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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瑶族历史悠久，群结构复杂繁杂，文化丰富多彩，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但瑶族研究起步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瑶族研究队伍小、视野不够开阔，高水平成果不多。作为世界上有影响的人类学家乔健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人类学系并担任创系主任，在理论和方法上按照国际前沿的理论与方法指导瑶族研究，亲自深入瑶族地区调查，撰写文章，提出不少关于瑶族历史文化的新见解，深化与拓展了瑶族研究，为瑶学研究国际化做出了示范。他还发起成立国际瑶族研究协会并担任首任执委会主席，推动瑶族研究国际化的进程。
【关键词】乔健;瑶族研究;国际化
【作 者】罗树杰，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2-0153-009
2018年10月7日，著名人类学家、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讲座教授乔健与世长辞。作为对中国少数民族尤其是对瑶族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一位大师，学界深表惋惜，作为多次聆听大师演讲的后学，笔者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一、瑶族研究真正进入国际学术轨道晚
瑶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其聚落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的桂、湘、粤、滇、黔、赣6个省、自治区130多个县、市内，散居于全国各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瑶族人口2796003人。数百年来，瑶族还从中国南方迁居亚洲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以及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居住繁衍，至今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瑶族大约为80万人。由于瑶族历史悠久，群结构繁杂，文化丰富多彩，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因而瑶族研究在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科中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是，由于历史上瑶族受歧视、受压迫相当深重，受教育的人数极少，居住的地域分散且大部分非常偏僻，因而关于瑶族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起步比较晚，而且影响范围不大。这与瑶族的特点显得极不相称。
最早深入关注并记录瑶民生活的是一批外国传教士。二十世纪初，有西方传教士开始注意到瑶族这一族群，他们利用传教以观察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融入并记录中国西南瑶人的日常生活。如，德国传教士弗雷德里希·威廉·勒斯尼尔（F.W. Leuschner）1910-1911年三进乳源瑶山进行考察，发表《中国南方之瑶子》一文;法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登载了该国传教士陈嘉言（Caysac George）《传教广西瑶人土著》（1922）、Héraud Cammille《两广原住土著的祖先》（1929）两篇介绍瑶族的文章，三四十年代又刊登了Héraud Cammille的《苏安宁传教广西瑶山纪实1～3》（1935）和唐定球 （Dalle Auguste）《广西瑶族的婚礼、风俗与特殊习惯及其与汉人不同之处》（1940）等著述[1]。这些外国传教士所记录的他们在粤北乳源、桂中大瑶山与桂南十万大山等瑶族地区传播天主教所观察、接触到的自然与社会文化，内容涉及地形地貌、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丧葬等。但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受过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专业训练，只记录瑶族的一些浅层性的文化事象和风俗习惯，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调查，这些资料多以德文、法文、拉丁文记录，基本上属于内部交流使用，没有公开发表和出版，能够看到的读者不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瑶族的历史文化才进入中国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视野，而且深入瑶寨记录瑶族社会文化的首先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而是生物学者。1928年5-7月，中山大学生物系的辛树帜、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等学者深入广西大瑶山的罗香一带瑶寨采集生物标本，对当地盘瑶、坳瑶、山子瑶、花蓝瑶、茶山瑶五个支系瑶族的歌谣和生活情况进行记录，其成果后来发表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四卷第42期和第46、47期合刊《瑶族调查专号》上。同样，1930年春和1931年3月至5月间，中山大学的庞新民、李方桂、姜哲夫等人在广东北部曲江县荒洞，乳源县公坑、蓝坑，乐昌县大塘坑（今均属乳源瑶族自治县）和广西大瑶山的罗香、古陈、罗蒙等瑶族村落采集标本时，也记录了当地的瑶族社会生产生活习俗，并由庞新民整理成《两广猺山调查》（广东部分）一书，由中华书局于1935年9月出版。
这一时期，真正深入瑶族村寨对瑶族社会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是颜复礼、商承祚、费孝通和王同惠等人文社会科学学者。1928年7-8月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两位民族学专家到广西凌云县北部6个瑶族村，对当地被称为红头瑶、蓝靛瑶、盘古瑶、长发瑶的生活习俗和语言进行调查记录，次年就出版调查成果《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该成果是一部非常规范有深度的民族学调查报告，而且收录大量照片，弥足珍贵。1935年10月，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费孝通和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南部的门头村一带（当时属象县东南乡，今属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对花蓝瑶进行调查，并首次对瑶族进行人体测量。王同惠不幸失足坠崖殉职后，费孝通整理他们的调查资料，于1936年6月出版了《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在《宇宙旬刊》1935-1936年第3卷第8期、第4卷第3期发表调查成果《为调查研究桂省特种部族人种》。可以说，《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和《花蓝瑶社会组织》两本书开了民族学专业研究瑶族社会文化的先河。
抗战前夕，一些学者也开始撰写发表有关瑶族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其中钟敬文的《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神话读后》和余永梁的《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分别发表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1928年7月第3卷第35、36期;其中发表瑶族文化研究论文最多的是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民俗》。该刊第一卷第3期为“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发表了杨成志、江应梁、王兴瑞、罗比宁和刘伟民等學者有关广东北江瑶族社会文化的11篇调查研究文章，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深入研究广东北江地区瑶族的成果。 抗战全面爆发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难当头，局势动荡，虽有徐益棠的《广西象平间瑶民之生死习俗》和《广西象平之间瑶民之法律》，李智文的《八排瑶之来历及其社会组织与争端》，岑家梧的《盘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崇拜》，唐兆民的《大藤山瑶族名类之探讨》，雷金流的《广西茶山瑶的石牌政制》《桂西布努瑶的家庭》《桂西布努瑶之婚姻》等一些瑶族研究论文发表，以及出版了杨成志的《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唐兆民的《瑶山散记》和廖炯然的《瑶民概况》等成果，但是总体而言，瑶族研究成果不够丰富，研究视野不够开阔，深度也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制度，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瑶族人民翻身解放，建立自治地方，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瑶族研究得到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就派中央访问团、社会历史调查组到瑶族地区开展调查，搜集整理了比较丰富的瑶族社会历史资料，印刷出版了《广西少数民族历史资料提要》《广西大瑶山一般情况》《大瑶山瑶族家庭经济与自然屯经济典型调查》《大瑶山团结公约订立经过》《防城县山人（瑶族）情况》《防城县第三区峒中乡民族情况》以及《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共8辑）调查报告，并撰写了《瑶族简史》《瑶语简志》等著作。研究瑶族历史文化的高质量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如，陈摩人的《粤北瑶族的姓氏与命名特点》，发表在《光明日报》 1956年8月24日，周宗贤、李干芬合著的《关于瑶族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讨论》被《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刊用，云峰的《壮族瑶族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在《民族团结》1962年第11期刊载。这一时期，瑶语的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盘承乾、邓方贵、刘保元所著的《瑶语》由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63年6月编印传播，美国学者隆巴德·珀尔内著《瑶英词典》于1968也由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西方传入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通通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被取消，学界与境外同行的交流断绝近30年，导致学科平台被拆、人才断层、知识老化，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瑶族研究不仅成果不太多，而且存在视野狭窄、受意识形态严重影响等局限性。