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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以色列利用中东乱局，趁机调整其中东战略，从战略相持转向战略突围。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建设海洋强国和东西两翼齐飞战略构想，构建东地中海经济圈和红海—海湾国际经济走廊，重塑中东地缘经济，争取从外围突破巴以、叙以和平进程僵局。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通过发展促进和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上有共通之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以合作成果丰硕，但障碍犹存。
【关键词】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一带一路”倡议;中以合作
【DOI】10.19422/j.cnki.ddsj.2018.12.015
根据1947年联合国第181号决议，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建立，自其诞生之日起便面临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视，生存压力大，战略环境险恶。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阿以和平进程以来，以色列战略环境显著改善。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以色列逐渐转危为机，不断调整中东战略，力图通过战略突围摆脱阿以和平进程进退两难的窘境。新形势下，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以合作提供了契机。
建国以来以色列中东战略演变的基本脉络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从无到有、由弱而强，其中东战略经历了“守”（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和“突”（战略突围）三个阶段。
第一，战略防御阶段（1948—1967年）。1967年以色列先发制人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占领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并从约旦手中夺占东耶路撒冷，获得一定战略纵深，终于在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包围中站稳脚跟。
第二，战略相持阶段（1967—2010年）。1973年埃及以攻为守，突然袭击，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其后埃及和以色列实现停火，双方于1978年9月签订《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签订《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并于1980年建交，以色列得以在其西南方向实现战略突破。此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逐渐进入和平谈判阶段，1991年海湾战争后马德里和平进程启动，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关系实现突破，巴以和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然而，2000年9月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在军警的护卫下强行登上耶路撒冷圣殿山（阿拉伯人称之为“尊敬的禁地”），引发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1]此后，中东和平进程陷入空转和僵局，各方斡旋挽救都难有突破。
第三，战略突围阶段（2010年至今）。自从“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以色列以静制动，抓住战略机遇，调整中东战略，由此进入第三阶段——战略突围。所谓战略突围指的是，面对巴以和平进程长期陷入空转、叙以和平和黎以和平遥遥无期，通过“以土地换和平”从根本上改善其外部环境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失败，以色列转而采取的外围战略突破之策。内线方面，以色列支持埃及塞西政权和约旦阿卜杜拉二世政权，维护与约旦的特殊关系，在西南方向稳固其有利的战略态势，并减轻来自东向的压力。外线方面，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2016年7月22日，沙特阿拉伯将军安瓦尔·艾斯基访问以色列，沙特新闻界随后减少了国内的反以宣传。与沙特关系的缓和，减轻了以色列面临的来自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压力。
战略突围阶段，以色列面临的战略压力主要来自其国境北方，即强势的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特别是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以色列不能容忍伊朗军事或准军事力量向以色列和约旦边境推进，认为这是对其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因而不宣而战，一再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力量。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在秉持以攻为守的战略传统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中东战略，意在通过建设海洋强国和东西两翼齐飞战略构想，重塑中东经济格局，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打造有利于以色列的中东秩序。
海洋强国与东西两翼齐飞
战略构想
以色列作为地中海东岸的比丘之国，经济发达，90%的对外贸易依赖海运，是一个海洋国家，被喻为“贸易岛国”。早在1950年，以色列国父、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就指出：“任何理解我国地理现实及其经济和政治影响的人，都会立即领会到海权对我国生存的价值。” 近年来，以色列海洋专属经济区发现大量能源储备，天然气储量可以开采30年以上，这对于其实现能源自给和出口、提高财政收入、开拓外交新局面、重组军事力量等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建设海洋強国和东西两翼齐飞的战略调整应运而生。
