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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
读木心的《即兴判断》和《哥伦比亚的倒影》。木心的文字有脱俗处，有拙劣的专业作家学不会的自由潇洒，有想象力，还有相当不坏的趣味；杂七杂八的书他读了不少，然而尚不能贯通，所以他的思想有画面似的热闹，然而见解零散，毕竟他的本业是画画，文字不过余兴。以时代论，他是自觉的“遗民”，始终窝在民国时代的沪上不肯出来；以地域论，他人在海外，是很满足的游离。因此之故，他以《诗经》、《楚辞》接古希腊、古罗马，自然而然，这中间缺少一些过渡和衔接，然而也能成立。总之，他在精神上与当今的中国没有太多联系，因此，他最大的好处便是身上没有特定时代的烟火气，他几乎是纯洁的。此外，木心还洒脱，至少他愿意以此面目示人。每个集子前面精心挑选的本人照片，是作品的构成部分，万万不可忽略，因为那也宣示了他的立场、他的态度。木信自恋，这是可以肯定的。也许世上有太多东西他无法接受，他的“遗世”总归是无奈的。
以前零星读过一些他的文章，读过他正本的诗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报社做翻译的时候，一位台湾来的同事见我爱翻书，推荐读木心。木心的书他没有，给我的，只是一篇文章，是在他从前工作过的一家报纸上发表的，题目叫《明天不散步了》。我读过，惊诧不已。不是好不好的问题，问题是我没读过别人像这样写文章。他文字的密度大，字句的延伸模式是从一点出发，无限跳跃——我喜欢的形态，此后就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写这样的散文。我也知道他是个老画家，身上残留些上海“老克拉”的味道，纵在最落魄的时候也死抱着一些穷讲究不放。若干年后我听说了他在动乱年代的非人遭遇，他在台湾拥有不多但坚定的粉丝，还有其他的传闻。但我那时对木心的全部了解和感觉，是他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事隔十几年，一口气读了他两本散文，知道他也有懒散的时候，那又是一种风度。
得知木心去世的消息后，周末去书店，买了他的作品四种：《哥伦比亚的倒影》，《素履之往》，《我缤纷的情欲》，《即兴判断》。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一套木心作品，书店当初都有，几年下来，陆续被人买走，仅剩此四种。我拿走四册之后，便只剩两种了。他的集子中，只有一册是小说：《温莎墓园》，已经卖掉了。
之后的周末，去图书馆借回《温莎墓园》。《美国喜剧》篇里有句话：“文明”是“愚蠢的复杂化”。不知道这是木心自己说的，还是转引他人的，总之很可解颐。福柯引她同胞的名言：到我们这个时代，不疯癫只是疯癫的另一种形式。像王尔德的一些话，未必有多深的道理在里头，只是说得聪明尖巧，不由人不佩服。道理之外，看见作者的态度，这比道理更重要。
木心称许鲁迅，不是虚言。他对鲁迅的作品，熟悉到骨子里。他的短篇小说，有完全模仿鲁迅的，尤其是语言和结构。《完美的女友》里说那位女雕塑家：“关于她自己呢——已复婚。有了儿子和女儿，很可爱的。事业顺利，雕塑件数倒不太多。”最后那句话，是典型的迅翁口气。轻轻一转，也未必意在讽刺，仿佛对亲近的朋友开玩笑，戏谑之中不无怜爱。小说末尾写到：“中国的京城，除了风沙袭人的春天，夏、秋、冬都是极可爱的。”云云，自然是模仿《祝福》的做法。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知道王小波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关于他，当时有一些离奇的说法包括他的死因，现在证明纯属无稽之谈。他的小说初看有点怪异，加入了很多他太太李银河说的“亚文化”的要素。所以对于他本人，产生一些猜想，也算事出有因。照片上的王小波，与他的文风一致，随和，开通，善于调侃，骨子里是一个崇尚自由、不拿任何权威当回事的人。他的杂文不多，但那文字一看就是典型王家的，别人学不来，包括那句他最爱说的“众所周知”，还有“罗素如何如何的”。因为他，我几乎想去把罗素的书全部找来读一遍。
