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08年】
1908年2月，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
1908年11月，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
1908年2月和3月，一篇题为《摩罗诗力说》的文章，发表于一份东京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杂志《河南》上。在文章中，作者令飞感叹于中国恶化的现状，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即有能力“撄人心”的诗人。令飞把中国的传奇诗人、被认为创作了《楚辞》中主要篇章的屈原（公元前340—前278）视为“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典范。不过，令飞写道，屈原的诗篇中“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相比之下，拜伦勋爵（Lord Byron， 1788—1824）则以其反抗激情和英雄行为，化身现代诗人、亦即摩罗诗人的真正典范。
令飞是周树人（1881—1936）的笔名，他后来以鲁迅之名为人熟知，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奠基人。《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在留日求學年代所作一系列检讨中国文明的论文之一。鲁迅认为中国深受封建传统和僵化思想之害，他把诗歌，乃至于文学，视为复兴中国人的人性、增强其应对现代世界之能力的首要途径：
“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它能使人）心弦立应，其声激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①
鲁迅呼吁以一新的文学振兴中国的想法，与同时代许多持有革新观念的知识分子不谋而合。晚清政治改革的先驱梁启超（1873—1929）早在1899年就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有赖“诗界革命”而展开。尽管这些知识分子都寻求激进的变革之道，但他们对政治改革与文学维新两者关系的看法，因为动机不同，立场和方法也见仁见智。对他们而言，“文学”既指新西方近代美学所谓的审美文字（belles lettres），又是载中国之“道”的表现;“文”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既是个人情感的体现，又是民族集体心理的证言。
鲁迅视拜伦为中国人应当效法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典范，但他并非晚清第一位对这位浪漫派诗人予以赞美的人。自20世纪之初，中国开明知识界就将拜伦视为偶像。鲁迅对拜伦的看法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将这位诗人与多种思想资源联系起来，其中包括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rhaur）、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等。最重要的是，他要唤起对诗人搅乱和摧毁现状的“撒旦之力”的关注，这就为他的诗学设想赋予了某种否定性的、甚至是恶魔般的动力。鲁迅将这一恶魔般的力量比作摩罗（Mara）之力，一位梵语传统中与撒旦（Satan）相似的凶神。
学者们已经对鲁迅借用摩罗的意蕴进行了探讨。摩罗可以是一个恶魔，能够毁灭世界，也可能仅是一个作怪者，随时准备颠覆任何既有体制。尽管摩罗拥有神秘的异国渊源和摧枯拉朽之力，但对鲁迅而言，它仍然代表了某种反抗传统的解放力量。正统中国文学及政治文化以诗教为核心，摩罗诗人对诗教“思无邪”的要义却提出挑战。因此，鲁迅认为，既然诗旨在“言志”，作诗时“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
1908这一年不只是目睹了摩罗诗人的到来。同年11月，学者王国维（1877—1927）的《人间词话》一书问世。尽管深受康德至叔本华等西哲的思想洗礼，王国维寄望重振中国诗学的格局与观念，复兴由严羽（活跃于13世纪）、王夫之（1619—1692）和王士祯（1634—1711）等人所代表的抒情（lyrical evocation）构架。即便如此，王国维诗论所使用的诸如主观与客观、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等词汇与概念，在在显示他受惠于西方美学所作的折衷处理。王氏诗论最引人侧目的包括借用尼采“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的名言，作为其评价词作的标准。
王国维整合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美学的努力，催生了他的“境界”说。所谓境界，指某种由诗歌创作唤起但又不局限于此的感悟状态。“境界”具有主观性和审美召唤性，但它又与文学乃至历史中的“典型情境”（“archetypal occasion”）发生共鸣。“境界说”反映了王国维对于历史的独特思考。目睹晚清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政治危机，王国维对文明崩毁的悲观百难排解，只能寄情于词。词一向以其微妙精致的体裁和优美细腻的描绘而著称，王视之为文化传统的一曲挽歌。
如王氏所言，正是因为词人浸淫于一种最精致的诗歌形式当中，他们目睹以“现代”为名的种种野蛮改革和肆意摧残，才会比其他文人都更加敏感。词人们的作品总是不免于惋伤，这一特质，加上词本身精致细腻的语言修辞，激起了自我耽溺和自我否定——抑或身心俱疲的“现代”忧郁症——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謂“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王国维的例子可以如是观。
鲁迅与王国维论述之间的潜在对话，使1908年成为塑造现代中国文学主体性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年。批评家们常以相互对立的术语描述鲁迅和王国维：一位主张唯意志论，另一位却推崇形式美学;前者表达了对革命的热望，后者却充满了文化的乡愁。这种对比性的阅读未免过于简单;鲁迅和王国维各自都以独特的方式，试图阐述何以诗歌（或文学）如何洞照历史情境。鲁迅的摩罗诗人以其恶魔般魅惑的力量进行挑衅和破坏，而王国维笔下忧郁的词人，则孜孜寻求一种意境来协调诗性情感和历史暴力。鲁迅和王国维两人都将西方话语带入到中国语境，两者又都是在一个似乎毫无诗意的时代里，对诗是否能够成立展开了沉思。