一、建设海洋强国
以色列建设海洋强国的主要动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80%的人口聚居沿海地区，缺乏战略纵深，海洋安全问题突出;二是沿海土地资源稀缺，公众对于沿海土地的使用非常敏感;三是海岸及海洋文化遗产亟须保护;四是维护海洋专属经济区权益。
以色列建设海洋强国，主要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海洋经济两个方面着手。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以色列空军和陆军强大，但海军力量薄弱，因此计划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便在东地中海与印度洋两个方向拓展战略纵深、打击海洋方向的恐怖主义并实现联动，使之成为国家的战略之臂，拱卫国家安全、保障航行自由和海上运输安全。例如，在以色列看来，海湾地区是伊朗向巴勒斯坦运输武器的起点，因此以色列的海军必需走向海湾地区。
以色列建设海洋强国的另一方面是发展海洋经济。以色列经济是“岛国经济”，海上贸易是其经济命脉，因此以色列政府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把“海洋视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近年来，以色列海洋专属经济区发现大量油气资源，使其能够大力发展以海洋油气开发为龙头的海洋经济，包括建设海岸及海洋基础设施、人工岛，发展沿海及海洋休闲和旅游业，建设、扩大、维护和运营五大港口，扩大商船队等。
二、东西两翼齐飞
以色列东西两翼齐飞战略构想，意在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旧中东”秩序，构建以其为中心的“新中东”秩序。 以色列两翼齐飞战略构想的东翼，是建设红海—海湾国际经济走廊（也称以色列—海湾国际经济走廊）。以色列计划修建多条穿越两河流域与阿拉伯半岛的陆上贸易通道，贯通红海与海湾地区，并逐渐与逊尼派温和国家实现经济一体化，通过共享经济繁荣，“曲线救国”打造中东和平。
一是通过建设连接阿什杜德和埃拉特的红海铁路[3]，贯通以色列南端的旅游城市埃拉特和北部沿海发达地区，为红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国际物流打通一条与苏伊士运河并列的陆上大通道，拉动以色列南部地区发展。因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出：“这条铁路的铺设在国家和国际上均具有战略意义。”
二是以海法为起点打造多条途经约旦通往海灣地区的陆上贸易通道：北线经过伊拉克，最终到达海湾;中线以科威特为终点;南线经过沙特阿拉伯，终点分别为沙特港口城市朱拜勒和巴林首都麦纳麦。此外，以色列还规划了一条从埃拉特开始，途经约旦城市亚喀巴和沙特首都利雅得抵达卡塔尔的陆上交通动脉。
以色列两翼齐飞战略构想的西翼，是构建以塞浦路斯为中心的东地中海经济圈，覆盖以色列、埃及、约旦、希腊、意大利和土耳其，贯通红海、地中海和黑海，直接打通巴尔干半岛和南欧。油气开发和能源合作是以色列构建东地中海经济圈的核心。2009年和2010年以色列海洋专属经济区先后发现两个大型天然气田——塔玛尔气田（Tamar）和利维坦气田（ Leviathan），已经探明的储量分别为2460—2800亿立方米和4700—6200亿立方米。两大天然气田不仅能保障以色列的能源安全，促进其经济发展，而且能通过天然气出口增强其地缘政治地位。2016年9月，以色列和约旦签订协议，通过第三方向约旦出口天然气，合同金额达100亿美元。以色列已向埃及出口天然气，还计划向亚洲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以及通过塞浦路斯、土耳其或希腊向欧洲出口天然气。[4]此外，以色列还计划用天然气发电并通过建设电网联通工程经塞浦路斯和希腊向欧洲输送电力，而欧洲也有意联通东地中海地区的电网。目前以色列已与塞浦路斯签订联通两国电网的协议，塞浦路斯与希腊合作建设的联通两国电网的第一期工程也已启动。以色列还计划与约旦、埃及签订电网联通协议，未来也可以将中东地区的太阳能电力通过电力一体化工程输送到欧洲。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以合作
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服务于其国家利益，力图通过构建东地中海经济圈和与地区逊尼派温和国家的经济合作甚至经济一体化，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通过外围突破从经济层面打造有利于以色列的地区秩序，跳出巴以、叙以和平进程长期停摆的困境，拓展战略纵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的共通之处。2017年3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时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无论哪里需要以色列，以色列都将全力投入。”以色列交通部部长卡茨大力支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龙头的中以合作，坦言“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拓展和深化中以合作，以色列也希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6]
一、中以合作基础牢固、成果丰硕
作为一个文化灿烂、历史悠久而又多灾多难的民族，犹太民族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以色列从地缘物流和经济地理，而非地缘政治的角度审视“一带一路”倡议，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中东战略调整进行对接，抓住正在开启的全球经济新格局的历史性机遇。这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以合作的坚实基础。
