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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要推选丹徒名人，怎么着也会有闻 捷。其实，何止是在丹徒，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乃至文学史，都不该低估他的地位。我们有理由这样说：闻捷曾经是我们国家一个有才能的诗人。
闻捷，江苏省丹徒人，1923年6月12日出生，原名巫之禄，又名赵文节。闻捷是其笔名，久之笔名湮没本名，这一点与巴金、老舍、艾青类似。
如果闻捷依然健在，他已经整整95岁了。“文革”对于他来说，不止是攫夺了他的生命，还有与他生命同样珍贵甚至更加珍贵的东西。比如爱情的火炽，他与戴厚英只相爱了100天；比如创作的未来，他的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第三部《觉醒的人们》，他的写给家乡的宏大颂诗《长江万里》，都没有写完。
若论及与闻捷同时代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以建国后35年（1949-1984）为界划一个范围，我们大致可以列出一个有代表性的诗人名单：郭沫若、何其芳、臧克家、艾青、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田间、傅仇、光未然、阮章竞、邹荻帆、雁翼、严辰、张志民、梁上泉、纪鹏、公刘、李瑛、张永枚等人。
那么，闻捷在其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呢？
1979年，文坛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文学创作重新分析评价，公认这期间4位最具影响力的诗人是：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吴欢章诗论《新时代的歌手——论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的诗》，三人相提并论，亦可说明闻捷在诗歌界的地位。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年新诗会》，张泉灵、文清、鞠萍朗诵的正是闻捷的《苹果树下》。这也说明了真正有生命力的诗，从来就不会太多，也不可能太多。
聞捷能够在新中国灿若繁星的诗歌天空下划出亮丽的光芒，不是偶然的。可以说，闻捷的诗歌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特别的存在。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创作与成名有两个极为明显的特别之处，正是这些特别，成就了他。
闻捷的成名很特别。闻捷以主要精力写诗并引起广泛注意，是在他1952年起在新疆工作期间。与一般的诗人慢慢地、渐渐地累积作品而出名不同，闻捷的诗歌创作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如潮涨浪推般汹涌撞击，以火山爆发式的诗情迅速成为诗歌名家。短短十来年，已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座标。想想有些诗人矻矻穷年写了一辈子仍不温不火，不能不说闻捷是幸运的。
更重要的是，闻捷的诗歌很特别。这个“特别”就在于他对于爱情的歌吟。他的诗作既与所在的时代相通，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时代而成为了一个拥有真正的爱情诗的诗人。而在命运垂青的同时，带有凄美色彩的是：毁灭文化的年代毁灭了他，闻捷从关注他人的爱情到陷入自己的爱情，终而以普希金式的悲剧毁灭。一个以圣洁感情咏唱人间美好的强力歌者， 却淹溺在名唤“爱情”的河里。
爱情多么美好！但生活中的美好爱情与文学中的美好爱情有时并不同步。这样说，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我指的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那时的主旋律是：时代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诗人的脚步要与伟大时代前进的步伐完全合拍，诗的情感基调要与主流精神相吻合，其政治价值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的意义。“我”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被巨大的声音贬抑、湮没， 而爱情作为私生活的主干变得极其敏感、脆弱、单薄、虚亏而封闭、模糊、胆怯。爱与情几乎是雷区，实际上是禁区，写爱如同玩火，敬谢不敏，避之不及。
