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见过这样的表情。无数次。
　　它接近渴慕，不过欲望强了些，同时又不止一点儿傻。明知可望而不可即，却还是想要得到、拥有、霸住，内心深处已开始垂涎三尺。难怪这样的人一脸呆相。难怪你也熟悉这表情。因为再也没有比它更老套的故事了：一个男人看上了一个女人。
　　不过，还是有一点能让故事脱离俗套。这里的他曾是世上最有权势的人物，至少有那么几年是。而她—誉满天下却又声名狼藉，且永远都将如此。
　　怪吗？读下去吧。
　　这故事，恰到好处地在舞台上开场。虽然背景是熙熙攘攘的柏林，那天傍晚的观众却稀稀拉拉。而且“到场的小猫两三只”—故事的女主人公多年后回忆起来—“恐怕还是从主办方那儿拿到的免费票”。但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姑娘表演独舞—谁又会想来凑这样的熱闹？
　　好在她没把现场人数放在眼里，整晚都陶醉在自己的舞蹈中。平生万种情思，俱堆舞步；天然一段风韵，全在身形。非但如此，婀娜多姿的她，独树一帜，风格殊异。才二十一岁，就已经是自己所有舞蹈的编舞了。
　　节目结束时掌声大作。至少，多年后，她是如此描述自己的首演的。唯一能确定的是，所有那些批评家—甚至对她的天赋并不抱有期待的那些—他们全都注意到了她的外貌。“一位天生丽质、身段曼妙的年轻舞者，”一名舞评家赞颂道。她的长相“确实令人愉悦”—又一名舞评家情不自禁地加入进来—“尤其考虑到当今舞者有此特点的是如此稀少。”
　　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介绍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
　　一九二三年的这场首演完全展现出她的行事风格。无所畏惧、意志坚强的她，不会被任何障碍吓退，不会向任何挫折让步。不过，话又说回来，谁会想要拒绝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应该是这种巧妙的组合—她的胆量、她的意志、她的长相—而非卓越的天赋，让她开启了自己的舞蹈生涯。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跳了七十场舞—直到膝盖严重受伤、无法再踏上舞台为止。
　　祸中确实有福。因为哪怕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戏剧院、舞蹈界名声最响的角儿，也都无法与大银幕上那些星光四射的男女主角相匹敌。
　　仗着天大的胆子，她直接去联系了一个陌生导演，开门见山地告诉对方，自己想要替他演戏。导演名叫芬克（Arnold Fanck），本是地质学家，拍过一些自然纪录片。不消说，是他的第一部面向大众的影片引起了她的注意。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芬克马上聘她当自己下一部影片的女主角。像所有男人那样，他似乎也迷上了这个深发姑娘。
　　至少她是如此记叙自己生命中的最新篇章。但事实真相也许更俗套些。她当时的男友—照她自己的说法，那人只是死追着她不放而已—无论如何，那男人告诉总是短缺资金的芬克，他愿意赞助拍摄新影片的费用。
　　好在她没辜负众人对她的期待，她确实是做明星的料。片约一部部到来，她一口气替芬克演了五部电影，成为德国最广为人知的面孔之一。
　　即便如此，她想必还是意识到了那些电影不可能让自己登峰造极，当上影后。芬克擅长的是所谓的“Bergfilme”—高山电影。这种片子总是派一些肌肉发达的家伙去克服险恶的环境：崇山峻岭、冰天雪地、悬崖绝谷。女性角色有如盆栽花朵，纯属装饰。最大牌的明星永远是大自然。这正是里芬斯塔尔的逆境所在。她被困在一些不需要演技的角色之中，只消有勇气徒手攀山，跳入冰湖，抵挡雪崩就行。
　　在那名“死追着”她的男人的支持下，她采取了最具雄心的措施：自任导演，以及编剧、剪辑师、出品人和主角。她的三重特质再次发挥作用。钢铁般的意志、大无畏的精神、狐狸精的外表联起手来，帮她找到一些心甘情愿为她效力的男人（永远都是男人）。于是便诞生了一部名为《蓝光》的电影—以及世上第一位风格独具的女导演。
　　令人讶异的倒不是这部摄于一九三二年的影片会让一个比她年长十三岁的男人魂牵梦绕。早在一九二○年代晚期，他就已经被她在芬克影片中的一个角色征服了。不，真正难以置信的是，这个男人竟然不久后会要求她把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政党集会拍成影片。
