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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核心战略路径，它实质性地促成了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为此，要坚持对外开放的主体战略地位；致力于对外开放的观念创新，强调主权、安全与利益三位一体，坚持和丰富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创建利益共同体；同时要建构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其核心内容包括，优化国家战略、完善国内开放布局，深化全球战略、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强化地区战略、主导地区一体化进程等。
[关键词]中国 对外开放 战略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08）03-0017-07
[作者简介]门洪华（1969—），山东东营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国际战略、对外开放战略。
对外开放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核心战略路径。近30年来，中国秉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对外开放实质性地促成了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正在开创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
当前，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时期,正致力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就是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全面合作、全面提升，实现从开放型大国发展为开放型强国的宏大目标。
坚持对外开放的主体战略定位
党中央清晰判断中国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据此提出了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部署，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在科学发展的战略思路中，对外开放处于主体战略的地位。未来15年到20年是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转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需要作相应的、积极的、稳妥的转变。2005年6月，党中央做出了“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战略决策。2006年8月，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拓展对外开放广度与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目标就是从开放型大国走向开放型强国。在经济全球化和日益竞争的条件下，我们应当更加明确把全面开放作为21世纪的基本国策。所谓全面开放，就是强调开放领域和范围的全面性，全面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以建立开放型市场、开放型经济和开放型社会为目标，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上，促进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较为自由地跨越边境流动，按照市场规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生产与消费国际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国际化①。全面开放并不意味着彻底开放、完全放开，它并不排除适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保护措施，而加强对开放的制度化、法制化监管亦是开放战略的题中之义。
全面开放战略的基本内容是：(1)全面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开放型市场和开放型社会，全面激发中国的创新力，全面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全面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2)全面参与，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坚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组织，并发挥积极的作用。既运用政治、外交手段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经济贸易利益，又运用经济、贸易、投资手段维护和保障中国国家政治安全利益；(3)全面合作，中国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也与发达国家合作；既与大国合作，也与小国合作；既推动“南南合作”，也推动“南北合作”；既推动经济、贸易、技术合作，也推动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合作；(4)全面提升，通过开放全面提升国内企业和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和抵御外部冲击和风险的能力，中国政府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5)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
促进对外开放的观念创新
1978年以来，观念变革与中国历史进程有着必然的逻辑关联。观念变革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指向标和路线图。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观念变革的集大成者。科学发展观要求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更加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是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基本指导方针，其理论内涵和指导意义包含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问题的各个方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中国对外开放的观念变革，既是科学发展观本身的要求，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优化的必然逻辑。
（一）强调主权、安全与利益三位一体
在关于中国对外开放效益的争论中，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是最为人所关注的三个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对外开放实质上对三者均造成了削弱和损害，因此对外开放必须调整，甚至有的论者据此认为对外开放断不可行。
笔者认为，应该以发展和开放的眼光看待主权、安全和利益的问题。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属性，在国际法上指的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的属性主要体现为对内对外双重属性，对内属性指的是主权国家对整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拥有最高统治权，对外属性指的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依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地行使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决定权，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绝对主权已经不复存在，相对主权已经成为国际事实。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绝对主权不过是一种虚妄的幻念，参与国际社会必然包含着主权受到限制的成本，这就是国际关系的辩证法②。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加速并行的趋势下，主权让渡已经是客观事实。主权让渡是为了解释国家对国际组织授权问题而产生的概念，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行使权力并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让渡不是割让，只要国家是自愿加入国际组织并保留退出的权利，主权为国家所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因为主权让渡首先也是主权国家行使主权的结果③。主权让渡是为了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内涵早已不再纯粹是一个国家决定，其内涵和外延都已超出传统的认知范围。国家对国际组织的权力让渡不是弱化自身的独立目标和主体身份，而是越来越借助合作型的权力安排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主权让渡不是主权的放弃和割裂，而是国家在全球化趋势下审时度势的理性选择，这是全球化、地区一体化情势下国家寻求合作、扩大影响的战略选择④。其次，相对主权并不仅仅意味着国家主权的削弱，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也为国家主权的延伸提供了基础条件，而经济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延伸最突出的方面⑤。例如，中国决定加入WTO，从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和赢得国际环境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出了经济主权在一定范围的让渡。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存在对中国利益不利的条款，这对我们当时和将来都构成了挑战。但五年多来的经历证明，我们的战略利益所得超出了预期。近年来，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加强对海外投资，我们的经济主权实际上随之延伸了，我们的战略利益也随之拓展了，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主权和战略利益的让渡、共享、延伸是大势所趋。
