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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上海江湾港口。悠长的汽笛声中，一艘苏联货轮缓缓驶出长江口。甲板上站着一群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望着逐渐远去的港口，唱起了《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激昂的歌声在深秋的风中飘扬……
这群将要经海参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的年轻人，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根据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派往苏联的留学生。里面有几个应该记住的名字：一个叫张锡媛的美丽姑娘，一年后成为邓希贤的恋人。邓希贤的另一个名字，是邓小平。另外一个操着安徽口音的18岁青年叫陈绍禹，他也另外有一个名字，王明。此外还有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不应被忽视的年轻人——蒋经国。这位注定将在中国近现代史留下深深足迹的年轻人，当时只有15岁，也只有一个身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大公子。
听邓小平讲巴黎的故事
1925年11月，这群年轻人在寒风凛冽中抵达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中央车站。随后，全部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校方给蒋经国取了个俄罗斯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这个名字蒋经国一直用了12年。
在网上可以找到蒋经国少年时的照片，方脸，短发。由于蒋介石管教很严，蒋经国脸上总有一缕拘谨的神态。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遗传的原因，蒋经国对政治有着天生的热情。早在上海读书时，他就在五卅运动中担任学生领袖，发动群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学校当局以“思想危险、行为越轨”为由，将他开除。那年夏天，蒋经国又来到广东，探望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蒋介石。在校园里，他遇见许多来自苏联的学生，感到“只有俄国人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
留苏的蒋经国积极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尽管离开上海之前，蒋经国已经正式加入了国民党，可他更喜欢跟共产党员打交道，并且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俄共青年团。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革命必先革心》，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这一篇蒋经国留苏期间最早留下的文字记录，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贴上布告栏《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将这位年仅15岁的作者拔擢为《红墙》的编辑。
1926年春天，蒋经国所在的班级多了一位来自法国巴黎的插班生。这位插班生比蒋经国大5岁，来到莫斯科之前已在巴黎留学5年——他叫邓希贤，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被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舍吉维奇。由于他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能力和表达才能，得到了“小钢炮”的外号。
蒋经国身材不高，邓小平比他还矮。两人因形体相似，倍觉亲近，交情一直不错，经常在黄昏时到莫斯科河边散步。蒋经国对邓小平在巴黎的经历很感兴趣，向他了解情况（蒋经国留学首选目标其实是法国，后来改变了主意）。邓小平就写了几篇文章，记录了他在巴黎勤工俭学的经历，交给蒋经国编辑的《红墙》发表。
1927年，邓小平回国，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所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任政治处处长、学校中共组织的书记。那时，正是中国局势大震荡的前夕。
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仍被苏联扣押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最初一段日子过得还不错。大约1926年底，处于16岁青春期的蒋经国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15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不久又结了婚——当时在莫斯科，结婚是很简单的事，甚至根本不必办理婚姻登记，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同居在一起就行了。在大龄男光棍成堆的中山大学，这还真是个奇迹——尤其对蒋经国这种其貌不扬的男人来说。
但平静而浪漫的生活很快就被来自国内的风波打断。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消息很快传到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立刻召开会议，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为。满腔怒火的蒋经国在讲台上抨击蒋介石是“叛徒”、“杀人凶手”。不久，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发表给父亲的公开信：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四一二”政变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终结，也意味着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当局的蜜月走向了尽头。第三国际东方部和苏联当局采取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大量驱逐中国学生离境。很快，国民党籍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清退并遣返回国。滞留在莫斯科的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虽然蒋经国发表公开信断绝与蒋介石的父子关系，但苏联当局并不打算让蒋经国回国，几次驳回了他的回国申请。苏方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蒋经国成了“人质”。