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得到恢复重建，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瑶族研究还处于重新起步的阶段，人才队伍薄弱，尤其缺乏本民族的专家学者，研究领域也多停留在瑶族的族源、族称、迁徙、语言等领域，不了解国际学术动态，缺少与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对话。对此，原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瑶学会会长张有隽教授深有体会地说，他于1986年5月下旬到香港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组织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瑶族研讨会时，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乔健先生，针对内地学者所写文章引用的理论就很不客气地批评说：古典进化论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被国际学术界否定，而内地学者却还一直奉为经典，与国际学术界存在的差距巨大[2]134-13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外学者对瑶族的研究并不多，其中日本和德国学者贡献较大。1925年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E.G.）翻译并发表《瑶族》一文，这一成果根据《暹罗社会》杂志发放调查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描述当时老挝瑶族的社会生活[3]，是比较早的瑶族学术研究成果，也是难得一见的关于老挝瑶族的研究成果。日本人类学先驱鸟居龙藏是国际上最早关注瑶族的学者之一。1905年他就到中国湖南西部与云贵高原的交界处对当地苗、彝、瑶等民族进行调查，撰写出版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一书。德国人类学家汉斯·史图博尔（Hans Stübel），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长达28年，期间他多次到中国的瑶、苗、黎等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尤其是1936年他在广东青云山区对瑶族进行田野调查后，撰写《广东省的瑶族》一书于1938年出版，内容涉及瑶族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建筑、家庭、服饰等方面[4]。另一位德国学者汉斯·维斯特也于1936年在德国《民族学杂志》发表了《广东（华南）瑶族的宗教节日与风俗》，1938年《日本贝斯勒档案》发表《华南的瑶族：基于中国的田野调查》[5]。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新西兰籍教师福琼博士，1938年与1名教授带领4名社会学系的学生到广东连县瑶山进行1个月的调查，撰写了6篇文章，次年发表在《岭南科学季报》第18卷第3、4期上，这些文章的作者和题目分别是福琼《瑶族文化概观》、李智文《八排瑶之来历及其社会组织与争端》、李季琼《瑶族家庭的生育、婚嫁与丧葬》、宏永就《瑶族的宗教与教育》、林儆隅《瑶族经济一瞥》、黄锡凌《瑶语语音和声韵——瑶岭方言描述》[6]。
以白鸟芳郎、竹村卓二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比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国际瑶学界一直占据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们开创了瑶学研究的新范式，在收集和整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注重田野调查，采用历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方法开展研究，关注瑶族的世界观和身份认同，反映了瑶族社会的生态观。1969年，白鸟芳郎在日本上智大学组建“泰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查团”，亲自担任团长，然后就开赴泰国西北等地对当地的瑶族等山地民族进行调查。他们从1969年11月到1974年2月，先后三次深入泰国调查，从民族历史、宗教、风俗习惯、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等各方面调查当地瑶族等民族情况，获取丰富的最新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他们收集到大批过去从未被其他研究人员发现的、珍藏完好的《评皇券牒》等瑶人文书资料，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根据这些重要发现，白鸟芳郎陆续撰写发表《关于瑶族的社会组织》《瑶族各支系及其异同》《过山瑶的世界观》等系列的高质量论文，他的《瑶人文书》《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两部专著也由谈社分别于1975年、1978年出版。而竹村卓二1981年完成的《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这部著作，堪称世界瑶族研究的经典性著作，也把日本瑶学研究推向兴盛阶段。由于當时的历史环境，竹村先生只在泰国进行田野考察，直到1982年他才有机会来到中国广西和云南的瑶族地区进行调查。 因此，可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日本的瑶族研究是一枝独秀，然而毕竟研究队伍人数少，涉及的区域和领域都十分有限，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够丰富。
二、乔健先生从理论和方法上引领瑶族研究国际化
乔健先生的人类学研究涉及五大主要领域：台湾南岛语族研究、中国大陆少数民族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传统底边社会研究、拿瓦侯传统与美亚文化关联探讨。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评价乔健先生为“国内人类学者中田野经验最丰富、调查接触族群文化种类最多的一位”[7]。因此，乔先生正是利用这一优势，从理论和方法上引领瑶族研究国际化。
（一）以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上指导瑶族研究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从开阔的国际视野首先为瑶族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由于历史上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深重，经常迁居不定，分布广泛，居住分散，居住的环境非常封闭、相当恶劣，没有形成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没有自己统一的语言文字，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如前所述，才有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瑶族研究的发展，才出现了颜复礼、商承祚、费孝通王同惠夫妇、杨成志等代表性专家及其研究成果，但是这些专家学者基本上都是汉族的，还没有瑶族本民族的专家学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并组织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调查，促进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瑶族研究出现了大发展，不仅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发表众多的论文，出现了一些瑶族专家学者，而且日本、法国、美国等国的学者也加入了瑶族研究的行列，并取得重要成果。但是，由于缺少足够的文献资料，涉及瑶族的考古材料也不多，因此，瑶族历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诸如瑶族的起源，瑶族的图腾信仰，盘古、盘瓠和盘护的问题，千家峒问题，“漂洋过海”等问题，就不得不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尤其是人类学的方法。
乔先生从人类学视角为包括瑶族史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他在1983年8月在北京舉行的“海峡两岸中国民族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提出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要注意两点：历史与演化、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方法。
1.注意处理历史与演化的关系，强调当前更需要详尽地收集历史资料。
关于历史与演化两个概念的差异。乔先生认为，历史与演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历史学派认为，“历史”是对一个民族或一个特定地区的过去在一定的时段内的活动的一个详尽的、平实的列述，而演化论派尤其是古典的演化论派则提出，历史是一群民族或一大区域在一漫长时段内文化变迁的概括。由于立场不同、观察视角的差异，历史被看做是个别的、具体的列述;演化则被看作是共同的、抽象的概括，即普遍的，适用于整个人类。其实，历史与演化这两个概念实在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没有个别、具体、平实的历史描述，任何演化概括便变得没有支撑而空洞无据;不作概括性演化、提升、总结，历史只是一些孤立零碎的资料，形不成有机整体，难以说明问题。可以说，历史资料是内容，演化概括是架构，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人类学中历史学派与演化学派的论点在中国国内都有深厚的基础，各自都有一部分学者支持。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由于政治因素，演化论派的观点成为强势的、主导的观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政府与学术界又恢复了两种观点的并存局面，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现象。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当时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存在演化的概括作的总结太多，而平实详尽的历史资料太少，也就是空架子太多，而具体内容太少，即历史资料的调查、收集与整理工作，显得比较薄弱。因而，乔先生向国内学者强烈地呼吁：“希望大家尽快尽量多多收集一些个别民族或个别地区的详尽历史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再作演化论的概括。”[8]乔先生很善意但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内地少数民族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就瑶族而言，瑶族内部结构复杂，族称不同，自称有十数种，他称有数十种甚至上百种;族源不同，主源于上古时期的九黎、三苗集团，也有源于百越集团的，还有汉族融入的;语言不同，有操苗瑶语族苗语支的，有操苗瑶语族瑶语支的，有操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有操汉语方言的;民间信仰不同，有主要信仰盘王的，有主要信仰密洛陀的，有主要信仰道教的;有同一自称、语言、信仰相同但在不同省份被官方划为不同民族的。这就要求在瑶族研究中做演化概括前，必须深入详尽收集、了解每一个瑶族支系（族群）的具体发展环境、发展历程的资料，才能进一步概括演化，瑶族是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一员的。只有先做到这一步，再进一步概括演化，形成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话语体现，丰富与发展民族理论，否则就很难有新的突破。而就如何做好多多收集一些个别民族或个别地区的详尽历史资料，乔先生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三条基本原则和方法。