王小波的小说，我先读《黄金时代》，大概不习惯，觉得总不如他的杂文正宗。《青铜时代》看介绍是改写唐人传奇，立刻兴致盎然：改写唐人传奇，是我心里一直暗暗打着的小算盘啊。但王小波的改写显然走过了头，他玩入其中，乐不思归。在《黄金时代》里，性成了对那个荒谬时代的怪异却不失有力的反抗，王小波用表面上的荒诞消解了极端的思想禁锢。可是，薛嵩和红线们体贴入微的自虐游戏，除了当事者的一点感官愉悦，能有什么微言大义呢。
其实王小波是可以分为两个人的，一个是作家王小波，他有责任，有使命感，他谈思想，宣扬自由思想；另一个是游戏者王小波，《青铜时代》和《白银时代》，便是游戏的产物。
当然，要严格区分两者是困难的，游戏中偶尔也有意义，而《黄金时代》里不能说毫无游戏作乐的成分。
这里说的《黄金时代》，是收在《黄金时代》这本书里名为《黄金时代》的一组三个中篇小说中的第一篇，名叫《黄金时代》。《黄金时代》里就只有这几万字的一篇最好。其他的，什么《革命时期的爱情》，什么《我的阴阳两界》，都不算好，尽管都是写实的。
王小波的小说才能，他对性这个话题的自由揉捏，他故意重复的叙事习惯，他的无所不在的调侃，都在这个中篇《黄金时代》里尽情展示出来了。不管这一篇是最先写的还是最后写的，在你阅读了此篇之后，其他各篇都变成了它的前驱或拙劣的模仿。甚至故事也都差不多：男人总是心甘情愿的被动者，女人则生机勃勃，在最险恶的环境里游刃有余。比如在应付出“斗争差”而被捆绑这件事上，陈清扬通过自带更柔软的晒衣绳，通过和捆绑者软语相求，便不像叙事者王二那样被整得皮肤青肿。在小舅和小舅妈这一对中，男女关系的倒置被夸张到小舅妈是警官，小舅则是被她监管的囚犯，西方另类小说中典型的控制和被控制者。性的关系，爱情的关系，变成了权力的关系。《黄金时代》虽有偏斜的倾向，但止于调侃的界限之内。《白银时代》里小舅、小舅妈的故事，则蜕化为以另类娱乐为目的的游戏小说，假如说它不无社会意义，也仅限于作为小说背景的“文革”时代，但和《黄金时代》不同的是，“文革”在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替代物的背景，而非小说的有机成分。这个背景上最鲜明的一笔莫过于：小舅为自己因画了一幅画而被劳教叫冤，小舅妈回答说：这里还有只写了一首诗的呢。 王小波的叙事用了最粗俗的词，写的是最容易落于窠臼的细节，但却给人不那么混浊甚至纯洁无瑕的印象，这是不能不令人惊奇的：“我和陈清扬在章风山上做爱，有一只老水牛在一边看。后来它哞了一声跑开了，只剩我们两人。过了很长时间，天渐渐亮了。雾从天顶消散。陈清扬的身体沾了露水，闪起光来。我把她放开，站起来，看见离寨子很近，就说：走。于是离开了那个地方，再没回去过。”
这一段再充分不过地显示了王小波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比日常生活还亲切和舒适的悖谬”。而在下面一段，王小波极为难得地把他“斑驳陆离的复杂外衣下的纯情”展示给了读者：“陈清扬说她真实的罪孽，是指在清平山上。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头发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全部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龙城录》
赵师雄罗浮山夜宿梅花树下遇仙事，出自传为柳宗元所作的《龙城录》。《龙城录》中的作品，篇幅多短小，而能以意境和趣味取胜，语言则甚圆润清丽。柳宗元的古文，峻峭幽深，风格相去甚远。梅花梦故事透露的情愫，也不似宗元的为人。宗元以古文体作传奇，如《李赤》、《河间》二传，文字皆简捷刚厉，不杂丽语，又往往借人事发议论，义正词严。以此感觉，很容易便断定《龙城录》非出宗元之手。故事结尾：“久之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与《红线》中红线夜归一段的描写，文字风格神似：“既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而漳水东注，晨飚动野，斜月在林。”
实际上，以文字风格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出于某人之手，极不可靠。且不说一个作家的前后期创作会非常不同，大作家本身思想和风格都丰富多彩，很多人还故意模仿他人，而模仿到神似，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并不很难。此外，作家在不同类别的创作中，会故意拉开文字的风格。在创作作为正统体裁的文和不那么正统的小说时，尤其如此。
