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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诉求引发了三次文化高潮,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外源性文化危机,是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一场文化革命;80年代“文化热”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而近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共同选择。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热”,再到“国学热”,三种文化现象显示了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主体正从少数知识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整合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热;国学热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5-0068-05
20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了三次文化高潮,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次是80年代的“文化热”;第三次则是近年来的“国学热”。从20世纪上半叶的新文化运动到现今21世纪初的“国学热”,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一种与西方文化进行整合的状态中。细究文化整合中的三种文化现象,从中探寻文化转型过程的规律,将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分析及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筹划。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传统文化虽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与演变之中,然其文化精神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一直都是连续的。几千年来,中国的变化发展都不过是改朝换代式的发展,其基本的“社会系统”或“社会结构”并未发生过根本的变化,在文化上则表现为其“文化系统”或“文化结构”未曾发生过根本的改变,直至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才改写了这一历史。回顾新文化运动的过程并非本文的重点,本文主要从文化形态上来看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文化状态。
如斯宾格勒将文化分为“历史感”的和“非历史感”的那样,与西方具有历史感的文化相反,东方文化是具有“非历史感”的,即“没有作为有意识的精神演化痕迹的历史。”…雅斯贝尔斯也认为东方文化是以过去为定向的文化,“中国和印度总是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存活。”总之,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个体本位和内在创造性、超越性相比,具有自然性、经验性、非历史性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停滞不前的、自在自发的形态。新文化运动的重点在于寻求中国的“现代化”,20世纪的中国要走入“现代”的世界就必须要求它彻底地改变这种凝固型的文化形态,而“反传统”无疑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因为要建立“现代”的新文化系统其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的“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中国寻求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言技”到“言政”再到“言教”逐渐深化的漫长过程,水深火热的社会环境使急于改变现状的知识分子得不到喘息机会,他们只能急切地引进西方先进思潮、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救亡图存,也因而来不及进行较为深刻的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文化启蒙(即系统的文化反省、文化反思、文化批判、文化重建)运动是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件急躁的、粗糙的事件,它对中国文化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错误,使文化从原先的“土八股”走向了后来的“洋八股”。
新文化运动源于文化危机,是文化整合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文化屈服现象,是一个落后国家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及对先进国家文化盲目认同的结果。当旧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开始为人们所怀疑、质疑、批判并在行动上背离,一些新的文化特质或文化要素如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等观念开始介入人的行为和社会活动,并同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形成冲突时,文化危机便产生了。文化危机分为内源性文化危机与外源性文化危机,而被西方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的中国无疑是外源性文化危机的典型。在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模式进入非常规期和变革时期时,最先感受到文化失范或文化冲突的往往是敏锐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一般说来,知识精英不只是以感性的方式体验文化的危机,作出直觉的反应,而且是要以自觉的理性反思来揭示和把握主导性文化危机的失范。“五四”新文化运动虽有很大的影响力,然其主要参与者还只是较为少数的知识精英,这就使得文化转型缺乏一种内在的自发的有凝聚力的文化生命力。
二、80年代“文化热”现象
继“五四”运动之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又出现了一场以寻求现代化为主要目的的“文化热”。这场“文化热”企图通过对西方学术思潮的引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建立一个与以往“传统文化为核心”所不同的具有现代性意识的文化体系。追求现代性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内容,而现代性又主要包括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观念。因而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对传统及西方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就是一种自觉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观念的过程。
现象的产生总是有其必然性,看待某一现象时必然要探究其产生的源头。就如福柯在研究人文科学的谱系时提出的著名的“知识共因”说:所谓知识共因,就是属于某一时期的可以发现的关系的总和,其目的在于发现知识和理论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成为可能的,是在什么样的知识系统中被构建的,究竟在什么样的历史先在假设的条件下思想才会出现。因而要理解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及热点,就必然也应当了解它所产生的思想来源。而笔者认为,其思想来源主要有三处,即: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及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第二次“五四”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化热”的形式及精神均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无论是反对极左的思潮,反对异化,倡导思想解放,还是弘扬人道主义,鼓吹民主、科学与自由的理念,均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文化热”与“五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学者陈平原对此有透彻的解释:“伴随着整个风云激荡的80年代的是,对于‘五四’新文化的思考、追随、反省和超越。关键是,一面追随,一面反省。”从许多学者的回顾与反思之中,可以在80年代绚烂辉煌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五四”的痕迹。具体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文化运动的内容上都是对西方思潮的引介;第二,在文化运动中都是采用批判及反思的手段;第三,在规模上都引起整个社会或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参与;第四,均起到启蒙的作用。如果说“五四”的启蒙是表达一种急切的、几乎萌芽状态的、要从自我奴役中解放的愿望,那么20世纪80年代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就可以概括为是一种急切的、萌芽状态的、对现代性的诉求。