　　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介绍希特勒。
　　不难想象，不少人都咽不下这口气。希特勒的人选不但没拍过纪录片，她甚至不是纳粹党员。再说，区区一个女人懂什么政治，更不必说男子情谊了。地道的男子情谊。毕竟，这个党当时的老二—罗姆（Ernst R?hm）—是公开的基佬；他周围不少人也都是。
　　依据希特勒手下最有才干的部长斯皮尔（Albert Speer）的说法：
　　作为集会中履行职责的唯一女性，（里芬斯塔尔）经常与党组织发生争执。一开始，她好几次都差点激起反叛。她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女人，口无遮拦地迫使一个男性世界服从她的意愿，得罪了不少这个向来敌视女性组织的重要人物。阴谋开始策划，诽谤四处散播……都为了要拉她下台。
　　最下流的一招是指控她母亲为犹太人。好在调查及时证明她血统“纯正”，让她能执行希特勒的任务。
　　似乎一眨眼的工夫，所有对她的敌意都烟消云散了，连那些一心一意想暗算她的家伙都得承认她给自己的党带来了无比的荣耀。她的首部纪录片《信仰的告捷》甚至超过了希特勒的期待。谁会料到流氓土匪竟能如此上镜？坦率地说，早期的纳粹党不过是一群混混，整天在街头找人打架。共产党员也好，社会主义分子也罢，只要是他们瞧着不顺眼的，他们全都要找碴儿。
　　尽管影片大获好评，但仅仅一年后—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却要她重拍一遍。无止境地翻拍经典作品：这不是好莱坞的惯用伎俩？
　　但这个特别喜欢别人称他为“Führer”（元首）的家伙，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提出这要求。直至一九三四年中期，他的头衔只是徒有虚名（“Führer”的直译其实是“领导”）；他并不能自己做主，凡事都得考虑到罗姆的反应。后者不仅是他的老战友，还是冲锋队的头子。到了一九三○年代初，这个全副武装、全身褐衣的组织已有超过三百万的成员。 　　为了铲除“褐衫党”带来的威胁，希特勒策划了一场被人称作“长刀之夜”的活动，三天内把对头全给收拾干净。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信仰的告捷》。罗姆和他的手下在片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有好些镜头他甚至就站在希特勒身边，两个人一起阅兵。
　　毫无疑问，所有影片的拷贝都得销毁。为了彻底磨灭大众对它的记忆，还必须找到替代品；即将到来的新政党集会需要拍摄下来。里芬斯塔尔的任务是通过影像来协助纳粹党的新生。
　　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她甚至超越了自己。再也没有比《意志的胜利》更优秀的政治宣传片了。
　　二
　　早在一九三一年，柏林就赢得了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只可惜两年后当权的希特勒，怎么也提不起劲儿来办一场平等对待所有人种的比赛。反而是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說服了他；第三帝国可以利用一九三六年的奥运来开展公关。在开幕前的那段日子里，针对犹太以及其他“非雅利安”种族的不平等条例全部暂停实施；带有种族歧视性的指示牌一律拆除。突然间，任何人都可以在柏林的大街小巷自在游逛。
　　作为当时全球最红的纪录片导演，里芬斯塔尔理所当然得替运动会掌镜。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中立，帝国借她的名义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私底下为项目投入大笔资金。这让她在战后得以声称拍摄奥运并非希特勒的旨意，而是她自掏腰包的成果。
　　作为“领导大人”最欣赏的艺术家之一，她自然获得了全权委托。这么一来，她可以完全忽视戈培尔要求她轻描淡写任何“非雅利安”运动员胜绩的建议。不仅如此，她还无所顾忌地沉湎于自己对人体的癖好，借用一个又一个身材完美的运动员来颂扬人体的美与力。
　　这件分上下两部、总名为《奥林匹亚》的作品把运动纪录片提升到艺术的境界。连对球鞋与臭汗不感兴趣的观众也为片中那些把自己的身体推向极限的男女运动员所倾倒。唯一的缺憾—至少对那些反纳粹的人而言—是少数几个镜头中有行纳粹礼的运动员，身穿制服的纳粹军人，以及领导大人本人。
