞般地从四壁和窗户的缝隙里闯入屋内，陈望道握笔的手时常被冻得不听使唤。家里虽不缺“汤婆子”和脚炉，但他嫌那些玩意束缚了手脚，反倒令人分神。实在冷得吃不消了，陈望道就起身，跺跺脚、搓搓手，不住地往手心里呼气，稍觉回暖，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译书。那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不知陪伴他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恩格斯曾说过：“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异常困难的。”确实如此，陈望道当时既缺乏必要的工具书，又少有参考资料，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陈望道对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是如此专注，除了短暂的睡眠时间，他“吝啬”到不肯在其他事情上浪费一分一秒，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都是由母亲送入柴房。
眼见儿子食不甘味、夜不安寝，人都瘦了一圈，母亲心疼不已。一日，她特地包了几个糯米粽子，外加上一碟红糖，送去给儿子吃。“粽子是刚出锅的，蘸蘸红糖，赶快趁热吃。”母亲搁下吃食，反复叮嘱道。陈望道“嗯”了一声，头也不抬地写着。为了不打扰儿子，母亲便转身离去了。
过了片刻，母亲来到柴屋外，关切地问儿子：“是否还要添些红糖？”“够了，够甜了。”陈望道回答。后来，母亲收拾碗筷时，看到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碟中的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他翻译入迷，竟蘸着墨汁吃完了粽子。母子俩不禁相对大笑。
“手沾墨水口来尝，信仰味道终觉甜”，这段故事被传为佳话。
转眼间，已近谷雨时节，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叠字斟句酌的译稿装入纸袋里，抱于胸前。他走出柴屋，抬头望见远处山花烂漫的美景，陈望道的心头也充满了浓浓春意。
“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1920年4月末，陈望道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电报，邀请他赴沪担任该刊编辑。这一纸电文让陈望道颇感惊喜。他连忙带着译稿兴冲冲地赶到上海。来沪后，因工作关系，他结识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陈独秀还请他兼任《新青年》编辑。
虽说诸务繁忙，陈望道却未忘连载《共产党宣言》译稿一事。只要有闲暇，他就拿出译稿一再校对。正当译稿刊载在望之际，因国民党当局对《星期评论》实施检查，使之发行严重受阻，6月6日宣布停刊。如此一来，煞费苦心译成的书稿就无缘问世了，这让陈望道心急如焚。“不如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面，搞一单行本？”陈望道忽然萌生一个念头。6月27日夜里，他将译稿交给了俞秀松，请俞秀松转送至陈独秀处。翌日9时许，这份稿子被交到了陈独秀的手中。一拿到译稿，陈独秀就迫不及待地浏览起来，当念完最后一句：“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今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禁拍案叫绝。他赶紧请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帮助校阅，还托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以资对照。为慎重起见，陈独秀在李汉俊校完后，又再行校勘一番。陈望道的译文如行云流水般，语势连贯，文字简洁凝练，令二人甚是满意，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对外公开出版。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印刷机构和费用问题如何落实呢？这难住了陈独秀。是时，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委派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正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商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设立一家印刷所，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当维经斯基得知《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出版遭遇资金瓶颈时，马上从带来的活动经费中拿出2000元给了陈独秀。随即，一个名为“又新”的印刷所在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成立了。
1920年8月，几经磨砺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终于付梓，共计印行1000册。稍有缺憾的是，由于印刷仓促，书名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红色封面版）。这个差错在次月出版第二版（蓝色封面版）时作了更正。自那时起，《共产党宣言》便成为在中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至1926年5月就印了39版，当时的北伐军队中人手一份，风靡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群体。
因为总有人来函询问何处售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沈玄庐出面，在《民国日报》刊登《答人问<共产党宣言>的发行》，告知“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可购。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正式出版时，“陈望道”这个名字也正式起用。“参一”改名“望道”，为的是表明他信仰共产主义、热切瞻望中国出现新的革命道路。由此，陈望道获得了“传播《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的美誉。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素来为陈望道所景仰。刚拿到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陈望道立即将自己的译著赠给鲁迅和他的胞弟周作人，以求指正。鲁迅在收到书的当天就仔细阅读了一遍，他对这位小同乡的作为赞赏有加：“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共产党宣言》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产生强烈反响，一大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在它的熏陶下，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設立人民出版社，在该社的首批出版书目中，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赫然列于前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州平民书社、上海书店等纷纷重印此书，单是平民书社一家就重印达17次之多。其再版的速度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一本图书，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当年，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众多拥趸中的一员。