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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关中民谣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功能，为人们认识近代关中历史风云、社会风貌、情感结构、伦理关系等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资料。其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碎片化的社会认识功能；凸显讽刺的审美功能；以儒家教化为旨归的伦理功能。
关键词：近代；关中；民谣；文化功能
民谣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即兴编排的歌谣，通过口口相传，并在传播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地改变和完善。民谣与官方的主流的社会意识不完全吻合，是一种浅层的具有较强农耕文明色彩的社会意识。在中国历史上，受外来文明的强力影响，近代（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转型极为剧烈的时期，跟其他地方一样，陕西关中大地也不自觉地被历史转型所裹挟，出现了大量的民间歌谣，这些民谣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为人们认识近代关中历史风云、社会风貌、情感结构、伦理关系等打开了一扇独特的视窗。西安文史专家宗鸣安先生花费大量心血对近代陕西民谣做了搜集整理工作，编成《陕西近代歌谣辑注》[1]一书。本文所引民谣即以宗先生一书为主要来源，并结合笔者搜求来的少量民谣资料，以求对近代关中民谣的文化功能予以透视。
一、碎片化的社会认识功能
民谣短小精悍的文体特征有利于对社会变化迅速做出反应，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往往也是民谣大量生产的时期，举凡重大的历史事件、社会结构、日常生活等都会在民谣中得到显现。但是，民谣的这种“镜子”功能并不像历史文本、文艺作品那样完整化、体系化，而是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它让人们认识到的只是社会变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片段。民谣的社会认识功能尽管具有碎片化的局限，但跟历史文本和文艺作品相比又能让人们看到历史和生活的细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历史文本和文艺作品的有益补充。晚清民初关中大地上演的一幕幕历史往事、政治运动和日常生活图景以及民众对社会变化所持的立场态度都在当时的民谣中得到显现。比如流传于富平的《猪尾巴》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老百姓对革命认识的局限和对社会动荡的不安心理：
先杀猪尾巴，后杀短刷刷，留下秃子坐天下。
这里的“猪尾巴”用清朝人脑后的辫子代指满人，“短刷刷”是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发式，代指革命党人，“秃子”指普通百姓的起义者。这首民谣运用借代的手法艺术地体现了当时中国的三种主要社会力量，揭示了他们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表现了老百姓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不安、烦躁和恐惧心理。此外，流传于扶风、武功一带的《杀秃子》、流传于大荔一带的《愚民妄想》、流传于关中各地的《葫芦瓢》等民谣与《猪尾巴》有异曲同意的表达功能。
流行于关中东部的《打锣锤》则表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回，回，回，打锣锤，家家屋里都钻贼。不是樊老二，便是郭坚贼。
樊老二即樊钟秀，河南人，跟蒲城人郭坚率各自的私人武装参加了辛亥革命，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他们军纪涣散，常常抢掠民间财物，引起老百姓的反感，甚至对他们革命的动机产生了困惑，这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反清会党由于没有自己的正规部队，只能依靠各地松散的带有绿林色彩的武装开展反清活动，加上没有对民眾进行广泛深入的革命宣传和动员，导致民众对革命性质的不理解，对革命活动的不支持。像《打锣锤》一样，流传于耀县、扶风、陇县多地的《天下安》、流传于关中各县的《天下大乱》、流传于兴平的《不用看》等近20首民谣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辛亥革命之际革命党人的历史局限性。
二、凸显讽刺的审美功能
有论者指出，民谣基本上属于政治怨刺文学，而怨刺又分为直刺和婉讽两种方式。民谣大多产生于“政乖”、“民困”之时，民间的“怨谤之气”往往脱口而出，遂产生直刺。另外，民谣还可以采用更为灵活巧妙的方式来表达民众的立场和态度，避免剑拔弩张式的直白表达，而是采用含蓄委婉的方式，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民谣的又一个传统——婉讽。[2]考诸近代关中民谣，其中有对辛亥革命党人推行的剪辫子、天足活动的拒绝而产生的怨恨心理，有对西方文明东渐关中的抵触情绪，还有对女孩进学堂的戏谑态度。从审美形态上来看，近代关中民谣大体上也分为直刺和婉讽两种。流传于咸阳一带的《文明头》便运用了直刺的方式：
脱帽犹然露顶尖，覆覆一碗黑而圆。文明都是华拿派，好似胎毛护卤门。
民国初年，剪发盛行，一些年轻人将头发剪做仅留头顶一块的样式，摘掉帽子就像一个黑碗扣在头上。“华拿派”是民国初年关中百姓对模仿外国洋式生活尤其是洋式打扮者的一种蔑称，如同鲁迅《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这首《文明头》显然语带讥讽，勾勒出民国初期一些年轻人学习外来文化只模仿皮毛的可笑形象，同时也表明了像这首民谣作者那样的部分民众所持有的保守心理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态度。流传于长安的《洋学生》也采用了直刺的方式，对当时的洋学生不学无术、不务正业、大肆挥霍的丑态毫无保留地进行了指责：“洋学生，爱花钱。既擦粉，又耍钱。逛窑子，不困难。得了他爸的钱，不管他爸的难。”
