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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东东就是一根导火索，被危机转嫁了。他替官方堵了个枪眼儿。”
北京大学及其教员孙东东终于可以松上一口气了。愤怒的访民看样子已经鸣金收兵，舆论硝烟也已经散去，人们正进入习惯性淡忘——这证明他们的冷处理手法取得了成功。
祸从口出。主讲卫生法学的孙东东在此前一次采访中毫不掩饰地表示，至少有99％的老上访专业户属于偏执型精神障碍。这导致一轮“倒孙”行动迅速拉开。社会人士呼吁卫生部和北京大学分别对孙东东做出处理，要求摘掉他的卫生部专家称号并罢免其教职。
发起人之一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对本刊记者说，“孙东东很残忍很残忍。我觉得他是个医学败类。”
万延海最初曾致信孙东东，质问他的言论是否有任何调查依据。孙东东之后礼节性回函，对万提出的批评表示“感谢”，并进行了解释。
万延海说，“我觉得他爱吹牛。他有时候就是胡说八道，可能是胡说惯了。”
外界施压没有对孙东东造成什么重大影响。这完全不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医疗管理处处长图娅所料。图娅是孙东东的合作者和朋友。她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社会的反弹)根本不会影响他在北太的处境，卫生部和北大都不可能把他怎么样。”
孙东东于4月6日发表了一个道歉声明，图娅估计这是“北大给上点压力”所致。
迄今看来，事情也仅止于此。一切似乎都已过去。但被孙东东撕开的那道口子恐怕不会很快平复。人数众多且处境不佳的上访群体是中国社会的一道创口，这道创口被掩盖在交错的社会矛盾之下，难以愈合。孙东东的言论暴露了这个群体的未被足够正视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尽管一切还没有完全显现。
“孙东东就是一根导火索，被危机转嫁了，”图娅说，“他替官方堵了个枪眼儿。”
倒孙与挺孙
对孙东东异常愤慨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小题大做。他们担心其言论将给那些惯以“精神病”名义打击访民的有关部门提供帮助，使他们在处理上访事端时变得更加胆大妄为和草率，从而进一步恶化上访者的处境。
万延海说，这有可能导致所有上访者都被监禁，其意见代表了这样一种含义：允许公权力机构对访民作出精神判断，然后把他们关起来，强制收治。
鉴于孙东东的“卫生部专家委员”身份，没有人认为他的言论只是代表个人观点。中国目前正在着手起草首部《精神卫生法》，已知孙东东正参与此项工作，这亦使人怀疑他对立法的影响。
在4月10日的一次新闻例会上，虽然卫生部官员已经明确否认孙东东是卫生部的专家委员，但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应询说明并不能改变一种事实——孙东东与卫生部的确走得很近。
“90年代末开始他就在向卫生部靠拢。”医疗卫生法学专家卓小勤对本刊记者说。卓小勤此时恰好因故正与卫生部逐渐疏远。他和孙同处一圈，彼此相熟，曾先后为卫生部的座上宾。
卓小勤早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从1989年至1996年因参加卫生立法工作而在卫生部坐班，被外界称为卫生部的“法律顾问”。但他说卫生部从来没有给自己颁发过任何聘书，“孙东东也有可能是这样”。
本刊记者检索到的一些文献资料显示，至少从2004年开始，他即已被冠上“卫生部专家顾问”或“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诸种格式不一的头衔出现在坊间。在这些均由孙本人现身说法的资料中，其身份不清楚是撰写者的捏造，还是孙东东主动授意。
卓小勤第一次见到孙东东，是在90年代卫生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会议讨论修订由六个部委颁发的一份“原则陈旧、操作性不强”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文件。
