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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南联大与“鲁艺”同年成立，在战争的硝烟中共同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向度，但不同的社会场域和意识形态导向使得两校在办学理念和文学维度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体系。西南联大秉承学院派的通识教育，赓续的是“五四”精英文学传统;“鲁艺”坚持的是实践化教育，形塑的是解放区新生活、新人物和新秩序。两校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精英文学和工农兵文学的风貌，并在迥异的文学范式后隐藏着复杂的信息符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关键词] 西南联大;“鲁艺”;精英文学;工农兵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在历史的长河中，1938年4月是个平凡的时间，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国共两党主导的两所学校同时创办：一是位于西南国统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是在西北解放区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两者都在战争的硝烟中守护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有着共同的推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向度，但不同的社会场域和意识形态导向却使两校的教育方针、办学理念迥然有别，两校文学在主题内容、文体类别、话语风格方面也大相径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学体系——精英文学传统和工农兵文学范式。西南联大赓续“五四”新文学传统，秉承学院派的精英教育，注重浓郁的人文精神关怀，讲究精致的艺术品位，追求审美的现代性，希冀以优美的文学作品改造人心，影响社会;“鲁艺”则走实践化教育之路，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将文学视为政治的一翼，在战火纷飞的解放区，把文学的社会动员功能放大到极致，掀起沸反盈天的大众文学运动：街头诗、新秧歌、旧剧改造……。虽然，西南联大和“鲁艺”的文学审美取向明显不同，成就各有千秋，很难用统一的尺度衡量之、对比之，但它们都在新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西南联大：通识教育与精英文学的同构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强了对东三省和华北的侵略，中国高校曾经安宁的校园氛围被打破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为了保存中国的教育事业，延续文化薪火，国民政府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京津的三所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暂时合并，和其它高校一起迁移内地。师生们历经长沙，终抵昆明，1938年4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立。这里云集了三校众多名师：朱自清、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吴宓、刘文典、陈铨、朱光潜、冯至、钱锺书、李广田、卞之琳等，他们或亲历“五四”运动，或是新文学初创时期的参与者、推动者。“五四”启蒙的民主自由、人格独立的种子不断生长，逐渐内化为师生的精神气质和价值标尺，即使在战乱频仍的西南边陲昆明，也发散出灼热的知性光芒，浇灌在丰饶多姿的校园文学中。
新成立的西南联大尽管也有是否进行战时教育的争论，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学方针，最终得到大多数师生的拥护，学校保留了正规的教学方式，实行通识教育，新文学在这里也取得了一席之地。杨振声开设“现代中国文学”“文学概论”“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等课程，沈从文主讲“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课业，李广田的“文体习作”“文学概论”等课程都深受莘莘学子们的欢迎，正是从这些课堂上走出了汪曾祺、穆旦、杜运燮、郑敏等优秀作家、翻译家。老舍、曹禺、林语堂等名家也受邀来此讲学，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学教学。朱光潜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等“现代诗学”研究专著，转化成课堂上的理论资源在学生中流布。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西南联大校园文学与世界文学保持了同步。身处战争环境，西南联大校园文学在表现民族抗战意志与行动的同时，似乎更乐于将客观现实提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追求个人独特的战争体验和文学的超越性，于抗战文学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融汇着救亡、启蒙、现代性诉求的精英文学。
这种精英文学范型在诗歌创作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威廉·燕卜荪的“现代英诗”课程，里尔克、奥登的访华，打开了师生们遥望已久的通往现代主义诗歌的大门，现代主义思想与战乱环境下师生孤独、生存、死亡等感受相遇合，继20年代的早期象征主義诗歌、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之后，又一次掀起了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浪潮。冯至的诗歌服膺于里尔克的“诗是经验”的创作理论，又受到歌德的“断念”“蜕变”理论影响，把生活感受升华为对人类体验、生死之变的哲思，如《十四行集》之二：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
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深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
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1]107
冯至的十四行诗被李广田誉为“沉思的诗”[2]269，正是因为诗人通过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对个体存在超越性的深沉思考，歌咏了一种不断奋进、勇于担当的人生态度。师从冯至、卞之琳、威廉·燕卜荪的穆旦、郑敏、袁可嘉、杜运燮等人的诗歌创作同样是从现代主义起步的。
小说创作方面，精英文学范型的色调依然不减。沈从文的小说体现出浓厚的生命体验和思辨色彩，在《看虹录》《摘星录》等唯美精致的爱欲小说中，融汇着作者对正常情欲需求的尊重，寄予了“美育代替宗教”的思想，希冀通过小说，抵抗社会上流行的情欲不净观念，解决滞塞人性的虚伪性道德和国民性的问题。汪曾祺的《复仇》、《小学校的钟声》、冯至的《伍子胥》、卞之琳的《山山水水》、钱锺书以西南联大为部分素材创作的《围城》也都关注人的生命形式，倾注了大量热情。
