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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管子·牧民》中最先提出的治国安民学说,管子以四维为纲治理国家,不仅使齐国在群雄争霸的春秋乱世迅速强盛起来,一跃而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第一代霸主,而且对后世历朝影响深远。从企业角度看,礼义廉耻其实也构成关乎企业兴衰存亡的四维,是培育人才、任用贤能、和谐团队的四维,在当今时代对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礼义廉耻,是属于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按《管子·牧民》中的解释:“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用现代的话语来解释:“礼”意味着遵守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态度行为合乎应有的节度;“义”,是指行事奉行道义原则,不去妄求功名、钻营取巧;“廉”,指廉洁方正,不掩饰过恶,个人操守光明磊落,不仅不贪不占,而且要尽职尽责;“耻”是指对邪僻淫恶的言行举止有羞耻之心,不与不正派的人同流合污。管子认为礼、义、廉、耻比法更重要,将其比作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失去一根国倾,失去两根国危,失去三根国覆,四根全失国必灭亡。宋代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阐释道:“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国父孙中山亲自设计的国服中山装,其前襟四个口袋就寓意着礼义廉耻作为治国的大道理。从治人立人的角度看,礼义廉耻教育对于现时代提升各级官员的道德素质、保证领导干部应有的节操,实在是意义重大。这对企业管理来说同样意义重大,因为企业发展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人才,而人才的有效管理和利用,人才道德素质的培育,则万万离不开礼义廉耻。
不学礼,无以立。——孔子
礼是人们在社会上彼此进行文明交往的基础和前提。《礼记·礼器》中所说:“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就是说,礼仪能和谐人际关系,消除人们内心的抱怨。孟子指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就是说,基于仁爱心的礼仪能带来正能量的回报。相反,待人傲慢无礼、缺乏尊重、言行粗鲁,则会招来他人的厌恶和同样的回敬,如康有为所说:欺人者人亦欺之,慢人者人亦慢之。对企业而言,因为“礼”意味着要求员工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社会秩序和道德行为规范,遵守面对各种人际关系时所需要的待人接物的礼仪,所以具有约束和规范
人的言行、消除人际间的摩擦和冲突的管理功能。这对于建设和维系企业与员工、消费者、股东等各方的良好人际关系,对于企业有效地招聘、培养、选拔和使用人才,都是十分必要的。
现实中因不重视礼仪而导致人际冲突、面试失败、商业谈判失利等等的事件数不胜数。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因文化习俗、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宗教禁忌等方面导致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具体礼节,更需要重视。例如,坐姿不正或双腿不停抖动按民间说法属于贫穷破财相,这在商业谈判中也属大忌,国内有一企业领导就是因此而在合资谈判中功败垂成的。谈判对手是一位美国华侨,其在回国后对朋友解释说:对方领导很有诚意,谈判进展得也很好,但他说话时总是不时地抖动双腿,我觉得还未合作我的财都被他抖掉了。再如,能否尊重对方的宗教礼仪,也关系着商业谈判的成败,例如,我国有一家外贸公司的王总带领团队赶赴伊朗做最后谈判,在欢迎会上秘书韩小姐特地穿上了漂亮的白色无袖紧身上衣和蓝色短裙,在东道主依次递上饮料时,习惯于左撇子的韩小姐伸出左手接了饮料,此时主人神色大变。在随后的会谈中,原本很有诚意的东道主再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会谈。后来他们才明白,按伊朗人的风俗习惯,妇女全身要用黑布包裹,外国妇女着装也不可太暴露,而左手则被视为不洁之手,用左手行礼或递接物品会被看作蓄意侮辱人,如此失礼行为自然导致了谈判失利。
中国古代儒家最强调礼仪教育,期望人们在礼的约束中克制欲望、仁以待人。孟子提出了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伦理关系是: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这五伦是对古代农耕社会人伦关系的概括,从古代的人情社会进入到现代的契约社会,群体与个人、政府与百姓等复杂的人伦关系开始突显出来,传统的五伦约束已不够用了,对此,台湾经济学家李国鼎提出了第六伦——群体与个人的群己关系,还有人提出了第七伦——政府与百姓的府民关系,乃至第八伦——人类与自然生命的关系。对于我国企业来说,群己关系涉及员工与集体、个人与团队之间合理的利益关系,这在计划经济时代常常弄得混乱不堪,至今还未彻底解决好。如何正确认识和规范群己关系,可谓是当今时代企业做好人才激励和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前提。
君子义以为上。——孔子
“义”,是指正确、合宜的道理或行动,即“道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一般总是相对于利而言的,义利关系可谓古代伦理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儒家主张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认为“义”重于“利”,舍义逐利则会招来怨恨和灾难,如孔子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所谓“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义其实可理解为公利,即代表着最广大人群的最根本利益,是一种体现社会责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导向,这在现时代也是完全适用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益最大化原则常常会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重利轻义,当今经济领域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诸如失信造假、坑蒙拐骗、行贿受贿、权钱交易、挪用贪污等问题,实际上都可归结为“义”的缺失,因此,树立“义” 的价值观,有助于克服或矫正人们时常出现的重利轻义乃至唯利是图的倾向,增强人们的内在精神动力,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十分必要的。
