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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子之手，与子共舞今生
沙皇宫廷的一支舞，把陆征祥与博斐·培德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892年，20岁出头的陆征祥奉清政府指派，到驻俄公使馆服务。那时，沙俄宫廷应酬性的酒会、舞会十分频繁，陆征祥从小受到良好的西方文化熏陶，不但精通俄语，且英语、法语极为流利，每逢恩师许景澄受到邀请时，都会带着陆征祥同去。
一次寻常的舞会，一位比利时少女好奇的目光锁定在了陆征祥身上，她就是之后成为陆征祥夫人的博斐·培德。在培德眼里，来自古老东方的中国使臣都是穿着长袍马褂、顶戴花翎，面无表情、言语酸腐之士。而眼前这个没有留辫子、谈吐文雅、西装笔挺的英俊少年，完全打破了培德的成见，他简直是一个谜。陆征祥此时全然不知培德内心的惊奇，与这位洋小姐共舞，他不敢有一丝非分之想，始终保持着东方人的矜持与含蓄。
一曲优雅动听的舞曲过后，姑娘试探着提出了约会要求，陆征祥爽快地答应了。
在之后的几次约会中，他们结伴出游，谈古论今，陆征祥倾心于培德的才貌出众，培德钦慕于陆征祥的博学多才，两人爱意渐浓，难舍难分。
培德小姐是嫁给我陆征祥
博斐·培德的父辈都是比利时的将军，从小她博览群书，在父辈的影响下练就了一身军人般刚毅洒脱的气质。那时，她的父亲与比利时驻俄公使是亲戚，培德经常受邀参加各种宴会、舞会，因为舞姿优美而受到外交官们的青睐。
陆征祥的亲友们可不管这个洋小姐有多优秀。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堂堂中国大丈夫，娶洋女人为妻，有辱祖先，与洋媳妇生下的混血杂种更不能进入家族祠堂，也不能迁入祖坟。他们对陆征祥执意要娶一个洋媳妇感到不可理喻。
不仅如此，清廷使馆上下也十分反对这门婚事，原因竟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不主张外交官娶外国太太。平日陆征祥最不敢忤逆的恩师许景澄也前来阻止，可无奈陆征祥与培德难斩情丝，许景澄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徒儿说：“汝醉心欧化，致娶西室主中馈，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盖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乎？”陆征祥叩谢恩师，却万万没有想到“无子女”“寄身修院”竟成为他后半生的写照。
许景澄告诫了陆征祥，便奏明清廷，考虑到有联姻利于外交，便准了婚事。但也通知他，正式场合中，他不可以带培德一起出席。陆征祥愤愤地说：“培德小姐是嫁给我陆征祥，不是中国使馆。”
冲破重重阻挠，陆征祥和培德于1899年2月12日在俄国圣彼得堡的圣加利纳大教堂举行仪式，由一位天主教神父证婚。陆征祥曾说，这是“我生平唯一不听恩师教诲的一次”，但是他绝不后悔。
助吾者，吾妻也
婚后，培德谨遵教诲，深居使馆官邸中，从不陪同陆征祥出入任何外交场合，只是在家洗衣做饭，过着寻常主妇的生活，当起陆征祥的贤内助。
在陆征祥的心目中，夫人培德的地位是跟父母和恩师同等重要的。他曾说：“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师也。”
这种思想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国，陆征祥卸任回国，坐上了总理位子。他万万没有想到，袁世凯被迫同意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急忙指派陆征祥前去签字。陆征祥有口难言，告诉妻子，培德大恸：“平日见你能言善辩，认为你还是一个人物，想不到你竟和清朝的太监一样，只会说‘奴才领旨’，我真是妄自嫁了你。”
陆征祥自知签署《二十一条》出卖了国家利益，自己成了民族的罪人，所以常常自责：“这是一件碎心的事。每年我们都有一个纪念日，在这一天我常要流泪。”培德也为这件事伤透了心，结下疙瘩，至死不解。直到巴黎和会，陆征祥拒签归来，培德才一改往日的冷漠，热情迎接他回来。
为爱修行
1922年初，一向身体健康的培德，患上了高血压、脑溢血症，为了给妻子养病，他决定带着培德前往瑞士罗珈诺湖畔休养。
陆征祥每天都为爱妻祈祷，希望天主能让奇迹发生，使培德重获健康。他曾悲痛地说：“只要一想到不久就将诀别，我即肠断心裂，捐弃了自己一身，以表示我的爱情，去照顾我亲爱的病妻。”
1933 年，培德在弥留之际，写下了一封遗嘱。信中说：“子欣（陆征祥字），我的病大概没有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即签订《二十一条》）。你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并且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赶快到比利时从前我读书的学院教堂里去服务，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可望到天国去。永别了，子欣！你的培德。”陆征祥看完这封遗嘱后，悲痛欲绝，绝食三天后，他立即动身前往比利时的修道院。
1927年10月4日，圣安德诺隐修院，一位56岁的中国人正在大厅行更衣礼，他脱下了常穿的西装革履，换上了素黑的修士袍。此后人们不再叫他陆征祥，而称他比德兄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死亡把我们分离了，修会生活又使我们俩重新团圆，团圆而不可再分。陆征祥心甘情愿地走进修院，从无反悔之意。
陆征祥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与他并肩而立的是他的夫人培德。
