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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评弹艺术空前繁荣。历代艺术家创始的唱腔流派多达近二十种。不但原有的流派唱腔有了发展，同时还出现了新的流派。徐丽仙的“丽调”便是在这时形成并发展起来、受到广大听众热爱的新的流派唱腔。当时，一曲“丽调”风靡了江南城乡。街头巷尾、家庭商铺、收音机和广播喇叭，都播放着徐丽仙的演唱，引得行人驻足，甚至有的三轮车也停了下来，听完一曲再走。戏曲界、音乐界乃至电影界也都有“丽调”的爱好者。一位江苏歌舞团资料室的管理人员当时曾说，他们那里被借听得最多的是徐丽仙的唱片。评弹知音陈云同志也说：“徐丽仙在评弹音乐的发展中是有她的地位的。”到今天，“丽调”仍是评弹流派唱腔中演唱得最多最广的女声唱腔。
徐丽仙出生在苏州西郊农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她的父母因子女多，不胜负担，在她年幼时，便将她交给一个靠领养女孩子卖艺赚钱的钱姓班主收养。那钱姓的班主除了教她们评弹外，还教她们一些戏曲、民间小调。在徐丽仙不足十岁时，便被逼到茶馆酒楼卖唱。每天的收入全部交给养父母，收入少了，还常受到打骂。十岁以后，她便随养母上台演唱评弹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她的养父因投靠反动组织恶势力，危害人民，被人民政府镇压，徐丽仙才脱离了钱家班，恢复了本姓，独立拼档，演出谋生。
1952年，徐丽仙参加书戏《众星拱月》演出，当一名群众角色，只有一句唱词“光荣妈妈真可敬”，她还是将这句唱腔唱出了自己的特色，引起了当时任上海人民评弹团副团长的蒋月泉的注意，将她推荐参加国家剧团，那年，徐丽仙正好24岁。
徐丽仙没有进过学校，养父母也没有很好地教过她艺术。她主要凭自己的天赋和爱好，打下演评弹基础的。进入评弹团后，她开始学习文化，在领导和老艺人们的帮助下，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她不但与一些优秀的艺术家一起排练并同台演出，还先后和老艺术家姚荫梅、刘天韵拼档演出长篇，得到了他们的热心辅导和指教。
1953年，徐丽仙参加中篇《罗汉钱》的演出。她发挥自己的音乐秉赋，谱唱的“可恨卖婆话太凶”和“为来为去为了罗汉钱”两支选曲，以其幽美的声韵和特色风格，受到听众的喜爱，成为了“丽调”早期的代表作。团领导为了帮助她更好地发展她的流派，帮助她认识了谱唱要从内容、从人物出发，唱曲需要唱情；还帮助她深入地领会唱词的内容。徐丽仙在音乐上有着颖慧的禀赋和很高的悟性。不久，她谱唱的《杜十娘·梳妆》又为“丽调”丰富了刚强、激昂而欢快的特色，引起了轰动。之后，她谱唱了《六十年代第一春》《见到了毛主席》《全靠党的好领导》《饮马乌江河》，使曲调不断创新，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正如她说的，在艺术上要创，就要闯。敢于“敲脱”已有的旧框框，求得发展。这样，她精心谱唱的新作，都受到了听众的欢迎，成为了评弹唱腔的经典性作品，数十年来，一直是评弹书坛久演不衰的保留节目。
贰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正当盛年的徐丽仙艺事日益精熟，创造力如日中天。可是，一场空前浩劫降临中国大地，民族文化受到蹂躏和摧残，评弹艺术被诬为“靡靡之音”。徐丽仙和她的“丽调”也毫无例外受到批判，被定为“文艺黑线”和“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力的工具”。工宣队进驻评弹团后，徐丽仙一度被禁止登台。一段时间后，终于恩准她为当时的“样板评弹”谱一唱段。徐丽仙珍惜这一工作的机会，努力谱了唱段交了上去，却被一次次地否定。当权的工宣队领导当面指责她：“你这个人怎么改造不好的，一作曲就要贩卖你的黑货，把旧评弹和你的‘丽调’塞进去。”