一是要“以人为本”。乔先生认为这是人类学者最基本的田野伦理规范。“坚持以人为本，是强调始终将人当作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而不是撇开人这个主体去单纯研究某种文化现象。”[9]235-236乔先生反复强调，学者的研究对象不是器物、曲子、舞蹈这些具体的东西，而是研究创造这些器物、创作曲子、表演舞蹈的人，以及接受、享用这些东西的人，既要见物，更要见人，这样才能全面地掌握这些东西的意义、价值。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说到“以人为本”，乔先生非常敬佩费先生所提出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学以致用”，也就是说学者要有爱国之心、社会责任感，努力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一点与中国儒家传统“入世”和“出世”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费先生一生既“出世”，也“入世”，始终都心怀祖国和人民。因而乔先生认为在费先生身上体现了一种非常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人格。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时，乔先生还特别强调学术伦理，即学者要保护研究对象和合作中的隐私。
二是功能学派开创者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弟子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整体的观念。乔先生用自己的经历深刻地阐述了在调查中必须要有整体观，不能只是研究物体、现象本身而不注意其背后的人。他说： “比如大家从一些教科书中可以看到的一个非洲大肚子妇女的雕刻形象，很多人看到这个形象以后，以为是母系社会的一种生殖崇拜，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这是一个已婚的妇女，她有外遇而怀孕了，把她刻画出来是对她的一种羞辱，也是对有婚外情的妇女的警告。这样一种意义只有在很深入地知道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之后才能够了解到。”[10]
三是要有跨文化的比较和历史发展的观念。因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是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借鉴的，不能武断地解释某种文化或者物品，或者是独立发明，或者是传播。即使某一文化是某一个地方的人最早发明的，然后会流传到附近的地区，但在传播过程中也往往会发生一些变化。正如1926年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中所指出的，不要武断地做一个简单的演化论的结论。[9]235-238乔先生还强调：“正如张光直先生所指出的，中华文明是世界独一无二、没有断裂的文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都没有影响到她五六千年的传承和延续。因此，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不仅仅是要重视历史的事实，更要具有历史的关怀。”[9]237他在《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这篇文章中，特别将费先生所秉持的“功能论”称之为“历史功能论”，因为费先生特别强调中国的历史。
可见，乔先生要求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者掌握科学方法，更需要有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感和情怀。对此，乔先生非常推崇费孝通先生。他認为费先生之所以成为世界级的理论建构大师缘由就在此。乔先生认为：虽然功能学派大师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都影响着费孝通，但是费先生超越了他们，费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拓展和深化了功能学派的理论，强调历史的和整体的观点，特别注重现实复杂社会，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费先生所主张的“学以致用”也与西方学者所主张的有所不同，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费先生不是去找理念，而是从实地调查中去找规律找方法。因此，乔先生认为费先生开创了完全与西方不同的新天地，他的学说超越了过去的水准，把学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费先生是世界社会学、人类学界的权威，他不仅属于中国，也是属于全世界的。[11]
2.注意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差异，大力主张主位研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的语言家派克（Kenneth Lee Pike）利用phonemie（音位）与Phonetie（语音）两个字的语尾，提出了所谓emic approaeh与etic approaeh，即一般翻译为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这两个概念，后来被人类学研究借鉴，或者说成是“局内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不同立场、视角的思维、描写方式。这种研究方法经过一些人类学家，特别是在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irs）的发挥与提倡后已被人类学者普遍接受。乔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非常有必要注意这个区别。他说：“过去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绝大多数是从汉人的观点来论述的。因而不是有所歪曲，就是不够全面。今后研究民族史，一方面应该尽量采用少数民族自己写下的材料，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满族，这些材料很多，没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也有借用汉文写下的材料，如瑶族的过山榜、信歌等;一方面更应该积极鼓励和补助少数民族学者用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写他们的历史，甚至撰写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我相信真正从瑶族或苗族观点写出来的中华民族历史一定不同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华民族历史。只有大力提倡主位研究，才能彻底正确地解决一些这次研讨会中多次提出来的问题：汉族有没有对少数民族采取征服的态度？少数民族的汉化有多少成份是自愿的、自然的，有多少是被迫的？”[8]
面对异文化的“他者”，尽管人类学研究要求研究中通过比较长时间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努力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做格尔茨所说的“深描”，获得“native’s point of view”（本土解释），但置身于悠久而内涵丰富的“异文化”之中，用英国人类学家巴利的话来说，我们不过是一个“天真的人类学家”[12]序。作为中国“田野经验最丰富、调查接触族群文化种类最多的”一位人类学家，乔先生的提倡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乔先生的倡导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回应。深受乔先生影响的瑶族研究的著名学者、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瑶学学会原会长张有隽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主持编写《瑶族通史》时就强调运用人类学方法的重要性。他说：
“民族学、人类学在方法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整体论、系统论和实证论，主张田野调查，尤其是主位研究……瑶族起源问题是争论最多的问题，过去只注重运用历史学的文献考订和分析研究寻找答案，已走进死胡同。要解决这一难题，看来只有走多学科联合攻关的路子，运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有新的突破。又如瑶族史上盘瓠及其与盘古的关系、过山榜、漂洋过海、千家峒、历史分期等争论较多的重大问题，看来也需要做综合研究，寻求新突破。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指导思想上，我们规定了一条‘运用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瑶族通史的研究，而不是简单的史学理论方法。”[13]871-872。
《瑶族通史》出版后，获得学界和瑶族民众的肯定，这也可以说有乔先生的影响。
（二）身体力行做瑶族研究国际化的示范
