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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坚冰擀韩国
亚洲以往的经济奇迹更多是建立在一种国家主导的社会组织结构基础上,加上亚洲人勤劳吃苦的精神,这是亚洲经济奇迹的两个轮子。现在,这两个轮子都受到外界以及国家内部的质疑。一种讲求更具自主性,更代表底层意见的组织结构开始在亚洲试验,同时,建立创新机制,鼓励创新的努力,在亚洲国家中更是方兴未艾。在新经济时代,亚洲人的智慧会否促成新的一轮经济奇迹?这是留给后人的一个悬念,也是此次亚洲企业年会的主题。韩国财政和经济部长李宪宰在第一天的会议中,就韩国的经济形势作了一个综合性的说明。
他说:“在解决危机的基础上,韩国人把这视为是重新起飞的一个机会,韩国现在正着力引进以将来为导向的体制标准。”在谈到韩国改革的目标时,李部长强调,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必须平衡,之后才能再发展。韩国在1999年第4季度取得了经济比前年同期增长13%的好成绩。
韩国1999年全年的增长率为10.7%,是1987年以来最快的一年,今年将会继续增长,用李部长的话是,“不会低于6%”。由于金大中总统两年来的一系列游说活动,韩国人开始改变了许多来自民间的偏见,这使得韩国的金融部门更加开放。此举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两年来,外商直接投资达到244亿美元,比以前20年的直接投资总额还多。同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推动韩国企业的调整作用显著,使得中小企业得到比以前更多的资源,从而促进了高科技公司和与因特网有关系的新公司的发展。韩国正在从“财团王国”变成“风险资本王国”。去年韩国的风险创业企业达到3万多个,今年将达到4万多个,发展速度还在加快。韩国风险企业的兴起不仅得益于人才的流动,在1997年的经济危机中,很多的优秀人才脱离了财团,转身加入了世界性的网络创业浪潮之中。
同仅仅凭一个网站就自称是网络企业的香港风险企业相比,韩国许多的企业在开发技术方面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危机前的韩国,财团一统天下的经济体制似乎是不可动摇的。韩国社会普遍弥漫着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风气,但是,大宇家族最终还是破产了,而原先提倡日本式终身雇佣的三星公司也不得不大幅裁员。三星经济研究所所长崔玉锡说: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唯有依靠自己。很多老迈的韩国人不无感慨地说:勇往直前的挑战精神又回来了。这同朝鲜战争之后仅剩下一堆瓦砾的时代气息非常相似。
创业浪潮无疑对缩小收入差距有利。同时,韩国政府在建立社会平衡的方法上,也是竭尽全力他们出台了一个“生产性的福利计划”,即通过工作来获得社会福利,而非原先单纯的福利定义。李说:“对待危机的前提是公开承认面临的问题,只有坦诚,才能有未来。”李部长在总结经济危机的教训时,归之为道德和原则性的问题,而非单纯的经济问题。与此相类,随后发言的印尼外长阿尔维·谢哈布的一个比喻得到会场上的一片掌声,他在讲到政治改革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时说: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经济改革。
就像是用一个很脏的碗盛饭,你是先盛上饭就吃呢,还是先把碗洗干净?