当然,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内容与规模上都已有很大的进步,80年代后期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实际上早已超越了“五四”那代人。这主要是因为五四时期,知识 分子普遍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束缚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因而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及对西方文化的引介;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也是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及对西方文化的引介,然而不同的是,80年代的文化运动已不仅仅是简单地对西方文化进行引介,80年代的知识分子已清楚地看到西方文化本身所存在的矛盾。简而言之,“五四”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而“文化热”则是对“五四”所反思与批判的反思与批判,是一种对反思的反思,对批判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同样起因于文化危机。前面已经提过,文化危机有内源性文化危机与外源性文化危机之分。与20世纪上半叶的外源性文化危机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属于一种内源性文化危机,即通过个体的内在本质与文化的外在约束的矛盾关系表现出来的文化内在的超越性与自在性之间的矛盾。“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一种外在的压力之中,现状必须改变,现实的形势使知识分子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一种被动状态下的自觉;而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远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因其自身对国家现状的忧虑,自身期望改变现状,寻求现代性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内部自身而非外部,也因此他们在文化运动过程中握有主动权,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对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得更为透彻,从而能对其进行批判与反思,在批判与反思中寻求适合中国现代化的文化。
三、近年来的“国学热”现象
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具有“超稳定结构”的,然而在经过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架构已被拆得七零八落,中国传统文化及伦理精神渐处于边缘地位。“国学热”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最初产生于国外孔子学院的建立,这是对中国近代百年历史沧桑的反思,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一种现代延续,从本质上讲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在90年代以后的现代延续与深入发展。然而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80年代“文化热”这两场以寻求现代性为目的的文化运动不同,“国学热”的兴起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欲医治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过分强化而导致的种种弊病。
“国学热”的兴起,重新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与地位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从文化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上看,一方面,中国政治经济的崛起使民众重新获得一种文化自信,文化失范现象的缓和使人们相信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民族前进的禁锢;同时,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使人们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道德规范作用,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等观念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经济秩序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其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另一方面,经过20世纪80年代引进西方文化热潮,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充分的了解与交流之后,人们开始较为冷静地对待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化产生的种种“异化”(或“物化”)现象使人们对西方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与批判,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自然而然地重新为人们所认识与提倡。若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上看,经过一个多世纪以来较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人们相对具有世界眼光,对文化的态度从绝对、单一转向相对、多元,大部分人对文化的态度与露丝·本尼迪克特一样,认为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可能性的不同选择,无所谓等级优劣之别,文化的所谓原始与现代的区别,也并非意味着落后与先进这类评价,各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有自己所属社会的相适能力。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论必然主张文化间的交流、交融、尊重和相互理解,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其存生的理由与价值,不能因为其他文化的好恶而有所取舍。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文化取向不仅是精英层面人文精神的自觉反省,而且也是大众层面自在的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变。因而在看待“国学热”这一文化热潮时,笔者粗浅地将其分为知识分子的“国学热”(即精英或学院派的“国学热”)与大众“国学热”两个层次。学院派的“国学热”主要是指高校或少数知识精英所提倡的“国学研究”,如在高校建立“国学院”,建立各种古代思想家协会及频繁组织各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讨会等等,其中以“国学院”的建立最具有代表性。大众“国学热”则是一种以普通群众为主体、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热潮。不管是学院派“国学热”还是大众“国学热”,都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期望重新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
市场经济体制下独立和自觉的市民阶层不再满足于作为某种外在的精英文化的被动听众和受众,开始形成自己本身的自觉的文化精神,即公民文化或俗称的大众文化,大众“国学热”正是市民阶层根据自身文化需求而自觉推动传统文化的结果。可见,无论是文化危机时期的文化冲突、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还是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的内在创造性或外在批判性重建,在现代都越来越成为一种自觉的历史进程。波及精英层面与大众层面的“国学热”可以算是以现代化为背景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结果,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这两场只实现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不同,“国学热”真正触动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而可以说它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文化热”所代表的传统的、表层的文化启蒙的局限性,建构起了一种新型的、更为深层的文化启蒙模式。
四、文化整合过程中的文化转型规律探寻
