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患者急需的抗癌药品，我们要力争降到零税率。这个消息，从期待变成现实，已经走过漫漫长路。
　　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血液》2013年封面文章中，100多位国际血液病权威专家共同呼吁，血液肿瘤药物价格应降下来，北大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主任医师江倩也参与其中。
　　江倩介绍，以前治疗慢粒病，患者平均中位生存期只有3～5年。直到以格列卫为代表的小分子靶向药物问世，才使这种疾病可得到有效控制，90%的人生存期延长到超过10年。
　　格列卫当属上个世纪开发最成功的肿瘤药物，也由此开启了靶向药物时代，如今广为应用的易瑞沙、赫赛汀和多吉美应运而生。然而，有着如此卓越疗效的药，患者想用却用不起。
　　大部分进口癌症药并未进入医保，但患者又不能不吃，而且还得长期吃。动辄上万的药让中产家庭也为此一夜返贫。
　　然而，每个月超过2.35万元的格列卫，印度的仿制药不过千元。不过，这样的仿制药，按照2001年12月开始实施的《药品管理法》，一律列为假药，其代购行为也属非法。即使不是仿制药，只要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论处”。
　　2015年，被媒体称为抗癌药“代购第一人”的白血病患者陆勇被北京警方抓获。陆勇被公诉后，300多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他免予刑事处罚。
　　此事在媒體上引发热议，至此，人们才知晓，中国人吃着最贵的抗癌药。例如一片规格为250毫克的艾瑞莎药品在美国售价为10.3美元，可到了中国市场上，这种药竟达到了500元人民币每片的高价。
　　虽然我国和印度一样，是仿制药大国，但只有专利期过期后，才会仿制。但印度《专利法》明确了规定：“在无法获得、支付不起或不能适当提供的情况下”，本地企业可以向印度知识产权局申请强制许可。正因此，印度出现低于我国内地价格很多的抗癌药。
　　当然，仿制药不光彩，效果也普遍不如进口药好，于是香港又成了癌症患者代购药物的新选择。2018年，深圳审结一起特大癌症药案，涉案药品大多是香港水货，进价几百元的药物直接以上千元或者是上万元销售，一种抗癌药的利润最高可以达到1万元。
　　让人们纳闷的是，同样是进口药，内地药品价格为何比香港还贵不少呢？这个问题就在于内地与香港的关税和医药体制不同了。
　　进入内地的进口药品关税是5%～8%，在销售环节，还要在加了关税基础上，再加上17%的增值税。而这项税率在欧洲各国的平均水平为8.8%，美国、澳大利亚为0。此外，内地仍有以药养医的情况在，按照药品加成费的规定，进入医院可在实际购进价基础上加价10%～15%。药品价格越高，加价越多，最后还是患者买单。
　　而在香港，药厂和患者间有极其精简的销售链条。据《人民日报》报道，香港公立医院由医管局采购药品，不能收佣金，用药费用由政府负担，药品都是原价销售。
　　那么，关税降了之后呢，天价抗癌药的价格就能承受了吗？显然，关税只占药品价格的很小一部分，去掉关税，一般家庭还是很难负担。真正让老百姓敢用天价药，还得靠进口新药审批提速，靠纳入医保。只有这样，才能让“吃药难”的病友们，“有尊严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