内容为王的立国之本
人类在音乐方面的发展早期是注意乐器的制造,后来是注意作曲以充分表现乐器的音乐,而到了近代则把竞争集中于指挥与演奏,看谁能利用乐器的表现力最好地诠释乐曲。信息技术的竞争也与此类似,逐步地从软硬件性能的竞争向搭载内容的竞争转化,发展“内容”成了发展信息技术的“生命线”。在信息时代,内容为王倒也是一条确实可行的阳光大道。
一直以来,在立国策略上高人一筹的新加坡人正在这方面从容规划他们的未来。估计随着今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进展,小国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的机会也将急剧增加。新加坡虽然不能独立生产重要的信息产品,但是,新加坡和美国在运用信息技术、控制资金流向新的经济增长方面要比其他国家的效率要高。
在此次亚洲企业年会上,新加坡国家科技局主席张铭坚介绍,去年新加坡总共投资100亿新元,模仿硅谷模式,在新加坡建立自己的科技孵化机构。正如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此前所说:“我们必须有一种像美国一样对人才的吸引力。
我们要建立一个人才的硅谷,如果在人才之争中失败的话,就如同把一种强大的武器送给了敌人。”
伴着技术的力量以及全球化浪潮的传播,新加坡政府正在全面推动效率低的企业的不断进步。在具体的政策上,对传统的家族企业进行改造,同时对高新技术企业开始减免税收,张铭坚主席在会上还公开表示,新加坡保证将会出台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
新加坡的教育一直是引以为豪的话题,以前人们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人所受教育的程度。如果要跻身新加坡政坛高层的话,不仅需要具有东方教育背景,同时又必须拥有西方大学的文凭才行。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在慢慢变化,根据张铭坚介绍,现在新加坡的学校里,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现在,美国的一些大学直接在新加坡设立分校,为当地培养人才。文化上的嫁接,一直以来是新加坡的立国大计,此举在一向强调传统文化的新加坡,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也可以理解成是在新经济时代的新尝试。
在复杂的周边环境中,新加坡的前领导人曾经提出了“做一条有毒的小鱼”的立国方略,并成功在恶劣的周边环境中长期生存。新加坡的领导人也成为世界政坛上少有的“小舞台上的大人物”。在信息时代,新加坡人智慧的转变,我们也能感受得到。
新企业家精神能否扎根亚洲?
研究显示,在美国等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突出表现在“结构改革的速度”、“支持企业创造的支持体系”、“市场开发的自由度”上领先于其他国家。综合这三个条件,对于正在进行结构改革的亚洲企业来讲,如何“支持企业的创造支持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对亚洲的企业家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旧经济模式中,规模以及市场的早入是一个企业成功的关键,但是,新经济则不同。由此也注定了新旧企业家气质上、能力取向上的不同。亚洲原先的企业家队伍中,一般都同原先的社会组织管理结构关系密切。除了因为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借助于各方资源包括国家资源之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选择,也决定了管理方式上认同于集权式管理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是,新的企业家精神必须加上创造力的背景,以及不同从前的管理思路。可以想像,信息时代的竞争和发展模式往往是:企业家必须首先能够制定一个进取性的目标,这是关键性的一步。
然后他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工作,在这过程中耐心并不可取。最后是在新兴企业中建立新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方式。来自印度十大私营企业之一Mahindra&MahindaLtd.的AnandG.Mahindra说:“如果还是沿袭旧的联系方式的话,那么企业的效率就会非常低,比如把许多人招来一个大的办公室工作的话,并不见得有效率,而且,并不一定是同每一个人实际的接触才能保持工作的效率。”我们看到许多的老式公司也在发生新的变化,比如韩国一些企业,通过废除终生职位的风气使本国经济的官僚习气减轻,并且,企业开始全面受到利润的驱动,而不再盲目于追求数量上的扩大,或者是一味强调赶超。
如果说第一个亚洲奇迹是成千上亿的亚洲人辛勤汗水的结晶,那么,下一个奇迹亚洲需要更多的是灵感而不是汗水———以及一种更高级的劳动。前一种劳动模式符合亚洲人口众多劳力低廉的状况,那么,更高级的劳动是否能够同勤劳又有创新能力的人们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地区性大合唱的历史局面?这对亚洲的企业家队伍提出了新的课题,即是如何激发人们更多的灵感,而非让他们流下更多的汗水。亚洲当前的问题不是最终要走向何方,而是如何更有效地真正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这是一个全球经济的年代。亚洲人在思考自己未来的位置的时候,应该着眼于“亚洲在世界创新中要发挥怎样的作用,在技术方面,组织方面能作什么贡献”这一宏观主题。
信息时代亚洲的社会问题