聚焦到企业,义则体现着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样构成企业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之间利益关系的一个道德原则。尽管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需要以营利为直接目标,但承担社会责任始终是企业的首要使命,而利润则应该看作是对服务社会所获得的报酬。义利关系实际上构成企业各种伦理问题中的核心,因为各种企业问题一般都体现在利益矛盾关系的冲突上,如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环境、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员工、企业与企业等方面之间的利害冲突。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的对立面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在商业活动上不讲信用、不负责任,如此行事的企业实际上是把利放在了第一位,是以牺牲道义和消费者利益来换取经济利益。即便能欺骗消费者于一时,但终究会因真相大白而付出惨重的代价,为广大消费者所唾弃。近年来我国南京冠生园和三鹿集团分别因“陈馅”月饼事件和毒奶粉事件而破产倒闭,就证明了这—点。相反,那些以义为上的企业,则会自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能够义利兼顾,在满足消费者利益需求的同时来营利,在面临各 种危机时也能够坚守大义,不怕吃亏,如此常能赢来社会大众的满意、信任和支持。
廉与耻:拒恶止贪的道德底线
清代大思想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里指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这实际上是指出了廉与耻是与一切贪行、丑事相分隔的道德底线所在。事实上,廉洁方正的人不会隐藏缺点错误,因而能够做到自律自制,克制贪欲和渎职;而一切贪者都是要竭力掩盖自己的贪占行为,直至丑行曝光。有羞耻之心的人,会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知惭耻者则无所顾忌,失信造假、投机钻营、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等各种丑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事实上,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已有成千上万名官员因贪腐落马,省部级以上的大老虎就有近百名。据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周刊》的不完全统计,自十八大以来国企高管落马已有124名。尽管高官落马有内外部多方面的原因,但缺乏廉耻之心可谓是官员贪腐的共同思想根源。一些贪官说出的“雷语”,集中折射出其不知羞耻甚至以耻为荣的无耻,诸如:“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的人都是贪官,凭什么专整我?”“我怕伤人感情,所以先收下再说。”“我受贿是为当地经济发展。”“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
2011年国内有课题组曾就国民对传统道德理念践行情况面向全国31个地级市(区)的各类职业人群做了半年调查,结果显示:13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忠、孝、和、礼、义、仁、恕、廉、耻、智、节、谦、诚)践行评分中,“廉耻”的得分最低且不及格,其中“廉”为4.85分、“耻”为5.75分(满分为10分),总体践行评价得分也仅为6.48分。这表明,“廉”和“耻”在现实社会中已严重缺失,加强廉耻教育已成为当今社会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
对企业来说,廉耻教育同样构成做好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孔子说:知耻近乎勇。若企业各级员工都有了廉耻之心,就等于在心里树立起一个知善恶明是非、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德底线和道德审美化标准,就有了一种向善攀比、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就能有力地遏制住贪腐恶行及各种非法违德行为。
从细节小事上贯彻礼义廉耻
礼义廉耻关乎企业存亡的重要性,决定了企业需要将其融入到管理中,使之成为每个员工都能自觉遵循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落实到企业管理中,礼义廉耻各有其侧重点,礼更多地体现为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和礼节礼仪的外在要求,义则主要体现为对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内在主观上的强调,廉则体现为具有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耻则体现为道德审美化和做人有气节。企业要贯彻礼义廉耻,须从细节小事上入手。如《管子·权修》中指出:“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亷,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依此精神,企业要让员工从重视小礼、遵从小义、奉守小亷、杜绝小耻上做起,积小成大,聚少成多,从而将德治与法治、自律与他律有机结合起来,将整个团队打造成一个大写的人。这是做好企业管理的根本办法。从企业文化管理角度说,这也就是要将礼义廉耻作为价值观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在职场中营造出一种良好的遵规守纪、重义守信、讲廉知耻的文化氛围,让礼义廉耻潜移默化地在广大员工的心中落地生根,直至发芽结果,外化于行。 责编/齐向宇
