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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人将财产传给子女，外国富人将大笔财富“裸捐”；中国富人想方设法偷逃税款，外国富人主动上书政府，要求对富人增税，以“共度时艰”；中国富人沉湎于奢侈生活，一掷千金，外国富人则常常生活简朴，热心公益事业；中国富人常常被讥讽为“有消费无品味”的暴发户，而外国富人则志趣高尚涉猎广泛……这样的“中外富人对比图”常常见诸媒体、网络和街谈巷议，并引发诸多感慨和议论。
不可否认，和中国相比，欧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开始较早，社会发展程度高，教育和科学更普及，民众的教育程度和基本文明素质，都较近百年来因内忧外患屡经“折腾”的中国要强得多，不光富人，各阶层事实上都存在程度不等的中外差距，这种差距的形成固然有种种原因，却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炫富的二代全球都有
曾有分析家指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是富人最贪婪、残暴、肆无忌惮的阶段，欧美许多大企业家、大富豪和“太平绅士”，在此阶段也曾是“羊吃人”的野蛮资本家、七海劫掠的“官办海盗”，或举止粗鲁、为发财不择手段的冒险家、淘金者，如今这一阶段早已过去，欧美富人再也无需为攫取财富铤而走险，而可以诉诸更文明、更有效的手段，如资本博弈、金融杠杆等。与之相比，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刚刚开始揭过资本积累的一页，带有更多的“野蛮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先不论一些中国富贾的“原罪”，当下人们忿忿不平的乃是“宁坐宝马车中哭”的娇声嗲气和高调炫耀父辈殷实家业的“二代”言行。在中国，“富二代”的称谓无时无刻不刺痛着贫富差距已近临界点的社会现实，并夹杂着“先富”阶层对“后富”者的低蔑与轻视。不过，在国外，炫富的“二代”也比比皆是。
最著名的莫过于帕丽斯·希尔顿——美国最富有家族的80后女继承人。她生长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的总统套房内，奢华生活自童年开始。长大后的帕丽斯滥情、简单、离经叛道。她不分场合地走光，各种高档奢侈品从不离身，高调曝光豪宅和私人飞机……她吸毒酗酒流连夜店，不过即使因醉驾被送进监狱，仍拥有一大批西方拥趸，为她的美貌、身材，乃至品位埋单。
而国外最近的“二代”炫富事件发生在伦敦。今年7月，伦敦市中心集结了大量名贵跑车，原来是数十位身家颇丰的中东“富二代”们开始今年的欧洲消夏之旅。他们住国际酒店、坐头等舱、享不菲美食，连英国当地民众也对此不乏“羡慕嫉妒之恨”……
富而行善有“义”也有“利”
事实上，大多数人心中自有善恶两面。法律、道德如果能有效地制约恶，褒扬善，无论中外富人就不得不努力压抑心中恶念，约束自己努力行善，反之，如果行善者无好报，为恶者有好运，那么“为富不仁”就会成为难以约束的普遍现象。在这方面，法治建设尚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的中国，显然存在诸多不足。
在欧美国家里，税收制度可更好地体现“抽肥补瘦”的原则，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让人们并无后顾之忧，无需为养老积攒财富，巨额遗产税又让“传子”的意念受到制约。与之相反，将资产用于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却可获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并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可以说，富而行善不仅有“义”，也实实在在有“利”。而在中国，富人行善有义而无利，自身又存在后顾之忧，加上养儿防老、传子以财的传统意识仍然深厚，在慈善和公益领域缺乏热情，也在情理中。
在欧美国家，慈善捐款途径多、管理规范，不论富人或一般人，捐款行善都比较放心，而在中国，却存在着慈善捐款平台单一，民间慈善团体活动艰难，和各种与慈善事业有关的丑闻、骗局层出不穷的问题。富豪的钱也是辛苦所得，得来不易。而渠道不畅，丑闻丛生，自然也会冷了不少富人的一颗向善之心。
欧美富人的政治用心
称赞国外富人“达则兼济天下”的同时，也应看到，正如许多分析家所言，欧美富人的“慷慨”，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政治投资，如喊出“为我加税”口号的巴菲特，本人是奥巴马的政治支持者，在奥巴马被债务上限危机和巨额财赤弄得焦头烂额之际，巴菲特等人通过自己高调“割肉”的做法站出来，一方面可以为奥巴马取消布什时代制订并延续至今的富人减税计划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也可趁机“助推”一把奥巴马竞选时信誓旦旦、却至今搁浅的“心头最爱”——全民医保方案。
而16位愿意“割肉”的法国富豪，几乎都是萨科齐政府及执政党的支持者和既得利益者。即便照着富豪们的“高姿态”和法国政府的“富豪税”方案，2012年法国那些最富的富翁，每年所需缴纳的税款，也仅有区区2亿欧元，这对他们而言不过九牛一毛，甚至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一些社会党活动家认为，这样一来，政府就可能理直气壮地继续大刀阔斧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理由是“富人们已经增税了，现在该轮到你们了”，而政府的财政支持和优惠仍对富人、大企业倾斜，这种做法不过吃小亏、占大便宜，可算得上一笔变相的、不会被查究是否超过法定上限的“政治献金”。