在全球化的情势下，国家安全是全方位的，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依旧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在进入世界市场的前提下，开放是不可逆转的，面临风险也是必然的，是有可能要付出代价的。然而，开放型经济和封闭型经济，风险孰大孰小，理论上并无定论；什么是最佳经济开放度，也没有定论①。
经济安全并不必然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所谓经济安全，“主要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和全面经济开放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对本国主要经济主权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不受威胁或侵害，对本国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组织力和调控力不被削弱或打乱，对来自国内外的诸种干扰、侵害或冲击能够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排除或化解，使本国经济体系避免重大震荡或被破坏，使本国经济利益免遭重大损失，在国际竞争中能为本国争得较为有利的国际地位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②。”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落后才是不安全之源。落后就要挨打，即使闭关锁国把自己隔绝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外，也丝毫谈不上什么安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搞好经济，国家贫弱、闭关自守不可能构筑好经济安全的防线。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并非对立关系，开放并不必然是风险更高的选择。经济不开放，我们不能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纠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问题，不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不能尽快提升产业结构和企业竞争力，我们的就业和增长都会受到明显的影响，这将对经济社会各方面造成巨大压力，这是我们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中国始终把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根据国情自主决定开放的领域和速度。面对日益明显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国一方面坚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一方面对可能遇到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加强防范，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③。同时，我们也清醒意识到，对外开放必然要面临特定的挑战和风险，如经济受外部因素冲击的可能性加大、出口增长面对更大压力、外资垄断某些市场的可能性、对使用内资产生影响、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等。尤其是，经济受外部因素冲击、外资垄断的可能性最为引人注目④。
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在于建立沟通国内外市场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我们不应该关起门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是应当对外开放，进一步主动融入全球经济。通过缩小差距来增强国家实力，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安全的维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外开放既带来机遇，也存在风险，问题的关键在“练内功”，如建立较先进的经济结构，控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敏感和主导产业，掌握具有重要安全和战略意义的现代技术，有效调控金融体系以保障宏观经济稳定等。从总体上看，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目前中国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和抵御外部冲击能力明显增强，与周边国家的相对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大为缩小，中国和平发展的正面效应正在放大，我们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主动应对各类挑战。无论是国内产业还是国内企业，市场越开放，竞争力就越强，安全性就越大，开放的收益就越高；反之，市场越保护，竞争力就越弱，安全性就越小，保护的成本就越高。因此，我们要从追求保护主义的国家利益走向开放主义的国家利益，从限制竞争的开放政策走向促进竞争力的开放政策。
在当前的世界情势下，只有深化开放，才有可能争取国家的综合安全。全面开放不是目的，而是促进主权、安全和利益的有效手段和必由路径。我们强调，主权、利益与安全三位一体，我们不能对主权、安全、利益的传统观念抱残守缺，而必须恰当运用之，将经济主权既作为进攻之矛，亦作为防御之盾，进退有据，在经济主权得以维护和强化的同时，维护国家的综合安全，并力争国家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二）坚持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
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需要⑤。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对经济开放的要求，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理念在经济战略上的体现。互利共赢被确定为新的历史时期开放战略的基本点，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⑥。
坚持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既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等涉外经济活动，难免会触动现有的国际利益格局，也会在一些领域给有关国家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带来冲击和竞争压力。事实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一直是遭受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而很大一部分贸易摩擦是由实际利益矛盾引发的。我们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持续贯彻下去，才能保障我国海外利益持续发展下去，才能既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又展现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形象。
互利共赢以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为基本目标。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争取和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也要妥善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利益关系，顾及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感受和关切，适当照顾其合理利益，注重加强互利合作和共同开发。妥善运用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把发挥中国独特的建设性作用的基点，放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放在通过互利合作增强自身实力上，放在减少和化解外部阻力和压力上。特别是，要注意区分和把握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分清轻重缓急，量力而行、顺势而为。对核心利益，比如坚持“一个中国”的问题，就要坚决维护、毫不妥协；对重要利益，要态度明确、据理力争，施加影响、巧于周旋；对于一般利益，要有取有舍、量力而为、灵活处理；对无关大局的问题，则要注意互谅互让，以利于集中力量维护和发展更长远更重要的国家利益。
互利共赢是一种新型的通过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开放战略，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自利独赢、赢家通吃的开放战略，其基本特征是：兼顾自身利益和世界利益，兼顾本国利益和别国利益，兼顾开放本国市场和开拓别国市场，兼顾对外竞争和对外友好，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兼顾扩大内需和利用外需，兼顾国内宏观经济和国际宏观经济稳定均衡，兼顾搭车利用和主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兼顾国家实力和国际形象，兼顾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①。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其基本原则包括：