中国与以色列政治互信度高，“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以合作基础牢固。以色列赞赏中国在中东地区居间斡旋、劝和促谈的努力，希望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色列、中国与温和的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联合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之前，中以两国已经在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合作并取得丰硕成果。2010年之前，中国企业就获得了以色列国家级项目，包括挖掘交通隧道、建设和运营港口、修建铁路等。2012年7月，以色列交通部部长卡茨与时任中国交通部部长李盛霖签署了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谅解备忘录。2017年3月内塔尼亚胡总理访华，与中方联合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正式建立“以中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有力推动了“一带一路”框架下两国全方位、多层次技术合作与相互投资。
港口建设和运营既是以色列构建东地中海经济圈的重要内容，也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谋而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以两国在港口建设和运营方面已取得卓有成效的合作。2014年，中国港湾泛地中海工程公司和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以色列阿什杜德新港和海法新港项目，目前两个新港建设进展顺利，预计均于2021年竣工，其中海法新港设计的年吞吐量可达186万个集装箱，竣工后将是以色列最大的港口。此外，还有多家中国企业承建地中海其他国家的港口项目，如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第二期和第三期码头建设项目，并获得其管理经营权直至2052年;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为首的联营体获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附近的阿姆巴利港65%的股份。
二、中以深化合作面临的障碍
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新时期中以两国合作提供了契机，但双方关系发展也面临一些现实的障碍。
第一，以色列深入发展对华关系面临美国的压力。美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非正式盟国，对以色列内政外交影响巨大。多年前，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以色列不得不取消向中国出售“费尔康”预警机合同就是前车之鉴。根据以美关于向中国转移技术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向中国转移敏感技术，必须逐笔提交美国进行审批。这使得以色列企业对华技术出口许可审批时间大大延长，增加企业成本。[7]
第二，中东乱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对中以合作造成复杂影响。叙利亚的战火，特别是以色列与伊朗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斗争，加剧了人们对冲突扩大的担忧，影响中国企业对以色列安全及投资环境的评估。巴以问题虽然在当前中东局势变化中被暂时边缘化，但仍影响深远，特别是2017年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随后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使得巴以局势更加紧张，双方冲突不断，给中东地区局势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中以两国在推动巴以和平上存在共同利益，地区局势稳定可以优化投资环境、降低中国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投资的风险，而这些投资又可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巴勒斯坦人民福祉，创造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民的经济和平。 第三，以色列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一定偏见与误解。部分以色列政治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如以色列摩萨德原局长埃弗莱姆·哈勒维明确反对建设红海铁路和特鲁瓦收购案，他认为，被中国企业控制的以色列战略性资产如大型食品企业和基础设施等，将会成为中国对以色列外交的政治和战略杠杆。[8]此外，部分知识产权问题，抱怨在華开拓市场困难和对中国出口的参与率低，这些都是中以合作过程中需要应对的实际问题。增进中以之间各方面、各层级交流，特别是智库交流与媒体合作，努力消除误解、克服偏见，切实解决双方合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就可以进一步扩大中以合作成果。
总之，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强国，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倚重的重要伙伴。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通过发展促进和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上有共通之处。中以政治互信和中国与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均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使中以合作基础牢固、行稳致远。阿什杜德新港和海法新港的建设与运营，是中以合作的典范。中以及中巴（勒斯坦）自贸区协议谈判的完成、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推进，将进一步促进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提升中以合作水平与层次，造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甘冲）