　　至于《奥林匹亚》的导演，她被一个又一个欧洲电影节封为大师。一路笑眯眯地走遍了半个地球，才发现好运没陪她到美国。就在她访问新世界的第五天，“水晶之夜”在德国爆发。这场大规模的反犹暴动震惊了全世界。作为第三帝国当时在北美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她一再被媒体拷问。大部分原先说好要接待她的人都取消了会面。好莱坞当着她的面摔上大门。
　　“要是这该死的犹太问题能离开报纸头条就好了，”失望的导演据说如此抱怨，“一旦有新的八卦可聊，美国公众很快就会忘记那档子事。他们不该把罪名扣在我头上。”
　　谁知，若干年后，最后这句话将成为她的口头禅？
　　三
　　杰作的问题就在于：它们是杰作。它们为所有人设立了很高的标杆，连设立者本人也难再度跃过。
　　创作了两部大片之后，里芬斯塔尔要如何再接再厉才能不坠威名？
　　琢磨了半天，她决定改编一出十九世纪的戏《彭忒西勒亚》，并亲自饰演剧名角色。依据故事大纲，这名亚马逊女王会爱上阿喀琉斯—古希腊诗人笔下最伟大的武士—并因为他而丧失生命。这样的情节能助她返回自己一直偏爱的电影类型：浪漫的悲剧。之前她以最低成本拍摄《蓝光》，现在她有领导大人撑腰。这等于制片商是国库，她想要花多少钱都不是问题。《彭忒西勒亚》必将成为一件举世无双的作品。为了掌握角色的每一处细节，她甚至学会了如何跃上奔驰的马。
　　可惜人算还是不如天算。使她成为帝国名媛的那个男人，突然间毁了她所有的计划。他命令军队进攻波兰，迫使后者的盟友法国和英国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国家资源既然被用来征服欧洲，她耗资巨大的片子只能搁置一边。
　　德国战败后，她会声称，如果她在战争期间没拍宣传片，那并不是因为没有人求她。戈培尔就一再请她考虑一个又一个项目。可是当时她早已和纳粹政权断了关系。她逃避现实、远离战争的方式是集中精力拍摄《低地》，一部她早在一九三四年完成《信仰的告捷》后就开始的片子。
　　事实上—谈到里芬斯塔尔，总得补上无数句“事实上”—德国的坦克隆隆驶入波兰十天后，她便带领自己的摄制组去了前线。她的任务，她还在边境时奉告一名德国将军，是“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她要替帝国纪录战争的进程。
　　到头来，这个素以果敢出名的女人，似乎才刚抵达目的地就失去了勇气。让她坐立难安的倒不是枪林弹雨，而是一些遭到德军严酷对待的波兰平民。她看不惯这种行为，她要求施暴者马上住手。他们却反过来威胁她，还说要毙了她。就在那一刻，她声称，她被人抓拍了一张战后会变得非常有名的照片。照片中的她一脸惊骇的表情。她真的以为自己即将丢掉小命。
　　这解释用在别的女人身上，确实合理。用在她身上，荒唐至极。她是帝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的宣传片是服兵役年龄男人的“必看电影”。她与纳粹高层的紧密关系也不是秘密。哪个大头兵想上军事法庭，敢用枪口对准她？
　　事实上—又是这句短语—在波兰的第二天，她更有可能目睹的，是一场对无辜百姓的大屠杀，受害者全都是犹太人。换言之，针对所谓“低等民族”的灭绝行动已经开始。她只不过是倒霉倒到了家，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无论如何，作为前线的贵宾，她立即向那些士兵的司令投诉，很快又让自己抽身事外。二战接下来的时间，她将全身心投入《低地》。
　　事后看来，她确实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倘若她留在前线，一旦那些早期轻易获取的胜利转成僵局，随后又变成一场接一场的惨败，她要如何是好？
　　也许她的祖国因她的旋即离去一样交到了好运。戈培尔的一名下属就嘲弄道：“我们想必会输掉波兰之战，因为军队想要行军的话，就得按照她的方式做。”
　　德军对她的完美癖确实不陌生；他们替她的《自由之日》扮过角色。这部半小时长的纪录片是这么回事。一九三四年拍摄纳粹党集会时，她认为军队部分的影像不够出色，不配在《意志的胜利》中露面。所以，第二年集会时，她特别拍了一场军事演习，以弥补之前的遗漏。但结果还是无法和《信仰的告捷》相比，更别提《意志的胜利》了。毕竟，适用于纪律片的招式就那么几套，而她早已为两部党的集会耗尽了心血。 　　不管怎样，希特勒还是全力支持她拍《低地》，虽然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不过是《蓝光》的一首变奏曲，连黑色浪漫的气氛都如出一辙。不过，考虑到《低地》源自领导大人最爱戴的歌剧之一，她想不取悦他也难。唯一的问题是，她是否想用此片来抵偿那部她无法替他拍的战争纪录片？