第一，主动参与原则，即参与几乎所有可能参与的国际组织，既要积极参加富国俱乐部（八国集团、经合组织、国际能源组织等）的活动，主动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南北合作，协调南北矛盾与冲突，又要积极参加发展中国家组织，积极促进南南合作、协调南南矛盾与冲突。
第二，积极合作原则，既要与发展中国家紧密合作，也要和发达国家主动合作，根据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不同（核心国家利益、重要国家利益、一般国家利益）来确定其原则性和灵活性。对发达国家的合作，要强调在当前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的形势下，世界各国迫切需要加强协调和合作，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要把握重点，强调技术合作的拓展、能源和环保合作的加强、农业和服务业的深化等方面，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依靠科技，我们鼓励自主创新，同时也鼓励扩大技术引进和加强国际合作，要寻求新的合作领域、项目和方式，开展多种形式、多层次的科技合作。
第三，得道多助原则和先予后取原则，对发展中国家多援助、多帮助、多促进、多交流，进一步拓展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主动和单边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提供并增加更加切实可行的国际援助，减免债务；对周边国家多商量、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多协调，重在安邻，还要富邻，以上原则不仅体现在贸易上，还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减贫，保护环境，非传统安全、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要积极促进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使之成为国家间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基础。要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发展将首先给周边国家带来巨大机遇，中国将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协作，扩大利益汇合点，建立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探索出一条国家之间互利共赢的新型合作道路。
第四，主动开放原则，中国要主动开放国内产业和国内市场，实行越来越开放的“引进来”战略、自由贸易战略、自由投资战略、服务便利化战略、主动开放乃至单边开放战略，继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还要实行越来越开放的“走出去”战略，简化对外投资手续，实行登记制和核准制，建立各种发展基金，鼓励中国企业增加对外投资，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和利用国际资源。
（三）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着力创建利益共同体
“共同利益”一词1997年9月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中。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与发达国家“寻求共同利益汇合点”，在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发展了这一战略思想，强调“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的主张。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东亚地区合作，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增强，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成为中国的战略趋向，共同利益将在中国战略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共同利益体现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代表着中国战略优化的主导方向。我们认为，中国在明确提出通过和平发展成为强国的同时，要强调共同繁荣的战略价值，与主要大国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协调框架，稳定和发展大国关系，为中国和平发展争取更加优化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崛起必然冲击国际社会固有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必将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不快与应对措施，而某些应对措施可能构成中国崛起的障碍。鉴于此，我们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和发展多形式、多方位、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应视为促进中国顺利崛起的重要途径。国际利益共同体就是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认识付诸实践、予以规则化、制度化的过程。数世纪以来，许多国家都曾致力于建立利益共同体，传统的结盟、新兴的自由贸易区和地区一体化都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的体现。这些方式有的体现了传统的思路，有的代表着新兴的趋势。由于环境恶化、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全球性灾害日益突显，且不是单个国家所能解决的问题，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已提上了各国的议事日程。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国际条件基本成熟。而中国互利共赢战略的提出和全面参与国际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参与和主导建立利益共同体提供了国内基础和实践经验。
建立利益共同体应着眼于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在国际层面建立促进全球合作、应对国际危机的利益共同体，应注意有效利用现有的全球性国际制度，同时加强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在地区层面建立利益共同体，应进一步体现有所作为的积极姿态，在经济、安全、军事、生态等方面与邻近国家展开积极合作，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着眼于构建地区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
建构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
当前，中国和平发展正为国际社会积极认可，各大国也在纷纷调整对华战略；国际体系以全球治理为趋向的变革，赋予中国的和平发展以世界性的战略空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趋于良性，国际体系的诸多新要素、新动力与中国国际战略优化的方向趋于一致，在一定意义上是促进中国和平发展的力量，我们应善加利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转型和国际体系变革带来的不仅是机遇，其挑战和压力更是巨大的。中国既有的战略体系具有内向性、经济性的特征，灵活反应有余，长远谋划不足，根据国内外环境变革建构科学的战略体系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世界情势下，科学的中国战略体系至少应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层面：国家战略、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在这一战略体系中，国家战略是基础，全球战略是支撑，地区战略是依托。中国需要保持积极、主动的战略态势，在继续秉持“韬光养晦”的哲学精神的同时，谋求世界经贸领域和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性地位的条件开始成熟，我们有必要审时度势，贯彻“有所作为”的实践精神。在主导性地位上，我们可以不求其名，但必须要谋其实。
建构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其基本原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目前中国最大的“天时”就是经济全球化，中国正在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建设性完善者，成为世界重大发展问题的倡议者、合作者；中国最大的“地利”就是东亚一体化，中国成为地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中国最大的“人和”就是和谐社会建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国内社会和谐、对外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建设。
（一）优化国家战略，完善国内开放布局