鲁迅以其论文中体现的道德迫切性和论辩的强度，无疑更比王国维引人注目。摩罗诗人在现代以各种不同的化身出现，从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偶像破坏者，到革命年代的左翼勇士不一而足。鲁迅辞世后，在不同的时代和意识形态下，他摩罗诗人的身份也有了全新的阐释。
我们需要再等几十年才会意识到，鲁迅从来不是一名天真的革命煽动者。他的摩罗诗人从一开始就具有两张面孔。确实，鲁迅寻求摩罗的“恶魔之声”颠覆传统文学，但他对这一声音潜在的不祥始终保持警惕。这一意识使他不仅与社会和政治的邪恶开展斗争，而且也与“无物之阵”——弥漫于精神以及身外世界的无形的、无处不在的虚无主义——苦苦相对。也就是说，鲁迅理解摩罗的激情不仅可以产生革命的动力，也产生内卷迴旋（involutionary）的力量，带来内爆的欲望（entropic desire）和自反性的不满（self-reflexive discontent）。《墓碣文》（1925）中他描写一个自食其心的诗人/尸人主体，鲁迅揭示了现代中国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②
王国维在思考现时代文学的功用和诗人的角色上，也经历了相似的试炼。词人最终被难以解脱的忧郁耗尽了生命。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中。他在简短的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对王氏死因的推测林林总总，比如，家庭变故和心理动荡，叔本华悲观哲学的浸淫使他难以自拔，末世论思维等。最流行的说法是，政治上保守的王国维以遗民姿态殉清。然而，王氏挚友、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将其自沉描述为对“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终极实现。将陈氏的观点再推进一步，我们可以认为，“自由”与“独立”，与其说是其政治信仰，毋宁说是其诗学追求，亦即他在《人间词话》中探讨过的某种“境界”。因为现代中国肇始之初，王氏就已领悟到所谓“现代”，绝非启蒙与革命的实践这么简单。面对公共诉求与私人诉求之间的激烈矛盾，他以自我毁灭的“任性”，辩证式地实践了他对自由与独立的向往。
在千禧年反思鲁迅与王国维的诗学遗产的时候，我们再次追问，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現代中国文学主体性。事实上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作家和读者们已经对鲁迅的摩罗诗人的兴趣与日俱减，更不要说王国维的抒情诗学和他笔下那些怀着忧郁的典型词人了。反之，另一位叫做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 1833—1896）的人物，开始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中国作家何时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了萦绕在整个民族心头的问题。2000年，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1940—）得奖，但因国籍问题，国内对高行健的诺奖作家身份态度一直较为暧昧。2012年，莫言（1955—）的获奖，则被认为既是对中国文学的认证，也是对中国整体上的认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新近获得的民族自豪感，却是来自北欧的文学加冕礼。
更令人莞尔的是，早在1927年，鲁迅就遭遇了民族文学与诺贝尔奖的问题。当时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辗转联系到鲁迅，欲提名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然而鲁迅拒绝了这一邀请，并评论道：“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③
尽管带着某种嘲讽的、自我贬抑的语调，鲁迅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将文学视为某种交换象征（token of exchange）的文化政治。
鲁迅对高行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会说些什么呢？或者不妨问，鲁迅笔下的摩罗会如何评价诺贝尔奖？通过摩罗，鲁迅曾希望寻求某种可以“撄人心”的文学，并因此而改变中国的民族性。然而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当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崛起，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诺贝尔奖似乎才具有撄动中国人心的力量。当现代中国文学来到文化批判与全球文化资本相互交叉的连接点上，我们重新开始探讨文学写作、文化遗产以及民族表征之间的复杂连动关系。
参考文献：
①[美]柯克·丹顿：《现代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尹慧珉译，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③[英]茱莉亚·洛弗尔（蓝诗玲）：《文化资本的政治学：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逐》，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①鲁迅：《摩罗诗力说》，1907年写成，1908年2月和3月发表于《河南》第2期和第3期，后收录至《坟》，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鲁迅：《野草》，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引自1927年9月25日，鲁迅致台静农的回信。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东亚系）