孙东东在圈子里冒出来有其偶然性。在卓小勤的记忆中，90年代末，中国的医疗事故纠纷突出，不断演变为舆论焦点。孙东东此时发表了一篇论文，受到时任分管教科文卫工作的某位高层领导重视，因而“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孙东东此后参与了卫生部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制定工作。另有资料显示。约在1998年卫生部组织的一次公立医院拍卖改制调研中，卫生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孙东东也参与其中。这次调研是在高层批示之后进行的。这时候他已成为卫生领域的专家，广受追捧，出镜率极高。
2002年，卓小勤又分别在公开场合与孙东东两次见面。
一次是一家军队医院邀请二人去开有关医疗纠纷的讲座。卓于是听到孙的演讲。他折服于孙的口才，认为“极佳”，“不亚于司马南”，若“做律师是很出色的”。
2007年，北京朝阳医院发生孕妇李丽云剖腹产手术未得丈夫签字同意致死一事。二人的观点有些不一致。“孙东东主张肖志军(李丽云的丈夫)构成刑事犯罪，这是我不同意的。”卓小勤说。
现在则不纯粹是看法不一致了。当孙东东那段触怒访民的言论公开后，卓小勤以一种颇有几分嘲弄的口吻如是评价，够麻辣的。
在北京一个反击孙东东言论的讨论会上，卓小勤作了简短发言。他说，“偏执型人格在普通人群当中也占有一定比例，没必要夸大在上访群体中的比例。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
之后，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孙东东的近期言论他一点也不惊讶，“很大成分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职业病，就像警察看谁都像小偷一样，有些精神科医生看谁都像精神病，这个因素不能忽略，
孙东东的言论自3月23日被公开后。各种攻击相继出现。随后他发出一份道歉声明，但被指为缺乏诚意，想蒙混过关。
看到孙的道歉声明后，万延海又给孙去信，试图劝说他承认错误，并能公开表明自己“反对滥用精神医学打击上访者”。
万说，“如果这样声明，我们大家都会原谅你的。这是一件让所有人都高兴的事。”但孙东东以他的实际行动——没有回信——表明他不会做此选择。
基于此前他的那封回信来看，他并不认为自己存在错误，只强调刊登出来的访谈与原始谈话内容有出入。“但事到如今，我不想申辩，也不想埋怨谁、指责谁。那样会把事情闹得更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万延海对此深感不满，并批评说，“他强调的是和谐稳定，这是个官本位的人。”
卓小勤则说，孙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认错。
孙东东没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也没有公开作出任何回应。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图娅说，“他被人攻击的那一句话(99％的老上访户有偏执型精神障碍)说得太绝对了。”这种表述符合孙东东那种“心直口快”的性格。属于他的一种说话习惯。图娅说，“我并不高瞻远瞩，但不会这样说话。我们搞具体研究的，比如一个项目里研究了2000人，只会说一般概率是多少。”
因为早闻大名，图娅对孙东东一直比较尊敬。她的一位研究中医学标准化法规的博士生在为自己选择导师组副导师时，图娅向他推荐孙东东，双方自此建立了合作关系。
“见面交流，我觉得他的思维很清晰，”图娅说，“是很严谨很认真的一个学者。”
她的那位博士生也说，孙不隐瞒自己的 想法，怎么想就怎么说，但他的“逻辑比较严密，说话比较严谨，很热心，也平易近人”。
他们一致认为孙东东是遭遇了一个“别有用意”的媒体的采访，并被一些人将谈话内容人为性地简单摘出，拼凑到一起，从而使孙东东被曲解。他们研究了本刊记者转发给他们的那些公开报道后，认为是那家媒体故意直接将上访者与精神病扭结到一起，向孙东东作“诱导”式发问。
孙东东轶事
硝烟四起，图娅邮箱里曾收到一封自称也是大学老师的人的匿名邮件，发件人指责孙东东把老师的脸丢光，前来索要孙的联络方式，决定质问他“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他还告诫图娅，“我真为同行感到羞耻。希望你也能明辨是非，和那老东西划清界限!”
“特别可笑，”图娅打趣说，“他不知道我比那老东西还老呢。”
图娅眼中的孙东东不只是一位书斋学者。更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不时积极参与社会话题讨论。“不然他又何必说这些?”她说，“作为卫生部一个专家委员，有些偏差也不能受到这样一种攻击和轰炸，谁能没有半点儿差错呢?”