此时的蒋介石一定在后悔。在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甚至都没有通知自己的长子，导致长子成为留学苏联最久的人。
“革命夫妻”闪婚闪离
冯弗能是冯玉祥的大女儿，俄文名字叫“妮芝达诺娃”。这是一位美丽的少女，不过对政治的兴趣远远比不上蒋经国。她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因此，蒋经国不少思想激进的朋友都认为，冯弗能不配做他的妻子。
“四一二”政变，让蒋经国和冯弗能面临两难选择。
冯玉祥与苏共的关系一度很好，1926年，冯玉祥被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军打败，还奔赴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受到了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的热情欢迎。“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于1927年6月宣布与蒋介石合作，与苏共断绝关系。苏共中央立即通过莫斯科中央大学的共产党支部，要求冯弗能与冯玉祥划清界线。没料到，冯弗能坚决不愿与父亲反目。在政治和亲情面前，她选择了亲情。
冯弗能要求返回中国，并试图影响蒋经国与她同行，蒋经国拒绝了。不仅如此，蒋经国还在1927年7月向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委会写了一封自白书，宣布断绝与冯弗能的夫妻关系。他在自白书里声称，“她想对我加工(改革思想)，我也曾对她加工”。暗指冯弗能是国民党派来监视、影响他的。这显然是无中生有之说，但话说到这份上，可见蒋经国之决绝。 1928年5月25日，冯氏兄妹终于获准回国。此后，蒋经国与冯弗能终生不复相见。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冬天，蒋经国曾去过一次苏联，商议国共和谈、外蒙古独立等事宜，并两度与斯大林会谈。会谈间隙，蒋经国来到莫斯科河滨散步。夕阳西沉，河边人影憧憧。这正是当年黄昏后，他和冯弗能散步温存的地方。旧地重游，但已物是人非。蒋经国心头涌起的，想必还有那么一缕惆怅吧？
蒋经国不知道的是，这时，冯弗能已另嫁他人，跟蒋经国一样，也住在南京。
加入苏共，因表现太好惊动斯大林
虽为“人质”，苏联当局对待蒋经国堪称“优待”。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后，蒋经国先在莫斯科军事特种技术学校进修，半年后被保送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大学学习。
这是正规军事学府，专门为苏联红军训练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与莫斯科中山大学不同的是，这里上课不用翻译，课程偏重军事技术。另外，学校除了教军事之外，同时教政治。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下对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心得：
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群众，军事政治工作对象为非党员群众，党对两机关的政治工作，必须互相发生关系，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相同的。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就是唯一的领导者。在每军、师、旅、团中皆有共产党代表，他的权力与军官相同。军部命令如不经过党代表签名不能有效，连部中政治指导员制度，他的任务完全与党代表相同。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党代表除作宣传训练工作外，尚有检查及监视军官命令正确与否的责任。
这种体会是很深刻的。1950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总结教训，结论之一就是政治思想工作搞不过共产党。因此，由蒋经国接手，把以前的国军政工局改组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于是海峡两岸，标榜的主义迥异，控制军队的方法雷同”，《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如此评价。
1929年12月，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为了表示坚定的立场，他还一度在苏联报纸上发表声明，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12月15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1930年，蒋经国曾有一次机会回国。那时，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军政大学毕业。校方在他的个人档案里如此评论：“非常聪明、忠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蒋经国的表现太好，以至于惊动了斯大林。斯大林指示苏共中央有关部门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准备把蒋经国派回中国，参加中共领导的红军。但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这就让蒋经国第一次回国的机会成了泡影。他再度请求到红军工作，这个请求也落了空。
与王明发生冲突，被下放劳动
从军政大学毕业后，蒋经国进入莫斯科郊外的狄拿马电气厂实习。后来，因为卷入苏共的“托派”之争，他被送至一个叫石可夫的集体农场劳动。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等人的排挤下，逐步退出权力核心，甚至被开除出联共中央。1927年11月7日，著名的红场事件发生后，“托派”被定性为反党、反苏维埃和反革命组织，成了被严厉打击的对象。1929年，苏共更是针对“托派”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清党运动……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曾经加入过“托派”组织。后来，为了进入军政大学学习，他退出了“托派”。不过，厄运并未因此放过他。