信息时代的财富集结方式,企业管理思路,必然引发原来社会结构的松动。在教育背景参差不齐,人口众多,传统的农业经济依然占据社会经济主流的大背景之下。亚洲同未来的拥抱难免有许多的不协调。在亚洲不少国家,经济基础建设以及社会基础建设还没有完善,加上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短期之内难以理顺的大背景,新经济会否在亚洲掀起一场社会性革命,这也是此次与会代表们思考的问题。
几乎可以想像,在新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贫富分化将会是最大的社会隐患。这点,高盛公司董事经理亨利·康奈尔直言不讳:在韩国,优秀的年轻人积极投身于这场历史性的机会之中,但是,我们也不能避讳,许多企业的老员工面临着辞退的风险。而这些人群是现实的社会中的主流力量。
“未来已经到了,只是未来的成果还没有很公平地分配”,一名小说家如此写道。在原来的世界格局中,富人们住在北半球的城市里,而穷人们住在南半球的农村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亚洲的许多地区,穷人和富人成了邻居,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新兴网络企业家同一贫如洗的农民住在一起。社会分配的结果越来越不平衡,而实质的暴力革命就越有可能发生。
几乎在亚洲每一国的经济中,都有大批的人没有能力满足或者应付这种迅速变化的时代,他们将陷入底层,形成结构上的问题。除非政府提供培训和再培训的条件,让他们重新走上岗位,或者在产业设置上,更多顾及到廉价劳力的长期存在的现实,这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除了贫富分化之外,在全球化浪潮之下,超国界的非政府组织在地区经济发展中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样导致的结果将是现有许多特权阶层(原先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拥有特权,在社会结构上享有高人一等权利的阶层)权力的淡化。这也将会对地区的局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亚洲各国政府对新技术的培育应该有新的作用。一方面,又必须直面自己的变革。在新的世界中,政府必须改变他的面貌,必须承担他的新的责任。扩而大之,全球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是不可避免的。电子商务领域的发展可能导致“中介的消失”,同样,在政治上,充当部分“中介”职能的政府某些部门会否被隔绝出来,变得没用?□
亚洲以往的经济奇迹更多是建立在一种国家主导的社会组织结构基础上,加上亚洲人勤劳吃苦的精神,这是亚洲经济奇迹的两个轮子。现在,这两个轮子都受到外界以及国家内部的质疑。一种讲求更具自主性,更代表底层意见的组织结构开始在亚洲试验,同时,建立创新机制,鼓励创新的努力,在亚洲国家中更是方兴未艾。在新经济时代,亚洲人的智慧会否促成新的一轮经济奇迹?这是留给后人的一个悬念,也是此次亚洲企业年会的主题。韩国财政和经济部长李宪宰在第一天的会议中,就韩国的经济形势作了一个综合性的说明。
他说:“在解决危机的基础上,韩国人把这视为是重新起飞的一个机会,韩国现在正着力引进以将来为导向的体制标准。”在谈到韩国改革的目标时,李部长强调,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必须平衡,之后才能再发展。韩国在1999年第4季度取得了经济比前年同期增长13%的好成绩。
韩国1999年全年的增长率为10.7%,是1987年以来最快的一年,今年将会继续增长,用李部长的话是,“不会低于6%”。由于金大中总统两年来的一系列游说活动,韩国人开始改变了许多来自民间的偏见,这使得韩国的金融部门更加开放。此举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两年来,外商直接投资达到244亿美元,比以前20年的直接投资总额还多。同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推动韩国企业的调整作用显著,使得中小企业得到比以前更多的资源,从而促进了高科技公司和与因特网有关系的新公司的发展。韩国正在从“财团王国”变成“风险资本王国”。去年韩国的风险创业企业达到3万多个,今年将达到4万多个,发展速度还在加快。韩国风险企业的兴起不仅得益于人才的流动,在1997年的经济危机中,很多的优秀人才脱离了财团,转身加入了世界性的网络创业浪潮之中。
同仅仅凭一个网站就自称是网络企业的香港风险企业相比,韩国许多的企业在开发技术方面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危机前的韩国,财团一统天下的经济体制似乎是不可动摇的。韩国社会普遍弥漫着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风气,但是,大宇家族最终还是破产了,而原先提倡日本式终身雇佣的三星公司也不得不大幅裁员。三星经济研究所所长崔玉锡说: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唯有依靠自己。很多老迈的韩国人不无感慨地说:勇往直前的挑战精神又回来了。这同朝鲜战争之后仅剩下一堆瓦砾的时代气息非常相似。
创业浪潮无疑对缩小收入差距有利。同时,韩国政府在建立社会平衡的方法上,也是竭尽全力他们出台了一个“生产性的福利计划”,即通过工作来获得社会福利,而非原先单纯的福利定义。李说:“对待危机的前提是公开承认面临的问题,只有坦诚,才能有未来。”李部长在总结经济危机的教训时,归之为道德和原则性的问题,而非单纯的经济问题。与此相类,随后发言的印尼外长阿尔维·谢哈布的一个比喻得到会场上的一片掌声,他在讲到政治改革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时说: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经济改革。
就像是用一个很脏的碗盛饭,你是先盛上饭就吃呢,还是先把碗洗干净?