在另一些人那里，孙东东这种对社会话题的积极参与则被指为“不懂的他也敢说”和存在“屁股决定脑袋”的倾向性问题。
一位圈内人士向本刊记者回忆，中国医疗界曾发生过一起病人因得不到及时输血而死亡的事件。由于《献血法》限制了医院自采自输，必须从血站提取用血，紧急之下病人亲属要求医院允许亲属间输血，未被采纳。
媒体报道了此事。孙东东在采访中被指说了“很外行的话。”他表示，医院在采集亲属的血液输给患者之前要做交叉配血，而交叉配血是高难度检验项目。
“这是临床上最简单的事情，”圈内人士说，“这说明什么?他是精神科医生，没有做过普通的临床，但是他又比较敢说。”
具体到最近孙东东的因言惹祸，这位人士表示“可以理解”，因为孙东东本身就是精神科医生出身，和很多从事临床医学出身的学者一样，“会有一种本能的维护精神病院(医院和医生)的倾向。”
一些心思缜密的人在此前后已经搜罗了一堆孙的过往言论，他们认为这些“语录”足以反映出孙东东是在为维护既得利益阶层说话。现在这个人又参与《精神卫生法》的起草。这放大了他们的顾虑。
圈内人士称，让这样一个具有精神科医生背景的人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就像医疗纠纷立法交由一些医生和院长起草一样，立场会是不一样的。
“从他所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很难代表病人的权利。”这位人士说，“至少在权重上。精神卫生立法重点要保护和保证患者的权利，所以应该吸纳能够真正代表患者权利的一些学者参与。”
就近期的压倒性舆论来看，孙东东可能因其言论不得人心而被主流社会抛弃。资料显示，现年50岁的孙东东精神病学专业出身，1980年代先后取得了医学本科学士学位和法学本科学士学位。他在北京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工作了5年，后因一些“人际纠葛”投身司法精神病学研究，由此进入北大任教。
近年孙东东也出现在一些政治场合，“搞起了政治”。官方资料显示，他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本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于去年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
至今单身的孙东东被认为性格当中存在一些偏执。圈内人士告诉记者，与那些实务工作者相比，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孙东东“不屑于搞实务”，“包括他手下的人去当律师，他都骂他们是不务正业”。
这与中国高校教育及科研机制不无关系。一般来说，学术成果需要通过拼论文呈现，专著和论文的数量及见刊层次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水准及其地位。他们凭此晋升，许多人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否则就“上不去。”
与官方的接近对孙东东的提升也帮助极大，在此过程中他已成为一个光环人物。一些医院以能够请他莅临讲座而荣幸。他的学生说，“他是十分有影响力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他是主要起草人之一，精神卫生法也是。政府的一些政策方面，他会参与答疑，做一些专题讲座，算是很权威的人了。”
但圈内对此也存在不同评判。卓小勤对本刊记者说，“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没有临床实践，没有研究条件怎么能成为专家?无非就是给法学院学生讲讲基础知识。”
在这方面，一位名叫杨仲凯的天津律师对孙东东更是予以严厉抨击，认为他“很危险”。
数年前，杨仲凯在代理一宗案件时认识了孙东东。案件当事人因在单位里老提意见而被送入精神病院，关了1年，出来后提起索赔诉讼。在司法鉴定环节，当事人选择了声名远播的孙东东和他所在的机构。
几番接触，杨仲凯觉得孙东东“傲慢得厉害”，但这还不是最重要。此后他目击了孙东东的鉴定现场。据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这是一种极不严肃和不科学的过程。
“没有任何物理仪器。完全是他主观上的评判。他就和当事人聊一些家长里短，我问你答。”杨说。孙还将一套类似于报纸上刊出的智力游戏一样的测评表交给他的当事人填写。最终的鉴定结论是，这位当事^存在“偏执型人格障碍”。这一结论被法庭采信，由此判定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对其索赔诉求不予支持。
尽管已经过去几年了，但杨仲凯一直没有忘怀。这种过往经验使他深信，孙那些冒犯访民的说法，“可能有他自己的依据，凭的是他自己的经验，哪怕他的那套调查表是自成体系的，那也是他的评判标准。”
杨律师在他的办公室里还吓人地说，因为他们这些专家有鉴定资质，所以如果你去采访他，他要说你是精神病，那么你就有可能是精神病。而这一切只需要问几句话，填几道问答题就可以了。
本文发稿前曾抄送一份给孙东东，但他仍不愿接受访问，只表态说，你们媒体胡炒去吧，我还是不说为宜。
谁有精神病?