1976年夏天，乔健先生从美国移居香港。经过四年的努力，到198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了人类学系，乔健先生出任创系主任。人类学系成立后，乔健先生按照传统人类学的规范，积极为学生寻找“异文化”实习和实践基地。地处珠三角的香港，主要是汉族聚居，没有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处粤北的瑶族地区是距离香港最近的具有“异文化”特质的民族，因而乔先生就把瑶族聚居的广东连南确定为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的实践基地。乔先生自己也从此开始做瑶族研究，到广东、广西、湖南、云南等不少瑶族聚居区开展田野调查，有些地方还多次去过。如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的排瑶，他就先后去了4次。乔先生撰写了《犬的传人》《千家峒——瑶族的桃花源》《飘泊中的永恒——瑶族对远祖居地的思恋情结》《女书——在湖南江永县发现的一种只流行于妇女间的古文字》《火狗舞——广东龙门县蓝男瑶族的中伙祭典》《 废墟中的生命——访粤北瑶族的火烧排旧址》《 排瑶的妇女》《 坳瑶的婚姻制度》《飘遥过海》《滇南行》等涉及瑶族的田野调查笔记，收入《漂泊中的永恒》一书中，内容涉及瑶族的图腾信仰与族源、语言文字、祭祀、历史遭遇、社会性别、婚姻家庭、学校教育等，领域非常宽泛，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师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尽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乔先生逐渐结束了对异文化的研究，从“异文化”研究转向研究“本土文化”，把精力放回研究汉人社会。但是，乔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同样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如，乔先生两次到湖南江永县考察女书，针对一些学者提出这是瑶族古代文字的观点，甚至笔者亲自听到有个别学者在江永县的研讨会上提出女书是古代瑶族妇女同性恋者传递信息的密码的观点，引起很大争议。乔先生根据自己的调查提出把“女书”看做是瑶族文字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应该是“妇女在秘密结社中发展出来的一种保密的通讯系统”[14]74。乔先生这一观点使一度占据主流的“女书姓瑶说”迅速降温。再如，一般认为瑶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是被大民族驱赶、压迫才上山的，乔先生根据自己的调查提出了这种观点不完全正确。比如在连南军寮的排瑶，原先居住在山上，是因为反抗遭平息后防止他们再反抗被政府赶下山的[14]84。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要深入调查，具体分析。又如，一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地位比以前提高了，这就全国而言是对的，但是在连南排瑶的调查中，乔先生敏锐地发现，排瑶的妇女地位反而有下降的趋势。原因是在排瑶传统社会中，瑶民高度自治，男女地位不受儒家文化影响是比较平等的，新政权建立后，大量汉族干部被派到瑶族地区，他们把汉族的观念带到了瑶族地区，在执行命令、调解纠纷中不自觉地引进了汉族男尊女卑的观念，反而打破了瑶族传统男女平等的社会秩序[14]98-100。这就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中如何结合传统文化，采用更为恰当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一刀切”的简单模式。尤其重要的是，乔先生就瑶族虽然不断地漂泊却对传说中或历史上的远祖居地有着执着追寻和无限思恋的特征，提出“漂泊中的永恒”这一极具学术穿透力和囊括力的概括。正如乔先生的弟子、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所说： “乔先生藉由瑶族对自己祖居地的永恒思恋，想到人类学家的永恒追求。无论是中国研究还是他者或者异文化的研究，永恒的追求并非只是一国、一族、一乡、一地的研究，而是探索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基本规律与结构，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学视野：理解人类之永恒。”[15]
可见，乔先生研究瑶族成果在他丰富的著述中所占比例不算多，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做了瑶族研究国际化的示范。
三、成立国际瑶族研究会推动瑶族研究国际化
作为一位学术领军人物，乔先生不但带头开展研究，著书立说，还组织团队、培养人才，推动瑶族研究领域深入发展，扩大该领域研究的影响力。
1986年由乔先生发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在香港成立“国际瑶族研究协会”，乔先生被推选为执委会主席，广西瑶学学会黄钰会长，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研究所所长、人类学家雅克·勒穆瓦当选副主席，广东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刘耀荃研究员等人当选为委员。国际瑶族研究協会成立当年的5月26-30日，就组织召开历史上第一次国际人类学的瑶族研究会。这在瑶族史上可谓是“盘古开天地”的大事。那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国际会议，中国大陆的14名瑶族研究学者与来自法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研讨会。除了主办方香港中文大学给予大力支持外，也得到广东省有关方面和国家民委的支持。会议先在香港开，接着转到广州开，然后又从广州出发到连南考察。从广州出发的车队，一共有6部车，浩浩荡荡，警车开路，声势很大，费孝通先生也参加了在广州的会议。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瑶族研究论文集》（乔健、谢剑、胡起望编），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瑶族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开始接轨，对推动瑶族研究的国际化和深入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时任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的张有隽教授参加了这次会议。正如徐杰舜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张有隽教授非常感慨地说：‘我们去那里开会，第一次与国际接触，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很兴奋，感觉自己是原始时代的人去到那一样，因为我们的话语和他们完全不对口，完全不接轨。’因此，乔先生建议我们好好学点人类学，张有隽先生就花钱买了一套书——《人类学概论》3本，美国的一个作者写的。我觉得我们广西民族学院能够对人类学起点作用，和张有隽那次在乔先生的指导下，把人类学的火种带到广西民族大学有很大的关系”[16]。很多人认为，这次会议一下子把原来很少人关注的瑶族研究给炒热起来了。
1987年12月1至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由香港中大人类学系与国际瑶族研究协会联合就瑶族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盘古与盘瓠问题，在香港召开的“盘古与盘瓠问题国际研讨会”，专门深入探讨盘古与盘瓠问题。这次会议实际上是1986年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的继续。
1988年第二届国际瑶族研究学术会议在云南召开。这次会议以“瑶族传统与现代化”为题，关注的重点从历史文化转到了瑶族地区的现代化问题，这些会议和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反映了当时国际上瑶族研究的信息和动向，引起了学术界和瑶族社会的关心与兴趣。这次会议乔先生卸任国际瑶族研究协会会长，会长由法国人类学家雅克·勒穆瓦纳接任。到了1990年6月，第三届国际瑶族研究协会主办的学术会议开到了法国的图鲁兹市。而后1993年在泰国、1994年在云南、1996年在广西桂林、1997年在越南，国际瑶族研究协会都参与召开国际性的瑶族学术研讨会。国际瑶族研究协会第三任主席是美国的道格拉斯先生。虽然二十一世纪初国际瑶族研究协会停止了活动，但此后瑶族研究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瑶学作为一门民族学专门学科的称呼正式列入学术视野。
可以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国际瑶族研究协会把世界瑶族研究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探讨交流，适逢中国国家改革开放，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而当时国内外各种学术研讨会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极大地推动了瑶族研究的深入发展，扩大了瑶族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瑶族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发展高潮。这一切都离不开乔先生的努力与倡导。
总之，乔健先生作为著名人类学家，虽然不是专门研究瑶族的专家，但是他从方法上指导瑶族研究，并身体力行开展瑶族研究，引领瑶族研究与国际学术主流接轨，提出关于瑶族历史文化一些颇有见地的见解，深化了瑶族研究，更重要的是他组织领导国际瑶族研究协会，推动了瑶族研究的国际化，开创了瑶族研究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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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O JIAN： A PIONEER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YAO RESEARCH
Luo Shujie
Abstract： The ethnic Yao has a long history， complex group structure， rich and colorful culture， thus it is of high academic research value. However， the Yao research started late， the Yao research team was small， the vision was not broad enough， and the high-level achievements were not much before the 1980s. Mr. Qiao Jian， a world-renowned anthropologist， founded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the 1980s. He guided the Yao studies according to the cutting-edge advance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anthropology both theoret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personally conducted in-depth investigations in Yao areas， wrote articles， put forward many new ideas on Yao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deepened and expanded Yao studies， setting a model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Yao research. He also organized the World Yao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was elected 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consecutive committee，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Yao research.