内容为王的立国之本
人类在音乐方面的发展早期是注意乐器的制造,后来是注意作曲以充分表现乐器的音乐,而到了近代则把竞争集中于指挥与演奏,看谁能利用乐器的表现力最好地诠释乐曲。信息技术的竞争也与此类似,逐步地从软硬件性能的竞争向搭载内容的竞争转化,发展“内容”成了发展信息技术的“生命线”。在信息时代,内容为王倒也是一条确实可行的阳光大道。
一直以来,在立国策略上高人一筹的新加坡人正在这方面从容规划他们的未来。估计随着今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进展,小国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的机会也将急剧增加。新加坡虽然不能独立生产重要的信息产品,但是,新加坡和美国在运用信息技术、控制资金流向新的经济增长方面要比其他国家的效率要高。
在此次亚洲企业年会上,新加坡国家科技局主席张铭坚介绍,去年新加坡总共投资100亿新元,模仿硅谷模式,在新加坡建立自己的科技孵化机构。正如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此前所说:“我们必须有一种像美国一样对人才的吸引力。
我们要建立一个人才的硅谷,如果在人才之争中失败的话,就如同把一种强大的武器送给了敌人。”
伴着技术的力量以及全球化浪潮的传播,新加坡政府正在全面推动效率低的企业的不断进步。在具体的政策上,对传统的家族企业进行改造,同时对高新技术企业开始减免税收,张铭坚主席在会上还公开表示,新加坡保证将会出台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
新加坡的教育一直是引以为豪的话题,以前人们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人所受教育的程度。如果要跻身新加坡政坛高层的话,不仅需要具有东方教育背景,同时又必须拥有西方大学的文凭才行。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在慢慢变化,根据张铭坚介绍,现在新加坡的学校里,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现在,美国的一些大学直接在新加坡设立分校,为当地培养人才。文化上的嫁接,一直以来是新加坡的立国大计,此举在一向强调传统文化的新加坡,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也可以理解成是在新经济时代的新尝试。
在复杂的周边环境中,新加坡的前领导人曾经提出了“做一条有毒的小鱼”的立国方略,并成功在恶劣的周边环境中长期生存。新加坡的领导人也成为世界政坛上少有的“小舞台上的大人物”。在信息时代,新加坡人智慧的转变,我们也能感受得到。
新企业家精神能否扎根亚洲?