有一次，在一位苏州同行家里谈起徐丽仙过去的作品，要她哼唱一段《王魁负桂英·阳告》，《阳告》唱的是焦桂英自尽前在海神庙的哭诉和控告，传到上海工宣队那里却被说成是徐丽仙还在唱“鬼曲”。工宣队说她是为“黑线”招魂，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把她作为“批林批孔”的批判重点，要她留团检查交代。徐丽仙的性格是倔犟的。说：“你们这是无中生有，非法软禁。”拒不检讨。拖了一段时间，工宣队没有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可是事后那个女工宣队队长为了向上邀功，却恬不知耻地说是自己挽救了徐丽仙，并写进了上报的“先进事迹”。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徐丽仙和全国人民一样，悲恸万分。她想起多次为周总理演唱，并受到总理接见。有一次，周总理听了她演唱《新木兰辞》，曾对她说：“我喜欢听评弹。评弹是轻武器，它不用大乐队。它不同于大合唱，需要指挥；唱评弹，你就是指挥，你是主动的。”并提出，开篇中花木兰从军后，只说她“转战十年才奏捷”，叙述得太简单了，“花木兰以一个女子从军，转战十年，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很不容易。”徐丽仙感动于周总理听得仔细，意见提得中肯。她把周总理的意见转告了开篇作者，对唱词内容作了丰富加工，使开篇更为完美。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她很想能演唱一支悼念开篇，表达一下自己对总理的热爱和感激，以寄托哀思。但是当时她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工宣队领导关心的只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宣传。
直到十月的喜报传来，徐丽仙终于可以谱唱“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开篇了。她在开篇中抒发了她的复杂心情，她既表达了对周总理深切的哀悼与怀念，也抒发了粉碎万恶的“四人帮”的欢欣鼓舞。
这一年，徐丽仙49岁，正值壮年。可就在她满怀壮志，准备为评弹事业多作贡献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患了癌症，而且病灶正是在她发挥艺术的口腔中。医生向她提出的治疗方案，一是手术切除，一是放疗化疗等保守疗法。对此，徐丽仙首先问医生：“手术后，会不会影响演唱？”医生的回答是，在舌头部位动手术，要影响到口腔和下颔，肯定对演唱会造成困难。当然，医务人员首先考虑的是延长生命。然而，徐丽仙的考虑是，如果不能谱曲演唱了，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对于她，艺术和生命是不可分的。终于她毅然作出了采取保守疗法的决定。
在住院的前一天，她与团里管资料的同志约定，先到团里把她新谱的《怀念周恩来总理》等几支开篇，录音保存。她要求把自己的新作，交给电台早日播放给广大群众听。 接着，她就住院，开始了一系列放疗化疗与顽疾的斗争。化疗影响了她的体力、精神、胃口，不久一头乌黑的头发都脱落了。但这一切并没有损及她坚强的意志，她对领导说：“我争取还要活五年，还要谱出新曲，还要为热爱我的听众演唱。我还要把自己的经验记录下来，传授给下一代。”
叁
徐丽仙有一个亲姐姐叫徐新妹，父母养不起，从小就给同村人家当童养媳。抗日战争后她为当地的新四军当了交通员，二十岁左右就因叛徒出卖被敌人抓去，绑在电线杆上，在盛夏的烈日下烤晒。但她坚强不屈，说道：“我投了红旗，不投白旗。”就这样被敌人折磨致死。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她为烈士，并在就义处为她立碑纪念。姐姐的英勇事迹，在她心上一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身患绝症之后，姐姐的形象更激励着她，给了她与病痛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1978年，她听人介绍，北京有一家医院能用一种先进的放射疗法治疗癌症。经领导同意和联系，去北京求医。她由大女儿陪同到北京住在文化部招待所。可是去医院询问，说是这种疗法会影响声带，妨碍发声，她还是选择了放弃，改找中医，吃汤药治疗。
在北京治疗期间，文艺界的朋友来探访，她谈论得最多的还是自己心爱的艺术。她写信给团领导请求给她一点工作做，她说：“这样，精神上有所寄托，这对我的治疗有好处。”领导上同意她找些谱曲工作做，于是，她一面对谱唱的开篇《黛玉葬花》进行加工，一面开始了用评弹曲调为毛泽东词作《沁园春·雪》谱曲。为了加深感受，她还请求招待所派车去了一次长城。
陈云同志知道了她患病并在北京治疗，特地由文化部的同志陪同到招待所来探望她，有说有笑地和她谈了一个多小时，并听了她女儿演唱的“丽调”。临行一再嘱她要安心治病。衷心爱戴的老首长的殷殷关切和拳拳慰藉，给了她强大的鼓舞，增强了她治病的信心。