1931年，已经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来到苏联，无意中碰到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不知出于什么状况，率性的蒋经国批评了王明，后者勃然大怒。
王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提出要对蒋经国严加惩处。蒋经国不甘受罚，以身体原因提出申述。好在苏共中央出于政治斗争需要，对蒋经国采取了保护措施，只是把他安排到莫斯科郊外石可夫集体农场劳动。第二年，他被送到西伯利亚的的阿尔泰地区做工。
1931年前后，是蒋经国在苏联最难熬的时光。当时，苏联发生了“大饥荒”，消费品奇缺。半生追随蒋经国的谋士王升，曾经记载蒋经国这段近乎传奇的生活经历——那时候，蒋经国常常身无分文，甚至还讨过饭。一次，发现一家餐馆后面有一条地沟，里面漂浮着一层油水，饿昏了的蒋经国把油水舀起来，装在罐子里，回去之后烧着吃。还有一次，蒋经国生病倒在路上，幸亏一个叫“小彼得”的要饭孩子，把每天讨来的饭送给他吃，救了蒋经国一命。后来，“小彼得”死了，蒋经国还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白旗》，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这之后，蒋经国先后做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家重型机械厂的技师、助理厂长，以及当地《重工业报》的主编。1935年，蒋经国与这家工厂的女工白俄罗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蒋方良）相恋、结婚，同年12月生下长子蒋孝文，次年得一女蒋孝章。
“西安事变”促使蒋经国回国
在苏联的每一天，蒋经国都未放弃回国的努力。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带信给蒋介石。遗憾的是，陈甫玉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
与此同时，思子心切的蒋介石也在想办法把蒋经国营救回国。他在1934年2月13日的日记中说，“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 8月15日的日记中说，“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
1936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在这之后，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时也答应，只要红军听命国民政府，接受统一指挥，他“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国共双方“一笑泯恩仇”，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展开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
“西安事变”发生戏剧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苏关系。苏联当局对蒋经国回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1936年11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通过第三者向蒋经国传达，“经国可以回国”。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把蒋经国叫来莫斯科。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表示，他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3月25日，蒋经国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护照，向蒋廷黻大使辞行。同日，季米特洛夫邀蒋经国到自己家里，对他说：“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共产党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 25日下午2时，蒋经国携妻子离开莫斯科，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陪同，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在快车上，蒋经国给季米特洛夫写信称，“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目前尚无证据显示，季米特洛夫究竟给了蒋经国哪些指示。想来无非是让他回国后，搞好国共关系，动员蒋介石积极抗日云云。
蒋经国还在路上时，蒋介石就释放了在上海逮捕的苏联特工站站长“雅柯夫”。
耐人寻味的是，蒋经国回国前，还最后一次向苏共中央投书表白忠于斯大林，同时秘密告发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和工厂同事的“反党言行”。据称，当蒋经国从莫斯科乘火车途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时候，他的这些同事还赶到车站为他送行……
小蒋终其一生的“赤化”烙印
回到中国，并没有想象中父子相见、无语凝噎的动人场景。蒋介石甚至好几天没有召见这位12年没有谋面的长子。
“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信骂他，你必须先写信给他，向他报告，你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希望加入国民党”，对蒋介石心态一清二楚的陈立夫提出建议。
于是，蒋经国写了封信，拜访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并请他转交蒋介石。吴稚晖向蒋介石转述了蒋经国在苏联的12年留学经历，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之后，蒋介石被说服了，终于肯接见长子，安排在杭州市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进行。一进门，蒋经国就向父亲跪下，三叩首。他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表达与过去12年彻底决裂的态度。