摘自《家人》2012年第5期
沙皇宫廷的一支舞，把陆征祥与博斐·培德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892年，20岁出头的陆征祥奉清政府指派，到驻俄公使馆服务。那时，沙俄宫廷应酬性的酒会、舞会十分频繁，陆征祥从小受到良好的西方文化熏陶，不但精通俄语，且英语、法语极为流利，每逢恩师许景澄受到邀请时，都会带着陆征祥同去。
一次寻常的舞会，一位比利时少女好奇的目光锁定在了陆征祥身上，她就是之后成为陆征祥夫人的博斐·培德。在培德眼里，来自古老东方的中国使臣都是穿着长袍马褂、顶戴花翎，面无表情、言语酸腐之士。而眼前这个没有留辫子、谈吐文雅、西装笔挺的英俊少年，完全打破了培德的成见，他简直是一个谜。陆征祥此时全然不知培德内心的惊奇，与这位洋小姐共舞，他不敢有一丝非分之想，始终保持着东方人的矜持与含蓄。
一曲优雅动听的舞曲过后，姑娘试探着提出了约会要求，陆征祥爽快地答应了。
在之后的几次约会中，他们结伴出游，谈古论今，陆征祥倾心于培德的才貌出众，培德钦慕于陆征祥的博学多才，两人爱意渐浓，难舍难分。
培德小姐是嫁给我陆征祥
博斐·培德的父辈都是比利时的将军，从小她博览群书，在父辈的影响下练就了一身军人般刚毅洒脱的气质。那时，她的父亲与比利时驻俄公使是亲戚，培德经常受邀参加各种宴会、舞会，因为舞姿优美而受到外交官们的青睐。
陆征祥的亲友们可不管这个洋小姐有多优秀。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堂堂中国大丈夫，娶洋女人为妻，有辱祖先，与洋媳妇生下的混血杂种更不能进入家族祠堂，也不能迁入祖坟。他们对陆征祥执意要娶一个洋媳妇感到不可理喻。
不仅如此，清廷使馆上下也十分反对这门婚事，原因竟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不主张外交官娶外国太太。平日陆征祥最不敢忤逆的恩师许景澄也前来阻止，可无奈陆征祥与培德难斩情丝，许景澄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徒儿说：“汝醉心欧化，致娶西室主中馈，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盖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乎？”陆征祥叩谢恩师，却万万没有想到“无子女”“寄身修院”竟成为他后半生的写照。
许景澄告诫了陆征祥，便奏明清廷，考虑到有联姻利于外交，便准了婚事。但也通知他，正式场合中，他不可以带培德一起出席。陆征祥愤愤地说：“培德小姐是嫁给我陆征祥，不是中国使馆。”
冲破重重阻挠，陆征祥和培德于1899年2月12日在俄国圣彼得堡的圣加利纳大教堂举行仪式，由一位天主教神父证婚。陆征祥曾说，这是“我生平唯一不听恩师教诲的一次”，但是他绝不后悔。
助吾者，吾妻也
婚后，培德谨遵教诲，深居使馆官邸中，从不陪同陆征祥出入任何外交场合，只是在家洗衣做饭，过着寻常主妇的生活，当起陆征祥的贤内助。
在陆征祥的心目中，夫人培德的地位是跟父母和恩师同等重要的。他曾说：“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师也。”
这种思想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国，陆征祥卸任回国，坐上了总理位子。他万万没有想到，袁世凯被迫同意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急忙指派陆征祥前去签字。陆征祥有口难言，告诉妻子，培德大恸：“平日见你能言善辩，认为你还是一个人物，想不到你竟和清朝的太监一样，只会说‘奴才领旨’，我真是妄自嫁了你。”
陆征祥自知签署《二十一条》出卖了国家利益，自己成了民族的罪人，所以常常自责：“这是一件碎心的事。每年我们都有一个纪念日，在这一天我常要流泪。”培德也为这件事伤透了心，结下疙瘩，至死不解。直到巴黎和会，陆征祥拒签归来，培德才一改往日的冷漠，热情迎接他回来。
为爱修行
1922年初，一向身体健康的培德，患上了高血压、脑溢血症，为了给妻子养病，他决定带着培德前往瑞士罗珈诺湖畔休养。
陆征祥每天都为爱妻祈祷，希望天主能让奇迹发生，使培德重获健康。他曾悲痛地说：“只要一想到不久就将诀别，我即肠断心裂，捐弃了自己一身，以表示我的爱情，去照顾我亲爱的病妻。”
1933 年，培德在弥留之际，写下了一封遗嘱。信中说：“子欣（陆征祥字），我的病大概没有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即签订《二十一条》）。你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并且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赶快到比利时从前我读书的学院教堂里去服务，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可望到天国去。永别了，子欣！你的培德。”陆征祥看完这封遗嘱后，悲痛欲绝，绝食三天后，他立即动身前往比利时的修道院。
1927年10月4日，圣安德诺隐修院，一位56岁的中国人正在大厅行更衣礼，他脱下了常穿的西装革履，换上了素黑的修士袍。此后人们不再叫他陆征祥，而称他比德兄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死亡把我们分离了，修会生活又使我们俩重新团圆，团圆而不可再分。陆征祥心甘情愿地走进修院，从无反悔之意。
陆征祥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与他并肩而立的是他的夫人培德。
摘自《家人》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