自北京回沪，徐丽仙的病痛一度有所缓解。她写信给团领导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女艺人，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丽调’。党培养一个演员真不容易，我是多么希望用我的喉咙和琵琶尽情地唱啊。我知道身患重病，余日不多，因此要抢时间，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为评弹事业做些微薄的工作。”
她还写道：“往前看，有多少事等着自己干。我没有工夫叹息昨天，也不幻想明天，应该抓住今天。活一天，我就要干一天。用我对党的一片忠诚为评弹事业多出力。”
从此，她就抓住眼前的每一天，忍着病痛，争分夺秒地投入到谱曲、录音、记述经验、辅导学员的工作中去。陪伴她的大女儿见她日夜奔波于电台、唱片厂等之间，录音前口含冰块镇痛，一遍遍地排练，累得满头是汗，心中不忍，便和她的其他子女一起，劝她放下工作，多歇息一下。她回答说：“妈妈不是属于你们的，妈妈是属于党的评弹事业的。我的事不用你们来管。”
这时，她在报上看到了叶剑英元帅发表的诗作《八十书怀》。徐丽仙曾多次受到也是评弹知音的叶帅的接见，并为叶帅演出。叶帅很喜欢她谱唱的《新木兰辞》。她便想起将《八十书怀》谱曲演唱。不久，叶剑英同志来上海，接见了评弹演员。团领导安排了她当面向叶帅汇报演唱了《八十书怀》。叶帅听了十分高兴，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她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再能为广大听众登台演出一次。她写信给团领导说：“我夜里做梦，老是拔高了喉咙在演唱。总想，我还能真正上一次台，为热爱我的听众演唱一次。”
“徐丽仙还能登台吗？”圈内人提出了疑问。也有好心人劝说：“已经录了音带，灌了唱片了，何必再上台演出呢？”可是徐丽仙认为，上台，再在聚光灯下与听众们见面，为他们演唱，是和录音、唱片所给听众的满足不同的。这也是给病中关心她的听众一个回报。团领导理解她的心愿，在与医生商量后，决定为她组织演出一场“丽调”专场，并决定由徐丽仙自己演唱她的代表作《情探·梨花落》。
就在积极排练这一专场时，徐丽仙忽因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病中也念念不忘即将举行的演唱会。医务人员在她手上扎针时，她在半昏迷中惊呼：“不要扎我的手指，我还要弹琵琶的。”她热爱事业的执着精神感动了医务人员，他们为她悉心治疗，病情很快好转。一个多月后，她登台演唱的愿望得以实现。
1981年3月29日，由上海曲协和上海评弹团共同主办的“徐丽仙艺术流派演唱会”假市工人文化宫剧场如期举行。霏霏春雨没有挡住从各处赶来的热情听众，他们还送来了向徐丽仙慰问祝贺的题词、横幅和花篮。直到开演的铃声响了，排队等退票的人群，还在剧场门口和过道上拥挤着，不肯散去。
在开演前，徐丽仙身穿深红色丝绒旗袍，首先走上台去，向听众作了简短致词。她感谢老听众在她患病后对她的爱护、关心，并说，这次能上台演唱也是由于领导和听众的关怀和支持。没有等她的话音落下，台下已经响起了如雷的掌声。掌声所表达的是听众对这位和恶疾做顽强斗争，把生命奉献给艺术，把艺术奉献给人民的艺术家的热爱和崇敬。开演了，整台节目表演的都是徐丽仙一生绚丽多彩的创作成果。听众们对每一个节目都报以同样热烈的掌声。到徐丽仙抱着琵琶登台时，台下更是沸腾起来，但紧接着又着魔似地安静下来。他们聚精会神期待着徐丽仙的演唱，不愿漏略一个音符。徐丽仙演唱了她的代表作《情探·梨花落》。一曲方罢，台下又爆发起如沸的掌声。接着，徐丽仙加唱了一段她新谱的《朋友朋友休烦恼》，又是掌声雷动。听众们多么想再听徐丽仙继续演唱啊，但大家意识到她是抱着重病勉力登台的，都自觉地把掌声停了下来。在她向大家告别时，人们依依不舍地用再次响起的掌声向她慰问，向她表示敬意。
这次演出的成功，鼓舞着徐丽仙又继续演出了几场。一次是和戏曲界与她风格相近的三位女演员同台演出。她们是锡剧梅兰珍、越剧戚雅仙、沪剧杨飞飞。她们都是各自流派的创始人，她们的联袂演唱成了当时无锡文艺界的一大盛事，影响及于上海以及苏南一带。
还有一次是她的母团上海评弹团建团三十周年的纪念演出。对于这个培育、扶掖了她的集体，她有着深厚的感情。那一次在上海政协礼堂举行的演出，是“文革”结束后，上海评弹团老中青三代演员重又集合到一起，向听众再一次呈献他们历年的艺术成果的一次盛会。徐丽仙从医院请假出来，登台演唱了她在病中修改加工的开篇《饮马乌江河》。徐丽仙对这一段时间的演出，她曾打趣说：“生癌的徐丽仙和谱唱演出的徐丽仙不是一个人。我要作曲演唱了，就向生癌的徐丽仙请假。这样，只要我一拿起琵琶，我的病痛就暂时离开我了。” 肆
