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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入党,经历过革命时代的铁与血,老人钟沛璋在当过新闻人、新闻官员之后,如今回归为一名“社会公民”。“我已经无欲无求,只想讲几句真心话。”
柔和的光线洒了进来,房间里很温暖。
蓝白相间的花格子睡衣,满头短密的银发,86岁的钟沛璋,安静地坐在客厅宽松的沙发上,背有些驼。前一段时间因为骨关节和前列腺出了点小问题,在入院治疗将近一个月后,三天前他才回到家中。
登门拜访的那天下午,82岁的老伴陈敏一边开门,一边微笑着提醒,老人还在康复期,体力不是很好,不能长坐,但他非常希望与我们聊聊天,而且为了这次早就约定的采访,他耐心做了准备,甚至提前半个小时,就坐到沙发上等着了。正在看的书和用来圈画评点的水笔,放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
浓重的上海口音,不紧不慢的表述,虽然面容有些许倦怠,但眼神坚定平和,思路十分清晰。在偶尔谈到某一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会像个老朋友一样和蔼地说: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你可以谈谈你的观点。
“我已经无欲无求,只想讲几句真心话。”喝下一口老伴递过来的热茶后,钟沛璋开门见山地说。
卧病不敢忘国忧
在茶几上缓缓摊开这些年里陆续写作的文章,钟沛璋一边讲解,一边总结说,在这即将过去的一生里,他大致上只做过两件事,一件是干革命,另外一件是做新闻。
钟沛璋在媒体界干了大半辈子,1946年在上海创办中联广播电台,并任台长;1948年起任《青年知识》半月刊主编;1949年后负责创办上海《青年报》,任总编辑,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离休前,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的名字最近一次在媒体上集中传播,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批评某省高官“夺笔”事件的文章。
“我当时在住院,电脑没看,但是也有年轻同志到医院去看我,所以,这个信息我也很快知道,由此就写了这么一篇东西。” 钟沛璋说。住院是因为前列腺问题,还有腿不能走路,周身乏力,就到医院检查,住院一个月。
由于身体原因,亲自提笔书写还不太方便。所以文章“在一位同志的帮助下”完成:由病榻上的钟沛璋口述,这位同志代为整理。
这篇署名“中宣部新闻局前局长钟沛璋”的文章,先是在《财经》杂志所属的《财经网》上发布出来,学术网站“选举与治理网”也同时挂出,之后再被网络和平面媒体迅速转载,引起巨大反响。
“但我听说,后来又被陆续删除了。”顿了顿,已有70多年党龄的钟沛璋长叹了口气,接着说,“现在的官员,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好像只要有不同的声音,就会影响社会稳定。”
这不禁让他想起30年前。“我在《中国青年报》主持工作的时候,当时的商业部部长王磊吃霸王餐,一桌饭只付一个汤的钱。最先是餐厅的炊事员陈爱武表示不满,举报揭发了王磊。当时我知道了之后,就派《中国青年报》两名记者去采访,报道了这件事情。”
钟沛璋还在《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社论,又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叫《开一代民主新风》,发了半个版。当时大家反应都很好,王磊也很快做了检讨,向餐厅补足了差额的那部分钱。
“店小二批评高官,在旧社会不可想象,在新中国也是一个新气象。王磊检讨、改正了之后,风气更好了,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呢?”钟沛璋说,“现在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被批评了之后就可以到北京来抓人,还怎么搞舆论监督?”