眼见针对孙东东的挞伐声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她对本刊记者说，“口水也能淹死人。”
李玫瑾与孙东东相识，称其为“老弟”。孙“事发”后，她的一篇博客写道，在那种“信访人员多有偏执症”的说法之外，管信访的警察也快精神分裂了。
李玫瑾没有接受采访，表示自己不想成为“孙东东第二”。她建议记者访问那些在一线处理信访工作的警察以及上访者本人，让人们自己做结论。
不无巧合。在孙东东引发的社会反弹中，一位南方省份的地方人大代表来到北京，对孙加以控诉。这位代表刚刚视察过所在地的6个派出所，发现几乎每个派出所都将上访者与精神病直接挂钩。
“他们宁愿每年花一些钱，将上访者关在精神病院，也不愿将他接出来。”这位代表说，“孙东东为他们提供_了理论依据。”
对于中国上千万访民来说，要对他们的精神状态作出判断本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社会事务研究者并不认为上访者的精神状态有多么糟糕，北京公盟社会事务所的研究员许志永说，上访者整体上属于个性较强的群体，很多人面临冤屈不愿意沉默。有一 些老上访者个性偏执。但这和医学以及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是两个不同概念。
许志永与上访群体有着密切接触，经常帮助他们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他说，在上访群体中，我接触过很多被关过精神病院的人，其中只有两三个是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
根据一些精神病学家的研究，在日前中国13亿总人口数中，以6.7‰计，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者(精神病人)至少有1000万人。而在上访者中，精神病人的比例可能并不是特别显著。
本刊记者与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成员、司法精神病鉴定专家刘锡伟沟通了此事。他在邮件里表示，上访者中的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者是极其个别现象，百分比应小于6.7‰。他的这种说法与一些社会事务工作者的评判趋于一致。
在中国，界定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通常依据中国精神障碍诊断分类标准(CCMD)，这部标准由中华精神科学会负责编写。此外，卫生部要求各医院使用联合国诊断分类标准(ICD)，习惯上也参考美国的诊断分类标准(DSN)。这三种标准每隔数年都要修订。
刘锡伟教授称，三种精神障碍诊断分类标准中均无“偏执型精神障碍”(孙东东言论版)条目，是否系“偏执型人格障碍”之误不得而知。假如是偏执型人格障碍，则不能被当作精神病人。
“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曾探讨过各种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这个课题组由中华精神科学会的司法精神病学组吸纳各方面的业界知名专家组成。他们在“精神障碍”概念下分出14大类183种。此外也有按照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和“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的划分精神疾病属于前者，而人格障碍属于后者。
“心理障碍、性格缺陷、人格障碍、精神疾病这四者要概念分清，一旦混淆，后果非常严重。”刘锡伟说，心理障碍、性格缺陷普遍存在，人格障碍在过去称为病态人格，是不良环境中潜移默化所致，没有从正常到不正常的明确时间界线，药物治疗不易改变。
不过很遗憾，刘锡伟看到了今天的混乱局面，人们有时会偷换概念。这“就会造成把无精神病的人送进精神病院，把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处决或者送监，影响法治进程”。
有鉴于此，目前的司法鉴定在确定精神疾病方面可信度不能不让人怀疑。以杨仲凯的当事人为例，她曾经经过三个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一个机构认为她是正常人，两个机构认为她有问题。孙东东和他所在的机构属于后者。没有人清楚这三个机构谁最权威和最有说服力。
杨说，他期望官方能够采取更为严密的法律和更为科学的手段予以规范，否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不就乱套了嘛!”