1982年3月，中国文化部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在苏州举行全国曲艺（南方片）会演。组委会特地为徐丽仙颁发了荣誉奖。当时没有终身成就奖的奖项，文化部为徐丽仙特设的这个荣誉奖表彰，奖励的正是徐丽仙对曲艺事业的终身杰出成就和贡献。
徐丽仙的病情在经过了几次反复之后，又逐渐加重了。在和病痛的抗争中，徐丽仙回顾了自己的身世和生命历程，认真考虑了自己的归宿。徐丽仙从一个连小学也没有进过的、只知为生存为名利卖艺的旧艺人，到进入国家剧团之后，受到党的教育培养、集体的关心帮助，明确了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方向道路，在思想、文化、艺术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生活和事业上的这些感受，再联想到姐姐为国献身的榜样，在六十年代她就有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这时，在病中，她更加深了对生命意义和人生理想的认识，也加深了她对党的热爱，增强了做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献身党的事业的意志，她一次再次地表露了自己的心声：
“1964年，我曾正式向党提出申请，已经十七年了。旧社会带给我的一些思想意识上的缺点，影响了我的进步。每当想到，彻夜难眠。尤其当我知道我身患癌症，生命有限，这个问题就更感到迫切了。我有好的一面，出生苦，是党把我从苦海中救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徐丽仙。我和党心连心。我的姐姐是位烈士，她为中华民族英勇就义，她是党的交通员，我是党的宣传员。年轻的姐姐没有来得及入党，就光荣牺牲了。我生长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理由不加入到党的队伍里。我最近又去看了她的墓碑，姐姐的事迹在激励我。这种要求就更强烈、更迫切了。”
党组织对徐丽仙的入党问题是郑重的。他们听取群众意见，找徐丽仙交谈，帮助她学习党的基本知识，使徐丽仙的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徐丽仙于1983年11月9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支部大会上，她用朴素恳挚的语言表示：“只要活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我的生命是属于党的。”同志们在向她热烈祝贺的同时，更热切地希望这位才华超群的艺术家能多活几年，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徐丽仙在得知自己身罹恶疾之后，原想能再活五年，现在她已超过了原来的期望。她以坚强的毅力，打退了病魔一次一次的进攻，赢得了六年以上的时间，而且在这六年里，她记录经验、谱唱新作、教徒授艺，她没有丝毫停止为艺术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奉献。可以说这六年比平常的十年、十二年更为充实。入党之后，徐丽仙更是全身心地投入于事业和工作之中。
然而，徐丽仙的病情，虽经医务人员的悉心救治，还是日渐沉重了。虽然她对生命是那么热爱，对工作那么执着，但是对冷酷的客观现实，思想上也做好了准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仍和去医院探望的人谈论艺术，勉励青年勤奋学艺，积极工作，也和组织上平静地谈论自己的后事。
1984年3月6日下午，徐丽仙以一个强者的姿态，泰然离开人世。根据她的遗愿，不举行追悼会。在一个星期后，上海曲艺家协会和上海评弹团，假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了追思会。戏曲、音乐、曲艺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出席了会议，表达了对徐丽仙的深切缅怀和由衷的仰慕。
徐丽仙和她的艺术是不朽的。