国家发展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基础。中国必须进一步强调依靠国内条件支撑和平发展进程，努力实现国内、国际协调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实现国内一体化。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是中国国内开放布局的核心目标。中西部地区既要向国际开放，也要向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既要向发达国家开放，也要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要重视物资、技术领域的开放，更要重视思想、观念的开放。东部沿海地区不应继续执行出口导向的战略，应转而调整为进口导向，同时加强向中西部地区的投资；而中西部则要强调出口导向，优先向东部沿海开放，积极向世界开放。同时，加强国内产业的有序转移，将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步骤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提供更多援助，通过省际协议促进国内贸易往来，实现各省、各地区之间的互利共赢。
未来产业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中国应继续推进服务业的开放，政策基点应由被动转为主动。20世纪90年代之后，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就业的主要增长点，但是中国服务业的改革开放远远落后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率一直远远落后于制造业。加入WTO以来，服务业成为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点，正在成为继续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新热点。目前我国经济存在进入管制和垄断问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中，如金融业、电信业、铁路运输、教育、卫生、文化、信息媒体等。我们认为，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服务业能否快速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应在防止外商垄断、促进竞争的前提下，进一步开放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发展整体水平。
完善适应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是当务之急，是实现全面开放的基础条件。我们要深入研究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形成机制，建立健全对外贸易运行监控体系和预警机制，加强对商品进出口、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和控制各种风险，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提高政府统筹管理、调控内外部经济的能力。
对维护金融安全做好更为充分的准备。中国兑现加入WTO的承诺，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在新的制度环境下，中外金融机构正在形成全方位的竞争态势。我们既要认识到中国金融市场存在的巨大不稳定性，采取各种措施稳定金融市场，进一步加强监管和风险预警；也要认识到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即通过不断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加强金融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顺利成长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另外，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外资垄断，尤其是对中国战略性产业的垄断。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外商兼并收购型投资、服务业吸收外资将会增加，我们必须研究建立进一步强化依靠市场力量约束外商投资企业垄断行为的机制，引入和强化竞争仍然是最重要的监管思路。在国内企业短期内还不具备竞争力的一些产业中，至少要引进两家跨国公司，使不同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形成竞争；还要特别加强对外资并购的监管能力，防止外国投资者可能出现的不正当并购行为。与此同时，我们应把电子及通讯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交通运输设备、普通机械和专业设备等产业视为主要战略性产业，采取特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二）深化全球战略，拓展国家战略利益
全球战略反映国家战略体系的宏观视野。当前，中国的全球战略以共创和谐世界为基本理念，体现出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基本特征，以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求同存异、包容开放为主要策略，以寻求和扩展共同利益为目标指向。我们认为，在争取平等权利的前提下，中国应把全面参与、力所能及地提供公共物品为基本路径，作为负责任大国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全面参与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的框架设计。中国要全面参与全球性国际制度，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对有待完善的国际制度，要秉持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在新国际制度创立或有可能创立新国际制度的领域，要锤炼未雨绸缪的战略谋划能力，对新国际制度必须积极参与，也要明确反对仅由发达国家参与创立的国际制度；参与俱乐部性质的国际制度，要有所慎重，并致力于逐步改造为我所用，尤其是，对仅由发达国家参与的国际制度，应以特殊伙伴、观察员等方式参与，并在其中发挥发展中世界代言人的作用。中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国际社会合作，特别是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秩序规则制定和国际谈判，借助国际规则，平衡各方面的利益，维护和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制的进一步开放。同时，积极通过扩大沟通合作，推动利益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经济社会难题。
第二，强化“走出去”战略。全面参与国际农业、能源、矿产等资源配置的产业分工、分配和市场竞争，不断提高利用海外资源的能力和水平；以新建、注资、参股、并购、购买探矿权等多种方式加快建立一批重要短缺资源多元、稳定、可靠的海外生产供应基地，明显提高中国控制的海外油气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占进口总量的比例；加强粮食、石油等重要商品的储备体系建设。
第三，进一步维护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决定了中国成为世界的利益攸关者，也代表着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确保并继续加深我们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应继续秉持并发扬光大。
第四，加强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重新审视外援在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的战略价值，借鉴日本、德国等政府开发援助（ODA）的经验，进行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尽早建立中国对外援助基金和相关机构，通过对外援助延伸中国的战略利益，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远程目标。
（三）强化地区战略，主导地区一体化进程
地区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地缘依托。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东亚是中国的战略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地区战略的核心。
目前，中国具备了主导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基本实力，但东亚的战略格局却决定了中国采取开放的地区主义方式来协调，而不是立即主导推动，具体措施包括：其一，要着手制定参与地区经济合作和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其二，稳定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战略地位重要、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双边关系，抓住时机率先推进双边贸易、投资、交通运输的便利化；其三，通过共同利益的寻求和扩大，进一步稳定中日关系，防止中日关系的恶化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四，利用传统关系，加强内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一体化，就西北地区而言，俄罗斯、中亚有色金属、电力、化工、重型机械制造业较发达，轻纺工业和食品业则落后，西北地区技术设备不足，一些重化工原料需要进口，轻工业发达，双方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且生活习惯、消费结构上存在相似性，应加强相互开放；就西南地区而言，西南地区和南亚、东南亚的资源有着较多的互补性，在生产要素的组合方面也有较多的互补性，可考虑修建国际高速公路和铁路，联结昆明、吉隆坡、曼谷，同时修建滇西铁路，联通缅甸境内的密支那铁路，借助于缅甸的铁路、港口，使中国西南的货物通过南丝绸之路到达南亚、西亚和非洲；东北地区与日本有着传统的经贸联系，在软件开发、机械制造等方面已经建立了较深入的合作，仍有深化的空间；其五，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而且着重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俄罗斯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并将之提升到反战略包围圈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推行；最后，在地区一体化推进方面保持开放性思维，做出必要的让步和贡献，力争通过共同利益汇聚及其制度化建构一个稳定而富有建设性的东亚秩序，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关键词]中国 对外开放 战略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08）03-0017-07
