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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三四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PM2.5这个环境术语还不熟悉，尽管在雾霾中生活的我们，恰是被这种可吸入的细微颗粒物不断毒害。
PM2.5进入公众视野
2011年10月份以来，浓雾接连袭京，空气能见度转差，空气质量深受影响，但是北京市环保局10月31日发布的空气质量日报上，AQI（空气质量指数）数值132，空气质量状况仅为“轻微污染”。
当天，某驻华机构推特账户陆续发布16次AQI，其中10次读数超过300，属于“危险值”。
该驻华机构发布的AQI指数之所以高出很多，是因为与其发布的AQI紧密联系的主要污染物，是PM2.5。然而，在2010年国家环保部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中，细颗粒物PM2.5的浓度标准还只是放在附录中的参考指标中。2011年9月，在环保部发布的《环境空气PM10和PM2.5的测定重量法》中，首次对悬浮在空气中、直徑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PM2.5测定进行了规范。但是，非强制规定作用不大。
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以更大颗粒物PM10为基础计算得出。当该市空气质量监测结果为良时，PM2.5的日均浓度可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三倍以上。
维护面子的口水战
其实，双方发布报告的这些差异并不重要，关键是PM2.5是否影响健康。科学研究表明，“霾”与较粗粒子的质量浓度相关性不强，而与单位体积空气中0.4至1.0微米粒子的个数相关性最高。PM2.5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具有重要影响，是造成灰霾天气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当时，无论官方还是媒体，都对该驻华机构的监测数据表示质疑，双方甚至还爆发了一场有关PM2.5的口水战。
论证未有句号，但雾霾污染愈加严重，却是不争事实。尽管每年冬半年都是雾霾天气高发期，但恶劣天气“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和污染程度之重”，让人们愈加担心。
一度时间，全国74个监测城市中有33个城市的部分检测站点数据显示，空气质量已严重污染，近1/7国土面积被雾霾笼罩。特别是中东部地区，受雾霾天气影响逐渐扩大，多个城市空气质量处于“严重污染”或“重度污染”，灰霾面积甚至达130万平方公里。中原地区的郑州、合肥等城市能见度一度仅100米，商丘市还有能见度低于50米的雾霾，不得不发布红色预警。
来自权威科学家的话语，将空气污染特别是PM2.5的危害揭露无遗。素有“大炮”美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称，一个香港同事曾经做过研究，PM2.5每立方米增加10个微克，呼吸系统疾病的住院率可增加到3.1%。如果灰霾从25微克增加到200微克，日均的病死率可以增加到11%。灰霾不光对呼吸系统有影响，对心血管、脑血管、神经系统都有影响，但首当其冲的还是呼吸系统。
态度的转变
随着环境状况恶化，“雾霾”毫无争议地挤上了新闻头条。在2013年1月12日央视《新闻联播》中，该条新闻播出时长几乎占到全部节目的1/3。
从切身利益出发的老百姓，选择了用脚投票：安装“BeijingAir”APP应用程序，及时了解PM2.5状况；购买空气净化器，中怡康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前8个月全国空气净化器市场零售量同比增长70.9%，零售额同比增长86.9%；专卖PM2.5口罩的网店，购买者络绎不绝，有的甚至卖到断货。
更有甚者，北京顺义区的一所国际学校投资500万美元，兴建了两个巨大的“圆顶帐篷”运动馆，内设足球场、篮球场，学生们可以自由地活动，呼吸的则是经过空气净化器过滤后的空气。现场测试显示，帐篷内的PM2.5数值几乎为零。据称，雾霾污染最严重的时候，室内PM2.5也不会超过20。大多数学校则制定预案，在空气污染严重时停课。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有关职能部门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作出改变。根据1996年颁布的空气质量“旧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空气质量评价指标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PM10）三项污染物。
2012年初，中国空气质量新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出台，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空气质量评价体系变成了AQI，“污染指数”变成了“质量指数”，在API基础上增加了细颗粒物（PM2.5）、臭氧（O3）、一氧化碳（CO）3种污染物指标，发布频次也从每天一次变成每小时一次。
2012年5月24日，国家环保部公布了《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实施方案》，要求全国74个城市在当年10月底前完成PM2.5“国控点”监测的试运行，12月底前公布监测结果。如果不是这场国际环保风波，或许这项事关老百姓生命健康的措施，还将在黑暗中徘徊。
此起彼伏的阴霾，让民众陷入恐慌，也惊动了中央领导。“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中央高层领导对北京市领导说的这句话，看似是玩笑，却限定了时间表，立下了军令状。
2014年年初，在北京市“两会”期间，市长王安顺强调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性，以及治污面临的巨大压力，透露已与中央签订责任书，承诺到2017实现大气污染得到改善，并表示为了到2017年能够天蓝、水清、地绿，投资一万亿元是值得的。