1936年7月，他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了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排在这三本书之榜首的即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进而又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向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讲话时，再度谈及《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即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1920年夏秋之际，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教材之一就是刚刚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并由陈望道亲自讲授。后来刘少奇回顾这段经历：“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邓小平也曾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1920年，周恩来赴法留学前，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20多年后，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紧紧握住陈望道的手，当着在场代表们的面，笑呵呵地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在面世以后的20多年里，一直为反动势力所不容，尤其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此书登上国民党当局的“禁书”黑名单。鉴于严峻的敌我斗争形势，一方面，陈望道采用佛突、晓风、仁子等笔名，迷惑敌人;另一方面，各出版机构印制了多种伪装本，有时连书名也仅用《宣言》二字，甚至还省略了译者。
尽管如此，陈望道仍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敌人）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历史事实证明，作为国内第一部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理论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工作
1920年4月底，陈望道来到上海后，经常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一起交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便在当年5月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吸收的成员，起初比较宽，只要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没有纲领，会员入会没有成文的手续。开始参加的人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以后又吸收了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总共不到10个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党，有组织机构，有书记。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任劳工部长，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为研究会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的活动，主要是组织工会和编辑刊物，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望道采取了“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的办法，对《新青年》进行了改组。他在《新青年》开辟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同时，还通过邵力子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拉了过来，进行游击性的战斗，如刊登陈望道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
1920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地点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等。
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应邀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望道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这个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成了全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外界曾认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陈望道后来回忆说事实并非如此，经费主要是小组成员靠翻译得到的稿酬，他说“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翻译万把字”。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望道在办刊物、办学校和发动工人群众方面做了诸多工作。在办刊物方面，除了《新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外，陈望道为了在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当时还参与了《劳动界》和《共产党》月刊两份杂志的编辑和撰稿工作。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办了一所青年学校和一所平民女校。青年学校当时称外国语学校，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所在地，地点在明德里（延安中路545弄）。刘少奇、柯庆施就是从那里毕业的。陈望道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的负责人之一。平民女校是为收容因反对“三从四德”而从家庭或学校逃出来的青年女子开办的，作家丁玲就曾是平民女校的学生。陈望道白天在大学教书，晚上就到平民女校去上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的工运工作是启蒙性的，主要是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支持他们搞经济斗争。身为劳工部长的陈望道，在1920年11月21日领导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邀请陈独秀到会发表演说。同年12月，上海印刷工会也宣布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921年的新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给每家每户分发贺年卡拜年。于是，由陈望道起草了一首鼓动劳苦大众起来反对剥削者的《太平歌》，印在贺年卡的反面，正面则写有“恭贺新年”四个大字。人们一看到贺年卡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红头火柴”为何怒而退党
1921年，中共一大开始筹备，此间内部发生矛盾。
当时李汉俊负责管理党内活动经费，领取经费须经过书记陈独秀的签字，在广州的陈独秀并不知道有多少经费，只管签字，经常出现他批了条子但李汉俊无钱可支的情况。李汉俊致信陈独秀让他以后不要乱批条子。这一细节在《李达自传》的描述是“李汉俊寫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编辑部垫点经费出来，陈独秀复信没有答应”。但此矛盾造成的结果在各自的回忆里一致：陈独秀写信说李汉俊、陈望道（当时在上海也参与经费管理，可能由此连带被批评）要夺权，想当书记。陈望道看到信后大怒，要求陈独秀公开道歉，遭到拒绝。 陈望道认为陈独秀搞家长制，一气之下要求退党。根据陈望道生前多次回忆，他说自己曾被推选为上海地区的一大代表，因为这事，就没有参加一大。