《后搜神记》传为陶潜作，元好问留下《续夷坚志》，听起来都有些奇怪，其实一点也不。文学史和作品精选把一个人平面化了，甚至点线化了，我们以为李白天天浪漫，什么事都不干，但他也有抱着闺女在门口摇拨浪鼓的日子。老婆做饭，他没准会乐呵呵地在灶下添柴。
《龙城录》开头说，“柳先生谪居龙城，因次所闻于中朝士大夫，摭其实者为录”，这话是靠不住的。《龙城录》里的记载，多为荒诞不经的传说，这正是唐人的喜好。《龙城录》显得独异之处，是对文字特别关心，有关写作的有好多条，如王远知作《易总》，上帝认为泄天地秘密太多，派人追回，韩仲卿梦曹子建求序，还有裴武公夜得鬼诗等等，这对理解作者的身份，不无帮助。
东坡梅花诗中有“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叩门”之句，如果认定《龙城录》是宗元所作，则苏轼用此典，理所当然。但认为《龙城录》是宋人所作的学者，则说赵师雄的故事是根据苏诗衍化出来的。这在理论上也是可能的。举个例子，我一直觉得崔护人面桃花的爱情奇遇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争论谁先谁后，几同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辩论。没有证据，哪一方都是推测。
至于文字，前人里头，朱熹看文字，眼光极为毒辣。《朱子语类》说：“柳文后《龙城录》杂记，王銍性之所为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笔力。此记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诗文中不可晓知底于其中，似暗影出。伪书皆然。”但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以前引的“罗浮梦”为例，可看出《龙城录》的文字并不“衰弱”，再如“魏征嗜醋芹”一条：
魏左相忠言谠论，替襄万几，诚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谓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遗何好而能动其情？侍臣曰：魏征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称快，此见其真态也。明曰召赐食，有醋芹三杯，公见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尽。太宗笑曰：卿谓无所好，今朕见之矣。公拜谢曰：君无为故无所好，臣执作从事，独僻此收敛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叹之。
应当说，叙事既简洁，也不乏趣味。《龙城录》多称韩退之，如“退之尝言”，“退之常说”，给人的印象，作者和韩愈很熟，这当然无助于说明作者一定是宗元。似此小技，作伪者也能想到，但“夜坐谈鬼而怪至”一条，讲作者和韩愈等三人的一件事，显有为韩、柳的遭际鸣不平的意思，我倒宁愿这真是宗元自己写的：
君诲尝夜坐与退之，余三人谈鬼神变化，时风雪寒甚，窗外点点微明若流萤，须臾千万点，不可数度，顷入室中，或为圆镜，飞渡往来，乍离乍合，变为大声去，而三人虽退之刚直亦为之动颜，君诲与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谚曰：“白日无谈人，谈人则害生；昏夜无说鬼，说鬼则怪至。”亦至言也。余三人后皆不利。
《睽车志》
鬼怪故事人人喜欢，但又觉得不能登大雅之堂。东坡强人说鬼，固极通达，一句“姑妄言之”，却成为后人自我调侃的话头。心痒手痒而有闲暇著书的，命名多从典籍中取义，如齐谐、夷坚、子不语之类，表示谈鬼亦其来有自。唐人洒脱，在此一大事上便漫不经心，书名多面目雷同，如“玄怪录”、“广异记”、“异闻集”等等，仿佛只要有个异字或怪字，读者作者便皆大欢喜。以古典命名，《宣室志》过于一本正经，宋人郭彖的《睽车志》却别具童趣。“睽车”一词取自《易经》睽卦：“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这本是大有趣味的描写，高亨注易，非要揭开那层纸，说路上遇到的一车鬼其实不是鬼，是来人涂了脸面扮成鬼怪。郭彖的名和字都得于《易经》，和《易经》自然有因缘，作《睽车志》，显然不相信高先生后来的解释。鬼嘛，当然就是鬼，不是鬼还能是什么。