孙东东引起的反弹也许有助于人们审视这个问题。对于上访者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在此之前，并没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真实精神处境。
图娅说：“我们期望帮助他们。”
图娅是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都会收到一些访民的信件。在她的印象中，他们态度平和，并不激烈。她说，“当我一听到99％这个数字，就觉得政府不仅应该负责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和困难，还要向他们提供心理疏导和救助，必须予以关怀。不然真就是个问题。”
根据一些精神病学家的研究，在目前中国13亿总人口数中，以6.7‰计，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者(精神病人)至少有1000万人。而在上访者中，精神病人的比例可能并不是特别显著。
北京大学及其教员孙东东终于可以松上一口气了。愤怒的访民看样子已经鸣金收兵，舆论硝烟也已经散去，人们正进入习惯性淡忘——这证明他们的冷处理手法取得了成功。
祸从口出。主讲卫生法学的孙东东在此前一次采访中毫不掩饰地表示，至少有99％的老上访专业户属于偏执型精神障碍。这导致一轮“倒孙”行动迅速拉开。社会人士呼吁卫生部和北京大学分别对孙东东做出处理，要求摘掉他的卫生部专家称号并罢免其教职。
发起人之一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对本刊记者说，“孙东东很残忍很残忍。我觉得他是个医学败类。”
万延海最初曾致信孙东东，质问他的言论是否有任何调查依据。孙东东之后礼节性回函，对万提出的批评表示“感谢”，并进行了解释。
万延海说，“我觉得他爱吹牛。他有时候就是胡说八道，可能是胡说惯了。”
外界施压没有对孙东东造成什么重大影响。这完全不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医疗管理处处长图娅所料。图娅是孙东东的合作者和朋友。她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社会的反弹)根本不会影响他在北太的处境，卫生部和北大都不可能把他怎么样。”
孙东东于4月6日发表了一个道歉声明，图娅估计这是“北大给上点压力”所致。
迄今看来，事情也仅止于此。一切似乎都已过去。但被孙东东撕开的那道口子恐怕不会很快平复。人数众多且处境不佳的上访群体是中国社会的一道创口，这道创口被掩盖在交错的社会矛盾之下，难以愈合。孙东东的言论暴露了这个群体的未被足够正视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尽管一切还没有完全显现。
“孙东东就是一根导火索，被危机转嫁了，”图娅说，“他替官方堵了个枪眼儿。”
倒孙与挺孙
对孙东东异常愤慨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小题大做。他们担心其言论将给那些惯以“精神病”名义打击访民的有关部门提供帮助，使他们在处理上访事端时变得更加胆大妄为和草率，从而进一步恶化上访者的处境。
万延海说，这有可能导致所有上访者都被监禁，其意见代表了这样一种含义：允许公权力机构对访民作出精神判断，然后把他们关起来，强制收治。
鉴于孙东东的“卫生部专家委员”身份，没有人认为他的言论只是代表个人观点。中国目前正在着手起草首部《精神卫生法》，已知孙东东正参与此项工作，这亦使人怀疑他对立法的影响。
在4月10日的一次新闻例会上，虽然卫生部官员已经明确否认孙东东是卫生部的专家委员，但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应询说明并不能改变一种事实——孙东东与卫生部的确走得很近。
“90年代末开始他就在向卫生部靠拢。”医疗卫生法学专家卓小勤对本刊记者说。卓小勤此时恰好因故正与卫生部逐渐疏远。他和孙同处一圈，彼此相熟，曾先后为卫生部的座上宾。
卓小勤早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从1989年至1996年因参加卫生立法工作而在卫生部坐班，被外界称为卫生部的“法律顾问”。但他说卫生部从来没有给自己颁发过任何聘书，“孙东东也有可能是这样”。
本刊记者检索到的一些文献资料显示，至少从2004年开始，他即已被冠上“卫生部专家顾问”或“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诸种格式不一的头衔出现在坊间。在这些均由孙本人现身说法的资料中，其身份不清楚是撰写者的捏造，还是孙东东主动授意。
卓小勤第一次见到孙东东，是在90年代卫生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会议讨论修订由六个部委颁发的一份“原则陈旧、操作性不强”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文件。
