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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享受着学术上这种自由的生活状态，我可以畅所欲言，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在政府里呢，却常会受到某些限制，不得不保持沉默。
斯蒂格利茨，一位才华横溢、成就做人的经济学家；一位个性张扬、口无遮拦的国际官员；一位笔锋辛辣、行文捭阖的畅销书作者。虽然他的角色是多重的，他的行为却是一脉相承的。他用专业的经济学研究得到市场机制绝非万能的结论，然后在从政期问和写作期间都坚决捍卫这一信条，在全球范围内同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斗争。虽然在政治斗争中遍体鳞伤，在书籍出版后引来骂声一片，但是他“犹九死而不悔”。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成就固然值得敬仰，而他坚决捍卫真理和良知与不向强权妥协的作风，更值得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尊重和研讨。
［人物档案·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
1943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
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头衔，师从保罗-萨缪尔森，年仅26岁即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
1979年，获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
1993年至1997年，在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先为成员，后任主席；
1997年至1999年，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由于在“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理论研究上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在中国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政府经济学》、《经济学》、《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九十年代》、《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等。
位于美国密歇根湖湖畔的印地安纳州小城加利(Gary，Ndiana)是个不平凡的地方，在这座空气污浊的钢铁城中，竟然诞生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更为有趣的是，这两位经济学大师都是当代经济学界硕果仅存的、在各个重要经济学领域内都有所建树的全能型奇才。萨缪尔森打通了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并且在经济数学化和国际贸易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比起他的老师来，斯蒂格利茨也不遑多让。坊间流传的一个故事是，美国某个经济学家协会召开年会，各位大师们到场签到时都需要填写自己的专长领域，只有斯蒂格利茨在这一栏里填下“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口气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但是斯蒂格利茨绝非言过其实，他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跨越信息经济学、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收入分配、公共财政等诸多领域，著述之丰、研究领域之广，在西方顶级经济学家中也非常罕见。
经济学天才的成长之路
斯蒂格利茨于1943年2月9日出生于加利的二个犹太裔家庭。早在14岁时，他就发愿将来要成为大学教授，并且将自己的工作与一定形式的公共服务相结合。在本科就读于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时，他开始喜欢上经济学。加利是一个蓝领工人聚集的重工业城市，充斥着贫困、失业和歧视，亲身感受着“工业文明”的种种痼疾，斯蒂格利茨试图从经济学中去寻找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并且试图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他在大学一年级就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并且参加了1963年的华盛顿游行，那次流行的高潮便是小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本科期间，他由于成绩优异(尤其是数学成绩)而屡次获得奖学金。
在西方经济学界，要成为一位著名经济学，是重要的一项“准入”标准就是必须在最著名的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斯蒂格利茨也不例外，他在1964年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麻省理式学院深造。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可谓是群贤毕至，汇聚了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罗、弗兰科·迪利安尼、查尔斯·德尔伯格等经济学大师。斯蒂格利茨在聆听大师们谆谆教诲的同时，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和关注领域，他最早的一篇论文，就是和同学乔治·克洛夫于1966年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共同发表的《投资、收入和工资》。有趣的是，他们两人后来共同开创了信息经济学，并且在35年后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67年，斯蒂格利茨在其24岁时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在当时创下了最年轻的博士获得记录。他在远赴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前。老师萨缪尔森在给他的推荐信中写到：“这个年轻人比我聪明。”萨翁学究无人，在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如此评价一个年轻人，是对斯蒂格利天赋和勤奋的极大的褒奖。