闻捷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纵使在逼仄的空间里， 他还是最大可能地突出了作品的新异性，这就凸显出闻捷的才华，或者说独一无二了。
闻捷是从《天山牧歌》成名的。
《天山牧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的抒情诗集，笔调深挚优美，风格清新明丽，富含民歌风味。然而，更准确地说是《天山牧歌》中占有很大分量的爱情诗而使得闻捷备受瞩目，成就他的是“生活的赞歌”，更是“劳动和爱情的赞歌”。他对爱情的激越吟唱，如今已是十七年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爱之遗存。它们晶莹剔透、冰清玉洁， 不以损伤个性神采来强求政策图解。即使是诗人自己，《天山牧歌》也是一个难得的美学高度。而这个高度，应是建立在闻捷的生活经历与进入角度之上，因而使得他的爱情诗独步当时。
一是独特的爱情。我们不得不钦佩诗人的聪敏与成熟，即闻捷的抒情诗以反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当然包括爱情）见长。既然国家的政策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他们的爱情追求连同闻捷与此相关的生动记录也必然得到许可，这个逻辑显然是成立的。以此为起点，在所有的爱情故事里，闻捷都展示了那种少数民族特有的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气质，诙谐幽默、乐观明净的气息，柔和、轻快、明朗的民间牧歌风格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地域色彩，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沙漠绿洲般的浸润。这种在当时的文学中难得一见的人情美景，这种与禁欲文学迥然有异的爱情声音，很显然换一个地方（比如北上广），是不能设想会发生的。
由此可见，闻捷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他对爱情歌吟的大胆和热烈，在当时鲜有出其右者，是因为他选准了“突破口”，剑走偏锋，别开生面，由此扩展开去便是高峰。它占据着诗人一生创作的制高点， 也可以说是占据着当时抒情诗的制高点，擎起了建国初期爱情诗的大纛。一位真正的诗人和吟诵者，应该匹配得上这样的荣誉。
二是劳动的爱情。在闻捷的这部分诗中，显然他的指向是劳动高于爱情，抑或说个人的情感与创造新生活，轻快而明媚的劳动生活画面与朦胧又美妙的真挚感情。正面写劳动，侧面说爱情，这两条线始终保持平行与交叉、离分与融合的内在关联。那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把爱情与劳动表现得如此真挚强烈的，闻捷可谓判然有别，空谷足音。
闻捷的爱情诗，诗中的倾慕、追求、表白、等待等爱情生活与情歌情趣，歌唱的是在劳动中建立起来的爱情，是爱恋服从于劳动的爱情，是营造、孕育与出彩在工作劳动与两心相印框架内的爱情，是解放了的人民以劳动为最高选择标准的爱情，单纯、和谐、优美。这就是说，闻捷的爱情诗抒写了新时代的气息，以及因生活剧变而在思想感情上萌发的新因素。如《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葡萄成熟了》《舞会结束以后》《金色的麦田》《种瓜姑娘》《爱情》《赛马》《河边》《追求》《送别》《信》等诗，都体现了这一特色，表现着这种思想，既充满江河解冻般汹涌的热情，富有奔放的想象，又甜得能够淌出蜜来，轻灵婉丽中透着情韵跌宕。典型如《种瓜姑娘》中的枣尔汗：“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感谢你火样激情的歌唱。可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至80年代，汤昭智作词、施光南作曲、关牧村演唱的名噪一时的《假如你要认识我》，明显可以看出袭用了此诗的意境。
三是积极的爱情。闻捷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他的爱情诗却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晶莹透亮。诗人所歌颂的爱情是崭新的，他把为新生活的劳动和创造作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引入到爱情诗创作，闪耀着新生活、新思想的光辉而独具魅力。他“情歌圣手”的美誉，架构在纯情、清越的奇特表达与直问心灵的深沉吟唱，最终在中国当代文学诗歌史上矗起一座美丽而独特的爱情雕像。这种与众不同，正是闻捷的个性所在、价值所在、成功所在。
2013年，我在南京一家书店，偶然见到有两套《闻捷全集》静默在书架上，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品相如新，而且是7折优惠。没有丝毫犹豫，我欣然携归。后来到镇江，我突然十分后悔，当时应该两套一起买下的，把一套送给设在高资镇文化中心的闻捷纪念馆。据说该馆已有藏品两千多件，资料收集得非常齐全，想必不缺这套书。但我想时间掌握在历史的手中，永存的还有那无法消逝的诗歌形象，就让一个虔敬的读者对喜欢的诗人献上一瓣心香吧。