孙东东在圈子里冒出来有其偶然性。在卓小勤的记忆中，90年代末，中国的医疗事故纠纷突出，不断演变为舆论焦点。孙东东此时发表了一篇论文，受到时任分管教科文卫工作的某位高层领导重视，因而“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孙东东此后参与了卫生部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制定工作。另有资料显示。约在1998年卫生部组织的一次公立医院拍卖改制调研中，卫生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孙东东也参与其中。这次调研是在高层批示之后进行的。这时候他已成为卫生领域的专家，广受追捧，出镜率极高。
2002年，卓小勤又分别在公开场合与孙东东两次见面。
一次是一家军队医院邀请二人去开有关医疗纠纷的讲座。卓于是听到孙的演讲。他折服于孙的口才，认为“极佳”，“不亚于司马南”，若“做律师是很出色的”。
2007年，北京朝阳医院发生孕妇李丽云剖腹产手术未得丈夫签字同意致死一事。二人的观点有些不一致。“孙东东主张肖志军(李丽云的丈夫)构成刑事犯罪，这是我不同意的。”卓小勤说。
现在则不纯粹是看法不一致了。当孙东东那段触怒访民的言论公开后，卓小勤以一种颇有几分嘲弄的口吻如是评价，够麻辣的。
在北京一个反击孙东东言论的讨论会上，卓小勤作了简短发言。他说，“偏执型人格在普通人群当中也占有一定比例，没必要夸大在上访群体中的比例。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
之后，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孙东东的近期言论他一点也不惊讶，“很大成分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职业病，就像警察看谁都像小偷一样，有些精神科医生看谁都像精神病，这个因素不能忽略，
孙东东的言论自3月23日被公开后。各种攻击相继出现。随后他发出一份道歉声明，但被指为缺乏诚意，想蒙混过关。
看到孙的道歉声明后，万延海又给孙去信，试图劝说他承认错误，并能公开表明自己“反对滥用精神医学打击上访者”。
万说，“如果这样声明，我们大家都会原谅你的。这是一件让所有人都高兴的事。”但孙东东以他的实际行动——没有回信——表明他不会做此选择。
基于此前他的那封回信来看，他并不认为自己存在错误，只强调刊登出来的访谈与原始谈话内容有出入。“但事到如今，我不想申辩，也不想埋怨谁、指责谁。那样会把事情闹得更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万延海对此深感不满，并批评说，“他强调的是和谐稳定，这是个官本位的人。”
卓小勤则说，孙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认错。
孙东东没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也没有公开作出任何回应。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图娅说，“他被人攻击的那一句话(99％的老上访户有偏执型精神障碍)说得太绝对了。”这种表述符合孙东东那种“心直口快”的性格。属于他的一种说话习惯。图娅说，“我并不高瞻远瞩，但不会这样说话。我们搞具体研究的，比如一个项目里研究了2000人，只会说一般概率是多少。”
因为早闻大名，图娅对孙东东一直比较尊敬。她的一位研究中医学标准化法规的博士生在为自己选择导师组副导师时，图娅向他推荐孙东东，双方自此建立了合作关系。
“见面交流，我觉得他的思维很清晰，”图娅说，“是很严谨很认真的一个学者。”
她的那位博士生也说，孙不隐瞒自己的 想法，怎么想就怎么说，但他的“逻辑比较严密，说话比较严谨，很热心，也平易近人”。
他们一致认为孙东东是遭遇了一个“别有用意”的媒体的采访，并被一些人将谈话内容人为性地简单摘出，拼凑到一起，从而使孙东东被曲解。他们研究了本刊记者转发给他们的那些公开报道后，认为是那家媒体故意直接将上访者与精神病扭结到一起，向孙东东作“诱导”式发问。
孙东东轶事
硝烟四起，图娅邮箱里曾收到一封自称也是大学老师的人的匿名邮件，发件人指责孙东东把老师的脸丢光，前来索要孙的联络方式，决定质问他“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他还告诫图娅，“我真为同行感到羞耻。希望你也能明辨是非，和那老东西划清界限!”
“特别可笑，”图娅打趣说，“他不知道我比那老东西还老呢。”
图娅眼中的孙东东不只是一位书斋学者。更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不时积极参与社会话题讨论。“不然他又何必说这些?”她说，“作为卫生部一个专家委员，有些偏差也不能受到这样一种攻击和轰炸，谁能没有半点儿差错呢?”