精英文学范型表现之三，是联大师生对文学体式和语言表现的执著实验。沈从文此时的小说和散文创作都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注重开掘人物的潜意识，多处使用隐喻、象征，使文本艰深晦涩，主题表达极其隐晦，也扩展了人物内心世界表现的领域。冯至对于十四行体的移植与改造也相当成功，他遵从意体十四行诗分四段，每段四四三三的诗行，但在韵式上融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因子，拓宽了“寄托”“言志”的诗歌理路，“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3]398。作为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在40年代就熟练运用意识流，在新时期文体探索中更是开风气之先。语言试验也为联大的精英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五四”时期，白话文通过引进西洋文法、外来词汇、融汇明清小品文成分，表现力大增。沈从文在“大一国文”授课时，就很推崇这种文人化的语言，他从冰心的“文白杂糅”，讲到朱自清“文字基础完全建筑在活用的语言上”，再到废名的“不黏不滞，不凝于物，不为自己所表现‘事’或表现工具‘字’所拘束限制”（1）。姑且不论沈从文、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人如何喜好语言的雅致凝练，学生辈中的鹿桥、汪曾祺、穆旦、罗寄一等的文学创作也明显书面化。抽象的词汇、倒装的句式、语意的模糊和晦涩的思辨倾向正符合语言学家王了一（王力）对此一时期文学所概括的“新文言”特征。联系九叶诗派的郑敏在90年代仍然主张在文言文和白话文结合的基础上发展新文学，反对只强调语言的通俗易懂[4]5来看，西南联大的语言试验之风可见一斑。文体、语言与思维具有同一性，精致文体的探索和“新文言”式的语言折射出的其实是作者的学者化思维和通识教育背景。 当然，这里并非只有精英文学，随着皖南事变、倒孔运动、“一二·一”事件的发生，解放区的抗战歌曲、广场戏剧等大众化文艺也经过了多种渠道传播到昆明，渗透到联大学子的日常生活中，受此影响，联大的一些文学社团开始走出校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战救亡活动。
西南联大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场所，这里既有热血沸腾、以身报国的学者闻一多，也有书写人性、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小说家沈从文，还有思考生死、追问人生价值的诗人穆旦。这样一种氛围，让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在现实担当的同时，葆有一种难得的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心境。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5]154。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西南联大师生秉承着精英文学理念，追求健康优美的人生形式，传承了“五四”启蒙薪火。1946年7月，西南联大完成了它的战时使命，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京津。几乎同一时段，在中国的西北角，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体系正在建构与成型。
二、延安“鲁艺”：实践教育和工农兵文学范式的初试
历史是如此的巧合，同一时间，在延安另一所学校也刚刚创建。全面抗战后，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分庭抗礼的又一权力中心，集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主要机构和领袖人员。随着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出于工作安排和战时宣传的需要，1938年4月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倡议，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后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这是一所专门致力于培养党的文艺干部的学校，也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校。“鲁艺”聚集了周扬、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曹葆华、张庚、冼星海、江丰、华君武等一批名家，并有沙汀、卞之琳、茅盾等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小住，艾青、丁玲、高长虹、萧军等作家经常来此演讲。这批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怀揣着对新中国的向往，加入到为抗战而歌的队伍中，经历了解放区文学范式从初试到成型的发展过程。
因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师资人员不齐备，“鲁艺”的教育和西南联大有很大区别。虽然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但事实上疏于理论、偏重实践，与一般意义上的正规教育尚有一定距离。《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鲁艺的成立“是为了服务于抗战，服务于这艰苦的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使得艺术这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6]3。“鲁艺”不仅重视实践人才培养的速成性，更加看重意识形态的宣传动员功效，全校各系必修“苏联文艺”与政治理论，文学系还必修“俄文”。如果说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注重正规化和学院化，致力于培育学生的人格素养;那么“鲁艺”作为一所服务于政治的战时学校，则将文艺的实用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师生下农村、上前线，自觉将所学的文艺技能熔铸到抗战烽火之中。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和《黄河大合唱》，把音乐与生产、抗战相结合，传遍了大江南北。何其芳一改前期作品《画梦录》《预言》的唯美之风，创作了更为明朗、乐观的散文《我歌唱延安》。政治性和战斗性的颂歌强化了艺术的宣传效果。
“鲁艺”的实践教育和工农兵文学范式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1940年2月，周扬担任“鲁艺”主管全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为培养高水准的文艺人才，实行了被后来称为“关门提高”的教育方针。这一时期，文学系的专业课保持对整个世界文学开放的态势，周立波的“世界名著选读”课因为精致的艺术品位和人性评价尺度而深受学生欢迎。“演大戏”蔚然成风，“五四”启蒙话语也很有市场。何其芳诗集《夜歌》中，一个“孤独”“忧郁”的“知识分子”在真诚地“感伤”着、“叹息”着;周立波的小说《麻雀》《牛》烘托出细腻的情感和悠远的意境;严文井的小说《一个钉子》、朱寨的小说《厂长追猪去了》、莫耶的小说《丽萍的烦恼》等以文明者的眼光审视批判延安的落后和愚昧。这种正规化、专门化的教学方式，很快遭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的反对。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7]2。把文学纳入到政治体制，建立“文”“武”两支队伍，这是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
