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经历五四运动洗礼，加入共产主义同志会
彭泽湘，又名彭一苇，别号彭岳渔，出生于1899年11月5日，湖南省岳阳县甘田乡横铺村人，家道殷实，是家中的次子，其父彭咏秋是前清秀才。
1919年6月，彭泽湘考进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比瞿秋白低两级。该校成立于1899年，刚建校时名为“东省铁路俄文学堂”。辛亥革命后，学校成为直属于外交部的高等专门学校，改名为“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校址在北京东总部胡同。1922年，又改名为“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
彭泽湘1919年入校时，正是五四运动在北京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他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运动，不但在校内主编了一份《人民》三日刊，还代表该校师生参加了北京学生联合会，成为一名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民国时期的报刊《南京晚报》记述有他在学生时代的轶事，其中说：“彭在校即为学生领袖，同学辈恒以将来外交官目之，彭掉首微笑，似不屑也”。五四期间，该校有一名监学，依仗着是外交部秘书长的亲戚，“欲以威力慑伏学生，彭手提其耳，直呼令滚。监学去后，搬得外部大员，调查其事，某大员声势汹汹而来，拟开除大批学生”，“及经彭一度登台演说，列举若干理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某大员为之瞠目结舌，不知所云，乃偃旗息鼓而去。嗣后全校自校长以至同学，莫不惮之”。
在半年多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彭泽湘锻炼了才干，显示了能力。此后，他更加关注国家政治大事，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成为北京城里一名颇受瞩目的学生活动分子。
五四运动之后，一大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彭泽湘也是其中之一。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上学期间，他结识了该校俄籍老师潘格拉托夫和在该校任课的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立维。鲍立维是一名俄共（布）党员，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关系密切。彭泽湘经常到鲍立维处搜罗有关苏俄十月革命和新政权建设的宣传材料，思想上日益倾向社会主义。
其间，彭泽湘还认识了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教授邝摩汉，读了他写的《社会主义总论》，二人来往日益密切起来。通过邝摩汉，他又结识了国会议员胡鄂公和报刊主编熊得山。邝、胡、熊三人早年都曾留学日本并且参加过辛亥革命，其时正致力于将日文版的马列著作译成中文。1921年7月，他们正式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他们又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并创办了《今日》期刊，在该刊所列第一批七名会员中，彭泽湘名列其中。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简章中明确宣示：“本会的宗旨在研究马氏主义，并阐扬其学说之真精神”。胡鄂公等人还宣称要把《今日》杂志办成“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机关”。该杂志虽然只出版了10期，却发表了70余篇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包括《哥达纲领批判》等中文首译本。通过参加该研究会的活动，彭泽湘初步接触和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在1922年4月出版的《今日》第三期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读了爱罗先珂“知识阶级的使命”的感想》的文章，尝试着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批判中国古代以来旧知识阶级维护帝王专制和愚弄民众的“罪过”。
与此同时，彭泽湘也开始接触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11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了一个公开招收会员的启事，彭泽湘看到之后立即报名加入。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员后，彭泽湘通过听李大钊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参加马克思诞辰纪念会并在会上发表主题讲演等活动，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思想上更倾向苏俄革命。
参加俄国灾荒赈济会，护送列车赴俄散粮
苏俄从1920年起开始发生特大旱灾，到1921年夏，灾民达到3500万。