（本文照片由祖忠人提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评弹艺术空前繁荣。历代艺术家创始的唱腔流派多达近二十种。不但原有的流派唱腔有了发展，同时还出现了新的流派。徐丽仙的“丽调”便是在这时形成并发展起来、受到广大听众热爱的新的流派唱腔。当时，一曲“丽调”风靡了江南城乡。街头巷尾、家庭商铺、收音机和广播喇叭，都播放着徐丽仙的演唱，引得行人驻足，甚至有的三轮车也停了下来，听完一曲再走。戏曲界、音乐界乃至电影界也都有“丽调”的爱好者。一位江苏歌舞团资料室的管理人员当时曾说，他们那里被借听得最多的是徐丽仙的唱片。评弹知音陈云同志也说：“徐丽仙在评弹音乐的发展中是有她的地位的。”到今天，“丽调”仍是评弹流派唱腔中演唱得最多最广的女声唱腔。
徐丽仙出生在苏州西郊农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她的父母因子女多，不胜负担，在她年幼时，便将她交给一个靠领养女孩子卖艺赚钱的钱姓班主收养。那钱姓的班主除了教她们评弹外，还教她们一些戏曲、民间小调。在徐丽仙不足十岁时，便被逼到茶馆酒楼卖唱。每天的收入全部交给养父母，收入少了，还常受到打骂。十岁以后，她便随养母上台演唱评弹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她的养父因投靠反动组织恶势力，危害人民，被人民政府镇压，徐丽仙才脱离了钱家班，恢复了本姓，独立拼档，演出谋生。
1952年，徐丽仙参加书戏《众星拱月》演出，当一名群众角色，只有一句唱词“光荣妈妈真可敬”，她还是将这句唱腔唱出了自己的特色，引起了当时任上海人民评弹团副团长的蒋月泉的注意，将她推荐参加国家剧团，那年，徐丽仙正好24岁。
徐丽仙没有进过学校，养父母也没有很好地教过她艺术。她主要凭自己的天赋和爱好，打下演评弹基础的。进入评弹团后，她开始学习文化，在领导和老艺人们的帮助下，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她不但与一些优秀的艺术家一起排练并同台演出，还先后和老艺术家姚荫梅、刘天韵拼档演出长篇，得到了他们的热心辅导和指教。
1953年，徐丽仙参加中篇《罗汉钱》的演出。她发挥自己的音乐秉赋，谱唱的“可恨卖婆话太凶”和“为来为去为了罗汉钱”两支选曲，以其幽美的声韵和特色风格，受到听众的喜爱，成为了“丽调”早期的代表作。团领导为了帮助她更好地发展她的流派，帮助她认识了谱唱要从内容、从人物出发，唱曲需要唱情；还帮助她深入地领会唱词的内容。徐丽仙在音乐上有着颖慧的禀赋和很高的悟性。不久，她谱唱的《杜十娘·梳妆》又为“丽调”丰富了刚强、激昂而欢快的特色，引起了轰动。之后，她谱唱了《六十年代第一春》《见到了毛主席》《全靠党的好领导》《饮马乌江河》，使曲调不断创新，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正如她说的，在艺术上要创，就要闯。敢于“敲脱”已有的旧框框，求得发展。这样，她精心谱唱的新作，都受到了听众的欢迎，成为了评弹唱腔的经典性作品，数十年来，一直是评弹书坛久演不衰的保留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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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正当盛年的徐丽仙艺事日益精熟，创造力如日中天。可是，一场空前浩劫降临中国大地，民族文化受到蹂躏和摧残，评弹艺术被诬为“靡靡之音”。徐丽仙和她的“丽调”也毫无例外受到批判，被定为“文艺黑线”和“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力的工具”。工宣队进驻评弹团后，徐丽仙一度被禁止登台。一段时间后，终于恩准她为当时的“样板评弹”谱一唱段。徐丽仙珍惜这一工作的机会，努力谱了唱段交了上去，却被一次次地否定。当权的工宣队领导当面指责她：“你这个人怎么改造不好的，一作曲就要贩卖你的黑货，把旧评弹和你的‘丽调’塞进去。”