在整风运动和《讲话》学习中，“鲁艺”师生被告知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及时调整教育方针后的“鲁艺”开始走與工农相结合之路，知识分子脱下“五四”启蒙的外衣，换上一副工农兵的行头，文学也由此改弦更张，启蒙主题基本销声匿迹，社会解放、阶级斗争压倒一切，自觉实践起毛泽东所提倡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8]534。街头诗、独幕剧、报告文学、壁报、章回体小说大量出现，文学创作起步于“鲁艺”的贺敬之借鉴信天游的形式，写出了家喻户晓的民歌体诗歌《南泥湾》。此时的延安文艺成功地实现了两个转变：自由歌唱之后是秧歌，话剧之后是传统戏改编。
秧歌是“鲁艺”收获最丰的艺术形式。“鲁艺”师生对陕北秧歌进行了改造，保留其质朴、豪放的风格，加入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政治内容，群众亲切地称其为“斗争秧歌”“翻身秧歌”。1943年春节前后，延安出现了大规模的秧歌活动，“鲁艺”的秧歌队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减租会》《二流子变英雄》等助推延安出现“鼓乐喧天，万人空巷”的盛况。王大化、李波出演的《兄妹开荒》表现边区热闹蓬勃的大生产运动，结尾处合唱“男女老少一齐干，咱们的生活就改善……赶走了日本鬼呀，同过那太平年”，把全剧主题由开荒生产提高到劳动对于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的高度。由《兄妹开荒》，中经多幕秧歌剧《周子山》，最终产生了新歌剧《白毛女》。《白毛女》是“鲁艺”集体创作的代表，也是延安文艺的典范。从最初的“白毛仙姑”的封建迷信本事，到周扬开掘出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这一提炼过程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诉求。《白毛女》“适合时宜”地参与了中共新政权意识形态的构建，收到巨大的社会效果，成为至今仍常演不衰的红色经典。 秧歌之外，传统戏剧改编亦成就颇丰。毛泽东本人十分喜愛平剧，1941年初秋，他和朱德、陈云等人观看“鲁艺”平剧团的演出，就以《独木关》中薛仁贵的战功被何忠宪抢走类比当下八路军被国民党军队陷害的事实，提出了借古鉴今、古为今用的改编原则。其实，早在1938年，“鲁艺”编演的京剧现代戏《松花江上》就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彰显了阶级对立、革命造反的主题。1942年，延安平剧研究院自觉践行“推陈出新”原则，上演的新编京剧《逼上梁山》，被毛泽东赞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7]70。改编使传统戏剧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退出了舞台，工农大众成为主人公，传递出强烈的革命战斗信息。
整风后的“鲁艺”立足于革命实际，淡化了“五四”文学在解放区的影响，歌颂光明、书写工农、知识分子自我批评与身份改造，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正在逐渐成型，本土化、大众化是它的主基调。1943年4月，“鲁艺”并入延安大学，抗战胜利后，又分赴山西、东北、华北等地，开展新的文艺建设。斗转星移几度秋，以“鲁艺”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范式成为新中国文学的主潮，文艺与现实、与政治的联姻，强化了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也放大了文学的社会动员功能，使文学在新中国的上层建筑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历次的批判运动或多或少都与文学有关。
三、“化大众”与“大众化”：两种维度的并置与映照
同时成立于1938年4月，同样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为抗战呼号、为文学而歌，西南联大和“鲁艺”在教育观念和文学创作方向却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无论是继续“五四”时期的通识教育，致力于“化大众”的精英文学，还是走向实践化教育，开创“大众化”的工农兵文学，西南联大和“鲁艺”所代表的两种难分轩轾的路径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说‘五四’是一个文学革命时代，则延安时代继它之后是20世纪上半叶又一次文学革命，两次文学革命分别引领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上下半区”[9]123。一定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许多文学现象都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在西南联大和“鲁艺”这里找到注解，造成这样两种迥然有别文学维度的原因大致有二：
社会场域不同。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曾提出了著名的“场域理论”，他认为，在高度分工的社会，场域是指一些“社会小世界”，是相对独立又有连接的社会空间，在每个空间中，有自身的规则和边界，复杂相联的客观关系不断在争斗。在西南联大和“鲁艺”这两个不同“场域”中，活跃着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多种要素。西南联大地处战时边陲，昆明的政治形势又颇复杂，地方势力龙云一直和国民政府貌合神离，国民党难以越过龙云插手地方事务，加之龙云思想开明，支持教育，这就为西南联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消除了师生关于全民抗战的焦虑。昆明虽然空袭警报频响，但师生跑警报久了，也从最初的慌乱变为例行公事。1941年前的昆明物价相对稳定，教师收入丰裕，学生生活也未受威胁，有利于师生进入工作学习状态;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的便捷，又使昆明能够及时接触到国际前沿信息。而在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延安不仅面临日军的威胁，还遭遇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鲁艺”的教学自然和抗战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共产党认识到，要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建设新的文化范式迫在眉睫，但整风之前的“鲁艺”还沉醉于高精深文艺，文化人在经济上享受着分配制，思想上却未完全跟随党的意识形态，因此，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显得尤为必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文艺大众化、知识分子改造成为“鲁艺”乃至陕甘宁边区文艺的主题词，实践教育与工农兵文学可谓相得益彰，十分契合。