[1] 1987年12月8日，以色列卡车司机驾驶大型拖车在加沙地带公路逆行，与一辆巴勒斯坦人乘坐的面包车相撞，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和多人受伤，旋即引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巴勒斯坦人起义。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对和平与未来的失望。这就是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又称第一次“因提法达”。
[2] Shaul Chorev
【关键词】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一带一路”倡议;中以合作
【DOI】10.19422/j.cnki.ddsj.2018.12.015
根据1947年联合国第181号决议，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建立，自其诞生之日起便面临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视，生存压力大，战略环境险恶。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阿以和平进程以来，以色列战略环境显著改善。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以色列逐渐转危为机，不断调整中东战略，力图通过战略突围摆脱阿以和平进程进退两难的窘境。新形势下，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以合作提供了契机。
建国以来以色列中东战略演变的基本脉络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从无到有、由弱而强，其中东战略经历了“守”（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和“突”（战略突围）三个阶段。
第一，战略防御阶段（1948—1967年）。1967年以色列先发制人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占领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并从约旦手中夺占东耶路撒冷，获得一定战略纵深，终于在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包围中站稳脚跟。
第二，战略相持阶段（1967—2010年）。1973年埃及以攻为守，突然袭击，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其后埃及和以色列实现停火，双方于1978年9月签订《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签订《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并于1980年建交，以色列得以在其西南方向实现战略突破。此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逐渐进入和平谈判阶段，1991年海湾战争后马德里和平进程启动，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关系实现突破，巴以和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然而，2000年9月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在军警的护卫下强行登上耶路撒冷圣殿山（阿拉伯人称之为“尊敬的禁地”），引发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1]此后，中东和平进程陷入空转和僵局，各方斡旋挽救都难有突破。
第三，战略突围阶段（2010年至今）。自从“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以色列以静制动，抓住战略机遇，调整中东战略，由此进入第三阶段——战略突围。所谓战略突围指的是，面对巴以和平进程长期陷入空转、叙以和平和黎以和平遥遥无期，通过“以土地换和平”从根本上改善其外部环境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失败，以色列转而采取的外围战略突破之策。内线方面，以色列支持埃及塞西政权和约旦阿卜杜拉二世政权，维护与约旦的特殊关系，在西南方向稳固其有利的战略态势，并减轻来自东向的压力。外线方面，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2016年7月22日，沙特阿拉伯将军安瓦尔·艾斯基访问以色列，沙特新闻界随后减少了国内的反以宣传。与沙特关系的缓和，减轻了以色列面临的来自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压力。
战略突围阶段，以色列面临的战略压力主要来自其国境北方，即强势的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特别是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以色列不能容忍伊朗军事或准军事力量向以色列和约旦边境推进，认为这是对其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因而不宣而战，一再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力量。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在秉持以攻为守的战略传统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中东战略，意在通过建设海洋强国和东西两翼齐飞战略构想，重塑中东经济格局，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打造有利于以色列的中东秩序。
海洋强国与东西两翼齐飞
战略构想
以色列作为地中海东岸的比丘之国，经济发达，90%的对外贸易依赖海运，是一个海洋国家，被喻为“贸易岛国”。早在1950年，以色列国父、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就指出：“任何理解我国地理现实及其经济和政治影响的人，都会立即领会到海权对我国生存的价值。” 近年来，以色列海洋专属经济区发现大量能源储备，天然气储量可以开采30年以上，这对于其实现能源自给和出口、提高财政收入、开拓外交新局面、重组军事力量等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建设海洋強国和东西两翼齐飞的战略调整应运而生。
一、建设海洋强国
以色列建设海洋强国的主要动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80%的人口聚居沿海地区，缺乏战略纵深，海洋安全问题突出;二是沿海土地资源稀缺，公众对于沿海土地的使用非常敏感;三是海岸及海洋文化遗产亟须保护;四是维护海洋专属经济区权益。