蒋经国说到做到。一方面，在这之后，他不再是苏联共产党员“尼古拉”同志。相反，他以坚决的“反共”立场，出现在中国政坛。另一方面，不管是在书信还是在日记中，蒋经国都极少提及留苏经历，12年的风风雨雨被他封进了记忆，绝不轻易示人。
但即使如此，12年留学苏联的经历，苏联政治、经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是他想忘就能忘的。甚至终其一生，蒋经国的为人行事，都带着深深的“赤化”烙印。
1940年10月1日，江西赣州群乐大戏院内，刚刚年满30岁的蒋经国对着赣南十一县的县长、秘书、参议会议长、社会贤达等慷慨陈述其“三年计划”，“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331个工厂，要开垦2万亩荒地，要办314个农场，要建筑995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3000个合作社，要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要开辟321个果园，要建筑259个新校舍……”
蒋经国要在3年内，将赣南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社会。此时，离他受蒋介石任命，履新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一职不到4个月。
很显然，这不过是苏联“五年计划”的照搬照抄。
“三年计划”只是经济上的影响，事实上，政治上的影响更为深远。蒋经国认为，一个治理国家的领导人必须两条腿走路──计划经济与秘密警察。前者可以抓住民心，后者才能抓稳政权。他曾写信告诉蒋介石，斯大林为了提防内部反对势力图谋不轨，无情地枪决了八大红军将领。蒋经国在信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打胜仗需要千军万马，但如果敌人在领导人身边埋藏一两个奸细，就可以打败这千军万马。
说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大致明白，为什么蒋经国在回国之前，还要向斯大林秘密告发自己的同事和朋友。
1947年2月，蒋经国向蒋介石提出了“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该计划集中央调查统计局、保密局、国防部第二厅、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交通警察总局六个情报机构的权力于一身，如果蒋介石接受了这项构想，那么蒋经国将取代戴笠，成为新一代更有实权的特务首脑。
不过，因为内战的原因，该计划被蒋介石无限期搁置下来。1950年3月，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任命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和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后改为“国家安全局”）。前者是军队中的政治机构，后者则是“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的变体。直到1988年去世，蒋经国都是“国家安全局”的实际领导。
应该指出的是，蒋经国在去世前解除了实行38年56天的“戒严令”，并开放了“党禁”和“报禁”，从而大大推动了台湾民主进程——这可能是他唯一并非在苏联学到的东西。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群将要经海参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的年轻人，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根据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派往苏联的留学生。里面有几个应该记住的名字：一个叫张锡媛的美丽姑娘，一年后成为邓希贤的恋人。邓希贤的另一个名字，是邓小平。另外一个操着安徽口音的18岁青年叫陈绍禹，他也另外有一个名字，王明。此外还有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不应被忽视的年轻人——蒋经国。这位注定将在中国近现代史留下深深足迹的年轻人，当时只有15岁，也只有一个身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大公子。
听邓小平讲巴黎的故事
1925年11月，这群年轻人在寒风凛冽中抵达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中央车站。随后，全部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校方给蒋经国取了个俄罗斯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这个名字蒋经国一直用了12年。
在网上可以找到蒋经国少年时的照片，方脸，短发。由于蒋介石管教很严，蒋经国脸上总有一缕拘谨的神态。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遗传的原因，蒋经国对政治有着天生的热情。早在上海读书时，他就在五卅运动中担任学生领袖，发动群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学校当局以“思想危险、行为越轨”为由，将他开除。那年夏天，蒋经国又来到广东，探望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蒋介石。在校园里，他遇见许多来自苏联的学生，感到“只有俄国人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
留苏的蒋经国积极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尽管离开上海之前，蒋经国已经正式加入了国民党，可他更喜欢跟共产党员打交道，并且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俄共青年团。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革命必先革心》，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这一篇蒋经国留苏期间最早留下的文字记录，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贴上布告栏《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将这位年仅15岁的作者拔擢为《红墙》的编辑。