主体定位不同。通识教育理念不仅渗透在西南联大的日常教学工作中，还影响到师生的思想认知。他们往往胸怀天下，自由言论，尽管不乏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关心政治的热情，但普遍认为抗战主要是军人的职责，民族复兴的根本是文化的复兴;尽学者之本职，以刚毅坚卓之精神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是战乱时期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启蒙主义、现代主义思想在师生中的传播，出现冯至的十四行诗、九叶诗人的现代诗歌、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人性写作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延安，1940年前后虽然出现短暂的启蒙思潮，“鲁艺”师生深受影响，创作了批判等级制、官僚主义、不良社会现象的诗歌、小说、杂文等;但整风运动之后，丁玲、何其芳、艾青、周立波等人真诚地反省，服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念，自觉将文学视为社会变革的齿轮和螺丝钉。何其芳说：“文学艺术只能是革命当中的战斗之一翼，然而却又是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翼。”[10]周立波希望自己能够“很快被派到实际工作去，住到群众中间去，脱胎换骨”[11]。对时代要求与个人使命的不同体认，使其主体定位判然有别。
不同的社会场域和意识形态导向使两校走向了不同的话语体系，此后，以西南联大和“鲁艺”为代表的精英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范式按自身的轨迹流变绵延，缠绕纠结，在新文学史上腾挪跌宕了数十年。对于西南联大的师生来说，开启民智、启蒙大众是他们的自我体认，精英话语、个性自由是他们的身份标识，但这种身份及文化认同很难得到解放区知识分子的认可。整风之后的“鲁艺”全面实践新的文艺批评标准及管理体制，走向了前所未有的大众化。较之“五四”时期仅在理论上倡导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30年代左联时期停留在话语论争上的文艺大众化主张，40年代解放区文学无疑有实质性的突破，赵树理小说的样板作用凸显，工农兵登堂入室，成为新政权下的新人物典范。但某种程度上，过分强调文学的党性原则，易使文学流于程式化;一味地强调与工农兵相结合，易使知识分子丧失主体性。在此后的“二十七年文学”中，更多是工农兵文学支配着文坛的空气，这偏离了文学本应多元发展的轨道。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五四”启蒙重回人们的视野，个性、人道、民主、自由等议题日渐升温，僵化的文学体制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手执批判的武器，横扫长期的思想禁锢与瞒和骗的文学妖风，将文学从个人迷信和造神运动的牢笼中解放出来”[12]268。人们就像发掘出土文物一样，争相评说沈从文、卞之琳、冯至等人作品的价值。被称为“京派最后一个传人”的汪曾祺80年代复出，《受戒》、《大淖纪事》等一批“风俗画”小说相继问世，使人们在经历了政治话语的长期疲惫后，得以重温民间生活的亲切。“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九叶集》，诗坛从此有了“九叶诗派”一说。人们兴奋地谈论着穆旦的诗作，感叹他诗歌中深刻的人生体验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紧密联系。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推崇，又催生了朦胧诗、意识流、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现代派小说、新历史小说等多种文学思潮。与此同时，“鲁艺”密切现实的史传传统也没有悬置，现实主义仍在演绎，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在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土门》《高老庄》、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等一批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以小人物记录大时代，留下了社会变迁、历史沿革的面影。 “化大众”与“大众化”两种维度的并置、映照很容易让人们忆起马泰·卡林内斯库的“两种现代性”理论。从历史、社会角度出发，现代性可以指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科技进步、物质发展等，可以界定为“社会的现代性”。从个体价值实现的维度，对生命、价值、自由、美等精神的追寻与推崇，可以称为“审美现代性”。西南联大希冀通过美的教育，促进个人的健全发展，从而影响社会，趋向于“审美现代性”;置身艰苦的自然环境和严酷的抗战环境中的“鲁艺”，则更趋向“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即“社会的现代性”，讲求社会发展的激进变革，走向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无论哪一种，都是广义现代性中的一个分支，它们虽时有抵牾，但都有着促进社会发展的共同向度，且相互补充。今天，两种现代性的并置与交融还在延续。社会现代性追求现代社会制度变革，并向往对自由、艺术、美学的建构;审美现代性试图通过审美来启蒙民智，改造社会，臻于人类的自由理想境界。一定意义上来看，这与西南联大、延安“魯艺”的教育理念和文学风格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
[注 释]
（1）沈从文的讲课内容整理之后，多发表在《国文月刊》上，如：《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由冰心到废名》分别发表在《国文月刊》1940年2期和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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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甄 欣
Abstract：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and LuYi areextraordinarily significa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ounded in the same year，the two schoolscoguard thenation's spiritualdimensioninthe smokeof war; however， the twoschools form a differentliterarysystem on theeducational philosophyand literarydimension due to different socialfieldsand ideologicalorientation. Southwest Associatedupholdsacademicgeneral education and continuesthe eliteliterary tradition of May 4th Movement; LuYiadheres tothepractical education and shapesthenew life，new charactersandnew order in liberated area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 creation between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andLuYi，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eliteliteratureandliterarystyle ofthe workers，farmers and soldiers， discover informationcodes of differentliteraryparadigms ，and estimate their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values.