有一次，在一位苏州同行家里谈起徐丽仙过去的作品，要她哼唱一段《王魁负桂英·阳告》，《阳告》唱的是焦桂英自尽前在海神庙的哭诉和控告，传到上海工宣队那里却被说成是徐丽仙还在唱“鬼曲”。工宣队说她是为“黑线”招魂，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把她作为“批林批孔”的批判重点，要她留团检查交代。徐丽仙的性格是倔犟的。说：“你们这是无中生有，非法软禁。”拒不检讨。拖了一段时间，工宣队没有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可是事后那个女工宣队队长为了向上邀功，却恬不知耻地说是自己挽救了徐丽仙，并写进了上报的“先进事迹”。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徐丽仙和全国人民一样，悲恸万分。她想起多次为周总理演唱，并受到总理接见。有一次，周总理听了她演唱《新木兰辞》，曾对她说：“我喜欢听评弹。评弹是轻武器，它不用大乐队。它不同于大合唱，需要指挥；唱评弹，你就是指挥，你是主动的。”并提出，开篇中花木兰从军后，只说她“转战十年才奏捷”，叙述得太简单了，“花木兰以一个女子从军，转战十年，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很不容易。”徐丽仙感动于周总理听得仔细，意见提得中肯。她把周总理的意见转告了开篇作者，对唱词内容作了丰富加工，使开篇更为完美。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她很想能演唱一支悼念开篇，表达一下自己对总理的热爱和感激，以寄托哀思。但是当时她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工宣队领导关心的只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宣传。
直到十月的喜报传来，徐丽仙终于可以谱唱“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开篇了。她在开篇中抒发了她的复杂心情，她既表达了对周总理深切的哀悼与怀念，也抒发了粉碎万恶的“四人帮”的欢欣鼓舞。
这一年，徐丽仙49岁，正值壮年。可就在她满怀壮志，准备为评弹事业多作贡献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患了癌症，而且病灶正是在她发挥艺术的口腔中。医生向她提出的治疗方案，一是手术切除，一是放疗化疗等保守疗法。对此，徐丽仙首先问医生：“手术后，会不会影响演唱？”医生的回答是，在舌头部位动手术，要影响到口腔和下颔，肯定对演唱会造成困难。当然，医务人员首先考虑的是延长生命。然而，徐丽仙的考虑是，如果不能谱曲演唱了，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对于她，艺术和生命是不可分的。终于她毅然作出了采取保守疗法的决定。
在住院的前一天，她与团里管资料的同志约定，先到团里把她新谱的《怀念周恩来总理》等几支开篇，录音保存。她要求把自己的新作，交给电台早日播放给广大群众听。 接着，她就住院，开始了一系列放疗化疗与顽疾的斗争。化疗影响了她的体力、精神、胃口，不久一头乌黑的头发都脱落了。但这一切并没有损及她坚强的意志，她对领导说：“我争取还要活五年，还要谱出新曲，还要为热爱我的听众演唱。我还要把自己的经验记录下来，传授给下一代。”
叁
徐丽仙有一个亲姐姐叫徐新妹，父母养不起，从小就给同村人家当童养媳。抗日战争后她为当地的新四军当了交通员，二十岁左右就因叛徒出卖被敌人抓去，绑在电线杆上，在盛夏的烈日下烤晒。但她坚强不屈，说道：“我投了红旗，不投白旗。”就这样被敌人折磨致死。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她为烈士，并在就义处为她立碑纪念。姐姐的英勇事迹，在她心上一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身患绝症之后，姐姐的形象更激励着她，给了她与病痛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1978年，她听人介绍，北京有一家医院能用一种先进的放射疗法治疗癌症。经领导同意和联系，去北京求医。她由大女儿陪同到北京住在文化部招待所。可是去医院询问，说是这种疗法会影响声带，妨碍发声，她还是选择了放弃，改找中医，吃汤药治疗。
在北京治疗期间，文艺界的朋友来探访，她谈论得最多的还是自己心爱的艺术。她写信给团领导请求给她一点工作做，她说：“这样，精神上有所寄托，这对我的治疗有好处。”领导上同意她找些谱曲工作做，于是，她一面对谱唱的开篇《黛玉葬花》进行加工，一面开始了用评弹曲调为毛泽东词作《沁园春·雪》谱曲。为了加深感受，她还请求招待所派车去了一次长城。
陈云同志知道了她患病并在北京治疗，特地由文化部的同志陪同到招待所来探望她，有说有笑地和她谈了一个多小时，并听了她女儿演唱的“丽调”。临行一再嘱她要安心治病。衷心爱戴的老首长的殷殷关切和拳拳慰藉，给了她强大的鼓舞，增强了她治病的信心。