责任编辑：周珉佳
1908年2月，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
1908年11月，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
1908年2月和3月，一篇题为《摩罗诗力说》的文章，发表于一份东京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杂志《河南》上。在文章中，作者令飞感叹于中国恶化的现状，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即有能力“撄人心”的诗人。令飞把中国的传奇诗人、被认为创作了《楚辞》中主要篇章的屈原（公元前340—前278）视为“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典范。不过，令飞写道，屈原的诗篇中“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相比之下，拜伦勋爵（Lord Byron， 1788—1824）则以其反抗激情和英雄行为，化身现代诗人、亦即摩罗诗人的真正典范。
令飞是周树人（1881—1936）的笔名，他后来以鲁迅之名为人熟知，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奠基人。《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在留日求學年代所作一系列检讨中国文明的论文之一。鲁迅认为中国深受封建传统和僵化思想之害，他把诗歌，乃至于文学，视为复兴中国人的人性、增强其应对现代世界之能力的首要途径：
“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它能使人）心弦立应，其声激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①
鲁迅呼吁以一新的文学振兴中国的想法，与同时代许多持有革新观念的知识分子不谋而合。晚清政治改革的先驱梁启超（1873—1929）早在1899年就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有赖“诗界革命”而展开。尽管这些知识分子都寻求激进的变革之道，但他们对政治改革与文学维新两者关系的看法，因为动机不同，立场和方法也见仁见智。对他们而言，“文学”既指新西方近代美学所谓的审美文字（belles lettres），又是载中国之“道”的表现;“文”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既是个人情感的体现，又是民族集体心理的证言。
鲁迅视拜伦为中国人应当效法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典范，但他并非晚清第一位对这位浪漫派诗人予以赞美的人。自20世纪之初，中国开明知识界就将拜伦视为偶像。鲁迅对拜伦的看法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将这位诗人与多种思想资源联系起来，其中包括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rhaur）、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等。最重要的是，他要唤起对诗人搅乱和摧毁现状的“撒旦之力”的关注，这就为他的诗学设想赋予了某种否定性的、甚至是恶魔般的动力。鲁迅将这一恶魔般的力量比作摩罗（Mara）之力，一位梵语传统中与撒旦（Satan）相似的凶神。
学者们已经对鲁迅借用摩罗的意蕴进行了探讨。摩罗可以是一个恶魔，能够毁灭世界，也可能仅是一个作怪者，随时准备颠覆任何既有体制。尽管摩罗拥有神秘的异国渊源和摧枯拉朽之力，但对鲁迅而言，它仍然代表了某种反抗传统的解放力量。正统中国文学及政治文化以诗教为核心，摩罗诗人对诗教“思无邪”的要义却提出挑战。因此，鲁迅认为，既然诗旨在“言志”，作诗时“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
1908这一年不只是目睹了摩罗诗人的到来。同年11月，学者王国维（1877—1927）的《人间词话》一书问世。尽管深受康德至叔本华等西哲的思想洗礼，王国维寄望重振中国诗学的格局与观念，复兴由严羽（活跃于13世纪）、王夫之（1619—1692）和王士祯（1634—1711）等人所代表的抒情（lyrical evocation）构架。即便如此，王国维诗论所使用的诸如主观与客观、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等词汇与概念，在在显示他受惠于西方美学所作的折衷处理。王氏诗论最引人侧目的包括借用尼采“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的名言，作为其评价词作的标准。
王国维整合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美学的努力，催生了他的“境界”说。所谓境界，指某种由诗歌创作唤起但又不局限于此的感悟状态。“境界”具有主观性和审美召唤性，但它又与文学乃至历史中的“典型情境”（“archetypal occasion”）发生共鸣。“境界说”反映了王国维对于历史的独特思考。目睹晚清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政治危机，王国维对文明崩毁的悲观百难排解，只能寄情于词。词一向以其微妙精致的体裁和优美细腻的描绘而著称，王视之为文化传统的一曲挽歌。
如王氏所言，正是因为词人浸淫于一种最精致的诗歌形式当中，他们目睹以“现代”为名的种种野蛮改革和肆意摧残，才会比其他文人都更加敏感。词人们的作品总是不免于惋伤，这一特质，加上词本身精致细腻的语言修辞，激起了自我耽溺和自我否定——抑或身心俱疲的“现代”忧郁症——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謂“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王国维的例子可以如是观。
鲁迅与王国维论述之间的潜在对话，使1908年成为塑造现代中国文学主体性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年。批评家们常以相互对立的术语描述鲁迅和王国维：一位主张唯意志论，另一位却推崇形式美学;前者表达了对革命的热望，后者却充满了文化的乡愁。这种对比性的阅读未免过于简单;鲁迅和王国维各自都以独特的方式，试图阐述何以诗歌（或文学）如何洞照历史情境。鲁迅的摩罗诗人以其恶魔般魅惑的力量进行挑衅和破坏，而王国维笔下忧郁的词人，则孜孜寻求一种意境来协调诗性情感和历史暴力。鲁迅和王国维两人都将西方话语带入到中国语境，两者又都是在一个似乎毫无诗意的时代里，对诗是否能够成立展开了沉思。