Keywords： Qiao Jian; Yao research; internationalization
【关键词】乔健;瑶族研究;国际化
【作 者】罗树杰，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2-0153-009
2018年10月7日，著名人类学家、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讲座教授乔健与世长辞。作为对中国少数民族尤其是对瑶族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一位大师，学界深表惋惜，作为多次聆听大师演讲的后学，笔者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一、瑶族研究真正进入国际学术轨道晚
瑶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其聚落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的桂、湘、粤、滇、黔、赣6个省、自治区130多个县、市内，散居于全国各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瑶族人口2796003人。数百年来，瑶族还从中国南方迁居亚洲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以及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居住繁衍，至今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瑶族大约为80万人。由于瑶族历史悠久，群结构繁杂，文化丰富多彩，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因而瑶族研究在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科中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是，由于历史上瑶族受歧视、受压迫相当深重，受教育的人数极少，居住的地域分散且大部分非常偏僻，因而关于瑶族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起步比较晚，而且影响范围不大。这与瑶族的特点显得极不相称。
最早深入关注并记录瑶民生活的是一批外国传教士。二十世纪初，有西方传教士开始注意到瑶族这一族群，他们利用传教以观察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融入并记录中国西南瑶人的日常生活。如，德国传教士弗雷德里希·威廉·勒斯尼尔（F.W. Leuschner）1910-1911年三进乳源瑶山进行考察，发表《中国南方之瑶子》一文;法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登载了该国传教士陈嘉言（Caysac George）《传教广西瑶人土著》（1922）、Héraud Cammille《两广原住土著的祖先》（1929）两篇介绍瑶族的文章，三四十年代又刊登了Héraud Cammille的《苏安宁传教广西瑶山纪实1～3》（1935）和唐定球 （Dalle Auguste）《广西瑶族的婚礼、风俗与特殊习惯及其与汉人不同之处》（1940）等著述[1]。这些外国传教士所记录的他们在粤北乳源、桂中大瑶山与桂南十万大山等瑶族地区传播天主教所观察、接触到的自然与社会文化，内容涉及地形地貌、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丧葬等。但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受过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专业训练，只记录瑶族的一些浅层性的文化事象和风俗习惯，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调查，这些资料多以德文、法文、拉丁文记录，基本上属于内部交流使用，没有公开发表和出版，能够看到的读者不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瑶族的历史文化才进入中国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视野，而且深入瑶寨记录瑶族社会文化的首先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而是生物学者。1928年5-7月，中山大学生物系的辛树帜、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等学者深入广西大瑶山的罗香一带瑶寨采集生物标本，对当地盘瑶、坳瑶、山子瑶、花蓝瑶、茶山瑶五个支系瑶族的歌谣和生活情况进行记录，其成果后来发表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四卷第42期和第46、47期合刊《瑶族调查专号》上。同样，1930年春和1931年3月至5月间，中山大学的庞新民、李方桂、姜哲夫等人在广东北部曲江县荒洞，乳源县公坑、蓝坑，乐昌县大塘坑（今均属乳源瑶族自治县）和广西大瑶山的罗香、古陈、罗蒙等瑶族村落采集标本时，也记录了当地的瑶族社会生产生活习俗，并由庞新民整理成《两广猺山调查》（广东部分）一书，由中华书局于1935年9月出版。
这一时期，真正深入瑶族村寨对瑶族社会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是颜复礼、商承祚、费孝通和王同惠等人文社会科学学者。1928年7-8月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两位民族学专家到广西凌云县北部6个瑶族村，对当地被称为红头瑶、蓝靛瑶、盘古瑶、长发瑶的生活习俗和语言进行调查记录，次年就出版调查成果《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该成果是一部非常规范有深度的民族学调查报告，而且收录大量照片，弥足珍贵。1935年10月，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费孝通和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南部的门头村一带（当时属象县东南乡，今属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对花蓝瑶进行调查，并首次对瑶族进行人体测量。王同惠不幸失足坠崖殉职后，费孝通整理他们的调查资料，于1936年6月出版了《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在《宇宙旬刊》1935-1936年第3卷第8期、第4卷第3期发表调查成果《为调查研究桂省特种部族人种》。可以说，《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和《花蓝瑶社会组织》两本书开了民族学专业研究瑶族社会文化的先河。
抗战前夕，一些学者也开始撰写发表有关瑶族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其中钟敬文的《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神话读后》和余永梁的《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分别发表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1928年7月第3卷第35、36期;其中发表瑶族文化研究论文最多的是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民俗》。该刊第一卷第3期为“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发表了杨成志、江应梁、王兴瑞、罗比宁和刘伟民等學者有关广东北江瑶族社会文化的11篇调查研究文章，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深入研究广东北江地区瑶族的成果。 抗战全面爆发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难当头，局势动荡，虽有徐益棠的《广西象平间瑶民之生死习俗》和《广西象平之间瑶民之法律》，李智文的《八排瑶之来历及其社会组织与争端》，岑家梧的《盘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崇拜》，唐兆民的《大藤山瑶族名类之探讨》，雷金流的《广西茶山瑶的石牌政制》《桂西布努瑶的家庭》《桂西布努瑶之婚姻》等一些瑶族研究论文发表，以及出版了杨成志的《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唐兆民的《瑶山散记》和廖炯然的《瑶民概况》等成果，但是总体而言，瑶族研究成果不够丰富，研究视野不够开阔，深度也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制度，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瑶族人民翻身解放，建立自治地方，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瑶族研究得到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就派中央访问团、社会历史调查组到瑶族地区开展调查，搜集整理了比较丰富的瑶族社会历史资料，印刷出版了《广西少数民族历史资料提要》《广西大瑶山一般情况》《大瑶山瑶族家庭经济与自然屯经济典型调查》《大瑶山团结公约订立经过》《防城县山人（瑶族）情况》《防城县第三区峒中乡民族情况》以及《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共8辑）调查报告，并撰写了《瑶族简史》《瑶语简志》等著作。研究瑶族历史文化的高质量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如，陈摩人的《粤北瑶族的姓氏与命名特点》，发表在《光明日报》 1956年8月24日，周宗贤、李干芬合著的《关于瑶族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讨论》被《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刊用，云峰的《壮族瑶族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在《民族团结》1962年第11期刊载。这一时期，瑶语的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盘承乾、邓方贵、刘保元所著的《瑶语》由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63年6月编印传播，美国学者隆巴德·珀尔内著《瑶英词典》于1968也由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西方传入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通通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被取消，学界与境外同行的交流断绝近30年，导致学科平台被拆、人才断层、知识老化，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瑶族研究不仅成果不太多，而且存在视野狭窄、受意识形态严重影响等局限性。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得到恢复重建，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瑶族研究还处于重新起步的阶段，人才队伍薄弱，尤其缺乏本民族的专家学者，研究领域也多停留在瑶族的族源、族称、迁徙、语言等领域，不了解国际学术动态，缺少与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对话。