在另一些人那里，孙东东这种对社会话题的积极参与则被指为“不懂的他也敢说”和存在“屁股决定脑袋”的倾向性问题。
一位圈内人士向本刊记者回忆，中国医疗界曾发生过一起病人因得不到及时输血而死亡的事件。由于《献血法》限制了医院自采自输，必须从血站提取用血，紧急之下病人亲属要求医院允许亲属间输血，未被采纳。
媒体报道了此事。孙东东在采访中被指说了“很外行的话。”他表示，医院在采集亲属的血液输给患者之前要做交叉配血，而交叉配血是高难度检验项目。
“这是临床上最简单的事情，”圈内人士说，“这说明什么?他是精神科医生，没有做过普通的临床，但是他又比较敢说。”
具体到最近孙东东的因言惹祸，这位人士表示“可以理解”，因为孙东东本身就是精神科医生出身，和很多从事临床医学出身的学者一样，“会有一种本能的维护精神病院(医院和医生)的倾向。”
一些心思缜密的人在此前后已经搜罗了一堆孙的过往言论，他们认为这些“语录”足以反映出孙东东是在为维护既得利益阶层说话。现在这个人又参与《精神卫生法》的起草。这放大了他们的顾虑。
圈内人士称，让这样一个具有精神科医生背景的人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就像医疗纠纷立法交由一些医生和院长起草一样，立场会是不一样的。
“从他所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很难代表病人的权利。”这位人士说，“至少在权重上。精神卫生立法重点要保护和保证患者的权利，所以应该吸纳能够真正代表患者权利的一些学者参与。”
就近期的压倒性舆论来看，孙东东可能因其言论不得人心而被主流社会抛弃。资料显示，现年50岁的孙东东精神病学专业出身，1980年代先后取得了医学本科学士学位和法学本科学士学位。他在北京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工作了5年，后因一些“人际纠葛”投身司法精神病学研究，由此进入北大任教。
近年孙东东也出现在一些政治场合，“搞起了政治”。官方资料显示，他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本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于去年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
至今单身的孙东东被认为性格当中存在一些偏执。圈内人士告诉记者，与那些实务工作者相比，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孙东东“不屑于搞实务”，“包括他手下的人去当律师，他都骂他们是不务正业”。
这与中国高校教育及科研机制不无关系。一般来说，学术成果需要通过拼论文呈现，专著和论文的数量及见刊层次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水准及其地位。他们凭此晋升，许多人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否则就“上不去。”
与官方的接近对孙东东的提升也帮助极大，在此过程中他已成为一个光环人物。一些医院以能够请他莅临讲座而荣幸。他的学生说，“他是十分有影响力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他是主要起草人之一，精神卫生法也是。政府的一些政策方面，他会参与答疑，做一些专题讲座，算是很权威的人了。”
但圈内对此也存在不同评判。卓小勤对本刊记者说，“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没有临床实践，没有研究条件怎么能成为专家?无非就是给法学院学生讲讲基础知识。”
在这方面，一位名叫杨仲凯的天津律师对孙东东更是予以严厉抨击，认为他“很危险”。
数年前，杨仲凯在代理一宗案件时认识了孙东东。案件当事人因在单位里老提意见而被送入精神病院，关了1年，出来后提起索赔诉讼。在司法鉴定环节，当事人选择了声名远播的孙东东和他所在的机构。
几番接触，杨仲凯觉得孙东东“傲慢得厉害”，但这还不是最重要。此后他目击了孙东东的鉴定现场。据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这是一种极不严肃和不科学的过程。
“没有任何物理仪器。完全是他主观上的评判。他就和当事人聊一些家长里短，我问你答。”杨说。孙还将一套类似于报纸上刊出的智力游戏一样的测评表交给他的当事人填写。最终的鉴定结论是，这位当事^存在“偏执型人格障碍”。这一结论被法庭采信，由此判定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对其索赔诉求不予支持。
尽管已经过去几年了，但杨仲凯一直没有忘怀。这种过往经验使他深信，孙那些冒犯访民的说法，“可能有他自己的依据，凭的是他自己的经验，哪怕他的那套调查表是自成体系的，那也是他的评判标准。”
杨律师在他的办公室里还吓人地说，因为他们这些专家有鉴定资质，所以如果你去采访他，他要说你是精神病，那么你就有可能是精神病。而这一切只需要问几句话，填几道问答题就可以了。
本文发稿前曾抄送一份给孙东东，但他仍不愿接受访问，只表态说，你们媒体胡炒去吧，我还是不说为宜。
谁有精神病?