在经济学重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斯蒂格利茨受教于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爵士和琼·罗宾逊夫人。在此期间，他在信息经济学等领域内发表了一毓开创性的论文。作为这些努力的回报，他在1970年被耶鲁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和他的恩师萨缪尔森不同，后者毕业后就一直供职并终老于麻省理式学院，斯蒂格利茨为人飘逸不群，很少在一所大学任职五年以上，而是像候鸟一样不停地在美国和英国的著名大学经济系中迁徒。他先后工作过的大学色土括：耶鲁人学(1970年—1974年)、斯坦福大学(1974年—1976年)、牛津大学(1976年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1979年—1988年)、斯坦福大学(1988年—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至今)。一方面才华横溢，另一方面又行踪飘忽，这令他工作过的大学经济系又爱又恨，但是都仍然给予他支持和宽容。他在每所大学均获得了终身教授职位，培养的学生也分布四方。斯蒂格利茨为人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从有关他的一个笑话中即可见一斑：据说他在耶鲁大学担任教授时，在学校和他签订的聘用合同中居然包括这样的附加条款：在课堂上必须穿鞋子；必须开具自己已经租房的证明(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而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故意蹭公家的房)。天才往往在生活细节上异于常人，看来此言不虚。
得益于聪明的头脑和非凡的创造力，斯蒂格利茨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已硕果累累。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获奖的主要原因是他对信息经济学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同一成就又使得他在2001年和阿克洛夫、斯彭斯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指出市场的缺陷是什么
西方传统经济学认为，在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市场中，每个人追求各自利益的行为能够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经历过1929—1933“大萧条”的打击，除少数经济学家，大部分学者与官员对市场信心不足，久而久之流行起来一个名词“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斯蒂格利茨是在这种普遍地不信任市场的思想氛围中开始研究工作的。他的成就不在于首次 指责了市场有缺陷，而是明明白白、条分缕析地展示出市场的缺陷是什么。他一共研究了四种类型的市场：保险市场、农业土地租赁市场、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他的研究从保险市场开始，他也因为对保险市场的研究而真正成名。在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不了解投保人的真实风险。假定保险市场上有两类投保人，一类投保人发生风险的概率为40％，愿意承担的保险费率为5％。而另一类投保人发生风险的概率为60％，愿意承担的保险费率为10％。由于保险公司不能区分两类投保人，为了盈利就必然会把保险费率设在高于5％低于10％的区间内。但是这样的话，风险低的投保人就不再愿意投保，投保的只有高风险的投保人，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应该提供一系列的保险合同：一类是低保险费率和高免陪额；一类是高保险费率和低免陪额。这样风险低的投保人就会选择第一类合同，风险高的投保人就会选择第二类合同，这样就达到了区分不同风险类别投保人的目的，从而克服了“逆向选择”问题。
在农业土地租赁市场上，农民与地主按固定比例划分土地产出(这种分配形式又被称为“佃农制”)是一种普遍流行但又令人费解的合同形式。之所以令人费解，是因为按照常理而言，应该由地主承担全部风险，而只是付给农民固定工资，似乎这样才能实现地主和农民的双赢。但是斯蒂格利茨指出，实际上农民掌握的生产方面的信息远多干地主，特别是关于自身努力程度的信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实施比例分成制，才能形成对农民有效的激励机制。张五常的名作《佃农理论》的思想与斯蒂格利茨不谋而合。
即使在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信贷市场中，市场贷款利率总足低干能使供需平衡的利率，从而导敛许多愿意以市场利率借贷的人贷不到款，也就是说，信贷市场是配给的。斯蒂格利茨同样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这一现象，即借款人有高风险和低风险之分，但这一信息只有借款人自己知道。因此当市场利率升高时，低风险的借款人可能就不愿意借贷了，而高风险的借款人却积极依旧。原因是后者在运气好时赢利很高，因此付得起较高的利息；如果运气不好，就宣告破产赖帐不还。这种利率高低的变化对吸引不同风险类别的借款人的效应，意味着利率在信息不对称时起到了筛选不同类型的借款人的作用。因此，只有降低利率，让需求大干供给，才能使得借款人群中低风险类型的比例上升，从而克服“逆向选择”问题。
按照西方经济学传统理论，劳动力市场上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因为如果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那么工资的下降将会导致供求重新平衡。但是非自愿失业是市场经济中的常见现象。为了解释这一矛盾，斯蒂格利茨假定老板不能完全掌握员工的工作努力状况，这也是一种信息不对称。假定老板只能偶尔抽查员工的工作，一旦发现员工偷懒，老板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开除他。如果市场工资使得供求平衡，也就是说市场上没有失业，那么员工就会缺乏努力工作的动机，因为即使被发现偷懒而遭开除，他也可以立即找到新工作。如果市场工资上升到并非所有失业者都能在短时期内找到类似的工作，员工就会努力工作以保住自己的饭碗。这种比供求平衡工资更高的工资被称为效率工资，其含义是提升工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通过对以上四种市场的研究，斯蒂格利茨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市场运转有时会失灵，因而绝对不是万能的。因此斯蒂格利茨一贯强烈地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政府干预是多余的，因此应该实施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并认为它是全球化时代最危险的敌人。正如前文所言，斯蒂格利茨期望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公共服务相结合，当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后，他觉得有必要把真相和事实告诉大众，有必要通过自身努力去扭转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过度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趋势。但是仅仅作为一个学者，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学而优则仕”，斯蒂格利茨之所以选择从政，笔者猜想很大原因即在于此。