　　单凭她的背景，在战后就会遇到麻烦。这不是说没人愿意跟她合作—其实大有人在，无论是被她的才华吸引，还是想用她的恶名小捞一笔。如果最终没有一部电影拍成，也许只能怪她自己的点子不够好。滑雪片和高山电影，舞蹈纪录片，《蓝光》的翻拍：这些想法全都属于另一个时代。那时的观众还算天真，多半也都没见过世面。如今，电影已不年轻。她也一样。
　　或许这就是她转向摄影的原因。与其像街头小贩那样，沿街叫卖自己的脚本，从一家电影公司的门外喊到另一家，她想必发现，只要对准镜头按下快门，无论拍的是什么都要比奉承投资商愉快得多。
　　为了找到灵感，她去了趟非洲。选那里，她说，是因为她读了一本有关在非洲打猎的书。也有可能她只是想离开欧洲。在这里，她的过去就像乌云似的，总是沉甸甸地压在头顶，随时都有可能来场倾盆大雨，毁掉她的一切安排。
　　无论如何，非洲让她一见钟情。她一再返回，拖着塞满了胶卷的行李箱。在第一次旅游时，她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登在杂志上的照片，拍的是两个来自努巴山区的土人。这些原始部落的男人让她想到古代武士。她立即去苏旦寻找努巴部落，不但结交他们为友，还和他们一起居住了好些日子。努巴族成为她最早两本摄影集的主题。
　　如果她以为这世上再也没有比这些画面更远离纳粹形象的了，她可就错了。第一本努巴摄影集出版没多久，她就遭到了攻击。她的审美观，一名评论家说，依然是法西斯式的。她只不过是把“纳粹党卫军的黑制服”换成“努巴人的黑身体”而已。
　　这样的谴责想必让她火冒三丈。哪怕是多年后，她仍在抱怨自己被冤枉。努巴男人，她坚称，“就长得那样”。“当然，你可以刻意避开他们的美。但我无法这么做。”
　　她确实回避不了美。她从没停止寻找它，而且老是在一些令人敬而远之的地方：高山、沙漠—现在她又发现了深海。在出版努巴摄影集的前几年，她对潜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七十一岁的她，成了全世界最老的潜水员。诱惑她的是深海中那些五颜六色的生物。不消说，她很快便开始用相机捕捉它们。那些照片会发表在她接下来出版的书籍中。一向缺乏幽默感的她，竟然还开了个玩笑：“据说我的电影推广了法西斯美学，我把努巴人拍成了纳粹党卫军，这么声称的那些人肯定也能在我的水底摄影集里发现褐衫党鱼。”
　　就这样，深海成了她最后的避难所。她年复一年地潜水、拍摄。也许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的俏皮话真没说错，问题不是“她什么时候死”，而是“她到底会不会死”。她挺过了希特勒，挺过了自己祖国的分离，又挺过了它们的统一。她挺过一次严重的车祸，还挺过一次直升机坠毁—而且还是在九十七岁的时候。也许她同样能挺过自己的死。
　　岂知她其实是想从生命中唤出更多可以流传后世的东西。在一百零一岁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她终于替自己的电影全集添加了新作：一部名为《水下印象》的纪录片。在序幕中，她直接对着观众说话，敦促大家为保护自然多出一份力。除此之外，整部片子没有情节，没有言辞，只有色彩斑斓的生物在深水里嬉戏追逐。因为她知道，光是影像就足足有余了。
　　四
　　所有那些自愿为纳粹政权效劳的人当中，仅有少数几名拥有一流才赋。除了里芬斯塔尔和斯皮尔，最常被提及的还有作曲家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政治理论家施米特（Carl Schmitt）、哲人海德格尔。
　　施特劳斯坚称自己之所以同意出任帝国音乐局的局长，是为了减轻纳粹意识形态对音乐造成的毒害。他确实把自己搁得高高在上，对一般俗人充满轻蔑（包括领导大人，后者的音乐品味令他吐血）。相比之下，施米特与海德格尔无疑是热衷的纳粹支持者。前者在帝国体系中恩荣备至（即使独裁政体也需要法律的伪装）；后者却被打发到一边凉快去（哪个政权有闲工夫研究晦涩难懂的哲理？）。但无论这些人与帝国的关系是深是浅，他们都远离权力中心。
　　斯皮尔和里芬斯塔尔就不一样了。他们一个是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一个是他最宠爱的导演。两人都从他身上获益匪浅。两人都堪称他的朋友。
　　不出所料，战后两人都尽可能撇清自己与领导大人的关系。两人都标榜自己是不懂政治的艺术家。两人都声称自己对以种族纯洁名义进行的大屠杀毫不知情。
　　与斯皮尔不同的是，里芬斯塔尔从未加入纳粹党。考虑到她常与帝国最高层人士交际，这的确是一大成就。她有本领婉转地一再谢绝大家的催请，领导大人都拿她没辙。