以色列建设海洋强国，主要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海洋经济两个方面着手。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以色列空军和陆军强大，但海军力量薄弱，因此计划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便在东地中海与印度洋两个方向拓展战略纵深、打击海洋方向的恐怖主义并实现联动，使之成为国家的战略之臂，拱卫国家安全、保障航行自由和海上运输安全。例如，在以色列看来，海湾地区是伊朗向巴勒斯坦运输武器的起点，因此以色列的海军必需走向海湾地区。
以色列建设海洋强国的另一方面是发展海洋经济。以色列经济是“岛国经济”，海上贸易是其经济命脉，因此以色列政府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把“海洋视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近年来，以色列海洋专属经济区发现大量油气资源，使其能够大力发展以海洋油气开发为龙头的海洋经济，包括建设海岸及海洋基础设施、人工岛，发展沿海及海洋休闲和旅游业，建设、扩大、维护和运营五大港口，扩大商船队等。
二、东西两翼齐飞
以色列东西两翼齐飞战略构想，意在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旧中东”秩序，构建以其为中心的“新中东”秩序。 以色列两翼齐飞战略构想的东翼，是建设红海—海湾国际经济走廊（也称以色列—海湾国际经济走廊）。以色列计划修建多条穿越两河流域与阿拉伯半岛的陆上贸易通道，贯通红海与海湾地区，并逐渐与逊尼派温和国家实现经济一体化，通过共享经济繁荣，“曲线救国”打造中东和平。
一是通过建设连接阿什杜德和埃拉特的红海铁路[3]，贯通以色列南端的旅游城市埃拉特和北部沿海发达地区，为红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国际物流打通一条与苏伊士运河并列的陆上大通道，拉动以色列南部地区发展。因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出：“这条铁路的铺设在国家和国际上均具有战略意义。”
二是以海法为起点打造多条途经约旦通往海灣地区的陆上贸易通道：北线经过伊拉克，最终到达海湾;中线以科威特为终点;南线经过沙特阿拉伯，终点分别为沙特港口城市朱拜勒和巴林首都麦纳麦。此外，以色列还规划了一条从埃拉特开始，途经约旦城市亚喀巴和沙特首都利雅得抵达卡塔尔的陆上交通动脉。
以色列两翼齐飞战略构想的西翼，是构建以塞浦路斯为中心的东地中海经济圈，覆盖以色列、埃及、约旦、希腊、意大利和土耳其，贯通红海、地中海和黑海，直接打通巴尔干半岛和南欧。油气开发和能源合作是以色列构建东地中海经济圈的核心。2009年和2010年以色列海洋专属经济区先后发现两个大型天然气田——塔玛尔气田（Tamar）和利维坦气田（ Leviathan），已经探明的储量分别为2460—2800亿立方米和4700—6200亿立方米。两大天然气田不仅能保障以色列的能源安全，促进其经济发展，而且能通过天然气出口增强其地缘政治地位。2016年9月，以色列和约旦签订协议，通过第三方向约旦出口天然气，合同金额达100亿美元。以色列已向埃及出口天然气，还计划向亚洲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以及通过塞浦路斯、土耳其或希腊向欧洲出口天然气。[4]此外，以色列还计划用天然气发电并通过建设电网联通工程经塞浦路斯和希腊向欧洲输送电力，而欧洲也有意联通东地中海地区的电网。目前以色列已与塞浦路斯签订联通两国电网的协议，塞浦路斯与希腊合作建设的联通两国电网的第一期工程也已启动。以色列还计划与约旦、埃及签订电网联通协议，未来也可以将中东地区的太阳能电力通过电力一体化工程输送到欧洲。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以合作
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服务于其国家利益，力图通过构建东地中海经济圈和与地区逊尼派温和国家的经济合作甚至经济一体化，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通过外围突破从经济层面打造有利于以色列的地区秩序，跳出巴以、叙以和平进程长期停摆的困境，拓展战略纵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的共通之处。2017年3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时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无论哪里需要以色列，以色列都将全力投入。”以色列交通部部长卡茨大力支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龙头的中以合作，坦言“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拓展和深化中以合作，以色列也希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6]
一、中以合作基础牢固、成果丰硕
作为一个文化灿烂、历史悠久而又多灾多难的民族，犹太民族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以色列从地缘物流和经济地理，而非地缘政治的角度审视“一带一路”倡议，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中东战略调整进行对接，抓住正在开启的全球经济新格局的历史性机遇。这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以合作的坚实基础。
中国与以色列政治互信度高，“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以合作基础牢固。以色列赞赏中国在中东地区居间斡旋、劝和促谈的努力，希望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色列、中国与温和的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联合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之前，中以两国已经在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合作并取得丰硕成果。2010年之前，中国企业就获得了以色列国家级项目，包括挖掘交通隧道、建设和运营港口、修建铁路等。2012年7月，以色列交通部部长卡茨与时任中国交通部部长李盛霖签署了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谅解备忘录。2017年3月内塔尼亚胡总理访华，与中方联合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正式建立“以中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有力推动了“一带一路”框架下两国全方位、多层次技术合作与相互投资。