都说宋人记事质朴，缺少玩心，纵是谈狐说怪，也端着史家的架子。干巴巴的叙事之外，不肯添油加醋。小说娱人，无油无醋怎么行。徐铉的《稽神录》便大有此毛病。说他开了风气可以，但宋人不全是这么整的。《睽车志》就很有情趣。郭彖的文笔最像谁？说来有意思，和他的唐人前辈关系不大，他最像的，是蒲松龄。当然这话得反过来说。《聊斋志异》不是横空出世的，它的先驱，有长长的一串名单。但如果只挑几本书谈对蒲松龄的影响，《睽车志》是必不可少的一本。“汴河岸卖粥妪”、“牛心道人”和“许式”各篇，纯然留仙先生的风格，不仅文字像，故事也像，故事中透露的情愫，也像。这几篇如置之聊斋里，寻常是分辨不出的。 “刘先生不为物累”一篇，是谈人生的好材料，我在别的文章里已经抄引过。林灵素是徽宗宠信的道士，《睽车志》里有两个关于他的故事，其中之一说，灵素见李师师，斥为妖魅，“怒目攘袂亟起，取御炉火箸逐而击之，内侍救护得免。灵素曰：‘若杀此人，其尸无狐尾者，臣甘罔上之诛。’上笑而不从。”灵素认出李师师是狐狸精，敢以性命打赌，徽宗看来也相信，然而美人当前，心不能忍，和唐明皇一样，也是多情好男儿。另一条说，灵素年轻时很穷，欠人家酒钱不还。主人催债，灵素“即举手自扪其面，则左颊巳成枯骨髑髅，而余半面如故。”耍赖皮说：再催，那半拉脸也变。把人家吓坏了，将欠账一笔勾销。当今有“变脸”一技，妙用多多，大人小民，全用得上。比如刘邦杀功臣，昨日亲兄弟，今日如待寇仇，没有变脸的功夫怎么行。聊斋中的《画皮》，更是“原教旨主义”的本本色色的变脸。灵素用此上乘功法，不过为省掉几个小钱，用小了。
《四库提要》说：“张端义《贵耳集》曰：宪圣在南内，爱神怪幻诞等书，郭彖《睽车志》始出，洪景卢《夷坚志》继之。似此书尝经进御矣。”皇帝日理万机，闲下来，也要听人说鬼。《睽车志》受命而作，难怪写得这么好。
《世说新语》
鲁迅论《世说新语》，其中有两点，以前不太留意，现在则感受较深。第一，它记人间事，与古不同。《韩非子》、《列子》诸书，“《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世说》则为“赏心而作”，“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第二，《世说新语》中谬误颇多，但“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因为这两点，它的史料价值虽高，却不能把书中的每件事都当真。涉及到著名历史人物的，一件小事便引出一个大结论，上纲上线，好笑的同时也很可怕。
清人尝嘲讥不读书的人，把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当作历史掌故。有些地方，《世说》的影响不亚于《三国》。关于曹操，《世说》中有杀匈奴使一条，学者已经证实，这是根据司马彪《续后汉书》中承宫的故事移植的。曹操觉得自己形象不好，让美男子崔琰代替自己见匈奴使者，本人则床头捉刀，假作侍卫。等到发现匈奴使者看穿了这个小把戏，又派人追杀使者。这样的事情，荒唐无稽，刘知几已在《史通》中作了批驳，余嘉锡在笺疏中也说，“近于儿戏，类委巷之言”。
晋代魏，行事很不光彩，编造曹家的坏话，可以为自家篡位添置点理由。捉刀故事很能表现曹操的奸诈和忌才，崔琰后来正是被曹操赐死的。这和小说中编造曹操杀吕伯奢全家的情节以见曹操之狠毒手法一样。曹操杀杨修，杀崔琰，杀孔融，本是历史事实，都不如杀吕伯奢和匈奴使来得出名。就是今天，要说服人人都相信这两件事都是虚构，也不容易。
余嘉锡在“德行”部分华歆、王朗乘船避难的故事后说：“自后汉之末，以至六朝，士人往往饰容止、盛言谈，小廉曲谨，以邀声誉。逮至闻望既高，四方宗仰，虽卖国求荣，犹翕然以名德推之。华歆、王朗、陈群之徒，其作俑者也。观《吴志》孙策传注引《献帝春秋》，朗对孙策诘问，自称降虏，稽颡乞命。《蜀志》许靖传注引《魏略》，朗与靖书，自喜目睹圣主受终，如处唐虞之世。其顽钝无耻，亦已甚矣。特作恶不如歆之甚耳，此其优劣，无足深论也。”
“德行”卷华歆的故事有四则，其中两则是关于华、王二人的。如果只看原文，不知该对他们，还有锄金故事中的管宁，多么钦佩。余嘉锡的笺疏，让读者看到了这些诗意轶事之外不那么诗意的大节。“蜡日”条讲到“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余嘉锡引李慈铭的话评说此事：“案华守豫章，兵至即迎；王守会稽，犹知拒战。华党曹氏，发壁牵后；王被操征，积年乃至。此盖所谓‘学之形骸之外，去之更远’者也。二人优劣，不问可知。晋人清谈如此。”