当时，苏维埃俄国刚刚建立不到四年，外有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内有白俄的武装暴乱，这次大灾荒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异常严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
当时中国的一些媒体报道了苏俄灾荒的情况，如北京《晨报》1921年11月13日《劳农俄国饥荒之惨状》的报道说：“窝瓦河流域灾荒，近来愈趋愈甚，北部各省灾民皆以青草树皮为食物，南部各省则并此而无之，中部沙马拉省（萨马拉州）情状尤为可惨，坐以待毙者有250万人之多。”
1921年10月22日，中华民国国会议员王葆真在北京印发了一份《赈济俄灾商榷书》，号召国人发扬“救灾恤邻”和“人道互助”的精神，开展赈济俄灾活动。王葆真还联络了诸多社会贤达，于1921年10月26日成立了“俄国灾荒赈济会”，推前国务总理熊希龄为董事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四人为副董事长，王葆真出任总干事长。京城大专院校许多倾心十月革命和关心苏俄的师生，纷纷参加到赈济会的工作中。
彭泽湘也积极参与其中，他所在的总务股是“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核心部门，总揽赈济会各项工作的部署、各股之间的协调以及来往函件的收发和保存。彭泽湘不但作为总务股常任办公人员参加固定时间的坐班，而且多次参加赈济会的大会讨论，为筹募捐款建言献策。他还负责联系和接洽各地学生会，动员广大学生或举行游行，或演出文艺节目，来开展赈灾募捐的宣传活動。
同时，彭泽湘还跟远东共和国使华代表团团长优林多有接触。优林使团是在1920年8月到达北京，为苏俄新政权同中国建立友好睦邻关系来打前站的。1921年10月，优林奉调回国，离开北京之前留给彭泽湘一封介绍信，嘱他如果赴俄的话，可持此信去共产国际东方部联系。
赈济会经过半年多募捐，到1922年6月28日召开第六次赈务会议时，王葆真在会上宣布，已经筹得赈款“合计五万元之谱”。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即宜派员赴哈（尔滨），前往办赈”，然后用火车运送至苏俄灾区。会上公推王葆真为赴俄总代表，彭泽湘发言建议：“哈尔滨高审厅李家鏊的秘书彭君颐（彭昭贤），亦系本会发起人，在哈尔滨与俄人素极接洽，请推举他帮同王葆真先生前往散赈。”此提议获得议决。会后，王葆真致信李家鏊，说明拟派彭昭贤为赴俄施赈代表，往来须时七八十日，请予以准假前往。
1922年8月21日，以彭昭贤为领队的第一列赈粮火车，共挂32节车厢，包括粮车30节，客车2节，自哈尔滨启程，踏上了奔赴苏俄的赈灾之旅。彭泽湘作为第一施赈团的代表，随第一辆火车于8月21日离开哈尔滨后，先经中东铁路干线西行，第一站到达安达，略做停留，又增补了一些粮食，然后继续西行。8月25日到达满洲里，因为跟税关办理赈粮免税的事，延宕数日。随后，离开国境，进入远东共和国境内。从这儿开始，列车一直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西行驶，第一段为西伯利亚铁路东段，亦称外贝加尔湖铁路，于9月1日到达远东共和国首府赤塔。
9月5日离开赤塔继续西行，跨过色楞格河，进入苏俄地界，第一站叫塔陶罗沃。这里有税关，还有国家政治检查处下设的检查所，逐一查验无误后方才放行。又经过一昼夜环绕贝加尔湖南岸的行程，于9月11日到达伊尔库茨克，途中曾遇到几辆运送返乡灾民的列车，只见人人衣衫褴褛，面露菜色。
从伊尔库茨克以西为西伯利亚铁路中段，从这儿开始，沿路火车站为了保护赈粮的安全，每过一段便派出一班铁路警察，交替登车，跟随守卫，因而很顺利地经过了下乌金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9月18日到达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今新西伯利亚）。
从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往西，是西伯利亚铁路西段，顺利经过了鄂木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后，进入欧俄地区，于9月28日到达了散赈目的地萨马拉，这是受灾最重的地区。在此，施赈代表团给当地赈灾会交割了28节车皮的赈粮。之后，又运送所余两车皮粮食于10月4日抵达莫斯科，将这批粮食散放给旅俄华侨。至此，这趟历时50余日，行程7000多公里的运送和散放赈粮任务就顺利完成了。
入读莫斯科东方大学，任中共旅莫支部委员
1922年10月4日，彭泽湘等运送第一辆赈粮列车的代表到达苏俄首都莫斯科，苏俄政府招待各国赈灾团体的专员郎德尔为他们安排了办公和住宿地点。彭泽湘在完成了散放赈粮任务之后，并没有与施赈代表团一起回国。他拿着在北京时优林给他写的介绍信，来到位于莫斯科市渥兹德韦仁卡街一号的共产国际办公大楼，找到了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主任维经斯基。维经斯基曾于1920年4月率领一个俄共（布）工作小组到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與李大钊和陈独秀会见，帮助开展建党工作，直接推动了两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他对彭泽湘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你是个革命青年。”“你已初步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东方大学是一所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主，专门为革命培养干部的政治大学。你最好到那里去学习一个时期，然后回国去干革命工作。”彭泽湘表示同意。