　　所以，如果她不是一个纳粹党员—如果连法庭都替她做了澄清，说她从未直接参与第三帝国的罪行（战后有四次听证会审查她的案件，其中三次判定她没被纳粹意识形态“感染”[betroffen]，一次判定她仅是一名“同情者”[Mitl?ufer]）—那么，她究竟犯了什么错？
　　她为第三帝国拍了四部影片。也就是说，为自己的祖国。其中一部可说是为后来的作品进行的排练（《信仰的告捷》）， 一部是附录（《自由之日》），但另外两部确实成果卓著（《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这算是罪行吗？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唯一的罪是创作蹩脚的藝术。
　　话虽如此，电影理论家巴拉兹（Béla Balázs）很久前就指出：
　　一个导演处理镜头的方式反映了他对主题的态度—他的爱，他的憎，他的悲，他的蔑。所以电影媒介才有宣传力。导演不必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让我们用眼睛领悟。
　　这样看来，里芬斯塔尔无疑是纳粹共犯。她美化了第三帝国，使千百万观众对它心驰神往—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但巴拉兹还是忽略了一件事。并非只有影像揭示了导演的个人偏好，同样能达成效果的还有他归功的方式。
　　以里芬斯塔尔为例，她常把别人的功劳攫为己有。巴拉兹本人就是她的受害者之一。尽管他为《蓝光》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写了大半的剧本，还协助她拍那些她自己无法专心当导演的场景（因为她还需要做演员）。但此片在第三帝国时期重新上映时，他的名字和其他几名犹太人的一样，全都被删掉了。原因也许只是为了走捷径。根据纳粹的新法令，任何有犹太人参与的电影，一律不能在电影院里播放。
　　但她还是比一般人多走了一步。当巴拉兹问她要报酬时，她向官方递交了一份针对“犹太佬巴拉兹”的投诉。好在巴拉兹当时已离开了德国，除了徒劳无益之外，他没受到伤害。关键是，她为何要在同事背后捅上这么一刀？是为了省点钱（她当时并不缺钱）？还是说她过于“同情”纳粹思想，其实早已被“感染”了？
　　巧的是，“死追”了她多年帮她进入电影圈的那个男人—他也是犹太人。或许这就能解释她为何后来否认他曾是自己的情人（对方的说法恰好相反）。如果第三帝国名气最大的女人曾经心甘情愿地被一个种族“低劣”的男人玷污，这岂不将成为一大丑闻？
　　甚至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她也尽量避开这个早年对她帮助最大的男人的种族身份（他还支付了她头几次舞蹈演出的场地费用）。她理所当然也不会在书中提起对待巴拉兹的可耻行为（恰好相反：她厚着脸皮声称后者“自愿合写剧本，不收费用”）。她一再强调的，是当周围环境改变时，自己有多困扰和迷惑：
　　我们已得知……希特勒当上了总理，但我们还没听说五月份在大学门前的焚书事件，也不知道犹太人在所有城市遭受抵制只是迫害的开始。我深感不安并且惊慌。
　　又譬如：
　　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熟人通知我，他们已离开德国……我仍然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奇怪的是，这个对所有事情都困惑不解的女人，却声称自己曾经当面批评过希特勒的种族观点—而且还是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纯粹出于好奇，她去听他演讲（他当时正在竞选总理）。就像千百万她的同胞那样，她倾倒在他的魅力之下。果敢如她，不久便给候选人去了一封信，表达“私下里”见面的愿望。
　　美女自己送上门来，哪个男人有本事拒绝？德国未来的领导大人马上答应。依据她自己的说法，在几小时的相处中，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一旦我们掌握了大权，你一定要替我拍电影。”她同样直率地回绝了他：“我拍不了这样的片子—我必须与拍摄对象有深刻的关系，不然我没办法创作。”
　　言之有理。但她又声称自己还补了几句话：“请不要误解我来访的意思。我对政治毫无兴趣。我无论怎样也不可能成为你们的党员。”
　　希特勒，她说，“惊讶地”看着她。“我绝不会强迫任何人加入我的党。等你年纪稍微大些，更成熟一点后，或许你就能明白我的想法了。”
　　受到了鼓舞，她便顺杆而上：“毕竟，你有种族偏见，如果我生为一个印度人或犹太人，你甚至连话都不会跟我说。所以，我怎么能够替一个把人类分作三六九等的人工作呢？”