辉煌但不成功的从政生涯
斯蒂格利茨从1993年雄心勃勃地进入政治圈，到2000年黯然退场，在七年时间内担任了两个机构内的四种职务。1993年到1995年，斯蒂格利茨成为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名顾问；1995年到1997年，他被擢升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到2000年，他出任了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
在美国，没有哪一个群体对经济理论的排斥程度超过政治家。对政治家们来说，经济理论纯属空想，经济学家应该成为政府的吹鼓手，因此，当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担任要职，而且始终凭着自己的人格和素养固执己见时，他们的上司总是持怀疑、排斥、甚至拒绝的态度。例如，约翰逊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奥肯坚持认为，如果政府削减税收，同时又在越战和社会福利上花费过多，那么通货膨胀将会加剧。但是约翰逊政府对此不置可否，结果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现在这个受排斥的对象变成了斯蒂格利茨。虽然他也许是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四年中，他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不甘心的斯蒂格利茨并没有在卸任后选择退回斯坦福大学去当教授，而是接受了一个更引人瞩目的职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斯蒂格利茨选择进入世界银行的时机并不太好。1997年到1998年，世界上相继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在危机过程中，作为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反映迟缓，对申请贷款的危机国提出了过于严苛的紧缩要求，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救援方面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斯蒂格利茨所在的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责是为全球范围内的贫穷国家提供发展融资，与危机预防和解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IMF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遭到猛烈批评，世界银行也难免受到一些株连。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上述这种批评激荡的氛围无疑给了斯蒂格利茨一个表演的舞台：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资深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华盛顿共识遗漏了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因素，似乎只要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场就会自动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华盛顿共识既不提政府的作用，又不提促进竞争、提高人力资本和加速技术进步，“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身为“华盛顿共识”机构之一世界银行的重要成员，而又公开批评“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的做法在 美国引起了许多争议。
后来，斯蒂格利茨又站出来指责：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由世界银行和IMF发起的资产剥离让数十万的穷人变得更穷。其间，不合规的资本流动(华盛顿共识另外的原则)导致了投机的发展，这使上百万人落入了贫穷的深渊。这种做法看似正确，实际却不是。
斯蒂格利茨个性张扬，口无遮拦的大声疾呼和无情批评，显然开罪了IMF和世界银行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世界银行已经容不下他了，因此，他很快被要求辞职，并且获准辞职。
作为一个学者的斯蒂格利茨是成功的，但是作为一个官员的斯蒂格利茨是失败的。作为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经济学家之一，他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中仅有的几位敢于替发展中国家利益说话的严肃正直的学者之一。他维护了自己的道德和良心，但是他没有保全自己在国际组织中继续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权利。他最终在权利斗争中落败，被迫黯然辞职，选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开始教学和研究。
备受争议的畅销书
幸运的是，重新成为学者的斯蒂格利茨，也重新获得了大众领域内的话语权。从2001年至今，他出版了两部石破天惊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以及《喧嚣的九十年代》。
《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实质上就是斯蒂格利茨声讨IMF的檄文。在书中，他回顾了过去数十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第三世界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以及以IMF为首的国际组织南辕北辙的努力。在这些描述的基础上，斯蒂格利茨批评了华盛顿政经界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公开性，要求改革主要国际金融组织。更为重要的是，斯蒂格利茨向权威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政策的制定者发出了道德挑战，指出了他们将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置于贫穷国家利益之上的错误行径，呼吁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向人性回归。