流传于关中东部的《墙不倒》则以简约含蓄的文字对民国初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婉讽”：
砖头垒墙墙不倒，十八的姑娘满街跑。
这首民谣显然运用了《诗经》“兴”的传统艺术手法，前一句属于起兴，在表意上无实际意义，后一句才是表意的核心。可以肯定地说，这首民谣的始作俑者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秉承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千年古训，对社会的开放和妇女的解放持反感态度，对年少可爱的“新女性”走上街头完全不能接受，但碍于要求解放的女子愈来愈多，甚至自家的姑娘也参与其中，不便直言，于是采用了委婉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此外，流传于陕西各县的《金丝眼镜》、《时兴衣》、流传于咸阳、蒲城、富平等地的《说洋话》、流传于临潼的《嘲时装》等民谣或直刺或婉讽，形象地表达了民国初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淫的陕西关中民众对外来文明所持的抵触心态和不满情绪。
三、以儒家教化为旨归的伦理功能 晚清民初时期，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重大的历史转型，但儒家伦理文化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这一现象在民谣中也有清晰的显现。有论者指出，几乎在民谣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一方面， 民谣所表达的民风民俗、民间思维观念不断促使儒家精英分子以“化民俗”、“正世风”为己任，另一方面， 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思维模式以民谣这一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从而扎根于民众意识，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3]长期以来，受宋明理学的重要分支关学的影响，儒家伦理在关中民众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对近代关中民谣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有一首流傳于关中多地的民谣对不孝之子的忘恩行为进行了形象化的表达：
见了媳妇像孝子，见了老娘像豹子。年轻媳妇穿料子，老汉老婆穿套子。
此处的套子在关中方言中是指破烂的棉絮，这首民谣通过对比的手法，将不孝之子对待妻子和对待父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做法予以指责，因为这种行为违背了儒家“百善孝为先”的伦理准则。类似的还有关中多地广为流传的与前述民谣在主题和表现手法上几乎一致的“不要娘”系列，比如流传于长安的《不要娘》：“麻野雀，尾巴长，有咧媳妇不想娘。白漂纸，糊亮窗，有咧媳妇比娘强。”又如流传于乾县的《不爱娘》：“麻野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将娘背在北山外，把媳妇背在炕头上。烧饼果子细粉汤，不吃，不吃，又盛上。”
流传于岐山的《吃喝嫖赌》则借赌徒烟鬼们的口吻幽默地揭示了与儒家伦理迥乎不同的另一种价值取向：
吃喝嫖赌穿，耍钱吸大烟。只要不胡闹，能花几个钱？吸烟耍钱务正呢，供娃念书胡弄里。
这首民谣采用反话正说的表达技巧，看似滑稽荒唐，实则既是赌徒烟鬼们的自嘲，又是对他们不良行为和生活态度的否定和批判，是对社会转型时期主流价值失落的担忧，对儒家伦理正面价值的询唤，对良好社会生态的期待。
流传于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等关中多地的《遊门子》是对懒婆娘形象的生动写照：
白日遊遊转转，黑来借油纺线。白日遊门子，黑来借油补裙子。白日遊四方，黑来借油补裤裆。
儒家的妇道伦理讲究勤俭持家，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在其广为流传妇孺皆知的《朱子治家格言》首句就明确倡议“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句话着重是针对以主内为基本生活内容的已婚女子提出的伦理要求，而《遊门子》中描述的这个女子不恪守妇道，不愿勤俭持家，白天游手好闲，晚上却借来灯油完成自己分内的家务，既不勤快，又不注意节俭，一个典型的懒婆娘形象跃然纸上，给人以深刻的警示教育作用。类似的还有遍布关中各地的“歪婆娘”、“拙婆娘”、“馋婆娘”、“邋遢婆娘”、“游手婆娘”等，都是以民谣这一浅显易懂的艺术形式对妇女进行伦理教育，对游离于妇道之外的行为进行规劝和诱导。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近代关中民谣的文化功能是多元的，主要表现在社会认识、审美愉悦和伦理教化几方面，不仅在民谣产生的年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当下也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宗鸣安.陕西近代歌谣辑注[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吕肖奂.古代民谣的怨刺艺术[J].江西社会科学，2004（2）：59-63
[3]牛敬忠.从民谣看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9（6）：98-103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科研基金：代社会转型期关中民谣研究（15JK1244）。
作者简介：