Keywords：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LuYi; eliteliterature; literarystyle ofthe workers，farmers and soldiers
[关键词] 西南联大;“鲁艺”;精英文学;工农兵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在历史的长河中，1938年4月是个平凡的时间，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国共两党主导的两所学校同时创办：一是位于西南国统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是在西北解放区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两者都在战争的硝烟中守护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有着共同的推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向度，但不同的社会场域和意识形态导向却使两校的教育方针、办学理念迥然有别，两校文学在主题内容、文体类别、话语风格方面也大相径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学体系——精英文学传统和工农兵文学范式。西南联大赓续“五四”新文学传统，秉承学院派的精英教育，注重浓郁的人文精神关怀，讲究精致的艺术品位，追求审美的现代性，希冀以优美的文学作品改造人心，影响社会;“鲁艺”则走实践化教育之路，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将文学视为政治的一翼，在战火纷飞的解放区，把文学的社会动员功能放大到极致，掀起沸反盈天的大众文学运动：街头诗、新秧歌、旧剧改造……。虽然，西南联大和“鲁艺”的文学审美取向明显不同，成就各有千秋，很难用统一的尺度衡量之、对比之，但它们都在新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西南联大：通识教育与精英文学的同构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强了对东三省和华北的侵略，中国高校曾经安宁的校园氛围被打破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为了保存中国的教育事业，延续文化薪火，国民政府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京津的三所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暂时合并，和其它高校一起迁移内地。师生们历经长沙，终抵昆明，1938年4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立。这里云集了三校众多名师：朱自清、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吴宓、刘文典、陈铨、朱光潜、冯至、钱锺书、李广田、卞之琳等，他们或亲历“五四”运动，或是新文学初创时期的参与者、推动者。“五四”启蒙的民主自由、人格独立的种子不断生长，逐渐内化为师生的精神气质和价值标尺，即使在战乱频仍的西南边陲昆明，也发散出灼热的知性光芒，浇灌在丰饶多姿的校园文学中。
新成立的西南联大尽管也有是否进行战时教育的争论，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学方针，最终得到大多数师生的拥护，学校保留了正规的教学方式，实行通识教育，新文学在这里也取得了一席之地。杨振声开设“现代中国文学”“文学概论”“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等课程，沈从文主讲“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课业，李广田的“文体习作”“文学概论”等课程都深受莘莘学子们的欢迎，正是从这些课堂上走出了汪曾祺、穆旦、杜运燮、郑敏等优秀作家、翻译家。老舍、曹禺、林语堂等名家也受邀来此讲学，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学教学。朱光潜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等“现代诗学”研究专著，转化成课堂上的理论资源在学生中流布。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西南联大校园文学与世界文学保持了同步。身处战争环境，西南联大校园文学在表现民族抗战意志与行动的同时，似乎更乐于将客观现实提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追求个人独特的战争体验和文学的超越性，于抗战文学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融汇着救亡、启蒙、现代性诉求的精英文学。
这种精英文学范型在诗歌创作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威廉·燕卜荪的“现代英诗”课程，里尔克、奥登的访华，打开了师生们遥望已久的通往现代主义诗歌的大门，现代主义思想与战乱环境下师生孤独、生存、死亡等感受相遇合，继20年代的早期象征主義诗歌、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之后，又一次掀起了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浪潮。冯至的诗歌服膺于里尔克的“诗是经验”的创作理论，又受到歌德的“断念”“蜕变”理论影响，把生活感受升华为对人类体验、生死之变的哲思，如《十四行集》之二：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
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深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
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1]107
冯至的十四行诗被李广田誉为“沉思的诗”[2]269，正是因为诗人通过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对个体存在超越性的深沉思考，歌咏了一种不断奋进、勇于担当的人生态度。师从冯至、卞之琳、威廉·燕卜荪的穆旦、郑敏、袁可嘉、杜运燮等人的诗歌创作同样是从现代主义起步的。
小说创作方面，精英文学范型的色调依然不减。沈从文的小说体现出浓厚的生命体验和思辨色彩，在《看虹录》《摘星录》等唯美精致的爱欲小说中，融汇着作者对正常情欲需求的尊重，寄予了“美育代替宗教”的思想，希冀通过小说，抵抗社会上流行的情欲不净观念，解决滞塞人性的虚伪性道德和国民性的问题。汪曾祺的《复仇》、《小学校的钟声》、冯至的《伍子胥》、卞之琳的《山山水水》、钱锺书以西南联大为部分素材创作的《围城》也都关注人的生命形式，倾注了大量热情。