自北京回沪，徐丽仙的病痛一度有所缓解。她写信给团领导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女艺人，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丽调’。党培养一个演员真不容易，我是多么希望用我的喉咙和琵琶尽情地唱啊。我知道身患重病，余日不多，因此要抢时间，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为评弹事业做些微薄的工作。”
她还写道：“往前看，有多少事等着自己干。我没有工夫叹息昨天，也不幻想明天，应该抓住今天。活一天，我就要干一天。用我对党的一片忠诚为评弹事业多出力。”
从此，她就抓住眼前的每一天，忍着病痛，争分夺秒地投入到谱曲、录音、记述经验、辅导学员的工作中去。陪伴她的大女儿见她日夜奔波于电台、唱片厂等之间，录音前口含冰块镇痛，一遍遍地排练，累得满头是汗，心中不忍，便和她的其他子女一起，劝她放下工作，多歇息一下。她回答说：“妈妈不是属于你们的，妈妈是属于党的评弹事业的。我的事不用你们来管。”
这时，她在报上看到了叶剑英元帅发表的诗作《八十书怀》。徐丽仙曾多次受到也是评弹知音的叶帅的接见，并为叶帅演出。叶帅很喜欢她谱唱的《新木兰辞》。她便想起将《八十书怀》谱曲演唱。不久，叶剑英同志来上海，接见了评弹演员。团领导安排了她当面向叶帅汇报演唱了《八十书怀》。叶帅听了十分高兴，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她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再能为广大听众登台演出一次。她写信给团领导说：“我夜里做梦，老是拔高了喉咙在演唱。总想，我还能真正上一次台，为热爱我的听众演唱一次。”
“徐丽仙还能登台吗？”圈内人提出了疑问。也有好心人劝说：“已经录了音带，灌了唱片了，何必再上台演出呢？”可是徐丽仙认为，上台，再在聚光灯下与听众们见面，为他们演唱，是和录音、唱片所给听众的满足不同的。这也是给病中关心她的听众一个回报。团领导理解她的心愿，在与医生商量后，决定为她组织演出一场“丽调”专场，并决定由徐丽仙自己演唱她的代表作《情探·梨花落》。
就在积极排练这一专场时，徐丽仙忽因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病中也念念不忘即将举行的演唱会。医务人员在她手上扎针时，她在半昏迷中惊呼：“不要扎我的手指，我还要弹琵琶的。”她热爱事业的执着精神感动了医务人员，他们为她悉心治疗，病情很快好转。一个多月后，她登台演唱的愿望得以实现。
1981年3月29日，由上海曲协和上海评弹团共同主办的“徐丽仙艺术流派演唱会”假市工人文化宫剧场如期举行。霏霏春雨没有挡住从各处赶来的热情听众，他们还送来了向徐丽仙慰问祝贺的题词、横幅和花篮。直到开演的铃声响了，排队等退票的人群，还在剧场门口和过道上拥挤着，不肯散去。
在开演前，徐丽仙身穿深红色丝绒旗袍，首先走上台去，向听众作了简短致词。她感谢老听众在她患病后对她的爱护、关心，并说，这次能上台演唱也是由于领导和听众的关怀和支持。没有等她的话音落下，台下已经响起了如雷的掌声。掌声所表达的是听众对这位和恶疾做顽强斗争，把生命奉献给艺术，把艺术奉献给人民的艺术家的热爱和崇敬。开演了，整台节目表演的都是徐丽仙一生绚丽多彩的创作成果。听众们对每一个节目都报以同样热烈的掌声。到徐丽仙抱着琵琶登台时，台下更是沸腾起来，但紧接着又着魔似地安静下来。他们聚精会神期待着徐丽仙的演唱，不愿漏略一个音符。徐丽仙演唱了她的代表作《情探·梨花落》。一曲方罢，台下又爆发起如沸的掌声。接着，徐丽仙加唱了一段她新谱的《朋友朋友休烦恼》，又是掌声雷动。听众们多么想再听徐丽仙继续演唱啊，但大家意识到她是抱着重病勉力登台的，都自觉地把掌声停了下来。在她向大家告别时，人们依依不舍地用再次响起的掌声向她慰问，向她表示敬意。
这次演出的成功，鼓舞着徐丽仙又继续演出了几场。一次是和戏曲界与她风格相近的三位女演员同台演出。她们是锡剧梅兰珍、越剧戚雅仙、沪剧杨飞飞。她们都是各自流派的创始人，她们的联袂演唱成了当时无锡文艺界的一大盛事，影响及于上海以及苏南一带。
还有一次是她的母团上海评弹团建团三十周年的纪念演出。对于这个培育、扶掖了她的集体，她有着深厚的感情。那一次在上海政协礼堂举行的演出，是“文革”结束后，上海评弹团老中青三代演员重又集合到一起，向听众再一次呈献他们历年的艺术成果的一次盛会。徐丽仙从医院请假出来，登台演唱了她在病中修改加工的开篇《饮马乌江河》。徐丽仙对这一段时间的演出，她曾打趣说：“生癌的徐丽仙和谱唱演出的徐丽仙不是一个人。我要作曲演唱了，就向生癌的徐丽仙请假。这样，只要我一拿起琵琶，我的病痛就暂时离开我了。” 肆