推尚言谈和容止，眼中便只有言谈和容止；推尚文字和一点小聪明，眼中便只有文字和那点小聪明。哪怕他卖国求荣，照样群言纷纷，竞相尊崇。一叶障目便不见泰山，然而抱琴挥麈之际，亦俨然饱学高识之士，风情张日，霜气横秋，全世界都不在话下。其实不过一个“顽钝”。李慈铭一句“如此”，余先生一句“无足深论”，也就打发了。
读木心的《即兴判断》和《哥伦比亚的倒影》。木心的文字有脱俗处，有拙劣的专业作家学不会的自由潇洒，有想象力，还有相当不坏的趣味；杂七杂八的书他读了不少，然而尚不能贯通，所以他的思想有画面似的热闹，然而见解零散，毕竟他的本业是画画，文字不过余兴。以时代论，他是自觉的“遗民”，始终窝在民国时代的沪上不肯出来；以地域论，他人在海外，是很满足的游离。因此之故，他以《诗经》、《楚辞》接古希腊、古罗马，自然而然，这中间缺少一些过渡和衔接，然而也能成立。总之，他在精神上与当今的中国没有太多联系，因此，他最大的好处便是身上没有特定时代的烟火气，他几乎是纯洁的。此外，木心还洒脱，至少他愿意以此面目示人。每个集子前面精心挑选的本人照片，是作品的构成部分，万万不可忽略，因为那也宣示了他的立场、他的态度。木信自恋，这是可以肯定的。也许世上有太多东西他无法接受，他的“遗世”总归是无奈的。
以前零星读过一些他的文章，读过他正本的诗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报社做翻译的时候，一位台湾来的同事见我爱翻书，推荐读木心。木心的书他没有，给我的，只是一篇文章，是在他从前工作过的一家报纸上发表的，题目叫《明天不散步了》。我读过，惊诧不已。不是好不好的问题，问题是我没读过别人像这样写文章。他文字的密度大，字句的延伸模式是从一点出发，无限跳跃——我喜欢的形态，此后就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写这样的散文。我也知道他是个老画家，身上残留些上海“老克拉”的味道，纵在最落魄的时候也死抱着一些穷讲究不放。若干年后我听说了他在动乱年代的非人遭遇，他在台湾拥有不多但坚定的粉丝，还有其他的传闻。但我那时对木心的全部了解和感觉，是他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事隔十几年，一口气读了他两本散文，知道他也有懒散的时候，那又是一种风度。
得知木心去世的消息后，周末去书店，买了他的作品四种：《哥伦比亚的倒影》，《素履之往》，《我缤纷的情欲》，《即兴判断》。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一套木心作品，书店当初都有，几年下来，陆续被人买走，仅剩此四种。我拿走四册之后，便只剩两种了。他的集子中，只有一册是小说：《温莎墓园》，已经卖掉了。
之后的周末，去图书馆借回《温莎墓园》。《美国喜剧》篇里有句话：“文明”是“愚蠢的复杂化”。不知道这是木心自己说的，还是转引他人的，总之很可解颐。福柯引她同胞的名言：到我们这个时代，不疯癫只是疯癫的另一种形式。像王尔德的一些话，未必有多深的道理在里头，只是说得聪明尖巧，不由人不佩服。道理之外，看见作者的态度，这比道理更重要。
木心称许鲁迅，不是虚言。他对鲁迅的作品，熟悉到骨子里。他的短篇小说，有完全模仿鲁迅的，尤其是语言和结构。《完美的女友》里说那位女雕塑家：“关于她自己呢——已复婚。有了儿子和女儿，很可爱的。事业顺利，雕塑件数倒不太多。”最后那句话，是典型的迅翁口气。轻轻一转，也未必意在讽刺，仿佛对亲近的朋友开玩笑，戏谑之中不无怜爱。小说末尾写到：“中国的京城，除了风沙袭人的春天，夏、秋、冬都是极可爱的。”云云，自然是模仿《祝福》的做法。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知道王小波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关于他，当时有一些离奇的说法包括他的死因，现在证明纯属无稽之谈。他的小说初看有点怪异，加入了很多他太太李银河说的“亚文化”的要素。所以对于他本人，产生一些猜想，也算事出有因。照片上的王小波，与他的文风一致，随和，开通，善于调侃，骨子里是一个崇尚自由、不拿任何权威当回事的人。他的杂文不多，但那文字一看就是典型王家的，别人学不来，包括那句他最爱说的“众所周知”，还有“罗素如何如何的”。因为他，我几乎想去把罗素的书全部找来读一遍。