眼见针对孙东东的挞伐声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她对本刊记者说，“口水也能淹死人。”
李玫瑾与孙东东相识，称其为“老弟”。孙“事发”后，她的一篇博客写道，在那种“信访人员多有偏执症”的说法之外，管信访的警察也快精神分裂了。
李玫瑾没有接受采访，表示自己不想成为“孙东东第二”。她建议记者访问那些在一线处理信访工作的警察以及上访者本人，让人们自己做结论。
不无巧合。在孙东东引发的社会反弹中，一位南方省份的地方人大代表来到北京，对孙加以控诉。这位代表刚刚视察过所在地的6个派出所，发现几乎每个派出所都将上访者与精神病直接挂钩。
“他们宁愿每年花一些钱，将上访者关在精神病院，也不愿将他接出来。”这位代表说，“孙东东为他们提供_了理论依据。”
对于中国上千万访民来说，要对他们的精神状态作出判断本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社会事务研究者并不认为上访者的精神状态有多么糟糕，北京公盟社会事务所的研究员许志永说，上访者整体上属于个性较强的群体，很多人面临冤屈不愿意沉默。有一 些老上访者个性偏执。但这和医学以及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是两个不同概念。
许志永与上访群体有着密切接触，经常帮助他们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他说，在上访群体中，我接触过很多被关过精神病院的人，其中只有两三个是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
根据一些精神病学家的研究，在日前中国13亿总人口数中，以6.7‰计，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者(精神病人)至少有1000万人。而在上访者中，精神病人的比例可能并不是特别显著。
本刊记者与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成员、司法精神病鉴定专家刘锡伟沟通了此事。他在邮件里表示，上访者中的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者是极其个别现象，百分比应小于6.7‰。他的这种说法与一些社会事务工作者的评判趋于一致。
在中国，界定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通常依据中国精神障碍诊断分类标准(CCMD)，这部标准由中华精神科学会负责编写。此外，卫生部要求各医院使用联合国诊断分类标准(ICD)，习惯上也参考美国的诊断分类标准(DSN)。这三种标准每隔数年都要修订。
刘锡伟教授称，三种精神障碍诊断分类标准中均无“偏执型精神障碍”(孙东东言论版)条目，是否系“偏执型人格障碍”之误不得而知。假如是偏执型人格障碍，则不能被当作精神病人。
“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曾探讨过各种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这个课题组由中华精神科学会的司法精神病学组吸纳各方面的业界知名专家组成。他们在“精神障碍”概念下分出14大类183种。此外也有按照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和“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的划分精神疾病属于前者，而人格障碍属于后者。
“心理障碍、性格缺陷、人格障碍、精神疾病这四者要概念分清，一旦混淆，后果非常严重。”刘锡伟说，心理障碍、性格缺陷普遍存在，人格障碍在过去称为病态人格，是不良环境中潜移默化所致，没有从正常到不正常的明确时间界线，药物治疗不易改变。
不过很遗憾，刘锡伟看到了今天的混乱局面，人们有时会偷换概念。这“就会造成把无精神病的人送进精神病院，把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处决或者送监，影响法治进程”。
有鉴于此，目前的司法鉴定在确定精神疾病方面可信度不能不让人怀疑。以杨仲凯的当事人为例，她曾经经过三个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一个机构认为她是正常人，两个机构认为她有问题。孙东东和他所在的机构属于后者。没有人清楚这三个机构谁最权威和最有说服力。
杨说，他期望官方能够采取更为严密的法律和更为科学的手段予以规范，否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不就乱套了嘛!”
孙东东引起的反弹也许有助于人们审视这个问题。对于上访者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在此之前，并没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真实精神处境。
图娅说：“我们期望帮助他们。”
图娅是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都会收到一些访民的信件。在她的印象中，他们态度平和，并不激烈。她说，“当我一听到99％这个数字，就觉得政府不仅应该负责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和困难，还要向他们提供心理疏导和救助，必须予以关怀。不然真就是个问题。”
根据一些精神病学家的研究，在目前中国13亿总人口数中，以6.7‰计，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者(精神病人)至少有1000万人。而在上访者中，精神病人的比例可能并不是特别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