闻捷，江苏省丹徒人，1923年6月12日出生，原名巫之禄，又名赵文节。闻捷是其笔名，久之笔名湮没本名，这一点与巴金、老舍、艾青类似。
如果闻捷依然健在，他已经整整95岁了。“文革”对于他来说，不止是攫夺了他的生命，还有与他生命同样珍贵甚至更加珍贵的东西。比如爱情的火炽，他与戴厚英只相爱了100天；比如创作的未来，他的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第三部《觉醒的人们》，他的写给家乡的宏大颂诗《长江万里》，都没有写完。
若论及与闻捷同时代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以建国后35年（1949-1984）为界划一个范围，我们大致可以列出一个有代表性的诗人名单：郭沫若、何其芳、臧克家、艾青、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田间、傅仇、光未然、阮章竞、邹荻帆、雁翼、严辰、张志民、梁上泉、纪鹏、公刘、李瑛、张永枚等人。
那么，闻捷在其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呢？
1979年，文坛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文学创作重新分析评价，公认这期间4位最具影响力的诗人是：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吴欢章诗论《新时代的歌手——论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的诗》，三人相提并论，亦可说明闻捷在诗歌界的地位。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年新诗会》，张泉灵、文清、鞠萍朗诵的正是闻捷的《苹果树下》。这也说明了真正有生命力的诗，从来就不会太多，也不可能太多。
聞捷能够在新中国灿若繁星的诗歌天空下划出亮丽的光芒，不是偶然的。可以说，闻捷的诗歌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特别的存在。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创作与成名有两个极为明显的特别之处，正是这些特别，成就了他。
闻捷的成名很特别。闻捷以主要精力写诗并引起广泛注意，是在他1952年起在新疆工作期间。与一般的诗人慢慢地、渐渐地累积作品而出名不同，闻捷的诗歌创作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如潮涨浪推般汹涌撞击，以火山爆发式的诗情迅速成为诗歌名家。短短十来年，已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座标。想想有些诗人矻矻穷年写了一辈子仍不温不火，不能不说闻捷是幸运的。
更重要的是，闻捷的诗歌很特别。这个“特别”就在于他对于爱情的歌吟。他的诗作既与所在的时代相通，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时代而成为了一个拥有真正的爱情诗的诗人。而在命运垂青的同时，带有凄美色彩的是：毁灭文化的年代毁灭了他，闻捷从关注他人的爱情到陷入自己的爱情，终而以普希金式的悲剧毁灭。一个以圣洁感情咏唱人间美好的强力歌者， 却淹溺在名唤“爱情”的河里。
爱情多么美好！但生活中的美好爱情与文学中的美好爱情有时并不同步。这样说，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我指的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那时的主旋律是：时代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诗人的脚步要与伟大时代前进的步伐完全合拍，诗的情感基调要与主流精神相吻合，其政治价值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的意义。“我”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被巨大的声音贬抑、湮没， 而爱情作为私生活的主干变得极其敏感、脆弱、单薄、虚亏而封闭、模糊、胆怯。爱与情几乎是雷区，实际上是禁区，写爱如同玩火，敬谢不敏，避之不及。
闻捷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纵使在逼仄的空间里， 他还是最大可能地突出了作品的新异性，这就凸显出闻捷的才华，或者说独一无二了。
闻捷是从《天山牧歌》成名的。