《全球化及其不满》由于其尖锐与深刻，成为当年的一本畅销书。赞誉者与毁誉者均有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读者的反映均很强烈。斯蒂格利茨显然从中受到了鼓舞，随即推出了《喧嚣的九十年代》。这本著作结合他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工作经验，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和衰落进行反思。他揭示了所谓的繁荣是怎样产生的：过度的放松管制、对管理者的不正当激励和失控的利益冲突。他针对官员与学者对自由市场的狂热迷信，提出了尖锐的讽刺：认为市场主体的贪婪如果不受到抑制的话，将会导致欺诈、扭曲和灾难。因此，不受约束的市场远非经济增长的引擎。他主张，获得持续增长和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适当平衡，公司和经济体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从而实现彼此信任和相互理解。惟有这样，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才能回到一个更加公平和更加稳定的增长进程中来。
里程碑式的教科书
在写作畅销书的同时，斯蒂格利茨也没忘记自己的老本行。他编写的教材《经济学》已经出到第三版。他的这本教科书力图推翻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被誉为西方经济学史上，继穆勒、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之后，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斯蒂格利茨认为，20世纪的经济学患了“精神分裂症”，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脱节。这种脱节既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又反映出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对立。而21世纪将是经济学分久必合的时代。一方面，宏观经济学正在寻找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也正在试图从微观个体的行为中推演出总量上的含义。而这背后意识形态的风气转变也值得我们注意。斯蒂格利茨充满睿智地指出，以下两种主张都无法正确估计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一种是凯恩斯式的，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没落的悲观思想；另一种则是里根经济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该主义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盲目乐观。应该选择的是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全球化时代的可持续增长指引方向。
斯蒂格利茨，一位才华横溢、成就做人的经济学家；一位个性张扬、口无遮拦的国际官员；一位笔锋辛辣、行文捭阖的畅销书作者。虽然他的角色是多重的，他的行为却是一脉相承的。他用专业的经济学研究得到市场机制绝非万能的结论，然后在从政期问和写作期间都坚决捍卫这一信条，在全球范围内同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斗争。虽然在政治斗争中遍体鳞伤，在书籍出版后引来骂声一片，但是他“犹九死而不悔”。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成就固然值得敬仰，而他坚决捍卫真理和良知与不向强权妥协的作风，更值得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尊重和研讨。
［人物档案·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
1943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
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头衔，师从保罗-萨缪尔森，年仅26岁即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
1979年，获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
1993年至1997年，在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先为成员，后任主席；
1997年至1999年，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由于在“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理论研究上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在中国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政府经济学》、《经济学》、《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九十年代》、《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等。
位于美国密歇根湖湖畔的印地安纳州小城加利(Gary，Ndiana)是个不平凡的地方，在这座空气污浊的钢铁城中，竟然诞生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更为有趣的是，这两位经济学大师都是当代经济学界硕果仅存的、在各个重要经济学领域内都有所建树的全能型奇才。萨缪尔森打通了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并且在经济数学化和国际贸易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比起他的老师来，斯蒂格利茨也不遑多让。坊间流传的一个故事是，美国某个经济学家协会召开年会，各位大师们到场签到时都需要填写自己的专长领域，只有斯蒂格利茨在这一栏里填下“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口气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但是斯蒂格利茨绝非言过其实，他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跨越信息经济学、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收入分配、公共财政等诸多领域，著述之丰、研究领域之广，在西方顶级经济学家中也非常罕见。