对此，原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瑶学会会长张有隽教授深有体会地说，他于1986年5月下旬到香港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组织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瑶族研讨会时，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乔健先生，针对内地学者所写文章引用的理论就很不客气地批评说：古典进化论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被国际学术界否定，而内地学者却还一直奉为经典，与国际学术界存在的差距巨大[2]134-13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外学者对瑶族的研究并不多，其中日本和德国学者贡献较大。1925年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E.G.）翻译并发表《瑶族》一文，这一成果根据《暹罗社会》杂志发放调查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描述当时老挝瑶族的社会生活[3]，是比较早的瑶族学术研究成果，也是难得一见的关于老挝瑶族的研究成果。日本人类学先驱鸟居龙藏是国际上最早关注瑶族的学者之一。1905年他就到中国湖南西部与云贵高原的交界处对当地苗、彝、瑶等民族进行调查，撰写出版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一书。德国人类学家汉斯·史图博尔（Hans Stübel），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长达28年，期间他多次到中国的瑶、苗、黎等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尤其是1936年他在广东青云山区对瑶族进行田野调查后，撰写《广东省的瑶族》一书于1938年出版，内容涉及瑶族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建筑、家庭、服饰等方面[4]。另一位德国学者汉斯·维斯特也于1936年在德国《民族学杂志》发表了《广东（华南）瑶族的宗教节日与风俗》，1938年《日本贝斯勒档案》发表《华南的瑶族：基于中国的田野调查》[5]。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新西兰籍教师福琼博士，1938年与1名教授带领4名社会学系的学生到广东连县瑶山进行1个月的调查，撰写了6篇文章，次年发表在《岭南科学季报》第18卷第3、4期上，这些文章的作者和题目分别是福琼《瑶族文化概观》、李智文《八排瑶之来历及其社会组织与争端》、李季琼《瑶族家庭的生育、婚嫁与丧葬》、宏永就《瑶族的宗教与教育》、林儆隅《瑶族经济一瞥》、黄锡凌《瑶语语音和声韵——瑶岭方言描述》[6]。
以白鸟芳郎、竹村卓二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比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国际瑶学界一直占据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们开创了瑶学研究的新范式，在收集和整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注重田野调查，采用历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方法开展研究，关注瑶族的世界观和身份认同，反映了瑶族社会的生态观。1969年，白鸟芳郎在日本上智大学组建“泰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查团”，亲自担任团长，然后就开赴泰国西北等地对当地的瑶族等山地民族进行调查。他们从1969年11月到1974年2月，先后三次深入泰国调查，从民族历史、宗教、风俗习惯、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等各方面调查当地瑶族等民族情况，获取丰富的最新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他们收集到大批过去从未被其他研究人员发现的、珍藏完好的《评皇券牒》等瑶人文书资料，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根据这些重要发现，白鸟芳郎陆续撰写发表《关于瑶族的社会组织》《瑶族各支系及其异同》《过山瑶的世界观》等系列的高质量论文，他的《瑶人文书》《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两部专著也由谈社分别于1975年、1978年出版。而竹村卓二1981年完成的《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这部著作，堪称世界瑶族研究的经典性著作，也把日本瑶学研究推向兴盛阶段。由于當时的历史环境，竹村先生只在泰国进行田野考察，直到1982年他才有机会来到中国广西和云南的瑶族地区进行调查。 因此，可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日本的瑶族研究是一枝独秀，然而毕竟研究队伍人数少，涉及的区域和领域都十分有限，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够丰富。
二、乔健先生从理论和方法上引领瑶族研究国际化
乔健先生的人类学研究涉及五大主要领域：台湾南岛语族研究、中国大陆少数民族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传统底边社会研究、拿瓦侯传统与美亚文化关联探讨。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评价乔健先生为“国内人类学者中田野经验最丰富、调查接触族群文化种类最多的一位”[7]。因此，乔先生正是利用这一优势，从理论和方法上引领瑶族研究国际化。
（一）以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上指导瑶族研究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从开阔的国际视野首先为瑶族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由于历史上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深重，经常迁居不定，分布广泛，居住分散，居住的环境非常封闭、相当恶劣，没有形成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没有自己统一的语言文字，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如前所述，才有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瑶族研究的发展，才出现了颜复礼、商承祚、费孝通王同惠夫妇、杨成志等代表性专家及其研究成果，但是这些专家学者基本上都是汉族的，还没有瑶族本民族的专家学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并组织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调查，促进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瑶族研究出现了大发展，不仅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发表众多的论文，出现了一些瑶族专家学者，而且日本、法国、美国等国的学者也加入了瑶族研究的行列，并取得重要成果。但是，由于缺少足够的文献资料，涉及瑶族的考古材料也不多，因此，瑶族历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诸如瑶族的起源，瑶族的图腾信仰，盘古、盘瓠和盘护的问题，千家峒问题，“漂洋过海”等问题，就不得不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尤其是人类学的方法。
乔先生从人类学视角为包括瑶族史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他在1983年8月在北京舉行的“海峡两岸中国民族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提出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要注意两点：历史与演化、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方法。
1.注意处理历史与演化的关系，强调当前更需要详尽地收集历史资料。
关于历史与演化两个概念的差异。乔先生认为，历史与演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历史学派认为，“历史”是对一个民族或一个特定地区的过去在一定的时段内的活动的一个详尽的、平实的列述，而演化论派尤其是古典的演化论派则提出，历史是一群民族或一大区域在一漫长时段内文化变迁的概括。由于立场不同、观察视角的差异，历史被看做是个别的、具体的列述;演化则被看作是共同的、抽象的概括，即普遍的，适用于整个人类。其实，历史与演化这两个概念实在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没有个别、具体、平实的历史描述，任何演化概括便变得没有支撑而空洞无据;不作概括性演化、提升、总结，历史只是一些孤立零碎的资料，形不成有机整体，难以说明问题。可以说，历史资料是内容，演化概括是架构，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人类学中历史学派与演化学派的论点在中国国内都有深厚的基础，各自都有一部分学者支持。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由于政治因素，演化论派的观点成为强势的、主导的观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政府与学术界又恢复了两种观点的并存局面，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现象。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当时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存在演化的概括作的总结太多，而平实详尽的历史资料太少，也就是空架子太多，而具体内容太少，即历史资料的调查、收集与整理工作，显得比较薄弱。因而，乔先生向国内学者强烈地呼吁：“希望大家尽快尽量多多收集一些个别民族或个别地区的详尽历史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再作演化论的概括。”[8]乔先生很善意但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内地少数民族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就瑶族而言，瑶族内部结构复杂，族称不同，自称有十数种，他称有数十种甚至上百种;族源不同，主源于上古时期的九黎、三苗集团，也有源于百越集团的，还有汉族融入的;语言不同，有操苗瑶语族苗语支的，有操苗瑶语族瑶语支的，有操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有操汉语方言的;民间信仰不同，有主要信仰盘王的，有主要信仰密洛陀的，有主要信仰道教的;有同一自称、语言、信仰相同但在不同省份被官方划为不同民族的。这就要求在瑶族研究中做演化概括前，必须深入详尽收集、了解每一个瑶族支系（族群）的具体发展环境、发展历程的资料，才能进一步概括演化，瑶族是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一员的。只有先做到这一步，再进一步概括演化，形成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话语体现，丰富与发展民族理论，否则就很难有新的突破。而就如何做好多多收集一些个别民族或个别地区的详尽历史资料，乔先生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三条基本原则和方法。