过了两天，就有当时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和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瞿秋白来找彭泽湘，跟他进行了两次谈话，确定他可以进入东方大学，插班到中国班学习。同时还说，在北京熟悉的青年学生中，如果有可靠并具有革命倾向的，也可以介绍到东方大学来学习。
东方大学全称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特维尔斯卡娅大街（今高尔基大街），离克里姆林宫不远。这是一所具有党校性质的学校，由俄共（布）中央于1921年5月创办，学员主要是来自远东各国的革命青年，也有苏俄远东各民族的干部。其中的中国班是该校人数最多的一个班级，彭泽湘入校时已有30多名学员，不少都是他的湖南同乡，如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任作民等。
中国班的党组织称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为罗亦农。1922年12月，彭泽湘由罗亦农、瞿秋白介绍，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在东方大学，彭泽湘与同宿舍的赵世炎过从甚密。彭泽湘与赵世炎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已相识，当时赵世炎是北京高等师范附中一名非常活跃的学生领袖。两人这次在莫斯科重逢，格外亲切。彭泽湘在《忆莫斯科东方大学时的赵世炎》中记录他们的学习生活时说：“赵世炎和十多个同志（我也是其中之一）同住在紧靠普希金广场的特维尔斯卡娅街53号二楼右边的一间大房间里。我的床位在左边临窗的地方，他的床位在右边偏中间一点，正好是斜对面”，同宿舍的还有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和王若飞，“大概在1923年底的时候，我们五个人就经常交流读书的心得和互相观看各人的笔记本和摘录本”。
彭泽湘和赵世炎既是学习和生活上的同伴，也是工作上相互帮持的同志。赵世炎进中国班不久，就在1923年4月下旬当选为中共旅莫支部委员兼训练部主任。1923年10月，旅莫支部改选，已经转为正式党员的彭泽湘也被选为支部委员，任训练部主任;赵世炎则继续当选支部委员，改任研究部主任。旅莫支部不仅负责领导党团工作，而且也担负着对全体中国留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而支部委员只有三人，工作任务繁重。当时，旅莫支部制定有一份《旅莫党团训练方案》，其中训练部担负着方案中的主要工作任务。赵世炎和彭泽湘先后担任旅莫支部训练部主任，他们严格按照方案中关于培养职业革命家的训练宗旨和系统化、纪律化和集体化的训练方针，为将留学生培养成为革命干部开展了大量工作。后来，这批留学生回国以后，大部分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
1924年6月17日至7月18日，李大钊率领张太雷、王荷波、刘清扬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经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定，从东方大学抽调了几个工作能力强的同学到中共代表团去工作，同时列席共产国际五大，彭泽湘和赵世炎均在其列。
1924年7月15日至25日，彭泽湘又和任弼时、王一飞一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4年秋，彭泽湘奉调回国，9月到达上海，被中央派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北伐战争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学习，参加了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1930年秋回国后，先后任上海中共沪中区委委员、宣传部长、区委书记。1931年1月王明等人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领导权后，彭泽湘因反对王明“左”倾错误招致打击，被开除党籍。此后，他以“党的一个游击小卒”自勉，继续从事反帝、反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活动，参加了1933年11月由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发动的福建事变，出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事变失败后，参与组建反蒋抗日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7年6月受毛泽东邀请赴延安，受到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商谈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抗战胜利后，彭泽湘致力于反对内战，于1948年11月专程从香港赴北平策动傅作义起义，并将情况两次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70年1月20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