14岁加入地下党
“我们这些从革命年代走出来的老同志,都已经退休了,生活在普通老百姓的中间,本人已无所求,不会说假话或奉承话。”钟沛璋说。经历过早年的大风大浪之后,现在的钟沛璋显得很平静,说话慢条斯理,很少有情绪化的表达。
祖籍浙江宁波的钟沛璋,生于1924年的上海,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弟几个,都是支持革命的进步青年,钟沛璋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地下党,那一年他14岁。
1946年,22岁的地下党员钟沛璋在上海开办了公开的商业电台,这笔运作资金,是他的父亲投资的。“父亲做过洋行华人经理,自己也开了商行、华行,做进出口业务,就这样他成了一名资本家。”钟沛璋说,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虽竭力隐藏,但大姐、父母还是先后知道了,但他们装作不知道,也暗中支持。
这一年,18岁的地下党员陈敏,接到了上级指令,找到钟沛璋,成为了这家电台的第一个播音员。而在此之前,她公开的身份,是在日本人控制的华中电信局里,做一名电报收发员。几年之后,钟沛璋与陈敏结婚,相扶至今。
1948年,钟沛璋受命办《青年知识》与《学生报》。“我记得,我办《青年知识》杂志时,刊物藏在家里,特务查到家里来了,差一点因此就牺牲掉了。”
当时日本已经投降,正是国共内战时期。《青年知识》杂志通过书报社发行,后期要去收款。有一次,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弟弟骑自行车去帮钟沛璋收款。不料那时已经有国民党特务和书报社说了,要等杂志社收款的时候把人抓住。
“我弟弟到了书报社后,书报社老板对他说,你等等,我去打个电话。我弟弟一看形势不对,跑了。”
书报社老板把自行车的号码抄下来了,然后告诉了特务,特务就查到钟沛璋的家里来。“我当时躲起来了,没敢回家。但我有一个同志,当时正在我家里搞《学生报》。特务一进门,他很聪明的,看到桌子上有一张电话费收据,他抄起来说‘你们电话费赶快交啊’,冒充电话局的人,一边说,一边往外走,就这样混出去了。”
但后来有一个与钟沛璋一起发行《学生报》的青年,叫严庚初,和钟沛璋同岁,被抓走了,在解放前夕被杀掉。“如果我被抓到,也是同样的命运。我们那批同志,牺牲的有很多。” 回想过去的这一幕幕,钟沛璋现在依旧感觉到有些心惊肉跳。
让钟沛璋颇为骄傲的是,迎接上海解放的第一面大红旗,是钟沛璋在绸缎庄做会计的大姐夫买来红布,大姐和母亲踩缝纫机缝起来的。之后,钟沛璋带领多位人民宣传队队员,再冒风险,登上跑马町钟楼,连夜将这面几层楼高的大红旗和毛泽东、朱德巨幅画像,挂了上去。
从新闻人到新闻官
1954年,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就在你身边》的社论,发表在《上海青年报》。
文章出自钟沛璋手笔。文中,他热情欢呼“过渡时期总路线”,迎接社会主义改造的到来。
当时的“三大改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民日报》很快转发了钟沛璋的论述,而转发后的文章恰巧被胡耀邦读到了。在胡耀邦一番问询后,钟沛璋从上海来到北京,职位也由先前的上海青年报总编辑,变成了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其间,钟沛璋几经起落,1957年“反右”,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了农村,当他再回报社时,只是一名副刊编辑,但不久恢复原职,“文革”中再被赶下台,之后又复职。折腾几次后,钟沛璋发现,之前在他下面的人,已经到他上面去了。后来团中央决定成立研究室,钟沛璋顺理成章地兼任了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借此,钟沛璋的行政级别,与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持平。