一是要“以人为本”。乔先生认为这是人类学者最基本的田野伦理规范。“坚持以人为本，是强调始终将人当作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而不是撇开人这个主体去单纯研究某种文化现象。”[9]235-236乔先生反复强调，学者的研究对象不是器物、曲子、舞蹈这些具体的东西，而是研究创造这些器物、创作曲子、表演舞蹈的人，以及接受、享用这些东西的人，既要见物，更要见人，这样才能全面地掌握这些东西的意义、价值。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说到“以人为本”，乔先生非常敬佩费先生所提出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学以致用”，也就是说学者要有爱国之心、社会责任感，努力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一点与中国儒家传统“入世”和“出世”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费先生一生既“出世”，也“入世”，始终都心怀祖国和人民。因而乔先生认为在费先生身上体现了一种非常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人格。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时，乔先生还特别强调学术伦理，即学者要保护研究对象和合作中的隐私。
二是功能学派开创者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弟子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整体的观念。乔先生用自己的经历深刻地阐述了在调查中必须要有整体观，不能只是研究物体、现象本身而不注意其背后的人。他说： “比如大家从一些教科书中可以看到的一个非洲大肚子妇女的雕刻形象，很多人看到这个形象以后，以为是母系社会的一种生殖崇拜，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这是一个已婚的妇女，她有外遇而怀孕了，把她刻画出来是对她的一种羞辱，也是对有婚外情的妇女的警告。这样一种意义只有在很深入地知道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之后才能够了解到。”[10]
三是要有跨文化的比较和历史发展的观念。因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是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借鉴的，不能武断地解释某种文化或者物品，或者是独立发明，或者是传播。即使某一文化是某一个地方的人最早发明的，然后会流传到附近的地区，但在传播过程中也往往会发生一些变化。正如1926年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中所指出的，不要武断地做一个简单的演化论的结论。[9]235-238乔先生还强调：“正如张光直先生所指出的，中华文明是世界独一无二、没有断裂的文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都没有影响到她五六千年的传承和延续。因此，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不仅仅是要重视历史的事实，更要具有历史的关怀。”[9]237他在《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这篇文章中，特别将费先生所秉持的“功能论”称之为“历史功能论”，因为费先生特别强调中国的历史。
可见，乔先生要求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者掌握科学方法，更需要有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感和情怀。对此，乔先生非常推崇费孝通先生。他認为费先生之所以成为世界级的理论建构大师缘由就在此。乔先生认为：虽然功能学派大师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都影响着费孝通，但是费先生超越了他们，费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拓展和深化了功能学派的理论，强调历史的和整体的观点，特别注重现实复杂社会，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费先生所主张的“学以致用”也与西方学者所主张的有所不同，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费先生不是去找理念，而是从实地调查中去找规律找方法。因此，乔先生认为费先生开创了完全与西方不同的新天地，他的学说超越了过去的水准，把学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费先生是世界社会学、人类学界的权威，他不仅属于中国，也是属于全世界的。[11]
2.注意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差异，大力主张主位研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的语言家派克（Kenneth Lee Pike）利用phonemie（音位）与Phonetie（语音）两个字的语尾，提出了所谓emic approaeh与etic approaeh，即一般翻译为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这两个概念，后来被人类学研究借鉴，或者说成是“局内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不同立场、视角的思维、描写方式。这种研究方法经过一些人类学家，特别是在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irs）的发挥与提倡后已被人类学者普遍接受。乔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非常有必要注意这个区别。他说：“过去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绝大多数是从汉人的观点来论述的。因而不是有所歪曲，就是不够全面。今后研究民族史，一方面应该尽量采用少数民族自己写下的材料，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满族，这些材料很多，没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也有借用汉文写下的材料，如瑶族的过山榜、信歌等;一方面更应该积极鼓励和补助少数民族学者用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写他们的历史，甚至撰写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我相信真正从瑶族或苗族观点写出来的中华民族历史一定不同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华民族历史。只有大力提倡主位研究，才能彻底正确地解决一些这次研讨会中多次提出来的问题：汉族有没有对少数民族采取征服的态度？少数民族的汉化有多少成份是自愿的、自然的，有多少是被迫的？”[8]
面对异文化的“他者”，尽管人类学研究要求研究中通过比较长时间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努力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做格尔茨所说的“深描”，获得“native’s point of view”（本土解释），但置身于悠久而内涵丰富的“异文化”之中，用英国人类学家巴利的话来说，我们不过是一个“天真的人类学家”[12]序。作为中国“田野经验最丰富、调查接触族群文化种类最多的”一位人类学家，乔先生的提倡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乔先生的倡导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回应。深受乔先生影响的瑶族研究的著名学者、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瑶学学会原会长张有隽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主持编写《瑶族通史》时就强调运用人类学方法的重要性。他说：
“民族学、人类学在方法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整体论、系统论和实证论，主张田野调查，尤其是主位研究……瑶族起源问题是争论最多的问题，过去只注重运用历史学的文献考订和分析研究寻找答案，已走进死胡同。要解决这一难题，看来只有走多学科联合攻关的路子，运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有新的突破。又如瑶族史上盘瓠及其与盘古的关系、过山榜、漂洋过海、千家峒、历史分期等争论较多的重大问题，看来也需要做综合研究，寻求新突破。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指导思想上，我们规定了一条‘运用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瑶族通史的研究，而不是简单的史学理论方法。”[13]871-872。
《瑶族通史》出版后，获得学界和瑶族民众的肯定，这也可以说有乔先生的影响。
（二）身体力行做瑶族研究国际化的示范