　　她得到的回答，是能想象的答复中最温和的那个：
　　“我真希望我周围的人都能像你这样直言不讳”，他平静地说道。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谈话。
　　或许她只是在瞎编故事。但也说不定领导大人真的对她情有独钟。为何不？哪个男人不爱美女兼才女？
　　其实，能用在她头上的称号，最贴切的并不是“同情者”，更不是“种族主义者”或“反犹者”，而是“投机分子”。
　　据她所言，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他就想找她拍电影。因为与他观点不合，她便推辞了。问题是，全世界都知道她确实为他拍过电影，为何她还要多此一举，作这样的声明？只是为了指出她从未认同他的想法？还是说像魔术师那样，她想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别的地方，以便隐藏不利于自己形象的真相？
　　遇到他之前，她已经完成了《蓝光》。照她所说，他极为欣赏这部片子。关键是，那时的她，仍然觉得自己的主要身份是演员。哪怕是一年半后，当她向新成立的帝国电影局提交申请书，她还是选择了演员来定位自己的专业。（那时，凡是想在圈里混就必须成为电影局的成员。因为这机构不收犹太或其他种族的人，纳粹影业一夜间便“雅利安化”了。）
　　事实上，继《蓝光》之后，她又替芬克演了一部电影：他们合作的第六部。一旦片子拍完了，她似乎迟疑不决，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一方面，正如她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冰雪之搏》一书中所说：
　　我研究过摄影机和镜头。我了解胶片和滤镜。我剪辑过电影，知道怎样才能制造新效果。不知不觉中，我一直被推往这方向……我看所有的东西都好像是通过镜头—这是我无法改变的事实。我想自己来塑造影像。
　　另一方面，她没有写剧本的功底，不擅长对白，甚至不清楚什么样的故事才能引人入胜。所以她需要像巴拉兹这样的作家做拍档（少了这样的人才，她战后的电影计划自然全军覆没）。
　　但真正让她自我描述为女演员具有揭示性的原因是，当她申请加入电影局时（一九三三年十月），她已经快剪接完《信仰的告捷》了。也就是说，虽然她已经在为希特勒工作，她还是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做导演的能耐，也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有其它的导演工作。
　　然而，在希特勒首次提出给她工作与确实分派给她任务的期间（一九三二年春到一九三三年秋），她一再找机会与他会面，然后通过他又认识了其他纳粹高层。既然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为何硬要与这些人物扯在一起—如果不是盼望希特勒当选后，会兑现诺言？
　　难怪她与领导大人交往最密切的那段日子，就是在《信仰的告捷》拍摄前后。说穿了，她是在向他献殷勤，想要他赞助自己的事业。《信仰的告捷》大获成功后，一切都改变了。她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导演生涯，他则需要全身心投入国家大事。
　　不过，在帝国剩下的十三年光景里，他依然是她的靠山。甚至不用提他的名字，光提他下属的，就足以让任何一个碍事的家伙心惊胆颤。假如她想调用某个已经与别人签了合同的摄影师，她只需告诉负责分派资源的电影局官员：“在我通知鲍曼（Martin Bormann）先生之前，我敬请阁下……使用所有权利，以避免造成任何不便。”既然没人想尝试鲍曼先生有可能造成的“不便”，她總能为所欲为，达到目的。
　　即使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她也享有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特殊待遇。柏林被攻克的前八个月，困兽犹斗的帝国再次调查所有行业，从五行八作中拉出所有还能服兵役的男人。只要能站得住，哪怕是用来当肉墙也好。如同大多数企业，里芬斯塔尔也在用公司名义庇护亲朋好友。当某个纳粹官员询问是否也该检查她那里时，上级简洁地回复道：“是（但客气点）。”来自一个以冷酷无情著称的政权，括号中的指示，无异于皇恩大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