在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任上,钟沛璋最漂亮的手笔之一就是刊发陈爱武举报“商业部部长王磊吃霸王餐”事件。“陈爱武体现的是青年人的政治权利,而广开言路关系到了青年人的切身利益,借此,《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一下就上去了。”钟沛璋回忆说,到他离开《中国青年报》时,该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300万份。这个数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看来都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对1976年“四五运动”的报道也给钟沛璋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兴味盎然地回忆说,“当时大家悼念周恩来,批判‘四人帮’,结果被认为后台是邓小平,参与者被定为‘反革命’,整个事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我们要为这个平反。我们将‘四五’的诗在报纸上登了出来,中央后来也松口了,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然后,我连夜写了一篇文章——《伟大的4
柔和的光线洒了进来,房间里很温暖。
蓝白相间的花格子睡衣,满头短密的银发,86岁的钟沛璋,安静地坐在客厅宽松的沙发上,背有些驼。前一段时间因为骨关节和前列腺出了点小问题,在入院治疗将近一个月后,三天前他才回到家中。
登门拜访的那天下午,82岁的老伴陈敏一边开门,一边微笑着提醒,老人还在康复期,体力不是很好,不能长坐,但他非常希望与我们聊聊天,而且为了这次早就约定的采访,他耐心做了准备,甚至提前半个小时,就坐到沙发上等着了。正在看的书和用来圈画评点的水笔,放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
浓重的上海口音,不紧不慢的表述,虽然面容有些许倦怠,但眼神坚定平和,思路十分清晰。在偶尔谈到某一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会像个老朋友一样和蔼地说: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你可以谈谈你的观点。
“我已经无欲无求,只想讲几句真心话。”喝下一口老伴递过来的热茶后,钟沛璋开门见山地说。
卧病不敢忘国忧
在茶几上缓缓摊开这些年里陆续写作的文章,钟沛璋一边讲解,一边总结说,在这即将过去的一生里,他大致上只做过两件事,一件是干革命,另外一件是做新闻。
钟沛璋在媒体界干了大半辈子,1946年在上海创办中联广播电台,并任台长;1948年起任《青年知识》半月刊主编;1949年后负责创办上海《青年报》,任总编辑,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离休前,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的名字最近一次在媒体上集中传播,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批评某省高官“夺笔”事件的文章。
“我当时在住院,电脑没看,但是也有年轻同志到医院去看我,所以,这个信息我也很快知道,由此就写了这么一篇东西。” 钟沛璋说。住院是因为前列腺问题,还有腿不能走路,周身乏力,就到医院检查,住院一个月。
由于身体原因,亲自提笔书写还不太方便。所以文章“在一位同志的帮助下”完成:由病榻上的钟沛璋口述,这位同志代为整理。
这篇署名“中宣部新闻局前局长钟沛璋”的文章,先是在《财经》杂志所属的《财经网》上发布出来,学术网站“选举与治理网”也同时挂出,之后再被网络和平面媒体迅速转载,引起巨大反响。
“但我听说,后来又被陆续删除了。”顿了顿,已有70多年党龄的钟沛璋长叹了口气,接着说,“现在的官员,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好像只要有不同的声音,就会影响社会稳定。”
这不禁让他想起30年前。“我在《中国青年报》主持工作的时候,当时的商业部部长王磊吃霸王餐,一桌饭只付一个汤的钱。最先是餐厅的炊事员陈爱武表示不满,举报揭发了王磊。当时我知道了之后,就派《中国青年报》两名记者去采访,报道了这件事情。”
钟沛璋还在《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社论,又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叫《开一代民主新风》,发了半个版。当时大家反应都很好,王磊也很快做了检讨,向餐厅补足了差额的那部分钱。
“店小二批评高官,在旧社会不可想象,在新中国也是一个新气象。王磊检讨、改正了之后,风气更好了,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呢?”钟沛璋说,“现在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被批评了之后就可以到北京来抓人,还怎么搞舆论监督?”