经济学天才的成长之路
斯蒂格利茨于1943年2月9日出生于加利的二个犹太裔家庭。早在14岁时，他就发愿将来要成为大学教授，并且将自己的工作与一定形式的公共服务相结合。在本科就读于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时，他开始喜欢上经济学。加利是一个蓝领工人聚集的重工业城市，充斥着贫困、失业和歧视，亲身感受着“工业文明”的种种痼疾，斯蒂格利茨试图从经济学中去寻找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并且试图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他在大学一年级就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并且参加了1963年的华盛顿游行，那次流行的高潮便是小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本科期间，他由于成绩优异(尤其是数学成绩)而屡次获得奖学金。
在西方经济学界，要成为一位著名经济学，是重要的一项“准入”标准就是必须在最著名的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斯蒂格利茨也不例外，他在1964年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麻省理式学院深造。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可谓是群贤毕至，汇聚了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罗、弗兰科·迪利安尼、查尔斯·德尔伯格等经济学大师。斯蒂格利茨在聆听大师们谆谆教诲的同时，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和关注领域，他最早的一篇论文，就是和同学乔治·克洛夫于1966年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共同发表的《投资、收入和工资》。有趣的是，他们两人后来共同开创了信息经济学，并且在35年后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67年，斯蒂格利茨在其24岁时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在当时创下了最年轻的博士获得记录。他在远赴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前。老师萨缪尔森在给他的推荐信中写到：“这个年轻人比我聪明。”萨翁学究无人，在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如此评价一个年轻人，是对斯蒂格利天赋和勤奋的极大的褒奖。
在经济学重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斯蒂格利茨受教于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爵士和琼·罗宾逊夫人。在此期间，他在信息经济学等领域内发表了一毓开创性的论文。作为这些努力的回报，他在1970年被耶鲁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和他的恩师萨缪尔森不同，后者毕业后就一直供职并终老于麻省理式学院，斯蒂格利茨为人飘逸不群，很少在一所大学任职五年以上，而是像候鸟一样不停地在美国和英国的著名大学经济系中迁徒。他先后工作过的大学色土括：耶鲁人学(1970年—1974年)、斯坦福大学(1974年—1976年)、牛津大学(1976年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1979年—1988年)、斯坦福大学(1988年—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至今)。一方面才华横溢，另一方面又行踪飘忽，这令他工作过的大学经济系又爱又恨，但是都仍然给予他支持和宽容。他在每所大学均获得了终身教授职位，培养的学生也分布四方。斯蒂格利茨为人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从有关他的一个笑话中即可见一斑：据说他在耶鲁大学担任教授时，在学校和他签订的聘用合同中居然包括这样的附加条款：在课堂上必须穿鞋子；必须开具自己已经租房的证明(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而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故意蹭公家的房)。天才往往在生活细节上异于常人，看来此言不虚。
得益于聪明的头脑和非凡的创造力，斯蒂格利茨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已硕果累累。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获奖的主要原因是他对信息经济学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同一成就又使得他在2001年和阿克洛夫、斯彭斯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指出市场的缺陷是什么
西方传统经济学认为，在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市场中，每个人追求各自利益的行为能够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经历过1929—1933“大萧条”的打击，除少数经济学家，大部分学者与官员对市场信心不足，久而久之流行起来一个名词“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斯蒂格利茨是在这种普遍地不信任市场的思想氛围中开始研究工作的。他的成就不在于首次 指责了市场有缺陷，而是明明白白、条分缕析地展示出市场的缺陷是什么。他一共研究了四种类型的市场：保险市场、农业土地租赁市场、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他的研究从保险市场开始，他也因为对保险市场的研究而真正成名。在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不了解投保人的真实风险。假定保险市场上有两类投保人，一类投保人发生风险的概率为40％，愿意承担的保险费率为5％。而另一类投保人发生风险的概率为60％，愿意承担的保险费率为10％。由于保险公司不能区分两类投保人，为了盈利就必然会把保险费率设在高于5％低于10％的区间内。但是这样的话，风险低的投保人就不再愿意投保，投保的只有高风险的投保人，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应该提供一系列的保险合同：一类是低保险费率和高免陪额；一类是高保险费率和低免陪额。这样风险低的投保人就会选择第一类合同，风险高的投保人就会选择第二类合同，这样就达到了区分不同风险类别投保人的目的，从而克服了“逆向选择”问题。