富人在不同国度的不同表现，很大程度上是“橘逾淮为枳”，是传统、规则、体制、社会风气和道德标准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所致。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行善者、不利于行恶者的氛围，是让更多富人善良起来的最根本途径。
不可否认，和中国相比，欧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开始较早，社会发展程度高，教育和科学更普及，民众的教育程度和基本文明素质，都较近百年来因内忧外患屡经“折腾”的中国要强得多，不光富人，各阶层事实上都存在程度不等的中外差距，这种差距的形成固然有种种原因，却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炫富的二代全球都有
曾有分析家指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是富人最贪婪、残暴、肆无忌惮的阶段，欧美许多大企业家、大富豪和“太平绅士”，在此阶段也曾是“羊吃人”的野蛮资本家、七海劫掠的“官办海盗”，或举止粗鲁、为发财不择手段的冒险家、淘金者，如今这一阶段早已过去，欧美富人再也无需为攫取财富铤而走险，而可以诉诸更文明、更有效的手段，如资本博弈、金融杠杆等。与之相比，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刚刚开始揭过资本积累的一页，带有更多的“野蛮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先不论一些中国富贾的“原罪”，当下人们忿忿不平的乃是“宁坐宝马车中哭”的娇声嗲气和高调炫耀父辈殷实家业的“二代”言行。在中国，“富二代”的称谓无时无刻不刺痛着贫富差距已近临界点的社会现实，并夹杂着“先富”阶层对“后富”者的低蔑与轻视。不过，在国外，炫富的“二代”也比比皆是。
最著名的莫过于帕丽斯·希尔顿——美国最富有家族的80后女继承人。她生长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的总统套房内，奢华生活自童年开始。长大后的帕丽斯滥情、简单、离经叛道。她不分场合地走光，各种高档奢侈品从不离身，高调曝光豪宅和私人飞机……她吸毒酗酒流连夜店，不过即使因醉驾被送进监狱，仍拥有一大批西方拥趸，为她的美貌、身材，乃至品位埋单。
而国外最近的“二代”炫富事件发生在伦敦。今年7月，伦敦市中心集结了大量名贵跑车，原来是数十位身家颇丰的中东“富二代”们开始今年的欧洲消夏之旅。他们住国际酒店、坐头等舱、享不菲美食，连英国当地民众也对此不乏“羡慕嫉妒之恨”……
富而行善有“义”也有“利”
事实上，大多数人心中自有善恶两面。法律、道德如果能有效地制约恶，褒扬善，无论中外富人就不得不努力压抑心中恶念，约束自己努力行善，反之，如果行善者无好报，为恶者有好运，那么“为富不仁”就会成为难以约束的普遍现象。在这方面，法治建设尚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的中国，显然存在诸多不足。
在欧美国家里，税收制度可更好地体现“抽肥补瘦”的原则，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让人们并无后顾之忧，无需为养老积攒财富，巨额遗产税又让“传子”的意念受到制约。与之相反，将资产用于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却可获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并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可以说，富而行善不仅有“义”，也实实在在有“利”。而在中国，富人行善有义而无利，自身又存在后顾之忧，加上养儿防老、传子以财的传统意识仍然深厚，在慈善和公益领域缺乏热情，也在情理中。
在欧美国家，慈善捐款途径多、管理规范，不论富人或一般人，捐款行善都比较放心，而在中国，却存在着慈善捐款平台单一，民间慈善团体活动艰难，和各种与慈善事业有关的丑闻、骗局层出不穷的问题。富豪的钱也是辛苦所得，得来不易。而渠道不畅，丑闻丛生，自然也会冷了不少富人的一颗向善之心。
欧美富人的政治用心
称赞国外富人“达则兼济天下”的同时，也应看到，正如许多分析家所言，欧美富人的“慷慨”，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政治投资，如喊出“为我加税”口号的巴菲特，本人是奥巴马的政治支持者，在奥巴马被债务上限危机和巨额财赤弄得焦头烂额之际，巴菲特等人通过自己高调“割肉”的做法站出来，一方面可以为奥巴马取消布什时代制订并延续至今的富人减税计划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也可趁机“助推”一把奥巴马竞选时信誓旦旦、却至今搁浅的“心头最爱”——全民医保方案。
而16位愿意“割肉”的法国富豪，几乎都是萨科齐政府及执政党的支持者和既得利益者。即便照着富豪们的“高姿态”和法国政府的“富豪税”方案，2012年法国那些最富的富翁，每年所需缴纳的税款，也仅有区区2亿欧元，这对他们而言不过九牛一毛，甚至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一些社会党活动家认为，这样一来，政府就可能理直气壮地继续大刀阔斧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理由是“富人们已经增税了，现在该轮到你们了”，而政府的财政支持和优惠仍对富人、大企业倾斜，这种做法不过吃小亏、占大便宜，可算得上一笔变相的、不会被查究是否超过法定上限的“政治献金”。
富人在不同国度的不同表现，很大程度上是“橘逾淮为枳”，是传统、规则、体制、社会风气和道德标准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所致。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行善者、不利于行恶者的氛围，是让更多富人善良起来的最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