14岁加入地下党
“我们这些从革命年代走出来的老同志,都已经退休了,生活在普通老百姓的中间,本人已无所求,不会说假话或奉承话。”钟沛璋说。经历过早年的大风大浪之后,现在的钟沛璋显得很平静,说话慢条斯理,很少有情绪化的表达。
祖籍浙江宁波的钟沛璋,生于1924年的上海,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弟几个,都是支持革命的进步青年,钟沛璋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地下党,那一年他14岁。
1946年,22岁的地下党员钟沛璋在上海开办了公开的商业电台,这笔运作资金,是他的父亲投资的。“父亲做过洋行华人经理,自己也开了商行、华行,做进出口业务,就这样他成了一名资本家。”钟沛璋说,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虽竭力隐藏,但大姐、父母还是先后知道了,但他们装作不知道,也暗中支持。
这一年,18岁的地下党员陈敏,接到了上级指令,找到钟沛璋,成为了这家电台的第一个播音员。而在此之前,她公开的身份,是在日本人控制的华中电信局里,做一名电报收发员。几年之后,钟沛璋与陈敏结婚,相扶至今。
1948年,钟沛璋受命办《青年知识》与《学生报》。“我记得,我办《青年知识》杂志时,刊物藏在家里,特务查到家里来了,差一点因此就牺牲掉了。”
当时日本已经投降,正是国共内战时期。《青年知识》杂志通过书报社发行,后期要去收款。有一次,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弟弟骑自行车去帮钟沛璋收款。不料那时已经有国民党特务和书报社说了,要等杂志社收款的时候把人抓住。
“我弟弟到了书报社后,书报社老板对他说,你等等,我去打个电话。我弟弟一看形势不对,跑了。”
书报社老板把自行车的号码抄下来了,然后告诉了特务,特务就查到钟沛璋的家里来。“我当时躲起来了,没敢回家。但我有一个同志,当时正在我家里搞《学生报》。特务一进门,他很聪明的,看到桌子上有一张电话费收据,他抄起来说‘你们电话费赶快交啊’,冒充电话局的人,一边说,一边往外走,就这样混出去了。”
但后来有一个与钟沛璋一起发行《学生报》的青年,叫严庚初,和钟沛璋同岁,被抓走了,在解放前夕被杀掉。“如果我被抓到,也是同样的命运。我们那批同志,牺牲的有很多。” 回想过去的这一幕幕,钟沛璋现在依旧感觉到有些心惊肉跳。
让钟沛璋颇为骄傲的是,迎接上海解放的第一面大红旗,是钟沛璋在绸缎庄做会计的大姐夫买来红布,大姐和母亲踩缝纫机缝起来的。之后,钟沛璋带领多位人民宣传队队员,再冒风险,登上跑马町钟楼,连夜将这面几层楼高的大红旗和毛泽东、朱德巨幅画像,挂了上去。
从新闻人到新闻官
1954年,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就在你身边》的社论,发表在《上海青年报》。
文章出自钟沛璋手笔。文中,他热情欢呼“过渡时期总路线”,迎接社会主义改造的到来。
当时的“三大改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民日报》很快转发了钟沛璋的论述,而转发后的文章恰巧被胡耀邦读到了。在胡耀邦一番问询后,钟沛璋从上海来到北京,职位也由先前的上海青年报总编辑,变成了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其间,钟沛璋几经起落,1957年“反右”,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了农村,当他再回报社时,只是一名副刊编辑,但不久恢复原职,“文革”中再被赶下台,之后又复职。折腾几次后,钟沛璋发现,之前在他下面的人,已经到他上面去了。后来团中央决定成立研究室,钟沛璋顺理成章地兼任了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借此,钟沛璋的行政级别,与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持平。
在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任上,钟沛璋最漂亮的手笔之一就是刊发陈爱武举报“商业部部长王磊吃霸王餐”事件。“陈爱武体现的是青年人的政治权利,而广开言路关系到了青年人的切身利益,借此,《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一下就上去了。”钟沛璋回忆说,到他离开《中国青年报》时,该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300万份。这个数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看来都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对1976年“四五运动”的报道也给钟沛璋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兴味盎然地回忆说,“当时大家悼念周恩来,批判‘四人帮’,结果被认为后台是邓小平,参与者被定为‘反革命’,整个事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我们要为这个平反。我们将‘四五’的诗在报纸上登了出来,中央后来也松口了,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然后,我连夜写了一篇文章——《伟大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