1923年，陈望道退党。党组织曾派沈雁冰劝说陈望道取消退党，陈望道称：“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故我，我如何又能取消退党？”
陈望道怒而退党，与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有直接联系，还跟自身刚直的性格有关。他有一个外号叫“红头火柴”，一擦就燃。当时党还处于初创时期，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规程，党员的组织观念相应淡薄。陈望道本人具有某种自由散漫的秉性，他的挚友邵力子称：“陈望道好静，喜欢搞研究工作，不习惯于经常过组织生活”（朱顺佐《邵力子传》）。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就团体组织问题投票时，他赞成：建立严密组织的团体，“但是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
但是，陈望道退党后一直忠诚于党的事业，不论何时何地都真心实意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望道始终在另一条战线上与党并肩战斗
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后，陈望道开始从一名职业革命家转去从事文化教育工作。1923年秋，陈望道接到一张署名为“知名”的纸条：“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一看笔迹就知道是陈独秀写来的。虽然他对陈独秀个人有意见，但还是接受了党交给的这一任务，去了上海大学，先是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25年后为代理校务主任。
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一样有名。在学生眼里，讲课的都是最具新思想的人物，他们的言论、思想、风采和才干，给学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陈望道领导下，上海大学的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五卅”运动。上海大学是共产党用来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陈望道接受党的委托在上海大学工作了4年，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干部，如阳翰笙、丁玲等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大学被查封。
1928年，地下党接收了办得很不景气的中华艺术大学，并请陈望道担任校长一职。陈望道任中华艺大校长期间，曾两次邀请鲁迅来校演讲。在陈望道的默许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30日在该校召开。这种倾向性很强的活动的举办，使中华艺术大学仅办了一年多即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
此后，陈望道始终在另一条战线上与党并肩战斗。上世纪30年代，他组织了一支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别动队，发起大众语运动，主编《太白》杂志，抵制当时的文言文复辟逆流。在抗日战争年代，陈望道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与鲁迅、叶圣陶等发起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在上海沦为“孤岛”后，他又与许多文化界著名人士一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后，陈望道从上海经香港到达重庆北碚复旦大学，1941年9月起任新闻系代理主任，次年任新闻系主任，其间提出了“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为了使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陈望道还于1945年募集资金创办了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学生们利用新闻馆的设备，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新闻系成了当时复旦的“延安”。为此，1945年8月国共谈判，毛泽东亲临重庆时，点名要见陈望道等著名民主人士。
陈望道竭尽全力保护进步学生。1947年5月30日，国民党当局搜捕进步学生，复旦新闻系左派学生何晓沧躲进了陈望道家中。他坐在楼下客厅看报纸，一直守到特务后半夜撤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望道是毛泽东点名要找的人之一。7月，陈毅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負责主持校务工作。1952年10月，毛泽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此后，陈望道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陈望道得知上海市高教局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后，两次专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后又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毛泽东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下来，成了全国新闻院系中历史最悠久、唯一薪火不断的一个院系。
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欲调陈望道至文化部任职，陈望道答复‘如果领导认为北京和上海的工作一样重要，我很希望留在复旦。’从那时直到去世，陈望道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所学校。”
陈望道夫人蔡葵回忆说，陈望道青年时是“红头火柴”，中年后就成了“热水瓶”，外面冷、里面热。
陈望道在治校过程中始终把关心人、爱护人放在第一位。他千方百计关心每一位教师、学生、员工的工作生活。当年好多学生喜欢模仿陈望道的口音讲话，学得最多的，是他每次开会时的开场白“全校的师生员工同志们”，正是这样的开场白，体现了他对全体师生的深深的关心。
那时，师生们经常看到陈望道在校园里散步。陈望道常说：“我是校长，在学校里多走走，可以让大家认识我，有什么事情就可以及时向我反映，我也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
在复旦大学的半个世纪里（1920年起开始在复旦大学任教），陈望道为该校的发展和壮大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非常清楚1923年时陈望道退党的缘由，也很了解他离开后这几十年为党所做的一切
陈望道作为政治活动家，他的贡献是卓越的。而作为学者，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同样为世人瞩目。他著作的《修辞学发凡》奠定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础。陈望道被称为“中国现代修辞学之父”。
他发现近代世界各国的变法维新总是伴随着语言的革新，语言对一个民族的解放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要启发人民思想的解放，语言文字举足轻重”“而中国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在文字修辞上花了很大功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著作”。