方科平，1974出生，男，陕西长武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
李险峰（1968—），男，陕西富平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和地域文化研究。
关键词：近代；关中；民谣；文化功能
民谣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即兴编排的歌谣，通过口口相传，并在传播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地改变和完善。民谣与官方的主流的社会意识不完全吻合，是一种浅层的具有较强农耕文明色彩的社会意识。在中国历史上，受外来文明的强力影响，近代（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转型极为剧烈的时期，跟其他地方一样，陕西关中大地也不自觉地被历史转型所裹挟，出现了大量的民间歌谣，这些民谣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为人们认识近代关中历史风云、社会风貌、情感结构、伦理关系等打开了一扇独特的视窗。西安文史专家宗鸣安先生花费大量心血对近代陕西民谣做了搜集整理工作，编成《陕西近代歌谣辑注》[1]一书。本文所引民谣即以宗先生一书为主要来源，并结合笔者搜求来的少量民谣资料，以求对近代关中民谣的文化功能予以透视。
一、碎片化的社会认识功能
民谣短小精悍的文体特征有利于对社会变化迅速做出反应，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往往也是民谣大量生产的时期，举凡重大的历史事件、社会结构、日常生活等都会在民谣中得到显现。但是，民谣的这种“镜子”功能并不像历史文本、文艺作品那样完整化、体系化，而是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它让人们认识到的只是社会变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片段。民谣的社会认识功能尽管具有碎片化的局限，但跟历史文本和文艺作品相比又能让人们看到历史和生活的细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历史文本和文艺作品的有益补充。晚清民初关中大地上演的一幕幕历史往事、政治运动和日常生活图景以及民众对社会变化所持的立场态度都在当时的民谣中得到显现。比如流传于富平的《猪尾巴》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老百姓对革命认识的局限和对社会动荡的不安心理：
先杀猪尾巴，后杀短刷刷，留下秃子坐天下。
这里的“猪尾巴”用清朝人脑后的辫子代指满人，“短刷刷”是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发式，代指革命党人，“秃子”指普通百姓的起义者。这首民谣运用借代的手法艺术地体现了当时中国的三种主要社会力量，揭示了他们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表现了老百姓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不安、烦躁和恐惧心理。此外，流传于扶风、武功一带的《杀秃子》、流传于大荔一带的《愚民妄想》、流传于关中各地的《葫芦瓢》等民谣与《猪尾巴》有异曲同意的表达功能。
流行于关中东部的《打锣锤》则表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回，回，回，打锣锤，家家屋里都钻贼。不是樊老二，便是郭坚贼。
樊老二即樊钟秀，河南人，跟蒲城人郭坚率各自的私人武装参加了辛亥革命，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他们军纪涣散，常常抢掠民间财物，引起老百姓的反感，甚至对他们革命的动机产生了困惑，这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反清会党由于没有自己的正规部队，只能依靠各地松散的带有绿林色彩的武装开展反清活动，加上没有对民眾进行广泛深入的革命宣传和动员，导致民众对革命性质的不理解，对革命活动的不支持。像《打锣锤》一样，流传于耀县、扶风、陇县多地的《天下安》、流传于关中各县的《天下大乱》、流传于兴平的《不用看》等近20首民谣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辛亥革命之际革命党人的历史局限性。
二、凸显讽刺的审美功能
有论者指出，民谣基本上属于政治怨刺文学，而怨刺又分为直刺和婉讽两种方式。民谣大多产生于“政乖”、“民困”之时，民间的“怨谤之气”往往脱口而出，遂产生直刺。另外，民谣还可以采用更为灵活巧妙的方式来表达民众的立场和态度，避免剑拔弩张式的直白表达，而是采用含蓄委婉的方式，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民谣的又一个传统——婉讽。[2]考诸近代关中民谣，其中有对辛亥革命党人推行的剪辫子、天足活动的拒绝而产生的怨恨心理，有对西方文明东渐关中的抵触情绪，还有对女孩进学堂的戏谑态度。从审美形态上来看，近代关中民谣大体上也分为直刺和婉讽两种。流传于咸阳一带的《文明头》便运用了直刺的方式：
脱帽犹然露顶尖，覆覆一碗黑而圆。文明都是华拿派，好似胎毛护卤门。
民国初年，剪发盛行，一些年轻人将头发剪做仅留头顶一块的样式，摘掉帽子就像一个黑碗扣在头上。“华拿派”是民国初年关中百姓对模仿外国洋式生活尤其是洋式打扮者的一种蔑称，如同鲁迅《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这首《文明头》显然语带讥讽，勾勒出民国初期一些年轻人学习外来文化只模仿皮毛的可笑形象，同时也表明了像这首民谣作者那样的部分民众所持有的保守心理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态度。流传于长安的《洋学生》也采用了直刺的方式，对当时的洋学生不学无术、不务正业、大肆挥霍的丑态毫无保留地进行了指责：“洋学生，爱花钱。既擦粉，又耍钱。逛窑子，不困难。得了他爸的钱，不管他爸的难。”
流传于关中东部的《墙不倒》则以简约含蓄的文字对民国初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婉讽”：