港口建设和运营既是以色列构建东地中海经济圈的重要内容，也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谋而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以两国在港口建设和运营方面已取得卓有成效的合作。2014年，中国港湾泛地中海工程公司和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以色列阿什杜德新港和海法新港项目，目前两个新港建设进展顺利，预计均于2021年竣工，其中海法新港设计的年吞吐量可达186万个集装箱，竣工后将是以色列最大的港口。此外，还有多家中国企业承建地中海其他国家的港口项目，如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第二期和第三期码头建设项目，并获得其管理经营权直至2052年;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为首的联营体获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附近的阿姆巴利港65%的股份。
二、中以深化合作面临的障碍
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新时期中以两国合作提供了契机，但双方关系发展也面临一些现实的障碍。
第一，以色列深入发展对华关系面临美国的压力。美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非正式盟国，对以色列内政外交影响巨大。多年前，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以色列不得不取消向中国出售“费尔康”预警机合同就是前车之鉴。根据以美关于向中国转移技术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向中国转移敏感技术，必须逐笔提交美国进行审批。这使得以色列企业对华技术出口许可审批时间大大延长，增加企业成本。[7]
第二，中东乱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对中以合作造成复杂影响。叙利亚的战火，特别是以色列与伊朗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斗争，加剧了人们对冲突扩大的担忧，影响中国企业对以色列安全及投资环境的评估。巴以问题虽然在当前中东局势变化中被暂时边缘化，但仍影响深远，特别是2017年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随后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使得巴以局势更加紧张，双方冲突不断，给中东地区局势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中以两国在推动巴以和平上存在共同利益，地区局势稳定可以优化投资环境、降低中国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投资的风险，而这些投资又可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巴勒斯坦人民福祉，创造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民的经济和平。 第三，以色列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一定偏见与误解。部分以色列政治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如以色列摩萨德原局长埃弗莱姆·哈勒维明确反对建设红海铁路和特鲁瓦收购案，他认为，被中国企业控制的以色列战略性资产如大型食品企业和基础设施等，将会成为中国对以色列外交的政治和战略杠杆。[8]此外，部分知识产权问题，抱怨在華开拓市场困难和对中国出口的参与率低，这些都是中以合作过程中需要应对的实际问题。增进中以之间各方面、各层级交流，特别是智库交流与媒体合作，努力消除误解、克服偏见，切实解决双方合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就可以进一步扩大中以合作成果。
总之，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强国，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倚重的重要伙伴。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通过发展促进和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上有共通之处。中以政治互信和中国与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均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使中以合作基础牢固、行稳致远。阿什杜德新港和海法新港的建设与运营，是中以合作的典范。中以及中巴（勒斯坦）自贸区协议谈判的完成、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推进，将进一步促进以色列中东战略调整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提升中以合作水平与层次，造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甘冲）
[1] 1987年12月8日，以色列卡车司机驾驶大型拖车在加沙地带公路逆行，与一辆巴勒斯坦人乘坐的面包车相撞，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和多人受伤，旋即引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巴勒斯坦人起义。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对和平与未来的失望。这就是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又称第一次“因提法达”。
[2] Shaul Chor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