精英文学范型表现之三，是联大师生对文学体式和语言表现的执著实验。沈从文此时的小说和散文创作都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注重开掘人物的潜意识，多处使用隐喻、象征，使文本艰深晦涩，主题表达极其隐晦，也扩展了人物内心世界表现的领域。冯至对于十四行体的移植与改造也相当成功，他遵从意体十四行诗分四段，每段四四三三的诗行，但在韵式上融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因子，拓宽了“寄托”“言志”的诗歌理路，“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3]398。作为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在40年代就熟练运用意识流，在新时期文体探索中更是开风气之先。语言试验也为联大的精英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五四”时期，白话文通过引进西洋文法、外来词汇、融汇明清小品文成分，表现力大增。沈从文在“大一国文”授课时，就很推崇这种文人化的语言，他从冰心的“文白杂糅”，讲到朱自清“文字基础完全建筑在活用的语言上”，再到废名的“不黏不滞，不凝于物，不为自己所表现‘事’或表现工具‘字’所拘束限制”（1）。姑且不论沈从文、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人如何喜好语言的雅致凝练，学生辈中的鹿桥、汪曾祺、穆旦、罗寄一等的文学创作也明显书面化。抽象的词汇、倒装的句式、语意的模糊和晦涩的思辨倾向正符合语言学家王了一（王力）对此一时期文学所概括的“新文言”特征。联系九叶诗派的郑敏在90年代仍然主张在文言文和白话文结合的基础上发展新文学，反对只强调语言的通俗易懂[4]5来看，西南联大的语言试验之风可见一斑。文体、语言与思维具有同一性，精致文体的探索和“新文言”式的语言折射出的其实是作者的学者化思维和通识教育背景。 当然，这里并非只有精英文学，随着皖南事变、倒孔运动、“一二·一”事件的发生，解放区的抗战歌曲、广场戏剧等大众化文艺也经过了多种渠道传播到昆明，渗透到联大学子的日常生活中，受此影响，联大的一些文学社团开始走出校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战救亡活动。
西南联大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场所，这里既有热血沸腾、以身报国的学者闻一多，也有书写人性、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小说家沈从文，还有思考生死、追问人生价值的诗人穆旦。这样一种氛围，让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在现实担当的同时，葆有一种难得的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心境。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5]154。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西南联大师生秉承着精英文学理念，追求健康优美的人生形式，传承了“五四”启蒙薪火。1946年7月，西南联大完成了它的战时使命，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京津。几乎同一时段，在中国的西北角，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体系正在建构与成型。
二、延安“鲁艺”：实践教育和工农兵文学范式的初试
历史是如此的巧合，同一时间，在延安另一所学校也刚刚创建。全面抗战后，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分庭抗礼的又一权力中心，集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主要机构和领袖人员。随着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出于工作安排和战时宣传的需要，1938年4月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倡议，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后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这是一所专门致力于培养党的文艺干部的学校，也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校。“鲁艺”聚集了周扬、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曹葆华、张庚、冼星海、江丰、华君武等一批名家，并有沙汀、卞之琳、茅盾等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小住，艾青、丁玲、高长虹、萧军等作家经常来此演讲。这批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怀揣着对新中国的向往，加入到为抗战而歌的队伍中，经历了解放区文学范式从初试到成型的发展过程。
因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师资人员不齐备，“鲁艺”的教育和西南联大有很大区别。虽然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但事实上疏于理论、偏重实践，与一般意义上的正规教育尚有一定距离。《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鲁艺的成立“是为了服务于抗战，服务于这艰苦的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使得艺术这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6]3。“鲁艺”不仅重视实践人才培养的速成性，更加看重意识形态的宣传动员功效，全校各系必修“苏联文艺”与政治理论，文学系还必修“俄文”。如果说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注重正规化和学院化，致力于培育学生的人格素养;那么“鲁艺”作为一所服务于政治的战时学校，则将文艺的实用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师生下农村、上前线，自觉将所学的文艺技能熔铸到抗战烽火之中。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和《黄河大合唱》，把音乐与生产、抗战相结合，传遍了大江南北。何其芳一改前期作品《画梦录》《预言》的唯美之风，创作了更为明朗、乐观的散文《我歌唱延安》。政治性和战斗性的颂歌强化了艺术的宣传效果。
“鲁艺”的实践教育和工农兵文学范式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1940年2月，周扬担任“鲁艺”主管全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为培养高水准的文艺人才，实行了被后来称为“关门提高”的教育方针。这一时期，文学系的专业课保持对整个世界文学开放的态势，周立波的“世界名著选读”课因为精致的艺术品位和人性评价尺度而深受学生欢迎。“演大戏”蔚然成风，“五四”启蒙话语也很有市场。何其芳诗集《夜歌》中，一个“孤独”“忧郁”的“知识分子”在真诚地“感伤”着、“叹息”着;周立波的小说《麻雀》《牛》烘托出细腻的情感和悠远的意境;严文井的小说《一个钉子》、朱寨的小说《厂长追猪去了》、莫耶的小说《丽萍的烦恼》等以文明者的眼光审视批判延安的落后和愚昧。这种正规化、专门化的教学方式，很快遭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的反对。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7]2。把文学纳入到政治体制，建立“文”“武”两支队伍，这是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
在整风运动和《讲话》学习中，“鲁艺”师生被告知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及时调整教育方针后的“鲁艺”开始走與工农相结合之路，知识分子脱下“五四”启蒙的外衣，换上一副工农兵的行头，文学也由此改弦更张，启蒙主题基本销声匿迹，社会解放、阶级斗争压倒一切，自觉实践起毛泽东所提倡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8]534。街头诗、独幕剧、报告文学、壁报、章回体小说大量出现，文学创作起步于“鲁艺”的贺敬之借鉴信天游的形式，写出了家喻户晓的民歌体诗歌《南泥湾》。此时的延安文艺成功地实现了两个转变：自由歌唱之后是秧歌，话剧之后是传统戏改编。