1920年翻译完《共产党宣言》后，陈望道发表了多篇语言学论文，如《“的”字的分化》《“可”字的综合》等等。今天熟练地运用汉语写作的人们很难会想到，陈望道当年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这样一砖一瓦地垒起了现代汉语的大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郑子瑜评价他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陈望道。” 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见到陈望道，说他最近看过《修辞学发凡》一书，写得很好。老朋友相见，自然谈到了建党初期的那个年代，毛泽东非常清楚1923年时陈望道退党的缘由，也很了解他离开后这几十年为党所做的一切，所以毛泽东指示：“陈望道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不用写报告，也不用写自传。”
1957年6月，陈望道直接由中央批准回到党内，但因统战工作需要（陈望道1951年加入了民盟，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没有公开。直到1973年，公布中共“十大”代表名单，人们才知道陈望道是中共党员。
陈望道从来不记日记。他对学生陈光磊说：“个人不想在历史上留什么位置，还是低调点。”
1977年10月29日凌晨，陈望道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责编/黄梦怡 责校/陈小婷 来源/《陈望道传》，邓明以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陈望道：一生追望大道》，刘敏慧/文，《中国青年报》2012年7月3日;《陈望道：“红头火柴” 一擦就燃》，钱昊平/文，《新京报》2011年5月23日;《千秋巨笔：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张姚俊/文，《解放日报》2016年6月2日;《《陈望道为何退党 翻译<共产党宣言>历史细节》，佚名/文，《北京日报》2011年12月20日）
陈望道大事年表
1891年1月18日：出生于浙江义乌。
1915年1月：留学日本。
1919年6月：回国，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
1920年2月至4月：在义乌分水塘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920年5月：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義青年团的筹建工作。
1920年8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11月：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至次年6月辞职。
1923年：因党内意见不合而离开组织。
1923年秋到1927年：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
1929年：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兼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1934年起：发动“大众语运动”，创办并主编《太白》半月刊。同时，先后任安徽大学教授、广西大学中文科主任。
1938年起：积极倡导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等。
1940年起：赴重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等职。
1946年6月：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民主运动。
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中央第二届中央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52年：任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
1957年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7年10月29日：因病逝世，享年86岁。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拿来了多个早期译本。老者仔细看了看，指着其中一本封面印有红底马克思肖像的说：“这个红的是初印的，那个蓝的是后印的。”闻听此言，鲍正鹄高兴极了，“由于版权页缺失，我们以前错将蓝色的再版本作为初版本，这下可好了。”说着，他把首版《共产党宣言》递到老者面前，请他题字留念。老人见状有些诧异：“这是马恩的著作，我题字不合适。”鲍正鹄恳切地说：“这本书是您翻译的，上面还印着您的名字，您就签个名吧。”老者最后在二版译本的内页上工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陈望道。
这位老人就是中共早期活动家、新文化运动先驱、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陈望道。正是他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完整地介绍到中国，从而使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能够直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定了他们追求共产主义的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陈望道原名陈参一，1891年出生在浙江义乌县河里乡分水塘村，是家中长子。父母思想开明、乐善好施，主张让孩子们走出山村求知问学。父亲陈君元常对儿女们说的一句话便是：“书读在肚里，大水冲不去，火烧不掉，强盗抢不走，无论走到哪里都管用。”
在父亲的影响下，陈望道6岁入私塾读书。他对国家的兴盛与衰亡、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表现出深深的关切和忧虑。
随着年岁增长，陈望道渐渐不满足于传统私塾教育的方式和内容，渴望获得新的科学知识。他在16岁离开山村，先后到义乌县城和金华念书。早年的陈望道，先是笃信“教育救国”，认为救国首先要破除迷信、开发民智。17岁时他便回到村里开办村校，教育孩子。
1913年，陈望道考入了杭州之江大学专修英语和数学。在当时流行的“兴实业，重科学”思想促动下，陈望道曾一度想去欧美留学，因为“欧美的科学发达”，然而由于承担不起高昂的欧美留学费用，陈望道终改道日本。家里没有足够的资金供他，父亲感到十分为难。陈望道抄录了李白《将进酒》中的两句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贴在墙上，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和抱负。父亲被他打动，变卖了家里100多亩地供他留学日本。正是这次留学，让陈望道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了世界，给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胜利的喜讯，也迅速传至日本，立刻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日本一些著名进步学者纷纷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陈望道结识了当时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在河上肇的影响下，陈望道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也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望道于同年6月返回祖国。受时任浙江第一师范学院校长经亨颐邀请，他来到浙江第一师范担任国文教员。在这里，陈望道登上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舞台，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面旗帜。