1926年春天，蒋经国所在的班级多了一位来自法国巴黎的插班生。这位插班生比蒋经国大5岁，来到莫斯科之前已在巴黎留学5年——他叫邓希贤，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被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舍吉维奇。由于他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能力和表达才能，得到了“小钢炮”的外号。
蒋经国身材不高，邓小平比他还矮。两人因形体相似，倍觉亲近，交情一直不错，经常在黄昏时到莫斯科河边散步。蒋经国对邓小平在巴黎的经历很感兴趣，向他了解情况（蒋经国留学首选目标其实是法国，后来改变了主意）。邓小平就写了几篇文章，记录了他在巴黎勤工俭学的经历，交给蒋经国编辑的《红墙》发表。
1927年，邓小平回国，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所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任政治处处长、学校中共组织的书记。那时，正是中国局势大震荡的前夕。
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仍被苏联扣押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最初一段日子过得还不错。大约1926年底，处于16岁青春期的蒋经国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15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不久又结了婚——当时在莫斯科，结婚是很简单的事，甚至根本不必办理婚姻登记，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同居在一起就行了。在大龄男光棍成堆的中山大学，这还真是个奇迹——尤其对蒋经国这种其貌不扬的男人来说。
但平静而浪漫的生活很快就被来自国内的风波打断。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消息很快传到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立刻召开会议，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为。满腔怒火的蒋经国在讲台上抨击蒋介石是“叛徒”、“杀人凶手”。不久，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发表给父亲的公开信：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四一二”政变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终结，也意味着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当局的蜜月走向了尽头。第三国际东方部和苏联当局采取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大量驱逐中国学生离境。很快，国民党籍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清退并遣返回国。滞留在莫斯科的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虽然蒋经国发表公开信断绝与蒋介石的父子关系，但苏联当局并不打算让蒋经国回国，几次驳回了他的回国申请。苏方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蒋经国成了“人质”。
此时的蒋介石一定在后悔。在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甚至都没有通知自己的长子，导致长子成为留学苏联最久的人。
“革命夫妻”闪婚闪离
冯弗能是冯玉祥的大女儿，俄文名字叫“妮芝达诺娃”。这是一位美丽的少女，不过对政治的兴趣远远比不上蒋经国。她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因此，蒋经国不少思想激进的朋友都认为，冯弗能不配做他的妻子。
“四一二”政变，让蒋经国和冯弗能面临两难选择。
冯玉祥与苏共的关系一度很好，1926年，冯玉祥被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军打败，还奔赴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受到了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的热情欢迎。“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于1927年6月宣布与蒋介石合作，与苏共断绝关系。苏共中央立即通过莫斯科中央大学的共产党支部，要求冯弗能与冯玉祥划清界线。没料到，冯弗能坚决不愿与父亲反目。在政治和亲情面前，她选择了亲情。
冯弗能要求返回中国，并试图影响蒋经国与她同行，蒋经国拒绝了。不仅如此，蒋经国还在1927年7月向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委会写了一封自白书，宣布断绝与冯弗能的夫妻关系。他在自白书里声称，“她想对我加工(改革思想)，我也曾对她加工”。暗指冯弗能是国民党派来监视、影响他的。这显然是无中生有之说，但话说到这份上，可见蒋经国之决绝。 1928年5月25日，冯氏兄妹终于获准回国。此后，蒋经国与冯弗能终生不复相见。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冬天，蒋经国曾去过一次苏联，商议国共和谈、外蒙古独立等事宜，并两度与斯大林会谈。会谈间隙，蒋经国来到莫斯科河滨散步。夕阳西沉，河边人影憧憧。这正是当年黄昏后，他和冯弗能散步温存的地方。旧地重游，但已物是人非。蒋经国心头涌起的，想必还有那么一缕惆怅吧？
蒋经国不知道的是，这时，冯弗能已另嫁他人，跟蒋经国一样，也住在南京。
加入苏共，因表现太好惊动斯大林
虽为“人质”，苏联当局对待蒋经国堪称“优待”。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后，蒋经国先在莫斯科军事特种技术学校进修，半年后被保送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大学学习。
这是正规军事学府，专门为苏联红军训练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与莫斯科中山大学不同的是，这里上课不用翻译，课程偏重军事技术。另外，学校除了教军事之外，同时教政治。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下对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心得：