研究显示,在美国等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突出表现在“结构改革的速度”、“支持企业创造的支持体系”、“市场开发的自由度”上领先于其他国家。综合这三个条件,对于正在进行结构改革的亚洲企业来讲,如何“支持企业的创造支持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对亚洲的企业家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旧经济模式中,规模以及市场的早入是一个企业成功的关键,但是,新经济则不同。由此也注定了新旧企业家气质上、能力取向上的不同。亚洲原先的企业家队伍中,一般都同原先的社会组织管理结构关系密切。除了因为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借助于各方资源包括国家资源之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选择,也决定了管理方式上认同于集权式管理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是,新的企业家精神必须加上创造力的背景,以及不同从前的管理思路。可以想像,信息时代的竞争和发展模式往往是:企业家必须首先能够制定一个进取性的目标,这是关键性的一步。
然后他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工作,在这过程中耐心并不可取。最后是在新兴企业中建立新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方式。来自印度十大私营企业之一Mahindra&MahindaLtd.的AnandG.Mahindra说:“如果还是沿袭旧的联系方式的话,那么企业的效率就会非常低,比如把许多人招来一个大的办公室工作的话,并不见得有效率,而且,并不一定是同每一个人实际的接触才能保持工作的效率。”我们看到许多的老式公司也在发生新的变化,比如韩国一些企业,通过废除终生职位的风气使本国经济的官僚习气减轻,并且,企业开始全面受到利润的驱动,而不再盲目于追求数量上的扩大,或者是一味强调赶超。
如果说第一个亚洲奇迹是成千上亿的亚洲人辛勤汗水的结晶,那么,下一个奇迹亚洲需要更多的是灵感而不是汗水———以及一种更高级的劳动。前一种劳动模式符合亚洲人口众多劳力低廉的状况,那么,更高级的劳动是否能够同勤劳又有创新能力的人们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地区性大合唱的历史局面?这对亚洲的企业家队伍提出了新的课题,即是如何激发人们更多的灵感,而非让他们流下更多的汗水。亚洲当前的问题不是最终要走向何方,而是如何更有效地真正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这是一个全球经济的年代。亚洲人在思考自己未来的位置的时候,应该着眼于“亚洲在世界创新中要发挥怎样的作用,在技术方面,组织方面能作什么贡献”这一宏观主题。
信息时代亚洲的社会问题
信息时代的财富集结方式,企业管理思路,必然引发原来社会结构的松动。在教育背景参差不齐,人口众多,传统的农业经济依然占据社会经济主流的大背景之下。亚洲同未来的拥抱难免有许多的不协调。在亚洲不少国家,经济基础建设以及社会基础建设还没有完善,加上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短期之内难以理顺的大背景,新经济会否在亚洲掀起一场社会性革命,这也是此次与会代表们思考的问题。
几乎可以想像,在新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贫富分化将会是最大的社会隐患。这点,高盛公司董事经理亨利·康奈尔直言不讳:在韩国,优秀的年轻人积极投身于这场历史性的机会之中,但是,我们也不能避讳,许多企业的老员工面临着辞退的风险。而这些人群是现实的社会中的主流力量。
“未来已经到了,只是未来的成果还没有很公平地分配”,一名小说家如此写道。在原来的世界格局中,富人们住在北半球的城市里,而穷人们住在南半球的农村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亚洲的许多地区,穷人和富人成了邻居,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新兴网络企业家同一贫如洗的农民住在一起。社会分配的结果越来越不平衡,而实质的暴力革命就越有可能发生。
几乎在亚洲每一国的经济中,都有大批的人没有能力满足或者应付这种迅速变化的时代,他们将陷入底层,形成结构上的问题。除非政府提供培训和再培训的条件,让他们重新走上岗位,或者在产业设置上,更多顾及到廉价劳力的长期存在的现实,这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除了贫富分化之外,在全球化浪潮之下,超国界的非政府组织在地区经济发展中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样导致的结果将是现有许多特权阶层(原先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拥有特权,在社会结构上享有高人一等权利的阶层)权力的淡化。这也将会对地区的局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亚洲各国政府对新技术的培育应该有新的作用。一方面,又必须直面自己的变革。在新的世界中,政府必须改变他的面貌,必须承担他的新的责任。扩而大之,全球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是不可避免的。电子商务领域的发展可能导致“中介的消失”,同样,在政治上,充当部分“中介”职能的政府某些部门会否被隔绝出来,变得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