浙江一师是当时浙江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学校顺应时代潮流，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学生自治和国文教学改革两项。国文教学改革由陈望道与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四位被称为“四大金刚”的语文教员发动和推行。他们选用鲁迅《狂人日记》等做教材，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学生自己研究，教员处指导的地位”，对传统的教育方式进行猛烈冲击。陈望道还支持参与本校师生编辑的多种新思潮刊物，其中《浙江新潮》发表的文章引发了轰动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由于《浙江新潮》发表的文章触怒了国民党当局，经享颐被迫离开了学校，陈望道也愤然离职回到家乡。
能堪此大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1920年2月初，陈望道忽然接到《民国日报》社经理兼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来信。在一师任教期间，陈望道常为《民国日报》撰稿，他与邵力子还兼有同乡之谊，彼此间相当熟络。邵力子在信里称，戴季陶（时任《星期评论》主编）约请陈望道为《星期评论》周刊翻译《共产党宣言》。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里的只言片语就通过《万国公报》《民报》等刊物传入中国。“五四”前后，《每周评论》《国民》等进步期刊均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过零星片断式地摘译，陈望道亦曾读过。只可惜，《共产党宣言》的通篇译文一直阙如。于是，将《共产党宣言》全部译成中文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戴季陶便是其中之一。
“五四”時期的戴季陶，思想激进，极为推崇马恩。他与沈玄庐等在沪创办的《星期评论》，因介绍、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和其他新思潮，迅即与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齐名，被时人誉为“舆论界最亮的两颗明星”。戴季陶曾从日本带回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他原欲据此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因其翻译难度颇高，译者须兼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整天忙于编务的戴季陶自感难以胜任，便决定“不如邀人翻译，并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当戴季陶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好友邵力子后，邵力子极力赞同。
“可是何君能堪此大任呢？”戴季陶叹了口气问道。思索片刻后，邵力子说：“非杭州陈望道莫属。”商定之后，邵力子立刻给陈望道写了一封信。
《星期评论》的邀约让陈望道既感意外，又觉兴奋。因为“浙江一师风潮”发生后，他在不断的反思中获得感悟：“对待任何事物，不能简单凭借‘新’与‘旧’来加以肯定或否定，应当有更高的判别准绳，那便是马克思主义。”“这真是天赐良机！若译出《共产党宣言》，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岂不是大有裨益？”打定主意后，陈望道赶忙提笔给邵力子复信。不多时，邵力子向他提供了戴季陶自购的那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底本。 分水塘里点亮信仰之火
译书需要一个清静之所，陈望道相中了自家的柴屋。那是陈家老宅，陈望道幼时随父母居于此处。陈家新居建成后，老宅便被用于堆放柴禾，平日少有人前往。陈望道带着几样简单的生活物件和文具，便在那里“安营扎寨”，孜孜不倦地翻译《共产党宣言》。
柴房里既没桌子又无床，陈望道干脆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工作时，把一应所需摊在板面上;累了就往板上一躺，权作卧榻。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山区里更添几分寒意，及至深夜，刺骨的寒风横冲直撞般地从四壁和窗户的缝隙里闯入屋内，陈望道握笔的手时常被冻得不听使唤。家里虽不缺“汤婆子”和脚炉，但他嫌那些玩意束缚了手脚，反倒令人分神。实在冷得吃不消了，陈望道就起身，跺跺脚、搓搓手，不住地往手心里呼气，稍觉回暖，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译书。那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不知陪伴他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恩格斯曾说过：“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异常困难的。”确实如此，陈望道当时既缺乏必要的工具书，又少有参考资料，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陈望道对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是如此专注，除了短暂的睡眠时间，他“吝啬”到不肯在其他事情上浪费一分一秒，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都是由母亲送入柴房。
眼见儿子食不甘味、夜不安寝，人都瘦了一圈，母亲心疼不已。一日，她特地包了几个糯米粽子，外加上一碟红糖，送去给儿子吃。“粽子是刚出锅的，蘸蘸红糖，赶快趁热吃。”母亲搁下吃食，反复叮嘱道。陈望道“嗯”了一声，头也不抬地写着。为了不打扰儿子，母亲便转身离去了。
过了片刻，母亲来到柴屋外，关切地问儿子：“是否还要添些红糖？”“够了，够甜了。”陈望道回答。后来，母亲收拾碗筷时，看到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碟中的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他翻译入迷，竟蘸着墨汁吃完了粽子。母子俩不禁相对大笑。
“手沾墨水口来尝，信仰味道终觉甜”，这段故事被传为佳话。
转眼间，已近谷雨时节，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叠字斟句酌的译稿装入纸袋里，抱于胸前。他走出柴屋，抬头望见远处山花烂漫的美景，陈望道的心头也充满了浓浓春意。
“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1920年4月末，陈望道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电报，邀请他赴沪担任该刊编辑。这一纸电文让陈望道颇感惊喜。他连忙带着译稿兴冲冲地赶到上海。来沪后，因工作关系，他结识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陈独秀还请他兼任《新青年》编辑。
虽说诸务繁忙，陈望道却未忘连载《共产党宣言》译稿一事。只要有闲暇，他就拿出译稿一再校对。正当译稿刊载在望之际，因国民党当局对《星期评论》实施检查，使之发行严重受阻，6月6日宣布停刊。如此一来，煞费苦心译成的书稿就无缘问世了，这让陈望道心急如焚。“不如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面，搞一单行本？”陈望道忽然萌生一个念头。6月27日夜里，他将译稿交给了俞秀松，请俞秀松转送至陈独秀处。翌日9时许，这份稿子被交到了陈独秀的手中。一拿到译稿，陈独秀就迫不及待地浏览起来，当念完最后一句：“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今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禁拍案叫绝。他赶紧请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帮助校阅，还托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以资对照。为慎重起见，陈独秀在李汉俊校完后，又再行校勘一番。陈望道的译文如行云流水般，语势连贯，文字简洁凝练，令二人甚是满意，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对外公开出版。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印刷机构和费用问题如何落实呢？这难住了陈独秀。是时，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委派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正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商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设立一家印刷所，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当维经斯基得知《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出版遭遇资金瓶颈时，马上从带来的活动经费中拿出2000元给了陈独秀。随即，一个名为“又新”的印刷所在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成立了。