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历程可以看到,在与西方文化进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有其发展脉络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五四”之前一直是备受推崇的“中学”;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粹”开始遭受被全盘否定的命运;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人们在对西方思潮进行引进与批判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关注传统文化的价值;再到近年来的“国学热”,传统文化价值被予以充分肯定。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否定之否定”理论那样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之后的肯定”的历程。而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国学热”是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化热”性质不同的文化热潮,新文化运动与“文化热”争论重点都在于如何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及传统文化失范问题,而“国学热”不再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直接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从新文化运动到“国学热”,人们对于传统文化态度的变更有其内在规律性。
首先,“小传统”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大。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将文化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即“大传统”与“小传统”,其中“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也就是所说的“精英文化”;“小传 统”则指农村中多数农民及城市没有受过多少正式教育的小市民所代表的文化,即“大众文化”。他认为小传统处于被动位置,受大传统影响却对大传统几乎没有影响。中国的状况向来如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握有话语权,他们所引导的精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会主导性价值取向,一直到“五四”时期,以民众为主体的“小传统”对社会的影响都微乎其微。直至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商品化浪潮的侵袭,大众文化才以一种贴近生活的原生态面貌兴起。从新文化运动的少数知识分子引导到“文化热”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参与,再到精英层面与大众层面共同兴起的“国学热”,充分说明了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一方面,从知识分子的层面出发,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文化自觉,开始自觉地进行反思与批判,理性地审视文化融合中自身文化的价值;而对于大众层面而言,在大众文化从精英文化与精英话语的控制下游离出来相对独立、多元地流动的状况下,大众文化也呈现出一种自觉的萌芽。另一方面,“大小传统”的交流日益密切,“小传统”不再处于附庸的地位,不仅如此,“小传统”的影响日益增大,在某些方面“小传统”甚至引导了“大传统”的前进方向。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一种逐渐复苏的形态,且不仅是复苏,更是重构。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有许多坚守传统文化的保守派,但激进主义始终成为主流。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西方思潮的引进是一股热流,但同时,汤一介教授主办的以弘扬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宗旨之一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创立,其取向也显而易见地是比较认同传统的。在“文化热”中,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呈现分庭抗礼的趋势,但总体上仍处于弱势。直到“国学热”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才开始真正有成为主流的趋势,特别是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更是“国学热”中的标志性事件。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与“文化热”的出现是为了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的稳定结构,那么,“国学热”则是为了重构中国传统文化。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反思,再到近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似乎又回归到了原点。然事实并非如此,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先生所讲的那样:“我们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发挥中国学者研究自己文化的优长,凸显中国学者的历史理解、问题意识和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白话,而是在和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密切沟通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中国文化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的体系博大精深。经过百年来与外来文明的融汇,中国文化不断实现着新的发展与更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全球化浪潮冲击世界的今天,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及其历史发展,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使命。”也就是说,“国学热”已不再是简单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归,而是在全球视野内,在文化冲突之后,经过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文化反省及文化选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与创构,这将是其在今后的重要任务。
最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极强的生命力是其延续的内在动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群体本位,它具有非常强烈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特征,与西方以个体为本位的理性主义伦理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血缘关系、情感关系或宗法关系的重视有力地扼制了西方国家所出现的“异化”问题,其中儒家“兼济天下”的精神导向及道家“独善其身”的精神境界,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在这样的背景下,仍然有不少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以传统文化拒斥西方理性文化的传统虽然未占主流,但一直没有中断过。就算是以“全盘西化论”著称的胡适,其目的也不过是企图采用激进的态度以与旧文化的“惰性”相抗衡,使传统文化最终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可见,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任何时期都不可忽视的,特别是现在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问题的出现,人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传统文化有没有价值的讨论,而是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医治工业文明本身的弊病,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不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还是近年来的“国学热”,三次文化高潮从本质上讲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运动,都是一剂在适当的时机开出的医治社会的适当的良药。在已经开始的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整合现象。今后,一个民族最大的光荣是在全球价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额。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特色,要使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多元文化的交流与整合中得到修正与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则成为重中之重。虽然未必如梁漱溟先生所讲的那样世界未来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然中国文化在世界未来的地位确实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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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热;国学热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5-0068-05