所谓礼义廉耻,是属于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按《管子·牧民》中的解释:“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用现代的话语来解释:“礼”意味着遵守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态度行为合乎应有的节度;“义”,是指行事奉行道义原则,不去妄求功名、钻营取巧;“廉”,指廉洁方正,不掩饰过恶,个人操守光明磊落,不仅不贪不占,而且要尽职尽责;“耻”是指对邪僻淫恶的言行举止有羞耻之心,不与不正派的人同流合污。管子认为礼、义、廉、耻比法更重要,将其比作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失去一根国倾,失去两根国危,失去三根国覆,四根全失国必灭亡。宋代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阐释道:“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国父孙中山亲自设计的国服中山装,其前襟四个口袋就寓意着礼义廉耻作为治国的大道理。从治人立人的角度看,礼义廉耻教育对于现时代提升各级官员的道德素质、保证领导干部应有的节操,实在是意义重大。这对企业管理来说同样意义重大,因为企业发展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人才,而人才的有效管理和利用,人才道德素质的培育,则万万离不开礼义廉耻。
不学礼,无以立。——孔子
礼是人们在社会上彼此进行文明交往的基础和前提。《礼记·礼器》中所说:“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就是说,礼仪能和谐人际关系,消除人们内心的抱怨。孟子指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就是说,基于仁爱心的礼仪能带来正能量的回报。相反,待人傲慢无礼、缺乏尊重、言行粗鲁,则会招来他人的厌恶和同样的回敬,如康有为所说:欺人者人亦欺之,慢人者人亦慢之。对企业而言,因为“礼”意味着要求员工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社会秩序和道德行为规范,遵守面对各种人际关系时所需要的待人接物的礼仪,所以具有约束和规范
人的言行、消除人际间的摩擦和冲突的管理功能。这对于建设和维系企业与员工、消费者、股东等各方的良好人际关系,对于企业有效地招聘、培养、选拔和使用人才,都是十分必要的。
现实中因不重视礼仪而导致人际冲突、面试失败、商业谈判失利等等的事件数不胜数。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因文化习俗、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宗教禁忌等方面导致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具体礼节,更需要重视。例如,坐姿不正或双腿不停抖动按民间说法属于贫穷破财相,这在商业谈判中也属大忌,国内有一企业领导就是因此而在合资谈判中功败垂成的。谈判对手是一位美国华侨,其在回国后对朋友解释说:对方领导很有诚意,谈判进展得也很好,但他说话时总是不时地抖动双腿,我觉得还未合作我的财都被他抖掉了。再如,能否尊重对方的宗教礼仪,也关系着商业谈判的成败,例如,我国有一家外贸公司的王总带领团队赶赴伊朗做最后谈判,在欢迎会上秘书韩小姐特地穿上了漂亮的白色无袖紧身上衣和蓝色短裙,在东道主依次递上饮料时,习惯于左撇子的韩小姐伸出左手接了饮料,此时主人神色大变。在随后的会谈中,原本很有诚意的东道主再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会谈。后来他们才明白,按伊朗人的风俗习惯,妇女全身要用黑布包裹,外国妇女着装也不可太暴露,而左手则被视为不洁之手,用左手行礼或递接物品会被看作蓄意侮辱人,如此失礼行为自然导致了谈判失利。
中国古代儒家最强调礼仪教育,期望人们在礼的约束中克制欲望、仁以待人。孟子提出了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伦理关系是: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这五伦是对古代农耕社会人伦关系的概括,从古代的人情社会进入到现代的契约社会,群体与个人、政府与百姓等复杂的人伦关系开始突显出来,传统的五伦约束已不够用了,对此,台湾经济学家李国鼎提出了第六伦——群体与个人的群己关系,还有人提出了第七伦——政府与百姓的府民关系,乃至第八伦——人类与自然生命的关系。对于我国企业来说,群己关系涉及员工与集体、个人与团队之间合理的利益关系,这在计划经济时代常常弄得混乱不堪,至今还未彻底解决好。如何正确认识和规范群己关系,可谓是当今时代企业做好人才激励和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前提。
君子义以为上。——孔子
“义”,是指正确、合宜的道理或行动,即“道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一般总是相对于利而言的,义利关系可谓古代伦理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儒家主张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认为“义”重于“利”,舍义逐利则会招来怨恨和灾难,如孔子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所谓“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义其实可理解为公利,即代表着最广大人群的最根本利益,是一种体现社会责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导向,这在现时代也是完全适用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益最大化原则常常会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重利轻义,当今经济领域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诸如失信造假、坑蒙拐骗、行贿受贿、权钱交易、挪用贪污等问题,实际上都可归结为“义”的缺失,因此,树立“义” 的价值观,有助于克服或矫正人们时常出现的重利轻义乃至唯利是图的倾向,增强人们的内在精神动力,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十分必要的。