秧歌是“鲁艺”收获最丰的艺术形式。“鲁艺”师生对陕北秧歌进行了改造，保留其质朴、豪放的风格，加入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政治内容，群众亲切地称其为“斗争秧歌”“翻身秧歌”。1943年春节前后，延安出现了大规模的秧歌活动，“鲁艺”的秧歌队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减租会》《二流子变英雄》等助推延安出现“鼓乐喧天，万人空巷”的盛况。王大化、李波出演的《兄妹开荒》表现边区热闹蓬勃的大生产运动，结尾处合唱“男女老少一齐干，咱们的生活就改善……赶走了日本鬼呀，同过那太平年”，把全剧主题由开荒生产提高到劳动对于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的高度。由《兄妹开荒》，中经多幕秧歌剧《周子山》，最终产生了新歌剧《白毛女》。《白毛女》是“鲁艺”集体创作的代表，也是延安文艺的典范。从最初的“白毛仙姑”的封建迷信本事，到周扬开掘出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这一提炼过程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诉求。《白毛女》“适合时宜”地参与了中共新政权意识形态的构建，收到巨大的社会效果，成为至今仍常演不衰的红色经典。 秧歌之外，传统戏剧改编亦成就颇丰。毛泽东本人十分喜愛平剧，1941年初秋，他和朱德、陈云等人观看“鲁艺”平剧团的演出，就以《独木关》中薛仁贵的战功被何忠宪抢走类比当下八路军被国民党军队陷害的事实，提出了借古鉴今、古为今用的改编原则。其实，早在1938年，“鲁艺”编演的京剧现代戏《松花江上》就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彰显了阶级对立、革命造反的主题。1942年，延安平剧研究院自觉践行“推陈出新”原则，上演的新编京剧《逼上梁山》，被毛泽东赞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7]70。改编使传统戏剧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退出了舞台，工农大众成为主人公，传递出强烈的革命战斗信息。
整风后的“鲁艺”立足于革命实际，淡化了“五四”文学在解放区的影响，歌颂光明、书写工农、知识分子自我批评与身份改造，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正在逐渐成型，本土化、大众化是它的主基调。1943年4月，“鲁艺”并入延安大学，抗战胜利后，又分赴山西、东北、华北等地，开展新的文艺建设。斗转星移几度秋，以“鲁艺”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范式成为新中国文学的主潮，文艺与现实、与政治的联姻，强化了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也放大了文学的社会动员功能，使文学在新中国的上层建筑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历次的批判运动或多或少都与文学有关。
三、“化大众”与“大众化”：两种维度的并置与映照
同时成立于1938年4月，同样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为抗战呼号、为文学而歌，西南联大和“鲁艺”在教育观念和文学创作方向却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无论是继续“五四”时期的通识教育，致力于“化大众”的精英文学，还是走向实践化教育，开创“大众化”的工农兵文学，西南联大和“鲁艺”所代表的两种难分轩轾的路径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说‘五四’是一个文学革命时代，则延安时代继它之后是20世纪上半叶又一次文学革命，两次文学革命分别引领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上下半区”[9]123。一定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许多文学现象都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在西南联大和“鲁艺”这里找到注解，造成这样两种迥然有别文学维度的原因大致有二：
社会场域不同。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曾提出了著名的“场域理论”，他认为，在高度分工的社会，场域是指一些“社会小世界”，是相对独立又有连接的社会空间，在每个空间中，有自身的规则和边界，复杂相联的客观关系不断在争斗。在西南联大和“鲁艺”这两个不同“场域”中，活跃着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多种要素。西南联大地处战时边陲，昆明的政治形势又颇复杂，地方势力龙云一直和国民政府貌合神离，国民党难以越过龙云插手地方事务，加之龙云思想开明，支持教育，这就为西南联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消除了师生关于全民抗战的焦虑。昆明虽然空袭警报频响，但师生跑警报久了，也从最初的慌乱变为例行公事。1941年前的昆明物价相对稳定，教师收入丰裕，学生生活也未受威胁，有利于师生进入工作学习状态;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的便捷，又使昆明能够及时接触到国际前沿信息。而在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延安不仅面临日军的威胁，还遭遇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鲁艺”的教学自然和抗战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共产党认识到，要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建设新的文化范式迫在眉睫，但整风之前的“鲁艺”还沉醉于高精深文艺，文化人在经济上享受着分配制，思想上却未完全跟随党的意识形态，因此，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显得尤为必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文艺大众化、知识分子改造成为“鲁艺”乃至陕甘宁边区文艺的主题词，实践教育与工农兵文学可谓相得益彰，十分契合。
主体定位不同。通识教育理念不仅渗透在西南联大的日常教学工作中，还影响到师生的思想认知。他们往往胸怀天下，自由言论，尽管不乏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关心政治的热情，但普遍认为抗战主要是军人的职责，民族复兴的根本是文化的复兴;尽学者之本职，以刚毅坚卓之精神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是战乱时期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启蒙主义、现代主义思想在师生中的传播，出现冯至的十四行诗、九叶诗人的现代诗歌、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人性写作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延安，1940年前后虽然出现短暂的启蒙思潮，“鲁艺”师生深受影响，创作了批判等级制、官僚主义、不良社会现象的诗歌、小说、杂文等;但整风运动之后，丁玲、何其芳、艾青、周立波等人真诚地反省，服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念，自觉将文学视为社会变革的齿轮和螺丝钉。何其芳说：“文学艺术只能是革命当中的战斗之一翼，然而却又是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翼。”[10]周立波希望自己能够“很快被派到实际工作去，住到群众中间去，脱胎换骨”[11]。对时代要求与个人使命的不同体认，使其主体定位判然有别。