1982年3月，中国文化部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在苏州举行全国曲艺（南方片）会演。组委会特地为徐丽仙颁发了荣誉奖。当时没有终身成就奖的奖项，文化部为徐丽仙特设的这个荣誉奖表彰，奖励的正是徐丽仙对曲艺事业的终身杰出成就和贡献。
徐丽仙的病情在经过了几次反复之后，又逐渐加重了。在和病痛的抗争中，徐丽仙回顾了自己的身世和生命历程，认真考虑了自己的归宿。徐丽仙从一个连小学也没有进过的、只知为生存为名利卖艺的旧艺人，到进入国家剧团之后，受到党的教育培养、集体的关心帮助，明确了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方向道路，在思想、文化、艺术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生活和事业上的这些感受，再联想到姐姐为国献身的榜样，在六十年代她就有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这时，在病中，她更加深了对生命意义和人生理想的认识，也加深了她对党的热爱，增强了做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献身党的事业的意志，她一次再次地表露了自己的心声：
“1964年，我曾正式向党提出申请，已经十七年了。旧社会带给我的一些思想意识上的缺点，影响了我的进步。每当想到，彻夜难眠。尤其当我知道我身患癌症，生命有限，这个问题就更感到迫切了。我有好的一面，出生苦，是党把我从苦海中救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徐丽仙。我和党心连心。我的姐姐是位烈士，她为中华民族英勇就义，她是党的交通员，我是党的宣传员。年轻的姐姐没有来得及入党，就光荣牺牲了。我生长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理由不加入到党的队伍里。我最近又去看了她的墓碑，姐姐的事迹在激励我。这种要求就更强烈、更迫切了。”
党组织对徐丽仙的入党问题是郑重的。他们听取群众意见，找徐丽仙交谈，帮助她学习党的基本知识，使徐丽仙的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徐丽仙于1983年11月9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支部大会上，她用朴素恳挚的语言表示：“只要活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我的生命是属于党的。”同志们在向她热烈祝贺的同时，更热切地希望这位才华超群的艺术家能多活几年，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徐丽仙在得知自己身罹恶疾之后，原想能再活五年，现在她已超过了原来的期望。她以坚强的毅力，打退了病魔一次一次的进攻，赢得了六年以上的时间，而且在这六年里，她记录经验、谱唱新作、教徒授艺，她没有丝毫停止为艺术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奉献。可以说这六年比平常的十年、十二年更为充实。入党之后，徐丽仙更是全身心地投入于事业和工作之中。
然而，徐丽仙的病情，虽经医务人员的悉心救治，还是日渐沉重了。虽然她对生命是那么热爱，对工作那么执着，但是对冷酷的客观现实，思想上也做好了准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仍和去医院探望的人谈论艺术，勉励青年勤奋学艺，积极工作，也和组织上平静地谈论自己的后事。
1984年3月6日下午，徐丽仙以一个强者的姿态，泰然离开人世。根据她的遗愿，不举行追悼会。在一个星期后，上海曲艺家协会和上海评弹团，假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了追思会。戏曲、音乐、曲艺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出席了会议，表达了对徐丽仙的深切缅怀和由衷的仰慕。
徐丽仙和她的艺术是不朽的。
（本文照片由祖忠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