在农业土地租赁市场上，农民与地主按固定比例划分土地产出(这种分配形式又被称为“佃农制”)是一种普遍流行但又令人费解的合同形式。之所以令人费解，是因为按照常理而言，应该由地主承担全部风险，而只是付给农民固定工资，似乎这样才能实现地主和农民的双赢。但是斯蒂格利茨指出，实际上农民掌握的生产方面的信息远多干地主，特别是关于自身努力程度的信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实施比例分成制，才能形成对农民有效的激励机制。张五常的名作《佃农理论》的思想与斯蒂格利茨不谋而合。
即使在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信贷市场中，市场贷款利率总足低干能使供需平衡的利率，从而导敛许多愿意以市场利率借贷的人贷不到款，也就是说，信贷市场是配给的。斯蒂格利茨同样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这一现象，即借款人有高风险和低风险之分，但这一信息只有借款人自己知道。因此当市场利率升高时，低风险的借款人可能就不愿意借贷了，而高风险的借款人却积极依旧。原因是后者在运气好时赢利很高，因此付得起较高的利息；如果运气不好，就宣告破产赖帐不还。这种利率高低的变化对吸引不同风险类别的借款人的效应，意味着利率在信息不对称时起到了筛选不同类型的借款人的作用。因此，只有降低利率，让需求大干供给，才能使得借款人群中低风险类型的比例上升，从而克服“逆向选择”问题。
按照西方经济学传统理论，劳动力市场上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因为如果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那么工资的下降将会导致供求重新平衡。但是非自愿失业是市场经济中的常见现象。为了解释这一矛盾，斯蒂格利茨假定老板不能完全掌握员工的工作努力状况，这也是一种信息不对称。假定老板只能偶尔抽查员工的工作，一旦发现员工偷懒，老板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开除他。如果市场工资使得供求平衡，也就是说市场上没有失业，那么员工就会缺乏努力工作的动机，因为即使被发现偷懒而遭开除，他也可以立即找到新工作。如果市场工资上升到并非所有失业者都能在短时期内找到类似的工作，员工就会努力工作以保住自己的饭碗。这种比供求平衡工资更高的工资被称为效率工资，其含义是提升工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通过对以上四种市场的研究，斯蒂格利茨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市场运转有时会失灵，因而绝对不是万能的。因此斯蒂格利茨一贯强烈地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政府干预是多余的，因此应该实施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并认为它是全球化时代最危险的敌人。正如前文所言，斯蒂格利茨期望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公共服务相结合，当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后，他觉得有必要把真相和事实告诉大众，有必要通过自身努力去扭转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过度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趋势。但是仅仅作为一个学者，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学而优则仕”，斯蒂格利茨之所以选择从政，笔者猜想很大原因即在于此。
辉煌但不成功的从政生涯
斯蒂格利茨从1993年雄心勃勃地进入政治圈，到2000年黯然退场，在七年时间内担任了两个机构内的四种职务。1993年到1995年，斯蒂格利茨成为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名顾问；1995年到1997年，他被擢升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到2000年，他出任了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
在美国，没有哪一个群体对经济理论的排斥程度超过政治家。对政治家们来说，经济理论纯属空想，经济学家应该成为政府的吹鼓手，因此，当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担任要职，而且始终凭着自己的人格和素养固执己见时，他们的上司总是持怀疑、排斥、甚至拒绝的态度。例如，约翰逊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奥肯坚持认为，如果政府削减税收，同时又在越战和社会福利上花费过多，那么通货膨胀将会加剧。但是约翰逊政府对此不置可否，结果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现在这个受排斥的对象变成了斯蒂格利茨。虽然他也许是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四年中，他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不甘心的斯蒂格利茨并没有在卸任后选择退回斯坦福大学去当教授，而是接受了一个更引人瞩目的职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斯蒂格利茨选择进入世界银行的时机并不太好。1997年到1998年，世界上相继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在危机过程中，作为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反映迟缓，对申请贷款的危机国提出了过于严苛的紧缩要求，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救援方面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斯蒂格利茨所在的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责是为全球范围内的贫穷国家提供发展融资，与危机预防和解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IMF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遭到猛烈批评，世界银行也难免受到一些株连。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上述这种批评激荡的氛围无疑给了斯蒂格利茨一个表演的舞台：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资深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华盛顿共识遗漏了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因素，似乎只要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场就会自动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华盛顿共识既不提政府的作用，又不提促进竞争、提高人力资本和加速技术进步，“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身为“华盛顿共识”机构之一世界银行的重要成员，而又公开批评“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的做法在 美国引起了许多争议。