王小波的小说，我先读《黄金时代》，大概不习惯，觉得总不如他的杂文正宗。《青铜时代》看介绍是改写唐人传奇，立刻兴致盎然：改写唐人传奇，是我心里一直暗暗打着的小算盘啊。但王小波的改写显然走过了头，他玩入其中，乐不思归。在《黄金时代》里，性成了对那个荒谬时代的怪异却不失有力的反抗，王小波用表面上的荒诞消解了极端的思想禁锢。可是，薛嵩和红线们体贴入微的自虐游戏，除了当事者的一点感官愉悦，能有什么微言大义呢。
其实王小波是可以分为两个人的，一个是作家王小波，他有责任，有使命感，他谈思想，宣扬自由思想；另一个是游戏者王小波，《青铜时代》和《白银时代》，便是游戏的产物。
当然，要严格区分两者是困难的，游戏中偶尔也有意义，而《黄金时代》里不能说毫无游戏作乐的成分。
这里说的《黄金时代》，是收在《黄金时代》这本书里名为《黄金时代》的一组三个中篇小说中的第一篇，名叫《黄金时代》。《黄金时代》里就只有这几万字的一篇最好。其他的，什么《革命时期的爱情》，什么《我的阴阳两界》，都不算好，尽管都是写实的。
王小波的小说才能，他对性这个话题的自由揉捏，他故意重复的叙事习惯，他的无所不在的调侃，都在这个中篇《黄金时代》里尽情展示出来了。不管这一篇是最先写的还是最后写的，在你阅读了此篇之后，其他各篇都变成了它的前驱或拙劣的模仿。甚至故事也都差不多：男人总是心甘情愿的被动者，女人则生机勃勃，在最险恶的环境里游刃有余。比如在应付出“斗争差”而被捆绑这件事上，陈清扬通过自带更柔软的晒衣绳，通过和捆绑者软语相求，便不像叙事者王二那样被整得皮肤青肿。在小舅和小舅妈这一对中，男女关系的倒置被夸张到小舅妈是警官，小舅则是被她监管的囚犯，西方另类小说中典型的控制和被控制者。性的关系，爱情的关系，变成了权力的关系。《黄金时代》虽有偏斜的倾向，但止于调侃的界限之内。《白银时代》里小舅、小舅妈的故事，则蜕化为以另类娱乐为目的的游戏小说，假如说它不无社会意义，也仅限于作为小说背景的“文革”时代，但和《黄金时代》不同的是，“文革”在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替代物的背景，而非小说的有机成分。这个背景上最鲜明的一笔莫过于：小舅为自己因画了一幅画而被劳教叫冤，小舅妈回答说：这里还有只写了一首诗的呢。 王小波的叙事用了最粗俗的词，写的是最容易落于窠臼的细节，但却给人不那么混浊甚至纯洁无瑕的印象，这是不能不令人惊奇的：“我和陈清扬在章风山上做爱，有一只老水牛在一边看。后来它哞了一声跑开了，只剩我们两人。过了很长时间，天渐渐亮了。雾从天顶消散。陈清扬的身体沾了露水，闪起光来。我把她放开，站起来，看见离寨子很近，就说：走。于是离开了那个地方，再没回去过。”
这一段再充分不过地显示了王小波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比日常生活还亲切和舒适的悖谬”。而在下面一段，王小波极为难得地把他“斑驳陆离的复杂外衣下的纯情”展示给了读者：“陈清扬说她真实的罪孽，是指在清平山上。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头发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全部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龙城录》
赵师雄罗浮山夜宿梅花树下遇仙事，出自传为柳宗元所作的《龙城录》。《龙城录》中的作品，篇幅多短小，而能以意境和趣味取胜，语言则甚圆润清丽。柳宗元的古文，峻峭幽深，风格相去甚远。梅花梦故事透露的情愫，也不似宗元的为人。宗元以古文体作传奇，如《李赤》、《河间》二传，文字皆简捷刚厉，不杂丽语，又往往借人事发议论，义正词严。以此感觉，很容易便断定《龙城录》非出宗元之手。故事结尾：“久之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与《红线》中红线夜归一段的描写，文字风格神似：“既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而漳水东注，晨飚动野，斜月在林。”
