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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马莉，今年38岁，在北京混二十年，是“非著名”的编剧。别人总开玩笑喊我“超级马莉”，并不是因为我的名字与电子游戏里的那个“马里奥”同音，而是因为我是一个每天都蒙眼走在悬崖边的女人，活着对我而言是个“技术活”。我35岁怀孕同时患癌，随后恶化转移，在那些以秒计算的日子里，我被病痛折磨得无所遁形。最终，我从死神手上赢来3年时光。以下是我那段岁月的亲历……
马莉和丈夫李武平
1994年的年末，16岁的我穿上了肥大的绿军装，成为第二炮兵通信总站一连的一名女兵。在这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邂逅了我的爱人李武平。开始，我并没有对他另眼相看，反而对这个“刺头”很是反感。直到连队组织文艺汇演，安排我和李武平一起朗诵诗歌，我才不得不佩服他的才华。后来，我们都退伍了，我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学习，而他也似天际的一朵云，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我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他了，然而五年后的一次重逢，让我们有情人终成眷属。2011年2月18日，我在北大人民医院生下女儿九九。我本以为人生会这么一直美好下去，可在我35岁生日后不久，一场生命的浩劫残忍地拉开了序幕。
2013年初春，我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时，当即决定第二个孩子还在北大人民医院生产。产检时，我的产科医生又叫来了妇科医生，在小声地嘀咕着什么堵了，什么取活检吧！我意识到可能有什么不对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瞬时抓住了我。我心惊地问：“什么意思？我的孩子没事吧？”医生告诉我：“现在不是孩子的事了，是你宫颈上长满了肿物。现在我得把你从产科转诊到妇科，你快去吧！”
我突然有点蒙了，像个无助而听话的孩子一样跟随着医生，从产科诊室转到了妇科诊室。接着又是一番问诊，我从医生的脸上看到了大势已定的无奈，我的手开始发凉，整个身子都僵直起来。“大夫，我这个会是癌吗？”“基本确定是，你得马上做准备。”这巨大而残酷的事实来得太突然，我根本不能接受。“我这个是晚期吗？”“活检结果没出，所以不好说是哪一期，但有一点你必须明白，孩子是一定不能要了。”这残忍的事实就像一把利刃，不容分说地刺入一颗蓓蕾般芬芳而美好的母亲的心，我痛得张着嘴喘息。
到家的时候，天已全黑了。我站在家门口，能听见门里头九九和爸爸玩耍的声响，我若此时推开家门，他们定会和从前一样，欢呼着迎接我。而我却没有勇气，在门外站了很久很久。打开家门的刹那，我的眼泪还是那么急切地涌了出来。武平紧张地问：“怎么回事？电话也不接。”“武平，孩子要不成了，我得了宫颈癌！”武平一边责怪我没个正形儿，尽说些不着调的话，他急切地翻出我的医疗手册。当看到上面赫然写着“宫颈癌前病变……”等字样时，瘫坐在地板上，眼泪奔涌出眼眶。他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抱得紧紧地说：“别怕，有我，别怕，一定有办法，我们绝不放弃！马莉，你听到了吗？”
我像个孩子一样痛哭着，我们结婚8年，我曾无数次把脸埋在他的怀里，从没有任何时候，他的怀抱给我如此依恋却又如此痛楚的感觉。刚刚两岁的九九不解地看着哭泣的我们，她的小眉头也皱起来，撇着小嘴哭了起来。武平怕吓坏她，就强笑着安慰她说：“九九，我们是在玩过家家，我和妈妈是在假装哭呢！”九九相信了，破涕而笑。
一周后的检查报告是武平去拿的，属中晚期，没有手术机会了。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检验报告还是将我最后一丝侥幸破灭了。我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坐在马桶上痛哭。任凭家人在门外怎么喊，我也不开门。最后，还是公公说，让她哭吧，总得有个接受的过程。痛哭之后，武平紧紧地把我揽在怀里，那一刻，我和他已不止是夫妻，更是要同赴战场的战友。何况此战只有生死，没有退路，只能拼了。
做化疗的前一天，我去理发店剃光了头发，那样化疗时就不会掉得满处都是了。回到家里，当妈妈一把拉下我的帽子，看到我的光头时，她还是抑制不住地哭起来了。对于我的光头，九九也非常生气，她撅着嘴跟大姑打电话说：“我妈妈的头发没有了，她一点也不漂亮了！”说完，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去医院后，我的主治医生却指着我的光头问：“怎么剃了光头？”“化疗不是掉头发吗？”我无奈地回答。“你用的化疗是‘顺铂’，不掉头发。”糗大了，原来姐这么不淡定了！
患病后的马莉 
生病前穿军装的马莉
根据医疗法规，不能给孕妇做放射性治疗，这有违人道。何况，作为孕妇的我雌激素非常高，就算可以进行放疗，高数值的雌激素也会影响治疗效果。这也就是说，我得先将孩子拿掉。然而，我的宫颈完全被肿瘤堵死，孩子被锁在没有出口的子宫里，完全没有流产的条件。医生会诊的结果是：为了放射治疗的效果，只能选择药物流产，但只有不到50%成功率，风险非常大，需住院。但协和医院的床位紧张得恨不能架起上下铺，虽然我属于情况紧急和特殊的，但这里从来不缺比我更紧急更特殊的病人！那时，武平快疯了，我也几近绝望，甚至觉得上天在关上我那扇门的时候，把我的窗也给封死了。