《天山牧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的抒情诗集，笔调深挚优美，风格清新明丽，富含民歌风味。然而，更准确地说是《天山牧歌》中占有很大分量的爱情诗而使得闻捷备受瞩目，成就他的是“生活的赞歌”，更是“劳动和爱情的赞歌”。他对爱情的激越吟唱，如今已是十七年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爱之遗存。它们晶莹剔透、冰清玉洁， 不以损伤个性神采来强求政策图解。即使是诗人自己，《天山牧歌》也是一个难得的美学高度。而这个高度，应是建立在闻捷的生活经历与进入角度之上，因而使得他的爱情诗独步当时。
一是独特的爱情。我们不得不钦佩诗人的聪敏与成熟，即闻捷的抒情诗以反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当然包括爱情）见长。既然国家的政策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他们的爱情追求连同闻捷与此相关的生动记录也必然得到许可，这个逻辑显然是成立的。以此为起点，在所有的爱情故事里，闻捷都展示了那种少数民族特有的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气质，诙谐幽默、乐观明净的气息，柔和、轻快、明朗的民间牧歌风格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地域色彩，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沙漠绿洲般的浸润。这种在当时的文学中难得一见的人情美景，这种与禁欲文学迥然有异的爱情声音，很显然换一个地方（比如北上广），是不能设想会发生的。
由此可见，闻捷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他对爱情歌吟的大胆和热烈，在当时鲜有出其右者，是因为他选准了“突破口”，剑走偏锋，别开生面，由此扩展开去便是高峰。它占据着诗人一生创作的制高点， 也可以说是占据着当时抒情诗的制高点，擎起了建国初期爱情诗的大纛。一位真正的诗人和吟诵者，应该匹配得上这样的荣誉。
二是劳动的爱情。在闻捷的这部分诗中，显然他的指向是劳动高于爱情，抑或说个人的情感与创造新生活，轻快而明媚的劳动生活画面与朦胧又美妙的真挚感情。正面写劳动，侧面说爱情，这两条线始终保持平行与交叉、离分与融合的内在关联。那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把爱情与劳动表现得如此真挚强烈的，闻捷可谓判然有别，空谷足音。
闻捷的爱情诗，诗中的倾慕、追求、表白、等待等爱情生活与情歌情趣，歌唱的是在劳动中建立起来的爱情，是爱恋服从于劳动的爱情，是营造、孕育与出彩在工作劳动与两心相印框架内的爱情，是解放了的人民以劳动为最高选择标准的爱情，单纯、和谐、优美。这就是说，闻捷的爱情诗抒写了新时代的气息，以及因生活剧变而在思想感情上萌发的新因素。如《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葡萄成熟了》《舞会结束以后》《金色的麦田》《种瓜姑娘》《爱情》《赛马》《河边》《追求》《送别》《信》等诗，都体现了这一特色，表现着这种思想，既充满江河解冻般汹涌的热情，富有奔放的想象，又甜得能够淌出蜜来，轻灵婉丽中透着情韵跌宕。典型如《种瓜姑娘》中的枣尔汗：“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感谢你火样激情的歌唱。可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至80年代，汤昭智作词、施光南作曲、关牧村演唱的名噪一时的《假如你要认识我》，明显可以看出袭用了此诗的意境。
三是积极的爱情。闻捷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他的爱情诗却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晶莹透亮。诗人所歌颂的爱情是崭新的，他把为新生活的劳动和创造作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引入到爱情诗创作，闪耀着新生活、新思想的光辉而独具魅力。他“情歌圣手”的美誉，架构在纯情、清越的奇特表达与直问心灵的深沉吟唱，最终在中国当代文学诗歌史上矗起一座美丽而独特的爱情雕像。这种与众不同，正是闻捷的个性所在、价值所在、成功所在。
2013年，我在南京一家书店，偶然见到有两套《闻捷全集》静默在书架上，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品相如新，而且是7折优惠。没有丝毫犹豫，我欣然携归。后来到镇江，我突然十分后悔，当时应该两套一起买下的，把一套送给设在高资镇文化中心的闻捷纪念馆。据说该馆已有藏品两千多件，资料收集得非常齐全，想必不缺这套书。但我想时间掌握在历史的手中，永存的还有那无法消逝的诗歌形象，就让一个虔敬的读者对喜欢的诗人献上一瓣心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