[作者简介]门洪华（1969—），山东东营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国际战略、对外开放战略。
对外开放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核心战略路径。近30年来，中国秉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对外开放实质性地促成了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正在开创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
当前，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时期,正致力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就是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全面合作、全面提升，实现从开放型大国发展为开放型强国的宏大目标。
坚持对外开放的主体战略定位
党中央清晰判断中国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据此提出了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部署，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在科学发展的战略思路中，对外开放处于主体战略的地位。未来15年到20年是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转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需要作相应的、积极的、稳妥的转变。2005年6月，党中央做出了“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战略决策。2006年8月，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拓展对外开放广度与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目标就是从开放型大国走向开放型强国。在经济全球化和日益竞争的条件下，我们应当更加明确把全面开放作为21世纪的基本国策。所谓全面开放，就是强调开放领域和范围的全面性，全面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以建立开放型市场、开放型经济和开放型社会为目标，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上，促进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较为自由地跨越边境流动，按照市场规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生产与消费国际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国际化①。全面开放并不意味着彻底开放、完全放开，它并不排除适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保护措施，而加强对开放的制度化、法制化监管亦是开放战略的题中之义。
全面开放战略的基本内容是：(1)全面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开放型市场和开放型社会，全面激发中国的创新力，全面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全面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2)全面参与，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坚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组织，并发挥积极的作用。既运用政治、外交手段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经济贸易利益，又运用经济、贸易、投资手段维护和保障中国国家政治安全利益；(3)全面合作，中国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也与发达国家合作；既与大国合作，也与小国合作；既推动“南南合作”，也推动“南北合作”；既推动经济、贸易、技术合作，也推动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合作；(4)全面提升，通过开放全面提升国内企业和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和抵御外部冲击和风险的能力，中国政府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5)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
促进对外开放的观念创新
1978年以来，观念变革与中国历史进程有着必然的逻辑关联。观念变革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指向标和路线图。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观念变革的集大成者。科学发展观要求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更加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是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基本指导方针，其理论内涵和指导意义包含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问题的各个方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中国对外开放的观念变革，既是科学发展观本身的要求，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优化的必然逻辑。
（一）强调主权、安全与利益三位一体
在关于中国对外开放效益的争论中，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是最为人所关注的三个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对外开放实质上对三者均造成了削弱和损害，因此对外开放必须调整，甚至有的论者据此认为对外开放断不可行。
笔者认为，应该以发展和开放的眼光看待主权、安全和利益的问题。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属性，在国际法上指的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的属性主要体现为对内对外双重属性，对内属性指的是主权国家对整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拥有最高统治权，对外属性指的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依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地行使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决定权，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绝对主权已经不复存在，相对主权已经成为国际事实。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绝对主权不过是一种虚妄的幻念，参与国际社会必然包含着主权受到限制的成本，这就是国际关系的辩证法②。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加速并行的趋势下，主权让渡已经是客观事实。主权让渡是为了解释国家对国际组织授权问题而产生的概念，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行使权力并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让渡不是割让，只要国家是自愿加入国际组织并保留退出的权利，主权为国家所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因为主权让渡首先也是主权国家行使主权的结果③。主权让渡是为了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内涵早已不再纯粹是一个国家决定，其内涵和外延都已超出传统的认知范围。国家对国际组织的权力让渡不是弱化自身的独立目标和主体身份，而是越来越借助合作型的权力安排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主权让渡不是主权的放弃和割裂，而是国家在全球化趋势下审时度势的理性选择，这是全球化、地区一体化情势下国家寻求合作、扩大影响的战略选择④。其次，相对主权并不仅仅意味着国家主权的削弱，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也为国家主权的延伸提供了基础条件，而经济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延伸最突出的方面⑤。例如，中国决定加入WTO，从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和赢得国际环境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出了经济主权在一定范围的让渡。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存在对中国利益不利的条款，这对我们当时和将来都构成了挑战。但五年多来的经历证明，我们的战略利益所得超出了预期。近年来，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加强对海外投资，我们的经济主权实际上随之延伸了，我们的战略利益也随之拓展了，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主权和战略利益的让渡、共享、延伸是大势所趋。