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群众，军事政治工作对象为非党员群众，党对两机关的政治工作，必须互相发生关系，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相同的。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就是唯一的领导者。在每军、师、旅、团中皆有共产党代表，他的权力与军官相同。军部命令如不经过党代表签名不能有效，连部中政治指导员制度，他的任务完全与党代表相同。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党代表除作宣传训练工作外，尚有检查及监视军官命令正确与否的责任。
这种体会是很深刻的。1950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总结教训，结论之一就是政治思想工作搞不过共产党。因此，由蒋经国接手，把以前的国军政工局改组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于是海峡两岸，标榜的主义迥异，控制军队的方法雷同”，《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如此评价。
1929年12月，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为了表示坚定的立场，他还一度在苏联报纸上发表声明，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12月15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1930年，蒋经国曾有一次机会回国。那时，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军政大学毕业。校方在他的个人档案里如此评论：“非常聪明、忠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蒋经国的表现太好，以至于惊动了斯大林。斯大林指示苏共中央有关部门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准备把蒋经国派回中国，参加中共领导的红军。但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这就让蒋经国第一次回国的机会成了泡影。他再度请求到红军工作，这个请求也落了空。
与王明发生冲突，被下放劳动
从军政大学毕业后，蒋经国进入莫斯科郊外的狄拿马电气厂实习。后来，因为卷入苏共的“托派”之争，他被送至一个叫石可夫的集体农场劳动。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等人的排挤下，逐步退出权力核心，甚至被开除出联共中央。1927年11月7日，著名的红场事件发生后，“托派”被定性为反党、反苏维埃和反革命组织，成了被严厉打击的对象。1929年，苏共更是针对“托派”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清党运动……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曾经加入过“托派”组织。后来，为了进入军政大学学习，他退出了“托派”。不过，厄运并未因此放过他。
1931年，已经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来到苏联，无意中碰到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不知出于什么状况，率性的蒋经国批评了王明，后者勃然大怒。
王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提出要对蒋经国严加惩处。蒋经国不甘受罚，以身体原因提出申述。好在苏共中央出于政治斗争需要，对蒋经国采取了保护措施，只是把他安排到莫斯科郊外石可夫集体农场劳动。第二年，他被送到西伯利亚的的阿尔泰地区做工。
1931年前后，是蒋经国在苏联最难熬的时光。当时，苏联发生了“大饥荒”，消费品奇缺。半生追随蒋经国的谋士王升，曾经记载蒋经国这段近乎传奇的生活经历——那时候，蒋经国常常身无分文，甚至还讨过饭。一次，发现一家餐馆后面有一条地沟，里面漂浮着一层油水，饿昏了的蒋经国把油水舀起来，装在罐子里，回去之后烧着吃。还有一次，蒋经国生病倒在路上，幸亏一个叫“小彼得”的要饭孩子，把每天讨来的饭送给他吃，救了蒋经国一命。后来，“小彼得”死了，蒋经国还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白旗》，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这之后，蒋经国先后做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家重型机械厂的技师、助理厂长，以及当地《重工业报》的主编。1935年，蒋经国与这家工厂的女工白俄罗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蒋方良）相恋、结婚，同年12月生下长子蒋孝文，次年得一女蒋孝章。
“西安事变”促使蒋经国回国
在苏联的每一天，蒋经国都未放弃回国的努力。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带信给蒋介石。遗憾的是，陈甫玉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
与此同时，思子心切的蒋介石也在想办法把蒋经国营救回国。他在1934年2月13日的日记中说，“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 8月15日的日记中说，“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
1936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在这之后，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时也答应，只要红军听命国民政府，接受统一指挥，他“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国共双方“一笑泯恩仇”，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展开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