实际上，以文字风格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出于某人之手，极不可靠。且不说一个作家的前后期创作会非常不同，大作家本身思想和风格都丰富多彩，很多人还故意模仿他人，而模仿到神似，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并不很难。此外，作家在不同类别的创作中，会故意拉开文字的风格。在创作作为正统体裁的文和不那么正统的小说时，尤其如此。
《后搜神记》传为陶潜作，元好问留下《续夷坚志》，听起来都有些奇怪，其实一点也不。文学史和作品精选把一个人平面化了，甚至点线化了，我们以为李白天天浪漫，什么事都不干，但他也有抱着闺女在门口摇拨浪鼓的日子。老婆做饭，他没准会乐呵呵地在灶下添柴。
《龙城录》开头说，“柳先生谪居龙城，因次所闻于中朝士大夫，摭其实者为录”，这话是靠不住的。《龙城录》里的记载，多为荒诞不经的传说，这正是唐人的喜好。《龙城录》显得独异之处，是对文字特别关心，有关写作的有好多条，如王远知作《易总》，上帝认为泄天地秘密太多，派人追回，韩仲卿梦曹子建求序，还有裴武公夜得鬼诗等等，这对理解作者的身份，不无帮助。
东坡梅花诗中有“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叩门”之句，如果认定《龙城录》是宗元所作，则苏轼用此典，理所当然。但认为《龙城录》是宋人所作的学者，则说赵师雄的故事是根据苏诗衍化出来的。这在理论上也是可能的。举个例子，我一直觉得崔护人面桃花的爱情奇遇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争论谁先谁后，几同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辩论。没有证据，哪一方都是推测。
至于文字，前人里头，朱熹看文字，眼光极为毒辣。《朱子语类》说：“柳文后《龙城录》杂记，王銍性之所为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笔力。此记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诗文中不可晓知底于其中，似暗影出。伪书皆然。”但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以前引的“罗浮梦”为例，可看出《龙城录》的文字并不“衰弱”，再如“魏征嗜醋芹”一条：
魏左相忠言谠论，替襄万几，诚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谓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遗何好而能动其情？侍臣曰：魏征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称快，此见其真态也。明曰召赐食，有醋芹三杯，公见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尽。太宗笑曰：卿谓无所好，今朕见之矣。公拜谢曰：君无为故无所好，臣执作从事，独僻此收敛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叹之。
应当说，叙事既简洁，也不乏趣味。《龙城录》多称韩退之，如“退之尝言”，“退之常说”，给人的印象，作者和韩愈很熟，这当然无助于说明作者一定是宗元。似此小技，作伪者也能想到，但“夜坐谈鬼而怪至”一条，讲作者和韩愈等三人的一件事，显有为韩、柳的遭际鸣不平的意思，我倒宁愿这真是宗元自己写的：
君诲尝夜坐与退之，余三人谈鬼神变化，时风雪寒甚，窗外点点微明若流萤，须臾千万点，不可数度，顷入室中，或为圆镜，飞渡往来，乍离乍合，变为大声去，而三人虽退之刚直亦为之动颜，君诲与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谚曰：“白日无谈人，谈人则害生；昏夜无说鬼，说鬼则怪至。”亦至言也。余三人后皆不利。
《睽车志》