在全球化的情势下，国家安全是全方位的，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依旧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在进入世界市场的前提下，开放是不可逆转的，面临风险也是必然的，是有可能要付出代价的。然而，开放型经济和封闭型经济，风险孰大孰小，理论上并无定论；什么是最佳经济开放度，也没有定论①。
经济安全并不必然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所谓经济安全，“主要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和全面经济开放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对本国主要经济主权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不受威胁或侵害，对本国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组织力和调控力不被削弱或打乱，对来自国内外的诸种干扰、侵害或冲击能够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排除或化解，使本国经济体系避免重大震荡或被破坏，使本国经济利益免遭重大损失，在国际竞争中能为本国争得较为有利的国际地位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②。”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落后才是不安全之源。落后就要挨打，即使闭关锁国把自己隔绝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外，也丝毫谈不上什么安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搞好经济，国家贫弱、闭关自守不可能构筑好经济安全的防线。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并非对立关系，开放并不必然是风险更高的选择。经济不开放，我们不能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纠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问题，不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不能尽快提升产业结构和企业竞争力，我们的就业和增长都会受到明显的影响，这将对经济社会各方面造成巨大压力，这是我们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中国始终把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根据国情自主决定开放的领域和速度。面对日益明显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国一方面坚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一方面对可能遇到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加强防范，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③。同时，我们也清醒意识到，对外开放必然要面临特定的挑战和风险，如经济受外部因素冲击的可能性加大、出口增长面对更大压力、外资垄断某些市场的可能性、对使用内资产生影响、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等。尤其是，经济受外部因素冲击、外资垄断的可能性最为引人注目④。
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在于建立沟通国内外市场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我们不应该关起门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是应当对外开放，进一步主动融入全球经济。通过缩小差距来增强国家实力，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安全的维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外开放既带来机遇，也存在风险，问题的关键在“练内功”，如建立较先进的经济结构，控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敏感和主导产业，掌握具有重要安全和战略意义的现代技术，有效调控金融体系以保障宏观经济稳定等。从总体上看，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目前中国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和抵御外部冲击能力明显增强，与周边国家的相对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大为缩小，中国和平发展的正面效应正在放大，我们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主动应对各类挑战。无论是国内产业还是国内企业，市场越开放，竞争力就越强，安全性就越大，开放的收益就越高；反之，市场越保护，竞争力就越弱，安全性就越小，保护的成本就越高。因此，我们要从追求保护主义的国家利益走向开放主义的国家利益，从限制竞争的开放政策走向促进竞争力的开放政策。
在当前的世界情势下，只有深化开放，才有可能争取国家的综合安全。全面开放不是目的，而是促进主权、安全和利益的有效手段和必由路径。我们强调，主权、利益与安全三位一体，我们不能对主权、安全、利益的传统观念抱残守缺，而必须恰当运用之，将经济主权既作为进攻之矛，亦作为防御之盾，进退有据，在经济主权得以维护和强化的同时，维护国家的综合安全，并力争国家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二）坚持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
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需要⑤。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对经济开放的要求，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理念在经济战略上的体现。互利共赢被确定为新的历史时期开放战略的基本点，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⑥。
坚持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既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等涉外经济活动，难免会触动现有的国际利益格局，也会在一些领域给有关国家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带来冲击和竞争压力。事实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一直是遭受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而很大一部分贸易摩擦是由实际利益矛盾引发的。我们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持续贯彻下去，才能保障我国海外利益持续发展下去，才能既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又展现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形象。
互利共赢以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为基本目标。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争取和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也要妥善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利益关系，顾及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感受和关切，适当照顾其合理利益，注重加强互利合作和共同开发。妥善运用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把发挥中国独特的建设性作用的基点，放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放在通过互利合作增强自身实力上，放在减少和化解外部阻力和压力上。特别是，要注意区分和把握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分清轻重缓急，量力而行、顺势而为。对核心利益，比如坚持“一个中国”的问题，就要坚决维护、毫不妥协；对重要利益，要态度明确、据理力争，施加影响、巧于周旋；对于一般利益，要有取有舍、量力而为、灵活处理；对无关大局的问题，则要注意互谅互让，以利于集中力量维护和发展更长远更重要的国家利益。
互利共赢是一种新型的通过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开放战略，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自利独赢、赢家通吃的开放战略，其基本特征是：兼顾自身利益和世界利益，兼顾本国利益和别国利益，兼顾开放本国市场和开拓别国市场，兼顾对外竞争和对外友好，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兼顾扩大内需和利用外需，兼顾国内宏观经济和国际宏观经济稳定均衡，兼顾搭车利用和主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兼顾国家实力和国际形象，兼顾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①。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其基本原则包括：