聚焦到企业,义则体现着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样构成企业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之间利益关系的一个道德原则。尽管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需要以营利为直接目标,但承担社会责任始终是企业的首要使命,而利润则应该看作是对服务社会所获得的报酬。义利关系实际上构成企业各种伦理问题中的核心,因为各种企业问题一般都体现在利益矛盾关系的冲突上,如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环境、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员工、企业与企业等方面之间的利害冲突。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的对立面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在商业活动上不讲信用、不负责任,如此行事的企业实际上是把利放在了第一位,是以牺牲道义和消费者利益来换取经济利益。即便能欺骗消费者于一时,但终究会因真相大白而付出惨重的代价,为广大消费者所唾弃。近年来我国南京冠生园和三鹿集团分别因“陈馅”月饼事件和毒奶粉事件而破产倒闭,就证明了这—点。相反,那些以义为上的企业,则会自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能够义利兼顾,在满足消费者利益需求的同时来营利,在面临各 种危机时也能够坚守大义,不怕吃亏,如此常能赢来社会大众的满意、信任和支持。
廉与耻:拒恶止贪的道德底线
清代大思想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里指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这实际上是指出了廉与耻是与一切贪行、丑事相分隔的道德底线所在。事实上,廉洁方正的人不会隐藏缺点错误,因而能够做到自律自制,克制贪欲和渎职;而一切贪者都是要竭力掩盖自己的贪占行为,直至丑行曝光。有羞耻之心的人,会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知惭耻者则无所顾忌,失信造假、投机钻营、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等各种丑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事实上,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已有成千上万名官员因贪腐落马,省部级以上的大老虎就有近百名。据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周刊》的不完全统计,自十八大以来国企高管落马已有124名。尽管高官落马有内外部多方面的原因,但缺乏廉耻之心可谓是官员贪腐的共同思想根源。一些贪官说出的“雷语”,集中折射出其不知羞耻甚至以耻为荣的无耻,诸如:“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的人都是贪官,凭什么专整我?”“我怕伤人感情,所以先收下再说。”“我受贿是为当地经济发展。”“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
2011年国内有课题组曾就国民对传统道德理念践行情况面向全国31个地级市(区)的各类职业人群做了半年调查,结果显示:13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忠、孝、和、礼、义、仁、恕、廉、耻、智、节、谦、诚)践行评分中,“廉耻”的得分最低且不及格,其中“廉”为4.85分、“耻”为5.75分(满分为10分),总体践行评价得分也仅为6.48分。这表明,“廉”和“耻”在现实社会中已严重缺失,加强廉耻教育已成为当今社会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
对企业来说,廉耻教育同样构成做好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孔子说:知耻近乎勇。若企业各级员工都有了廉耻之心,就等于在心里树立起一个知善恶明是非、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德底线和道德审美化标准,就有了一种向善攀比、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就能有力地遏制住贪腐恶行及各种非法违德行为。
从细节小事上贯彻礼义廉耻
礼义廉耻关乎企业存亡的重要性,决定了企业需要将其融入到管理中,使之成为每个员工都能自觉遵循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落实到企业管理中,礼义廉耻各有其侧重点,礼更多地体现为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和礼节礼仪的外在要求,义则主要体现为对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内在主观上的强调,廉则体现为具有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耻则体现为道德审美化和做人有气节。企业要贯彻礼义廉耻,须从细节小事上入手。如《管子·权修》中指出:“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亷,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依此精神,企业要让员工从重视小礼、遵从小义、奉守小亷、杜绝小耻上做起,积小成大,聚少成多,从而将德治与法治、自律与他律有机结合起来,将整个团队打造成一个大写的人。这是做好企业管理的根本办法。从企业文化管理角度说,这也就是要将礼义廉耻作为价值观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在职场中营造出一种良好的遵规守纪、重义守信、讲廉知耻的文化氛围,让礼义廉耻潜移默化地在广大员工的心中落地生根,直至发芽结果,外化于行。 责编/齐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