后来，斯蒂格利茨又站出来指责：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由世界银行和IMF发起的资产剥离让数十万的穷人变得更穷。其间，不合规的资本流动(华盛顿共识另外的原则)导致了投机的发展，这使上百万人落入了贫穷的深渊。这种做法看似正确，实际却不是。
斯蒂格利茨个性张扬，口无遮拦的大声疾呼和无情批评，显然开罪了IMF和世界银行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世界银行已经容不下他了，因此，他很快被要求辞职，并且获准辞职。
作为一个学者的斯蒂格利茨是成功的，但是作为一个官员的斯蒂格利茨是失败的。作为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经济学家之一，他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中仅有的几位敢于替发展中国家利益说话的严肃正直的学者之一。他维护了自己的道德和良心，但是他没有保全自己在国际组织中继续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权利。他最终在权利斗争中落败，被迫黯然辞职，选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开始教学和研究。
备受争议的畅销书
幸运的是，重新成为学者的斯蒂格利茨，也重新获得了大众领域内的话语权。从2001年至今，他出版了两部石破天惊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以及《喧嚣的九十年代》。
《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实质上就是斯蒂格利茨声讨IMF的檄文。在书中，他回顾了过去数十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第三世界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以及以IMF为首的国际组织南辕北辙的努力。在这些描述的基础上，斯蒂格利茨批评了华盛顿政经界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公开性，要求改革主要国际金融组织。更为重要的是，斯蒂格利茨向权威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政策的制定者发出了道德挑战，指出了他们将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置于贫穷国家利益之上的错误行径，呼吁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向人性回归。
《全球化及其不满》由于其尖锐与深刻，成为当年的一本畅销书。赞誉者与毁誉者均有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读者的反映均很强烈。斯蒂格利茨显然从中受到了鼓舞，随即推出了《喧嚣的九十年代》。这本著作结合他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工作经验，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和衰落进行反思。他揭示了所谓的繁荣是怎样产生的：过度的放松管制、对管理者的不正当激励和失控的利益冲突。他针对官员与学者对自由市场的狂热迷信，提出了尖锐的讽刺：认为市场主体的贪婪如果不受到抑制的话，将会导致欺诈、扭曲和灾难。因此，不受约束的市场远非经济增长的引擎。他主张，获得持续增长和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适当平衡，公司和经济体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从而实现彼此信任和相互理解。惟有这样，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才能回到一个更加公平和更加稳定的增长进程中来。
里程碑式的教科书
在写作畅销书的同时，斯蒂格利茨也没忘记自己的老本行。他编写的教材《经济学》已经出到第三版。他的这本教科书力图推翻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被誉为西方经济学史上，继穆勒、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之后，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斯蒂格利茨认为，20世纪的经济学患了“精神分裂症”，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脱节。这种脱节既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又反映出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对立。而21世纪将是经济学分久必合的时代。一方面，宏观经济学正在寻找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也正在试图从微观个体的行为中推演出总量上的含义。而这背后意识形态的风气转变也值得我们注意。斯蒂格利茨充满睿智地指出，以下两种主张都无法正确估计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一种是凯恩斯式的，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没落的悲观思想；另一种则是里根经济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该主义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盲目乐观。应该选择的是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全球化时代的可持续增长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