第一，主动参与原则，即参与几乎所有可能参与的国际组织，既要积极参加富国俱乐部（八国集团、经合组织、国际能源组织等）的活动，主动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南北合作，协调南北矛盾与冲突，又要积极参加发展中国家组织，积极促进南南合作、协调南南矛盾与冲突。
第二，积极合作原则，既要与发展中国家紧密合作，也要和发达国家主动合作，根据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不同（核心国家利益、重要国家利益、一般国家利益）来确定其原则性和灵活性。对发达国家的合作，要强调在当前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的形势下，世界各国迫切需要加强协调和合作，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要把握重点，强调技术合作的拓展、能源和环保合作的加强、农业和服务业的深化等方面，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依靠科技，我们鼓励自主创新，同时也鼓励扩大技术引进和加强国际合作，要寻求新的合作领域、项目和方式，开展多种形式、多层次的科技合作。
第三，得道多助原则和先予后取原则，对发展中国家多援助、多帮助、多促进、多交流，进一步拓展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主动和单边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提供并增加更加切实可行的国际援助，减免债务；对周边国家多商量、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多协调，重在安邻，还要富邻，以上原则不仅体现在贸易上，还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减贫，保护环境，非传统安全、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要积极促进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使之成为国家间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基础。要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发展将首先给周边国家带来巨大机遇，中国将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协作，扩大利益汇合点，建立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探索出一条国家之间互利共赢的新型合作道路。
第四，主动开放原则，中国要主动开放国内产业和国内市场，实行越来越开放的“引进来”战略、自由贸易战略、自由投资战略、服务便利化战略、主动开放乃至单边开放战略，继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还要实行越来越开放的“走出去”战略，简化对外投资手续，实行登记制和核准制，建立各种发展基金，鼓励中国企业增加对外投资，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和利用国际资源。
（三）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着力创建利益共同体
“共同利益”一词1997年9月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中。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与发达国家“寻求共同利益汇合点”，在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发展了这一战略思想，强调“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的主张。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东亚地区合作，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增强，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成为中国的战略趋向，共同利益将在中国战略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共同利益体现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代表着中国战略优化的主导方向。我们认为，中国在明确提出通过和平发展成为强国的同时，要强调共同繁荣的战略价值，与主要大国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协调框架，稳定和发展大国关系，为中国和平发展争取更加优化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崛起必然冲击国际社会固有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必将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不快与应对措施，而某些应对措施可能构成中国崛起的障碍。鉴于此，我们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和发展多形式、多方位、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应视为促进中国顺利崛起的重要途径。国际利益共同体就是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认识付诸实践、予以规则化、制度化的过程。数世纪以来，许多国家都曾致力于建立利益共同体，传统的结盟、新兴的自由贸易区和地区一体化都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的体现。这些方式有的体现了传统的思路，有的代表着新兴的趋势。由于环境恶化、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全球性灾害日益突显，且不是单个国家所能解决的问题，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已提上了各国的议事日程。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国际条件基本成熟。而中国互利共赢战略的提出和全面参与国际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参与和主导建立利益共同体提供了国内基础和实践经验。
建立利益共同体应着眼于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在国际层面建立促进全球合作、应对国际危机的利益共同体，应注意有效利用现有的全球性国际制度，同时加强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在地区层面建立利益共同体，应进一步体现有所作为的积极姿态，在经济、安全、军事、生态等方面与邻近国家展开积极合作，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着眼于构建地区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
建构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
当前，中国和平发展正为国际社会积极认可，各大国也在纷纷调整对华战略；国际体系以全球治理为趋向的变革，赋予中国的和平发展以世界性的战略空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趋于良性，国际体系的诸多新要素、新动力与中国国际战略优化的方向趋于一致，在一定意义上是促进中国和平发展的力量，我们应善加利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转型和国际体系变革带来的不仅是机遇，其挑战和压力更是巨大的。中国既有的战略体系具有内向性、经济性的特征，灵活反应有余，长远谋划不足，根据国内外环境变革建构科学的战略体系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世界情势下，科学的中国战略体系至少应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层面：国家战略、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在这一战略体系中，国家战略是基础，全球战略是支撑，地区战略是依托。中国需要保持积极、主动的战略态势，在继续秉持“韬光养晦”的哲学精神的同时，谋求世界经贸领域和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性地位的条件开始成熟，我们有必要审时度势，贯彻“有所作为”的实践精神。在主导性地位上，我们可以不求其名，但必须要谋其实。
建构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其基本原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目前中国最大的“天时”就是经济全球化，中国正在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建设性完善者，成为世界重大发展问题的倡议者、合作者；中国最大的“地利”就是东亚一体化，中国成为地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中国最大的“人和”就是和谐社会建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国内社会和谐、对外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建设。
（一）优化国家战略，完善国内开放布局
国家发展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基础。中国必须进一步强调依靠国内条件支撑和平发展进程，努力实现国内、国际协调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实现国内一体化。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是中国国内开放布局的核心目标。中西部地区既要向国际开放，也要向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既要向发达国家开放，也要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要重视物资、技术领域的开放，更要重视思想、观念的开放。东部沿海地区不应继续执行出口导向的战略，应转而调整为进口导向，同时加强向中西部地区的投资；而中西部则要强调出口导向，优先向东部沿海开放，积极向世界开放。同时，加强国内产业的有序转移，将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步骤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提供更多援助，通过省际协议促进国内贸易往来，实现各省、各地区之间的互利共赢。