幸好，协和医院又进行了一次大会诊，针对我的情况给出的新意见是，药流风险大，直接带胚胎上放射治疗。如果说，确诊癌症是让我接受可能死亡的事实，那么放疗则是让我接受提前衰老以及再也不可能成为母亲的现实。我仰天痛哭，宛如舞台剧中的悲情女主角，不幸的是，我的悲剧没有谢幕的时候。
1994年的年末，16岁的我穿上了肥大的绿军装，成为第二炮兵通信总站一连的一名女兵。在这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邂逅了我的爱人李武平。开始，我并没有对他另眼相看，反而对这个“刺头”很是反感。直到连队组织文艺汇演，安排我和李武平一起朗诵诗歌，我才不得不佩服他的才华。后来，我们都退伍了，我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学习，而他也似天际的一朵云，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我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他了，然而五年后的一次重逢，让我们有情人终成眷属。2011年2月18日，我在北大人民医院生下女儿九九。我本以为人生会这么一直美好下去，可在我35岁生日后不久，一场生命的浩劫残忍地拉开了序幕。
2013年初春，我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时，当即决定第二个孩子还在北大人民医院生产。产检时，我的产科医生又叫来了妇科医生，在小声地嘀咕着什么堵了，什么取活检吧！我意识到可能有什么不对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瞬时抓住了我。我心惊地问：“什么意思？我的孩子没事吧？”医生告诉我：“现在不是孩子的事了，是你宫颈上长满了肿物。现在我得把你从产科转诊到妇科，你快去吧！”
我突然有点蒙了，像个无助而听话的孩子一样跟随着医生，从产科诊室转到了妇科诊室。接着又是一番问诊，我从医生的脸上看到了大势已定的无奈，我的手开始发凉，整个身子都僵直起来。“大夫，我这个会是癌吗？”“基本确定是，你得马上做准备。”这巨大而残酷的事实来得太突然，我根本不能接受。“我这个是晚期吗？”“活检结果没出，所以不好说是哪一期，但有一点你必须明白，孩子是一定不能要了。”这残忍的事实就像一把利刃，不容分说地刺入一颗蓓蕾般芬芳而美好的母亲的心，我痛得张着嘴喘息。
到家的时候，天已全黑了。我站在家门口，能听见门里头九九和爸爸玩耍的声响，我若此时推开家门，他们定会和从前一样，欢呼着迎接我。而我却没有勇气，在门外站了很久很久。打开家门的刹那，我的眼泪还是那么急切地涌了出来。武平紧张地问：“怎么回事？电话也不接。”“武平，孩子要不成了，我得了宫颈癌！”武平一边责怪我没个正形儿，尽说些不着调的话，他急切地翻出我的医疗手册。当看到上面赫然写着“宫颈癌前病变……”等字样时，瘫坐在地板上，眼泪奔涌出眼眶。他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抱得紧紧地说：“别怕，有我，别怕，一定有办法，我们绝不放弃！马莉，你听到了吗？”
我像个孩子一样痛哭着，我们结婚8年，我曾无数次把脸埋在他的怀里，从没有任何时候，他的怀抱给我如此依恋却又如此痛楚的感觉。刚刚两岁的九九不解地看着哭泣的我们，她的小眉头也皱起来，撇着小嘴哭了起来。武平怕吓坏她，就强笑着安慰她说：“九九，我们是在玩过家家，我和妈妈是在假装哭呢！”九九相信了，破涕而笑。
一周后的检查报告是武平去拿的，属中晚期，没有手术机会了。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检验报告还是将我最后一丝侥幸破灭了。我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坐在马桶上痛哭。任凭家人在门外怎么喊，我也不开门。最后，还是公公说，让她哭吧，总得有个接受的过程。痛哭之后，武平紧紧地把我揽在怀里，那一刻，我和他已不止是夫妻，更是要同赴战场的战友。何况此战只有生死，没有退路，只能拼了。
做化疗的前一天，我去理发店剃光了头发，那样化疗时就不会掉得满处都是了。回到家里，当妈妈一把拉下我的帽子，看到我的光头时，她还是抑制不住地哭起来了。对于我的光头，九九也非常生气，她撅着嘴跟大姑打电话说：“我妈妈的头发没有了，她一点也不漂亮了！”说完，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去医院后，我的主治医生却指着我的光头问：“怎么剃了光头？”“化疗不是掉头发吗？”我无奈地回答。“你用的化疗是‘顺铂’，不掉头发。”糗大了，原来姐这么不淡定了！
根据医疗法规，不能给孕妇做放射性治疗，这有违人道。何况，作为孕妇的我雌激素非常高，就算可以进行放疗，高数值的雌激素也会影响治疗效果。这也就是说，我得先将孩子拿掉。然而，我的宫颈完全被肿瘤堵死，孩子被锁在没有出口的子宫里，完全没有流产的条件。医生会诊的结果是：为了放射治疗的效果，只能选择药物流产，但只有不到50%成功率，风险非常大，需住院。但协和医院的床位紧张得恨不能架起上下铺，虽然我属于情况紧急和特殊的，但这里从来不缺比我更紧急更特殊的病人！那时，武平快疯了，我也几近绝望，甚至觉得上天在关上我那扇门的时候，把我的窗也给封死了。
幸好，协和医院又进行了一次大会诊，针对我的情况给出的新意见是，药流风险大，直接带胚胎上放射治疗。如果说，确诊癌症是让我接受可能死亡的事实，那么放疗则是让我接受提前衰老以及再也不可能成为母亲的现实。我仰天痛哭，宛如舞台剧中的悲情女主角，不幸的是，我的悲剧没有谢幕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