1920年8月，几经磨砺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终于付梓，共计印行1000册。稍有缺憾的是，由于印刷仓促，书名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红色封面版）。这个差错在次月出版第二版（蓝色封面版）时作了更正。自那时起，《共产党宣言》便成为在中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至1926年5月就印了39版，当时的北伐军队中人手一份，风靡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群体。
因为总有人来函询问何处售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沈玄庐出面，在《民国日报》刊登《答人问<共产党宣言>的发行》，告知“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可购。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正式出版时，“陈望道”这个名字也正式起用。“参一”改名“望道”，为的是表明他信仰共产主义、热切瞻望中国出现新的革命道路。由此，陈望道获得了“传播《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的美誉。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素来为陈望道所景仰。刚拿到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陈望道立即将自己的译著赠给鲁迅和他的胞弟周作人，以求指正。鲁迅在收到书的当天就仔细阅读了一遍，他对这位小同乡的作为赞赏有加：“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共产党宣言》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产生强烈反响，一大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在它的熏陶下，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設立人民出版社，在该社的首批出版书目中，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赫然列于前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州平民书社、上海书店等纷纷重印此书，单是平民书社一家就重印达17次之多。其再版的速度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一本图书，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当年，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众多拥趸中的一员。1936年7月，他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了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排在这三本书之榜首的即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进而又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向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讲话时，再度谈及《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即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1920年夏秋之际，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教材之一就是刚刚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并由陈望道亲自讲授。后来刘少奇回顾这段经历：“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邓小平也曾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1920年，周恩来赴法留学前，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20多年后，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紧紧握住陈望道的手，当着在场代表们的面，笑呵呵地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在面世以后的20多年里，一直为反动势力所不容，尤其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此书登上国民党当局的“禁书”黑名单。鉴于严峻的敌我斗争形势，一方面，陈望道采用佛突、晓风、仁子等笔名，迷惑敌人;另一方面，各出版机构印制了多种伪装本，有时连书名也仅用《宣言》二字，甚至还省略了译者。
尽管如此，陈望道仍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敌人）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历史事实证明，作为国内第一部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理论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工作
1920年4月底，陈望道来到上海后，经常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一起交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便在当年5月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吸收的成员，起初比较宽，只要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没有纲领，会员入会没有成文的手续。开始参加的人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以后又吸收了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总共不到10个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党，有组织机构，有书记。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任劳工部长，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为研究会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的活动，主要是组织工会和编辑刊物，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望道采取了“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的办法，对《新青年》进行了改组。他在《新青年》开辟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同时，还通过邵力子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拉了过来，进行游击性的战斗，如刊登陈望道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