未来产业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中国应继续推进服务业的开放，政策基点应由被动转为主动。20世纪90年代之后，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就业的主要增长点，但是中国服务业的改革开放远远落后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率一直远远落后于制造业。加入WTO以来，服务业成为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点，正在成为继续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新热点。目前我国经济存在进入管制和垄断问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中，如金融业、电信业、铁路运输、教育、卫生、文化、信息媒体等。我们认为，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服务业能否快速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应在防止外商垄断、促进竞争的前提下，进一步开放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发展整体水平。
完善适应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是当务之急，是实现全面开放的基础条件。我们要深入研究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形成机制，建立健全对外贸易运行监控体系和预警机制，加强对商品进出口、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和控制各种风险，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提高政府统筹管理、调控内外部经济的能力。
对维护金融安全做好更为充分的准备。中国兑现加入WTO的承诺，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在新的制度环境下，中外金融机构正在形成全方位的竞争态势。我们既要认识到中国金融市场存在的巨大不稳定性，采取各种措施稳定金融市场，进一步加强监管和风险预警；也要认识到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即通过不断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加强金融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顺利成长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另外，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外资垄断，尤其是对中国战略性产业的垄断。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外商兼并收购型投资、服务业吸收外资将会增加，我们必须研究建立进一步强化依靠市场力量约束外商投资企业垄断行为的机制，引入和强化竞争仍然是最重要的监管思路。在国内企业短期内还不具备竞争力的一些产业中，至少要引进两家跨国公司，使不同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形成竞争；还要特别加强对外资并购的监管能力，防止外国投资者可能出现的不正当并购行为。与此同时，我们应把电子及通讯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交通运输设备、普通机械和专业设备等产业视为主要战略性产业，采取特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二）深化全球战略，拓展国家战略利益
全球战略反映国家战略体系的宏观视野。当前，中国的全球战略以共创和谐世界为基本理念，体现出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基本特征，以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求同存异、包容开放为主要策略，以寻求和扩展共同利益为目标指向。我们认为，在争取平等权利的前提下，中国应把全面参与、力所能及地提供公共物品为基本路径，作为负责任大国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全面参与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的框架设计。中国要全面参与全球性国际制度，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对有待完善的国际制度，要秉持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在新国际制度创立或有可能创立新国际制度的领域，要锤炼未雨绸缪的战略谋划能力，对新国际制度必须积极参与，也要明确反对仅由发达国家参与创立的国际制度；参与俱乐部性质的国际制度，要有所慎重，并致力于逐步改造为我所用，尤其是，对仅由发达国家参与的国际制度，应以特殊伙伴、观察员等方式参与，并在其中发挥发展中世界代言人的作用。中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国际社会合作，特别是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秩序规则制定和国际谈判，借助国际规则，平衡各方面的利益，维护和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制的进一步开放。同时，积极通过扩大沟通合作，推动利益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经济社会难题。
第二，强化“走出去”战略。全面参与国际农业、能源、矿产等资源配置的产业分工、分配和市场竞争，不断提高利用海外资源的能力和水平；以新建、注资、参股、并购、购买探矿权等多种方式加快建立一批重要短缺资源多元、稳定、可靠的海外生产供应基地，明显提高中国控制的海外油气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占进口总量的比例；加强粮食、石油等重要商品的储备体系建设。
第三，进一步维护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决定了中国成为世界的利益攸关者，也代表着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确保并继续加深我们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应继续秉持并发扬光大。
第四，加强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重新审视外援在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的战略价值，借鉴日本、德国等政府开发援助（ODA）的经验，进行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尽早建立中国对外援助基金和相关机构，通过对外援助延伸中国的战略利益，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远程目标。
（三）强化地区战略，主导地区一体化进程
地区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地缘依托。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东亚是中国的战略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地区战略的核心。
目前，中国具备了主导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基本实力，但东亚的战略格局却决定了中国采取开放的地区主义方式来协调，而不是立即主导推动，具体措施包括：其一，要着手制定参与地区经济合作和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其二，稳定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战略地位重要、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双边关系，抓住时机率先推进双边贸易、投资、交通运输的便利化；其三，通过共同利益的寻求和扩大，进一步稳定中日关系，防止中日关系的恶化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四，利用传统关系，加强内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一体化，就西北地区而言，俄罗斯、中亚有色金属、电力、化工、重型机械制造业较发达，轻纺工业和食品业则落后，西北地区技术设备不足，一些重化工原料需要进口，轻工业发达，双方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且生活习惯、消费结构上存在相似性，应加强相互开放；就西南地区而言，西南地区和南亚、东南亚的资源有着较多的互补性，在生产要素的组合方面也有较多的互补性，可考虑修建国际高速公路和铁路，联结昆明、吉隆坡、曼谷，同时修建滇西铁路，联通缅甸境内的密支那铁路，借助于缅甸的铁路、港口，使中国西南的货物通过南丝绸之路到达南亚、西亚和非洲；东北地区与日本有着传统的经贸联系，在软件开发、机械制造等方面已经建立了较深入的合作，仍有深化的空间；其五，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而且着重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俄罗斯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并将之提升到反战略包围圈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推行；最后，在地区一体化推进方面保持开放性思维，做出必要的让步和贡献，力争通过共同利益汇聚及其制度化建构一个稳定而富有建设性的东亚秩序，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