砖头垒墙墙不倒，十八的姑娘满街跑。
这首民谣显然运用了《诗经》“兴”的传统艺术手法，前一句属于起兴，在表意上无实际意义，后一句才是表意的核心。可以肯定地说，这首民谣的始作俑者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秉承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千年古训，对社会的开放和妇女的解放持反感态度，对年少可爱的“新女性”走上街头完全不能接受，但碍于要求解放的女子愈来愈多，甚至自家的姑娘也参与其中，不便直言，于是采用了委婉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此外，流传于陕西各县的《金丝眼镜》、《时兴衣》、流传于咸阳、蒲城、富平等地的《说洋话》、流传于临潼的《嘲时装》等民谣或直刺或婉讽，形象地表达了民国初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淫的陕西关中民众对外来文明所持的抵触心态和不满情绪。
三、以儒家教化为旨归的伦理功能 晚清民初时期，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重大的历史转型，但儒家伦理文化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这一现象在民谣中也有清晰的显现。有论者指出，几乎在民谣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一方面， 民谣所表达的民风民俗、民间思维观念不断促使儒家精英分子以“化民俗”、“正世风”为己任，另一方面， 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思维模式以民谣这一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从而扎根于民众意识，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3]长期以来，受宋明理学的重要分支关学的影响，儒家伦理在关中民众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对近代关中民谣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有一首流傳于关中多地的民谣对不孝之子的忘恩行为进行了形象化的表达：
见了媳妇像孝子，见了老娘像豹子。年轻媳妇穿料子，老汉老婆穿套子。
此处的套子在关中方言中是指破烂的棉絮，这首民谣通过对比的手法，将不孝之子对待妻子和对待父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做法予以指责，因为这种行为违背了儒家“百善孝为先”的伦理准则。类似的还有关中多地广为流传的与前述民谣在主题和表现手法上几乎一致的“不要娘”系列，比如流传于长安的《不要娘》：“麻野雀，尾巴长，有咧媳妇不想娘。白漂纸，糊亮窗，有咧媳妇比娘强。”又如流传于乾县的《不爱娘》：“麻野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将娘背在北山外，把媳妇背在炕头上。烧饼果子细粉汤，不吃，不吃，又盛上。”
流传于岐山的《吃喝嫖赌》则借赌徒烟鬼们的口吻幽默地揭示了与儒家伦理迥乎不同的另一种价值取向：
吃喝嫖赌穿，耍钱吸大烟。只要不胡闹，能花几个钱？吸烟耍钱务正呢，供娃念书胡弄里。
这首民谣采用反话正说的表达技巧，看似滑稽荒唐，实则既是赌徒烟鬼们的自嘲，又是对他们不良行为和生活态度的否定和批判，是对社会转型时期主流价值失落的担忧，对儒家伦理正面价值的询唤，对良好社会生态的期待。
流传于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等关中多地的《遊门子》是对懒婆娘形象的生动写照：
白日遊遊转转，黑来借油纺线。白日遊门子，黑来借油补裙子。白日遊四方，黑来借油补裤裆。
儒家的妇道伦理讲究勤俭持家，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在其广为流传妇孺皆知的《朱子治家格言》首句就明确倡议“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句话着重是针对以主内为基本生活内容的已婚女子提出的伦理要求，而《遊门子》中描述的这个女子不恪守妇道，不愿勤俭持家，白天游手好闲，晚上却借来灯油完成自己分内的家务，既不勤快，又不注意节俭，一个典型的懒婆娘形象跃然纸上，给人以深刻的警示教育作用。类似的还有遍布关中各地的“歪婆娘”、“拙婆娘”、“馋婆娘”、“邋遢婆娘”、“游手婆娘”等，都是以民谣这一浅显易懂的艺术形式对妇女进行伦理教育，对游离于妇道之外的行为进行规劝和诱导。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近代关中民谣的文化功能是多元的，主要表现在社会认识、审美愉悦和伦理教化几方面，不仅在民谣产生的年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当下也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宗鸣安.陕西近代歌谣辑注[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吕肖奂.古代民谣的怨刺艺术[J].江西社会科学，2004（2）：59-63
[3]牛敬忠.从民谣看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9（6）：98-103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科研基金：代社会转型期关中民谣研究（15JK1244）。
作者简介：
方科平，1974出生，男，陕西长武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
李险峰（1968—），男，陕西富平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和地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