20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了三次文化高潮,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次是80年代的“文化热”;第三次则是近年来的“国学热”。从20世纪上半叶的新文化运动到现今21世纪初的“国学热”,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一种与西方文化进行整合的状态中。细究文化整合中的三种文化现象,从中探寻文化转型过程的规律,将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分析及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筹划。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传统文化虽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与演变之中,然其文化精神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一直都是连续的。几千年来,中国的变化发展都不过是改朝换代式的发展,其基本的“社会系统”或“社会结构”并未发生过根本的变化,在文化上则表现为其“文化系统”或“文化结构”未曾发生过根本的改变,直至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才改写了这一历史。回顾新文化运动的过程并非本文的重点,本文主要从文化形态上来看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文化状态。
如斯宾格勒将文化分为“历史感”的和“非历史感”的那样,与西方具有历史感的文化相反,东方文化是具有“非历史感”的,即“没有作为有意识的精神演化痕迹的历史。”…雅斯贝尔斯也认为东方文化是以过去为定向的文化,“中国和印度总是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存活。”总之,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个体本位和内在创造性、超越性相比,具有自然性、经验性、非历史性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停滞不前的、自在自发的形态。新文化运动的重点在于寻求中国的“现代化”,20世纪的中国要走入“现代”的世界就必须要求它彻底地改变这种凝固型的文化形态,而“反传统”无疑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因为要建立“现代”的新文化系统其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的“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中国寻求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言技”到“言政”再到“言教”逐渐深化的漫长过程,水深火热的社会环境使急于改变现状的知识分子得不到喘息机会,他们只能急切地引进西方先进思潮、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救亡图存,也因而来不及进行较为深刻的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文化启蒙(即系统的文化反省、文化反思、文化批判、文化重建)运动是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件急躁的、粗糙的事件,它对中国文化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错误,使文化从原先的“土八股”走向了后来的“洋八股”。
新文化运动源于文化危机,是文化整合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文化屈服现象,是一个落后国家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及对先进国家文化盲目认同的结果。当旧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开始为人们所怀疑、质疑、批判并在行动上背离,一些新的文化特质或文化要素如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等观念开始介入人的行为和社会活动,并同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形成冲突时,文化危机便产生了。文化危机分为内源性文化危机与外源性文化危机,而被西方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的中国无疑是外源性文化危机的典型。在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模式进入非常规期和变革时期时,最先感受到文化失范或文化冲突的往往是敏锐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一般说来,知识精英不只是以感性的方式体验文化的危机,作出直觉的反应,而且是要以自觉的理性反思来揭示和把握主导性文化危机的失范。“五四”新文化运动虽有很大的影响力,然其主要参与者还只是较为少数的知识精英,这就使得文化转型缺乏一种内在的自发的有凝聚力的文化生命力。
二、80年代“文化热”现象
继“五四”运动之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又出现了一场以寻求现代化为主要目的的“文化热”。这场“文化热”企图通过对西方学术思潮的引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建立一个与以往“传统文化为核心”所不同的具有现代性意识的文化体系。追求现代性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内容,而现代性又主要包括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观念。因而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对传统及西方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就是一种自觉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观念的过程。
现象的产生总是有其必然性,看待某一现象时必然要探究其产生的源头。就如福柯在研究人文科学的谱系时提出的著名的“知识共因”说:所谓知识共因,就是属于某一时期的可以发现的关系的总和,其目的在于发现知识和理论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成为可能的,是在什么样的知识系统中被构建的,究竟在什么样的历史先在假设的条件下思想才会出现。因而要理解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及热点,就必然也应当了解它所产生的思想来源。而笔者认为,其思想来源主要有三处,即: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及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第二次“五四”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化热”的形式及精神均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无论是反对极左的思潮,反对异化,倡导思想解放,还是弘扬人道主义,鼓吹民主、科学与自由的理念,均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文化热”与“五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学者陈平原对此有透彻的解释:“伴随着整个风云激荡的80年代的是,对于‘五四’新文化的思考、追随、反省和超越。关键是,一面追随,一面反省。”从许多学者的回顾与反思之中,可以在80年代绚烂辉煌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五四”的痕迹。具体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文化运动的内容上都是对西方思潮的引介;第二,在文化运动中都是采用批判及反思的手段;第三,在规模上都引起整个社会或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参与;第四,均起到启蒙的作用。如果说“五四”的启蒙是表达一种急切的、几乎萌芽状态的、要从自我奴役中解放的愿望,那么20世纪80年代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就可以概括为是一种急切的、萌芽状态的、对现代性的诉求。
