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建敏同志新著《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是一本好书。这本书从编辑学在中国诞生一直写到2009年。六十年，一甲子，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但作者不辞辛劳，历时七年，六易其稿，终于打造成一本好书。此书收集的材料相当丰富。作者不仅集中了大量资料，而且综核名实，条理清晰，观点鲜明，成一家之言，同时精心篇章安排，使读者看了一目了然。作为学术著作，这些是很可贵的。如果说，2009年出版的由丛林主编的《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在中国编辑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脚印的话，那么，姬建敏的专著《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同样将留下深深的脚印，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说到中国编辑学研究，近年来曾有一种看法，认为其趋向“冷却”，从表面看，近几年学术活动少了一点，争鸣也不很多。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讨论。现在看，姬建敏的新著《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出版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5年7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编辑学会编的《一切为了编辑学的理论建设：刘杲同志编辑思想讨论会文集》。这本书不仅是对中国编辑学会第一、二、三届会长刘杲同志编辑思想的研究、阐发和弘扬，实际上也是对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崛起以来的阶段性总结。再说，有的权威人士说过：“编辑学包括三个部分：编辑理论、编辑实务和编辑史。” （刘杲：《出版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29页）而这几年编辑史出版不少，我不一一列举，只说吴平、钱荣贵主编的《中国编辑思想史》（学习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全书三大卷167万余字，它不仅“填补了我国编辑思想研究的空白”，而且“完整地呈现了我国编辑思想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深刻地揭示了编辑思想的内涵、构成和特征”，“标志着我国编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5年7月21日报道）。再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对2014—2015年作一个粗略的统计：编辑学三个部分，大概出书50种左右，包括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网站内容编辑》、群言出版社的《数字出版项目策划和开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编辑是一门正在创新的艺术》、中国书籍出版社的《当代新闻编辑二十五讲》和《编辑视界》、故宫出版社的《人生得意做编辑》、新华出版社的《图书编校宝典》、苏州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编辑出版史》（第二版），等等。
　　从以上情况看，我们只能说：编辑学研究正在深入，正在稳步地前进。
　　事物总是螺旋形发展的，动和静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作为学术研究更是如此。目前党中央重视媒体融合，这既给编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编辑学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这是从各行各业考虑的，如今年双十一，仅天猫交易额就突破912亿，主要就靠互联网。有的同志主张出版业可以“编辑+互联网”，这是从编辑出书需要优选优化其内容考虑的，两者并不矛盾。互联网是一种技术手段，是工具，这个性质是不变的，出版作为文化产品，必须坚持以内容为王的原则也是不变的。同样，“优选优化”的编辑活动基本规律也是不变的，它是编辑创新和坚持产品质量所必需的；文章千古事，编辑的历史使命和担当也是不变的。可见，主张用“内容+互联网”，应该说不是没有道理。何况媒体融合、数字出版，虽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对一部分从业者来说，还是处在边实践、边探索的过程中，这正是时代对编辑学提出的新课题，正是编辑学需要很好研究解决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