不同的社会场域和意识形态导向使两校走向了不同的话语体系，此后，以西南联大和“鲁艺”为代表的精英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范式按自身的轨迹流变绵延，缠绕纠结，在新文学史上腾挪跌宕了数十年。对于西南联大的师生来说，开启民智、启蒙大众是他们的自我体认，精英话语、个性自由是他们的身份标识，但这种身份及文化认同很难得到解放区知识分子的认可。整风之后的“鲁艺”全面实践新的文艺批评标准及管理体制，走向了前所未有的大众化。较之“五四”时期仅在理论上倡导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30年代左联时期停留在话语论争上的文艺大众化主张，40年代解放区文学无疑有实质性的突破，赵树理小说的样板作用凸显，工农兵登堂入室，成为新政权下的新人物典范。但某种程度上，过分强调文学的党性原则，易使文学流于程式化;一味地强调与工农兵相结合，易使知识分子丧失主体性。在此后的“二十七年文学”中，更多是工农兵文学支配着文坛的空气，这偏离了文学本应多元发展的轨道。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五四”启蒙重回人们的视野，个性、人道、民主、自由等议题日渐升温，僵化的文学体制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手执批判的武器，横扫长期的思想禁锢与瞒和骗的文学妖风，将文学从个人迷信和造神运动的牢笼中解放出来”[12]268。人们就像发掘出土文物一样，争相评说沈从文、卞之琳、冯至等人作品的价值。被称为“京派最后一个传人”的汪曾祺80年代复出，《受戒》、《大淖纪事》等一批“风俗画”小说相继问世，使人们在经历了政治话语的长期疲惫后，得以重温民间生活的亲切。“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九叶集》，诗坛从此有了“九叶诗派”一说。人们兴奋地谈论着穆旦的诗作，感叹他诗歌中深刻的人生体验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紧密联系。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推崇，又催生了朦胧诗、意识流、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现代派小说、新历史小说等多种文学思潮。与此同时，“鲁艺”密切现实的史传传统也没有悬置，现实主义仍在演绎，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在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土门》《高老庄》、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等一批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以小人物记录大时代，留下了社会变迁、历史沿革的面影。 “化大众”与“大众化”两种维度的并置、映照很容易让人们忆起马泰·卡林内斯库的“两种现代性”理论。从历史、社会角度出发，现代性可以指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科技进步、物质发展等，可以界定为“社会的现代性”。从个体价值实现的维度，对生命、价值、自由、美等精神的追寻与推崇，可以称为“审美现代性”。西南联大希冀通过美的教育，促进个人的健全发展，从而影响社会，趋向于“审美现代性”;置身艰苦的自然环境和严酷的抗战环境中的“鲁艺”，则更趋向“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即“社会的现代性”，讲求社会发展的激进变革，走向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无论哪一种，都是广义现代性中的一个分支，它们虽时有抵牾，但都有着促进社会发展的共同向度，且相互补充。今天，两种现代性的并置与交融还在延续。社会现代性追求现代社会制度变革，并向往对自由、艺术、美学的建构;审美现代性试图通过审美来启蒙民智，改造社会，臻于人类的自由理想境界。一定意义上来看，这与西南联大、延安“魯艺”的教育理念和文学风格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
[注 释]
（1）沈从文的讲课内容整理之后，多发表在《国文月刊》上，如：《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由冰心到废名》分别发表在《国文月刊》1940年2期和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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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甄 欣
Abstract：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and LuYi areextraordinarily significa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ounded in the same year，the two schoolscoguard thenation's spiritualdimensioninthe smokeof war; however， the twoschools form a differentliterarysystem on theeducational philosophyand literarydimension due to different socialfieldsand ideologicalorientation. Southwest Associatedupholdsacademicgeneral education and continuesthe eliteliterary tradition of May 4th Movement; LuYiadheres tothepractical education and shapesthenew life，new charactersandnew order in liberated area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 creation between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andLuYi，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eliteliteratureandliterarystyle ofthe workers，farmers and soldiers， discover informationcodes of differentliteraryparadigms ，and estimate their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values.
Keywords：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LuYi; eliteliterature; literarystyle ofthe workers，farmers and soldi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