鲁迅以其论文中体现的道德迫切性和论辩的强度，无疑更比王国维引人注目。摩罗诗人在现代以各种不同的化身出现，从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偶像破坏者，到革命年代的左翼勇士不一而足。鲁迅辞世后，在不同的时代和意识形态下，他摩罗诗人的身份也有了全新的阐释。
我们需要再等几十年才会意识到，鲁迅从来不是一名天真的革命煽动者。他的摩罗诗人从一开始就具有两张面孔。确实，鲁迅寻求摩罗的“恶魔之声”颠覆传统文学，但他对这一声音潜在的不祥始终保持警惕。这一意识使他不仅与社会和政治的邪恶开展斗争，而且也与“无物之阵”——弥漫于精神以及身外世界的无形的、无处不在的虚无主义——苦苦相对。也就是说，鲁迅理解摩罗的激情不仅可以产生革命的动力，也产生内卷迴旋（involutionary）的力量，带来内爆的欲望（entropic desire）和自反性的不满（self-reflexive discontent）。《墓碣文》（1925）中他描写一个自食其心的诗人/尸人主体，鲁迅揭示了现代中国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②
王国维在思考现时代文学的功用和诗人的角色上，也经历了相似的试炼。词人最终被难以解脱的忧郁耗尽了生命。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中。他在简短的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对王氏死因的推测林林总总，比如，家庭变故和心理动荡，叔本华悲观哲学的浸淫使他难以自拔，末世论思维等。最流行的说法是，政治上保守的王国维以遗民姿态殉清。然而，王氏挚友、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将其自沉描述为对“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终极实现。将陈氏的观点再推进一步，我们可以认为，“自由”与“独立”，与其说是其政治信仰，毋宁说是其诗学追求，亦即他在《人间词话》中探讨过的某种“境界”。因为现代中国肇始之初，王氏就已领悟到所谓“现代”，绝非启蒙与革命的实践这么简单。面对公共诉求与私人诉求之间的激烈矛盾，他以自我毁灭的“任性”，辩证式地实践了他对自由与独立的向往。
在千禧年反思鲁迅与王国维的诗学遗产的时候，我们再次追问，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現代中国文学主体性。事实上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作家和读者们已经对鲁迅的摩罗诗人的兴趣与日俱减，更不要说王国维的抒情诗学和他笔下那些怀着忧郁的典型词人了。反之，另一位叫做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 1833—1896）的人物，开始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中国作家何时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了萦绕在整个民族心头的问题。2000年，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1940—）得奖，但因国籍问题，国内对高行健的诺奖作家身份态度一直较为暧昧。2012年，莫言（1955—）的获奖，则被认为既是对中国文学的认证，也是对中国整体上的认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新近获得的民族自豪感，却是来自北欧的文学加冕礼。
更令人莞尔的是，早在1927年，鲁迅就遭遇了民族文学与诺贝尔奖的问题。当时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辗转联系到鲁迅，欲提名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然而鲁迅拒绝了这一邀请，并评论道：“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③
尽管带着某种嘲讽的、自我贬抑的语调，鲁迅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将文学视为某种交换象征（token of exchange）的文化政治。
鲁迅对高行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会说些什么呢？或者不妨问，鲁迅笔下的摩罗会如何评价诺贝尔奖？通过摩罗，鲁迅曾希望寻求某种可以“撄人心”的文学，并因此而改变中国的民族性。然而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当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崛起，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诺贝尔奖似乎才具有撄动中国人心的力量。当现代中国文学来到文化批判与全球文化资本相互交叉的连接点上，我们重新开始探讨文学写作、文化遗产以及民族表征之间的复杂连动关系。
参考文献：
①[美]柯克·丹顿：《现代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尹慧珉译，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③[英]茱莉亚·洛弗尔（蓝诗玲）：《文化资本的政治学：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逐》，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①鲁迅：《摩罗诗力说》，1907年写成，1908年2月和3月发表于《河南》第2期和第3期，后收录至《坟》，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鲁迅：《野草》，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引自1927年9月25日，鲁迅致台静农的回信。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东亚系）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