当然,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内容与规模上都已有很大的进步,80年代后期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实际上早已超越了“五四”那代人。这主要是因为五四时期,知识 分子普遍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束缚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因而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及对西方文化的引介;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也是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及对西方文化的引介,然而不同的是,80年代的文化运动已不仅仅是简单地对西方文化进行引介,80年代的知识分子已清楚地看到西方文化本身所存在的矛盾。简而言之,“五四”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而“文化热”则是对“五四”所反思与批判的反思与批判,是一种对反思的反思,对批判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同样起因于文化危机。前面已经提过,文化危机有内源性文化危机与外源性文化危机之分。与20世纪上半叶的外源性文化危机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属于一种内源性文化危机,即通过个体的内在本质与文化的外在约束的矛盾关系表现出来的文化内在的超越性与自在性之间的矛盾。“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一种外在的压力之中,现状必须改变,现实的形势使知识分子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一种被动状态下的自觉;而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远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因其自身对国家现状的忧虑,自身期望改变现状,寻求现代性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内部自身而非外部,也因此他们在文化运动过程中握有主动权,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对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得更为透彻,从而能对其进行批判与反思,在批判与反思中寻求适合中国现代化的文化。
三、近年来的“国学热”现象
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具有“超稳定结构”的,然而在经过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架构已被拆得七零八落,中国传统文化及伦理精神渐处于边缘地位。“国学热”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最初产生于国外孔子学院的建立,这是对中国近代百年历史沧桑的反思,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一种现代延续,从本质上讲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在90年代以后的现代延续与深入发展。然而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80年代“文化热”这两场以寻求现代性为目的的文化运动不同,“国学热”的兴起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欲医治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过分强化而导致的种种弊病。
“国学热”的兴起,重新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与地位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从文化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上看,一方面,中国政治经济的崛起使民众重新获得一种文化自信,文化失范现象的缓和使人们相信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民族前进的禁锢;同时,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使人们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道德规范作用,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等观念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经济秩序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其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另一方面,经过20世纪80年代引进西方文化热潮,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充分的了解与交流之后,人们开始较为冷静地对待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化产生的种种“异化”(或“物化”)现象使人们对西方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与批判,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自然而然地重新为人们所认识与提倡。若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上看,经过一个多世纪以来较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人们相对具有世界眼光,对文化的态度从绝对、单一转向相对、多元,大部分人对文化的态度与露丝·本尼迪克特一样,认为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可能性的不同选择,无所谓等级优劣之别,文化的所谓原始与现代的区别,也并非意味着落后与先进这类评价,各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有自己所属社会的相适能力。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论必然主张文化间的交流、交融、尊重和相互理解,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其存生的理由与价值,不能因为其他文化的好恶而有所取舍。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文化取向不仅是精英层面人文精神的自觉反省,而且也是大众层面自在的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变。因而在看待“国学热”这一文化热潮时,笔者粗浅地将其分为知识分子的“国学热”(即精英或学院派的“国学热”)与大众“国学热”两个层次。学院派的“国学热”主要是指高校或少数知识精英所提倡的“国学研究”,如在高校建立“国学院”,建立各种古代思想家协会及频繁组织各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讨会等等,其中以“国学院”的建立最具有代表性。大众“国学热”则是一种以普通群众为主体、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热潮。不管是学院派“国学热”还是大众“国学热”,都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期望重新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
市场经济体制下独立和自觉的市民阶层不再满足于作为某种外在的精英文化的被动听众和受众,开始形成自己本身的自觉的文化精神,即公民文化或俗称的大众文化,大众“国学热”正是市民阶层根据自身文化需求而自觉推动传统文化的结果。可见,无论是文化危机时期的文化冲突、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还是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的内在创造性或外在批判性重建,在现代都越来越成为一种自觉的历史进程。波及精英层面与大众层面的“国学热”可以算是以现代化为背景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结果,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这两场只实现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不同,“国学热”真正触动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而可以说它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文化热”所代表的传统的、表层的文化启蒙的局限性,建构起了一种新型的、更为深层的文化启蒙模式。
四、文化整合过程中的文化转型规律探寻