1976年夏天，乔健先生从美国移居香港。经过四年的努力，到198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了人类学系，乔健先生出任创系主任。人类学系成立后，乔健先生按照传统人类学的规范，积极为学生寻找“异文化”实习和实践基地。地处珠三角的香港，主要是汉族聚居，没有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处粤北的瑶族地区是距离香港最近的具有“异文化”特质的民族，因而乔先生就把瑶族聚居的广东连南确定为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的实践基地。乔先生自己也从此开始做瑶族研究，到广东、广西、湖南、云南等不少瑶族聚居区开展田野调查，有些地方还多次去过。如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的排瑶，他就先后去了4次。乔先生撰写了《犬的传人》《千家峒——瑶族的桃花源》《飘泊中的永恒——瑶族对远祖居地的思恋情结》《女书——在湖南江永县发现的一种只流行于妇女间的古文字》《火狗舞——广东龙门县蓝男瑶族的中伙祭典》《 废墟中的生命——访粤北瑶族的火烧排旧址》《 排瑶的妇女》《 坳瑶的婚姻制度》《飘遥过海》《滇南行》等涉及瑶族的田野调查笔记，收入《漂泊中的永恒》一书中，内容涉及瑶族的图腾信仰与族源、语言文字、祭祀、历史遭遇、社会性别、婚姻家庭、学校教育等，领域非常宽泛，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师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尽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乔先生逐渐结束了对异文化的研究，从“异文化”研究转向研究“本土文化”，把精力放回研究汉人社会。但是，乔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同样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如，乔先生两次到湖南江永县考察女书，针对一些学者提出这是瑶族古代文字的观点，甚至笔者亲自听到有个别学者在江永县的研讨会上提出女书是古代瑶族妇女同性恋者传递信息的密码的观点，引起很大争议。乔先生根据自己的调查提出把“女书”看做是瑶族文字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应该是“妇女在秘密结社中发展出来的一种保密的通讯系统”[14]74。乔先生这一观点使一度占据主流的“女书姓瑶说”迅速降温。再如，一般认为瑶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是被大民族驱赶、压迫才上山的，乔先生根据自己的调查提出了这种观点不完全正确。比如在连南军寮的排瑶，原先居住在山上，是因为反抗遭平息后防止他们再反抗被政府赶下山的[14]84。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要深入调查，具体分析。又如，一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地位比以前提高了，这就全国而言是对的，但是在连南排瑶的调查中，乔先生敏锐地发现，排瑶的妇女地位反而有下降的趋势。原因是在排瑶传统社会中，瑶民高度自治，男女地位不受儒家文化影响是比较平等的，新政权建立后，大量汉族干部被派到瑶族地区，他们把汉族的观念带到了瑶族地区，在执行命令、调解纠纷中不自觉地引进了汉族男尊女卑的观念，反而打破了瑶族传统男女平等的社会秩序[14]98-100。这就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中如何结合传统文化，采用更为恰当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一刀切”的简单模式。尤其重要的是，乔先生就瑶族虽然不断地漂泊却对传说中或历史上的远祖居地有着执着追寻和无限思恋的特征，提出“漂泊中的永恒”这一极具学术穿透力和囊括力的概括。正如乔先生的弟子、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所说： “乔先生藉由瑶族对自己祖居地的永恒思恋，想到人类学家的永恒追求。无论是中国研究还是他者或者异文化的研究，永恒的追求并非只是一国、一族、一乡、一地的研究，而是探索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基本规律与结构，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学视野：理解人类之永恒。”[15]
可见，乔先生研究瑶族成果在他丰富的著述中所占比例不算多，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做了瑶族研究国际化的示范。
三、成立国际瑶族研究会推动瑶族研究国际化
作为一位学术领军人物，乔先生不但带头开展研究，著书立说，还组织团队、培养人才，推动瑶族研究领域深入发展，扩大该领域研究的影响力。
1986年由乔先生发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在香港成立“国际瑶族研究协会”，乔先生被推选为执委会主席，广西瑶学学会黄钰会长，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研究所所长、人类学家雅克·勒穆瓦当选副主席，广东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刘耀荃研究员等人当选为委员。国际瑶族研究協会成立当年的5月26-30日，就组织召开历史上第一次国际人类学的瑶族研究会。这在瑶族史上可谓是“盘古开天地”的大事。那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国际会议，中国大陆的14名瑶族研究学者与来自法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研讨会。除了主办方香港中文大学给予大力支持外，也得到广东省有关方面和国家民委的支持。会议先在香港开，接着转到广州开，然后又从广州出发到连南考察。从广州出发的车队，一共有6部车，浩浩荡荡，警车开路，声势很大，费孝通先生也参加了在广州的会议。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瑶族研究论文集》（乔健、谢剑、胡起望编），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瑶族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开始接轨，对推动瑶族研究的国际化和深入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时任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的张有隽教授参加了这次会议。正如徐杰舜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张有隽教授非常感慨地说：‘我们去那里开会，第一次与国际接触，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很兴奋，感觉自己是原始时代的人去到那一样，因为我们的话语和他们完全不对口，完全不接轨。’因此，乔先生建议我们好好学点人类学，张有隽先生就花钱买了一套书——《人类学概论》3本，美国的一个作者写的。我觉得我们广西民族学院能够对人类学起点作用，和张有隽那次在乔先生的指导下，把人类学的火种带到广西民族大学有很大的关系”[16]。很多人认为，这次会议一下子把原来很少人关注的瑶族研究给炒热起来了。
1987年12月1至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由香港中大人类学系与国际瑶族研究协会联合就瑶族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盘古与盘瓠问题，在香港召开的“盘古与盘瓠问题国际研讨会”，专门深入探讨盘古与盘瓠问题。这次会议实际上是1986年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的继续。
1988年第二届国际瑶族研究学术会议在云南召开。这次会议以“瑶族传统与现代化”为题，关注的重点从历史文化转到了瑶族地区的现代化问题，这些会议和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反映了当时国际上瑶族研究的信息和动向，引起了学术界和瑶族社会的关心与兴趣。这次会议乔先生卸任国际瑶族研究协会会长，会长由法国人类学家雅克·勒穆瓦纳接任。到了1990年6月，第三届国际瑶族研究协会主办的学术会议开到了法国的图鲁兹市。而后1993年在泰国、1994年在云南、1996年在广西桂林、1997年在越南，国际瑶族研究协会都参与召开国际性的瑶族学术研讨会。国际瑶族研究协会第三任主席是美国的道格拉斯先生。虽然二十一世纪初国际瑶族研究协会停止了活动，但此后瑶族研究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瑶学作为一门民族学专门学科的称呼正式列入学术视野。
可以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国际瑶族研究协会把世界瑶族研究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探讨交流，适逢中国国家改革开放，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而当时国内外各种学术研讨会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极大地推动了瑶族研究的深入发展，扩大了瑶族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瑶族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发展高潮。这一切都离不开乔先生的努力与倡导。
总之，乔健先生作为著名人类学家，虽然不是专门研究瑶族的专家，但是他从方法上指导瑶族研究，并身体力行开展瑶族研究，引领瑶族研究与国际学术主流接轨，提出关于瑶族历史文化一些颇有见地的见解，深化了瑶族研究，更重要的是他组织领导国际瑶族研究协会，推动了瑶族研究的国际化，开创了瑶族研究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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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O JIAN： A PIONEER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YAO RESEARCH
Luo Shujie
Abstract： The ethnic Yao has a long history， complex group structure， rich and colorful culture， thus it is of high academic research value. However， the Yao research started late， the Yao research team was small， the vision was not broad enough， and the high-level achievements were not much before the 1980s. Mr. Qiao Jian， a world-renowned anthropologist， founded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the 1980s. He guided the Yao studies according to the cutting-edge advance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anthropology both theoret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personally conducted in-depth investigations in Yao areas， wrote articles， put forward many new ideas on Yao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deepened and expanded Yao studies， setting a model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Yao research. He also organized the World Yao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was elected 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consecutive committee，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Yao research.
Keywords： Qiao Jian; Yao research; internation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