1920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地点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等。
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应邀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望道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这个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成了全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外界曾认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陈望道后来回忆说事实并非如此，经费主要是小组成员靠翻译得到的稿酬，他说“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翻译万把字”。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望道在办刊物、办学校和发动工人群众方面做了诸多工作。在办刊物方面，除了《新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外，陈望道为了在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当时还参与了《劳动界》和《共产党》月刊两份杂志的编辑和撰稿工作。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办了一所青年学校和一所平民女校。青年学校当时称外国语学校，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所在地，地点在明德里（延安中路545弄）。刘少奇、柯庆施就是从那里毕业的。陈望道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的负责人之一。平民女校是为收容因反对“三从四德”而从家庭或学校逃出来的青年女子开办的，作家丁玲就曾是平民女校的学生。陈望道白天在大学教书，晚上就到平民女校去上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的工运工作是启蒙性的，主要是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支持他们搞经济斗争。身为劳工部长的陈望道，在1920年11月21日领导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邀请陈独秀到会发表演说。同年12月，上海印刷工会也宣布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921年的新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给每家每户分发贺年卡拜年。于是，由陈望道起草了一首鼓动劳苦大众起来反对剥削者的《太平歌》，印在贺年卡的反面，正面则写有“恭贺新年”四个大字。人们一看到贺年卡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红头火柴”为何怒而退党
1921年，中共一大开始筹备，此间内部发生矛盾。
当时李汉俊负责管理党内活动经费，领取经费须经过书记陈独秀的签字，在广州的陈独秀并不知道有多少经费，只管签字，经常出现他批了条子但李汉俊无钱可支的情况。李汉俊致信陈独秀让他以后不要乱批条子。这一细节在《李达自传》的描述是“李汉俊寫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编辑部垫点经费出来，陈独秀复信没有答应”。但此矛盾造成的结果在各自的回忆里一致：陈独秀写信说李汉俊、陈望道（当时在上海也参与经费管理，可能由此连带被批评）要夺权，想当书记。陈望道看到信后大怒，要求陈独秀公开道歉，遭到拒绝。 陈望道认为陈独秀搞家长制，一气之下要求退党。根据陈望道生前多次回忆，他说自己曾被推选为上海地区的一大代表，因为这事，就没有参加一大。
1923年，陈望道退党。党组织曾派沈雁冰劝说陈望道取消退党，陈望道称：“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故我，我如何又能取消退党？”
陈望道怒而退党，与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有直接联系，还跟自身刚直的性格有关。他有一个外号叫“红头火柴”，一擦就燃。当时党还处于初创时期，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规程，党员的组织观念相应淡薄。陈望道本人具有某种自由散漫的秉性，他的挚友邵力子称：“陈望道好静，喜欢搞研究工作，不习惯于经常过组织生活”（朱顺佐《邵力子传》）。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就团体组织问题投票时，他赞成：建立严密组织的团体，“但是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
但是，陈望道退党后一直忠诚于党的事业，不论何时何地都真心实意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望道始终在另一条战线上与党并肩战斗
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后，陈望道开始从一名职业革命家转去从事文化教育工作。1923年秋，陈望道接到一张署名为“知名”的纸条：“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一看笔迹就知道是陈独秀写来的。虽然他对陈独秀个人有意见，但还是接受了党交给的这一任务，去了上海大学，先是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25年后为代理校务主任。
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一样有名。在学生眼里，讲课的都是最具新思想的人物，他们的言论、思想、风采和才干，给学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陈望道领导下，上海大学的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五卅”运动。上海大学是共产党用来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陈望道接受党的委托在上海大学工作了4年，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干部，如阳翰笙、丁玲等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大学被查封。
1928年，地下党接收了办得很不景气的中华艺术大学，并请陈望道担任校长一职。陈望道任中华艺大校长期间，曾两次邀请鲁迅来校演讲。在陈望道的默许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30日在该校召开。这种倾向性很强的活动的举办，使中华艺术大学仅办了一年多即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
此后，陈望道始终在另一条战线上与党并肩战斗。上世纪30年代，他组织了一支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别动队，发起大众语运动，主编《太白》杂志，抵制当时的文言文复辟逆流。在抗日战争年代，陈望道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与鲁迅、叶圣陶等发起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在上海沦为“孤岛”后，他又与许多文化界著名人士一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后，陈望道从上海经香港到达重庆北碚复旦大学，1941年9月起任新闻系代理主任，次年任新闻系主任，其间提出了“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为了使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陈望道还于1945年募集资金创办了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学生们利用新闻馆的设备，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新闻系成了当时复旦的“延安”。为此，1945年8月国共谈判，毛泽东亲临重庆时，点名要见陈望道等著名民主人士。