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历程可以看到,在与西方文化进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有其发展脉络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五四”之前一直是备受推崇的“中学”;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粹”开始遭受被全盘否定的命运;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人们在对西方思潮进行引进与批判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关注传统文化的价值;再到近年来的“国学热”,传统文化价值被予以充分肯定。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否定之否定”理论那样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之后的肯定”的历程。而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国学热”是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化热”性质不同的文化热潮,新文化运动与“文化热”争论重点都在于如何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及传统文化失范问题,而“国学热”不再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直接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从新文化运动到“国学热”,人们对于传统文化态度的变更有其内在规律性。
首先,“小传统”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大。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将文化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即“大传统”与“小传统”,其中“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也就是所说的“精英文化”;“小传 统”则指农村中多数农民及城市没有受过多少正式教育的小市民所代表的文化,即“大众文化”。他认为小传统处于被动位置,受大传统影响却对大传统几乎没有影响。中国的状况向来如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握有话语权,他们所引导的精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会主导性价值取向,一直到“五四”时期,以民众为主体的“小传统”对社会的影响都微乎其微。直至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商品化浪潮的侵袭,大众文化才以一种贴近生活的原生态面貌兴起。从新文化运动的少数知识分子引导到“文化热”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参与,再到精英层面与大众层面共同兴起的“国学热”,充分说明了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一方面,从知识分子的层面出发,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文化自觉,开始自觉地进行反思与批判,理性地审视文化融合中自身文化的价值;而对于大众层面而言,在大众文化从精英文化与精英话语的控制下游离出来相对独立、多元地流动的状况下,大众文化也呈现出一种自觉的萌芽。另一方面,“大小传统”的交流日益密切,“小传统”不再处于附庸的地位,不仅如此,“小传统”的影响日益增大,在某些方面“小传统”甚至引导了“大传统”的前进方向。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一种逐渐复苏的形态,且不仅是复苏,更是重构。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有许多坚守传统文化的保守派,但激进主义始终成为主流。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西方思潮的引进是一股热流,但同时,汤一介教授主办的以弘扬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宗旨之一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创立,其取向也显而易见地是比较认同传统的。在“文化热”中,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呈现分庭抗礼的趋势,但总体上仍处于弱势。直到“国学热”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才开始真正有成为主流的趋势,特别是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更是“国学热”中的标志性事件。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与“文化热”的出现是为了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的稳定结构,那么,“国学热”则是为了重构中国传统文化。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反思,再到近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似乎又回归到了原点。然事实并非如此,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先生所讲的那样:“我们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发挥中国学者研究自己文化的优长,凸显中国学者的历史理解、问题意识和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白话,而是在和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密切沟通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中国文化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的体系博大精深。经过百年来与外来文明的融汇,中国文化不断实现着新的发展与更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全球化浪潮冲击世界的今天,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及其历史发展,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使命。”也就是说,“国学热”已不再是简单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归,而是在全球视野内,在文化冲突之后,经过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文化反省及文化选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与创构,这将是其在今后的重要任务。
最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极强的生命力是其延续的内在动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群体本位,它具有非常强烈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特征,与西方以个体为本位的理性主义伦理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血缘关系、情感关系或宗法关系的重视有力地扼制了西方国家所出现的“异化”问题,其中儒家“兼济天下”的精神导向及道家“独善其身”的精神境界,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在这样的背景下,仍然有不少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以传统文化拒斥西方理性文化的传统虽然未占主流,但一直没有中断过。就算是以“全盘西化论”著称的胡适,其目的也不过是企图采用激进的态度以与旧文化的“惰性”相抗衡,使传统文化最终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可见,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任何时期都不可忽视的,特别是现在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问题的出现,人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传统文化有没有价值的讨论,而是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医治工业文明本身的弊病,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不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还是近年来的“国学热”,三次文化高潮从本质上讲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运动,都是一剂在适当的时机开出的医治社会的适当的良药。在已经开始的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整合现象。今后,一个民族最大的光荣是在全球价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额。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特色,要使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多元文化的交流与整合中得到修正与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则成为重中之重。虽然未必如梁漱溟先生所讲的那样世界未来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然中国文化在世界未来的地位确实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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