从最开始的“抵制”，到其后的官民“共鸣”，再到中央及地方领导的“同振”，在对待空气污染特别是PM2.5上，划过了一个曲折中向上的轨迹。当共识得到强化，一场战争无可避免地打响了。
PM2.5进入公众视野
2011年10月份以来，浓雾接连袭京，空气能见度转差，空气质量深受影响，但是北京市环保局10月31日发布的空气质量日报上，AQI（空气质量指数）数值132，空气质量状况仅为“轻微污染”。
当天，某驻华机构推特账户陆续发布16次AQI，其中10次读数超过300，属于“危险值”。
该驻华机构发布的AQI指数之所以高出很多，是因为与其发布的AQI紧密联系的主要污染物，是PM2.5。然而，在2010年国家环保部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中，细颗粒物PM2.5的浓度标准还只是放在附录中的参考指标中。2011年9月，在环保部发布的《环境空气PM10和PM2.5的测定重量法》中，首次对悬浮在空气中、直徑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PM2.5测定进行了规范。但是，非强制规定作用不大。
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以更大颗粒物PM10为基础计算得出。当该市空气质量监测结果为良时，PM2.5的日均浓度可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三倍以上。
维护面子的口水战
其实，双方发布报告的这些差异并不重要，关键是PM2.5是否影响健康。科学研究表明，“霾”与较粗粒子的质量浓度相关性不强，而与单位体积空气中0.4至1.0微米粒子的个数相关性最高。PM2.5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具有重要影响，是造成灰霾天气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当时，无论官方还是媒体，都对该驻华机构的监测数据表示质疑，双方甚至还爆发了一场有关PM2.5的口水战。
论证未有句号，但雾霾污染愈加严重，却是不争事实。尽管每年冬半年都是雾霾天气高发期，但恶劣天气“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和污染程度之重”，让人们愈加担心。
一度时间，全国74个监测城市中有33个城市的部分检测站点数据显示，空气质量已严重污染，近1/7国土面积被雾霾笼罩。特别是中东部地区，受雾霾天气影响逐渐扩大，多个城市空气质量处于“严重污染”或“重度污染”，灰霾面积甚至达130万平方公里。中原地区的郑州、合肥等城市能见度一度仅100米，商丘市还有能见度低于50米的雾霾，不得不发布红色预警。
来自权威科学家的话语，将空气污染特别是PM2.5的危害揭露无遗。素有“大炮”美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称，一个香港同事曾经做过研究，PM2.5每立方米增加10个微克，呼吸系统疾病的住院率可增加到3.1%。如果灰霾从25微克增加到200微克，日均的病死率可以增加到11%。灰霾不光对呼吸系统有影响，对心血管、脑血管、神经系统都有影响，但首当其冲的还是呼吸系统。
态度的转变
随着环境状况恶化，“雾霾”毫无争议地挤上了新闻头条。在2013年1月12日央视《新闻联播》中，该条新闻播出时长几乎占到全部节目的1/3。
从切身利益出发的老百姓，选择了用脚投票：安装“BeijingAir”APP应用程序，及时了解PM2.5状况；购买空气净化器，中怡康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前8个月全国空气净化器市场零售量同比增长70.9%，零售额同比增长86.9%；专卖PM2.5口罩的网店，购买者络绎不绝，有的甚至卖到断货。
更有甚者，北京顺义区的一所国际学校投资500万美元，兴建了两个巨大的“圆顶帐篷”运动馆，内设足球场、篮球场，学生们可以自由地活动，呼吸的则是经过空气净化器过滤后的空气。现场测试显示，帐篷内的PM2.5数值几乎为零。据称，雾霾污染最严重的时候，室内PM2.5也不会超过20。大多数学校则制定预案，在空气污染严重时停课。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有关职能部门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作出改变。根据1996年颁布的空气质量“旧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空气质量评价指标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PM10）三项污染物。
2012年初，中国空气质量新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出台，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空气质量评价体系变成了AQI，“污染指数”变成了“质量指数”，在API基础上增加了细颗粒物（PM2.5）、臭氧（O3）、一氧化碳（CO）3种污染物指标，发布频次也从每天一次变成每小时一次。
2012年5月24日，国家环保部公布了《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实施方案》，要求全国74个城市在当年10月底前完成PM2.5“国控点”监测的试运行，12月底前公布监测结果。如果不是这场国际环保风波，或许这项事关老百姓生命健康的措施，还将在黑暗中徘徊。
此起彼伏的阴霾，让民众陷入恐慌，也惊动了中央领导。“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中央高层领导对北京市领导说的这句话，看似是玩笑，却限定了时间表，立下了军令状。
2014年年初，在北京市“两会”期间，市长王安顺强调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性，以及治污面临的巨大压力，透露已与中央签订责任书，承诺到2017实现大气污染得到改善，并表示为了到2017年能够天蓝、水清、地绿，投资一万亿元是值得的。
从最开始的“抵制”，到其后的官民“共鸣”，再到中央及地方领导的“同振”，在对待空气污染特别是PM2.5上，划过了一个曲折中向上的轨迹。当共识得到强化，一场战争无可避免地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