陈望道竭尽全力保护进步学生。1947年5月30日，国民党当局搜捕进步学生，复旦新闻系左派学生何晓沧躲进了陈望道家中。他坐在楼下客厅看报纸，一直守到特务后半夜撤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望道是毛泽东点名要找的人之一。7月，陈毅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負责主持校务工作。1952年10月，毛泽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此后，陈望道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陈望道得知上海市高教局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后，两次专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后又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毛泽东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下来，成了全国新闻院系中历史最悠久、唯一薪火不断的一个院系。
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欲调陈望道至文化部任职，陈望道答复‘如果领导认为北京和上海的工作一样重要，我很希望留在复旦。’从那时直到去世，陈望道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所学校。”
陈望道夫人蔡葵回忆说，陈望道青年时是“红头火柴”，中年后就成了“热水瓶”，外面冷、里面热。
陈望道在治校过程中始终把关心人、爱护人放在第一位。他千方百计关心每一位教师、学生、员工的工作生活。当年好多学生喜欢模仿陈望道的口音讲话，学得最多的，是他每次开会时的开场白“全校的师生员工同志们”，正是这样的开场白，体现了他对全体师生的深深的关心。
那时，师生们经常看到陈望道在校园里散步。陈望道常说：“我是校长，在学校里多走走，可以让大家认识我，有什么事情就可以及时向我反映，我也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
在复旦大学的半个世纪里（1920年起开始在复旦大学任教），陈望道为该校的发展和壮大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非常清楚1923年时陈望道退党的缘由，也很了解他离开后这几十年为党所做的一切
陈望道作为政治活动家，他的贡献是卓越的。而作为学者，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同样为世人瞩目。他著作的《修辞学发凡》奠定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础。陈望道被称为“中国现代修辞学之父”。
他发现近代世界各国的变法维新总是伴随着语言的革新，语言对一个民族的解放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要启发人民思想的解放，语言文字举足轻重”“而中国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在文字修辞上花了很大功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著作”。
1920年翻译完《共产党宣言》后，陈望道发表了多篇语言学论文，如《“的”字的分化》《“可”字的综合》等等。今天熟练地运用汉语写作的人们很难会想到，陈望道当年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这样一砖一瓦地垒起了现代汉语的大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郑子瑜评价他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陈望道。” 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见到陈望道，说他最近看过《修辞学发凡》一书，写得很好。老朋友相见，自然谈到了建党初期的那个年代，毛泽东非常清楚1923年时陈望道退党的缘由，也很了解他离开后这几十年为党所做的一切，所以毛泽东指示：“陈望道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不用写报告，也不用写自传。”
1957年6月，陈望道直接由中央批准回到党内，但因统战工作需要（陈望道1951年加入了民盟，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没有公开。直到1973年，公布中共“十大”代表名单，人们才知道陈望道是中共党员。
陈望道从来不记日记。他对学生陈光磊说：“个人不想在历史上留什么位置，还是低调点。”
1977年10月29日凌晨，陈望道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责编/黄梦怡 责校/陈小婷 来源/《陈望道传》，邓明以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陈望道：一生追望大道》，刘敏慧/文，《中国青年报》2012年7月3日;《陈望道：“红头火柴” 一擦就燃》，钱昊平/文，《新京报》2011年5月23日;《千秋巨笔：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张姚俊/文，《解放日报》2016年6月2日;《《陈望道为何退党 翻译<共产党宣言>历史细节》，佚名/文，《北京日报》2011年12月20日）
陈望道大事年表
1891年1月18日：出生于浙江义乌。
1915年1月：留学日本。
1919年6月：回国，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
1920年2月至4月：在义乌分水塘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920年5月：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義青年团的筹建工作。
1920年8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11月：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至次年6月辞职。
1923年：因党内意见不合而离开组织。
1923年秋到1927年：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
1929年：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兼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1934年起：发动“大众语运动”，创办并主编《太白》半月刊。同时，先后任安徽大学教授、广西大学中文科主任。
1938年起：积极倡导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等。
1940年起：赴重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等职。
1946年6月：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民主运动。
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中央第二届中央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52年：任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
1957年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7年10月29日：因病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