“西安事变”发生戏剧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苏关系。苏联当局对蒋经国回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1936年11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通过第三者向蒋经国传达，“经国可以回国”。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把蒋经国叫来莫斯科。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表示，他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3月25日，蒋经国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护照，向蒋廷黻大使辞行。同日，季米特洛夫邀蒋经国到自己家里，对他说：“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共产党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 25日下午2时，蒋经国携妻子离开莫斯科，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陪同，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在快车上，蒋经国给季米特洛夫写信称，“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目前尚无证据显示，季米特洛夫究竟给了蒋经国哪些指示。想来无非是让他回国后，搞好国共关系，动员蒋介石积极抗日云云。
蒋经国还在路上时，蒋介石就释放了在上海逮捕的苏联特工站站长“雅柯夫”。
耐人寻味的是，蒋经国回国前，还最后一次向苏共中央投书表白忠于斯大林，同时秘密告发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和工厂同事的“反党言行”。据称，当蒋经国从莫斯科乘火车途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时候，他的这些同事还赶到车站为他送行……
小蒋终其一生的“赤化”烙印
回到中国，并没有想象中父子相见、无语凝噎的动人场景。蒋介石甚至好几天没有召见这位12年没有谋面的长子。
“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信骂他，你必须先写信给他，向他报告，你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希望加入国民党”，对蒋介石心态一清二楚的陈立夫提出建议。
于是，蒋经国写了封信，拜访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并请他转交蒋介石。吴稚晖向蒋介石转述了蒋经国在苏联的12年留学经历，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之后，蒋介石被说服了，终于肯接见长子，安排在杭州市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进行。一进门，蒋经国就向父亲跪下，三叩首。他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表达与过去12年彻底决裂的态度。
蒋经国说到做到。一方面，在这之后，他不再是苏联共产党员“尼古拉”同志。相反，他以坚决的“反共”立场，出现在中国政坛。另一方面，不管是在书信还是在日记中，蒋经国都极少提及留苏经历，12年的风风雨雨被他封进了记忆，绝不轻易示人。
但即使如此，12年留学苏联的经历，苏联政治、经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是他想忘就能忘的。甚至终其一生，蒋经国的为人行事，都带着深深的“赤化”烙印。
1940年10月1日，江西赣州群乐大戏院内，刚刚年满30岁的蒋经国对着赣南十一县的县长、秘书、参议会议长、社会贤达等慷慨陈述其“三年计划”，“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331个工厂，要开垦2万亩荒地，要办314个农场，要建筑995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3000个合作社，要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要开辟321个果园，要建筑259个新校舍……”
蒋经国要在3年内，将赣南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社会。此时，离他受蒋介石任命，履新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一职不到4个月。
很显然，这不过是苏联“五年计划”的照搬照抄。
“三年计划”只是经济上的影响，事实上，政治上的影响更为深远。蒋经国认为，一个治理国家的领导人必须两条腿走路──计划经济与秘密警察。前者可以抓住民心，后者才能抓稳政权。他曾写信告诉蒋介石，斯大林为了提防内部反对势力图谋不轨，无情地枪决了八大红军将领。蒋经国在信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打胜仗需要千军万马，但如果敌人在领导人身边埋藏一两个奸细，就可以打败这千军万马。
说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大致明白，为什么蒋经国在回国之前，还要向斯大林秘密告发自己的同事和朋友。
1947年2月，蒋经国向蒋介石提出了“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该计划集中央调查统计局、保密局、国防部第二厅、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交通警察总局六个情报机构的权力于一身，如果蒋介石接受了这项构想，那么蒋经国将取代戴笠，成为新一代更有实权的特务首脑。
不过，因为内战的原因，该计划被蒋介石无限期搁置下来。1950年3月，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任命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和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后改为“国家安全局”）。前者是军队中的政治机构，后者则是“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的变体。直到1988年去世，蒋经国都是“国家安全局”的实际领导。
应该指出的是，蒋经国在去世前解除了实行38年56天的“戒严令”，并开放了“党禁”和“报禁”，从而大大推动了台湾民主进程——这可能是他唯一并非在苏联学到的东西。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