鬼怪故事人人喜欢，但又觉得不能登大雅之堂。东坡强人说鬼，固极通达，一句“姑妄言之”，却成为后人自我调侃的话头。心痒手痒而有闲暇著书的，命名多从典籍中取义，如齐谐、夷坚、子不语之类，表示谈鬼亦其来有自。唐人洒脱，在此一大事上便漫不经心，书名多面目雷同，如“玄怪录”、“广异记”、“异闻集”等等，仿佛只要有个异字或怪字，读者作者便皆大欢喜。以古典命名，《宣室志》过于一本正经，宋人郭彖的《睽车志》却别具童趣。“睽车”一词取自《易经》睽卦：“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这本是大有趣味的描写，高亨注易，非要揭开那层纸，说路上遇到的一车鬼其实不是鬼，是来人涂了脸面扮成鬼怪。郭彖的名和字都得于《易经》，和《易经》自然有因缘，作《睽车志》，显然不相信高先生后来的解释。鬼嘛，当然就是鬼，不是鬼还能是什么。
都说宋人记事质朴，缺少玩心，纵是谈狐说怪，也端着史家的架子。干巴巴的叙事之外，不肯添油加醋。小说娱人，无油无醋怎么行。徐铉的《稽神录》便大有此毛病。说他开了风气可以，但宋人不全是这么整的。《睽车志》就很有情趣。郭彖的文笔最像谁？说来有意思，和他的唐人前辈关系不大，他最像的，是蒲松龄。当然这话得反过来说。《聊斋志异》不是横空出世的，它的先驱，有长长的一串名单。但如果只挑几本书谈对蒲松龄的影响，《睽车志》是必不可少的一本。“汴河岸卖粥妪”、“牛心道人”和“许式”各篇，纯然留仙先生的风格，不仅文字像，故事也像，故事中透露的情愫，也像。这几篇如置之聊斋里，寻常是分辨不出的。 “刘先生不为物累”一篇，是谈人生的好材料，我在别的文章里已经抄引过。林灵素是徽宗宠信的道士，《睽车志》里有两个关于他的故事，其中之一说，灵素见李师师，斥为妖魅，“怒目攘袂亟起，取御炉火箸逐而击之，内侍救护得免。灵素曰：‘若杀此人，其尸无狐尾者，臣甘罔上之诛。’上笑而不从。”灵素认出李师师是狐狸精，敢以性命打赌，徽宗看来也相信，然而美人当前，心不能忍，和唐明皇一样，也是多情好男儿。另一条说，灵素年轻时很穷，欠人家酒钱不还。主人催债，灵素“即举手自扪其面，则左颊巳成枯骨髑髅，而余半面如故。”耍赖皮说：再催，那半拉脸也变。把人家吓坏了，将欠账一笔勾销。当今有“变脸”一技，妙用多多，大人小民，全用得上。比如刘邦杀功臣，昨日亲兄弟，今日如待寇仇，没有变脸的功夫怎么行。聊斋中的《画皮》，更是“原教旨主义”的本本色色的变脸。灵素用此上乘功法，不过为省掉几个小钱，用小了。
《四库提要》说：“张端义《贵耳集》曰：宪圣在南内，爱神怪幻诞等书，郭彖《睽车志》始出，洪景卢《夷坚志》继之。似此书尝经进御矣。”皇帝日理万机，闲下来，也要听人说鬼。《睽车志》受命而作，难怪写得这么好。
《世说新语》
鲁迅论《世说新语》，其中有两点，以前不太留意，现在则感受较深。第一，它记人间事，与古不同。《韩非子》、《列子》诸书，“《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世说》则为“赏心而作”，“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第二，《世说新语》中谬误颇多，但“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因为这两点，它的史料价值虽高，却不能把书中的每件事都当真。涉及到著名历史人物的，一件小事便引出一个大结论，上纲上线，好笑的同时也很可怕。
清人尝嘲讥不读书的人，把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当作历史掌故。有些地方，《世说》的影响不亚于《三国》。关于曹操，《世说》中有杀匈奴使一条，学者已经证实，这是根据司马彪《续后汉书》中承宫的故事移植的。曹操觉得自己形象不好，让美男子崔琰代替自己见匈奴使者，本人则床头捉刀，假作侍卫。等到发现匈奴使者看穿了这个小把戏，又派人追杀使者。这样的事情，荒唐无稽，刘知几已在《史通》中作了批驳，余嘉锡在笺疏中也说，“近于儿戏，类委巷之言”。
晋代魏，行事很不光彩，编造曹家的坏话，可以为自家篡位添置点理由。捉刀故事很能表现曹操的奸诈和忌才，崔琰后来正是被曹操赐死的。这和小说中编造曹操杀吕伯奢全家的情节以见曹操之狠毒手法一样。曹操杀杨修，杀崔琰，杀孔融，本是历史事实，都不如杀吕伯奢和匈奴使来得出名。就是今天，要说服人人都相信这两件事都是虚构，也不容易。
余嘉锡在“德行”部分华歆、王朗乘船避难的故事后说：“自后汉之末，以至六朝，士人往往饰容止、盛言谈，小廉曲谨，以邀声誉。逮至闻望既高，四方宗仰，虽卖国求荣，犹翕然以名德推之。华歆、王朗、陈群之徒，其作俑者也。观《吴志》孙策传注引《献帝春秋》，朗对孙策诘问，自称降虏，稽颡乞命。《蜀志》许靖传注引《魏略》，朗与靖书，自喜目睹圣主受终，如处唐虞之世。其顽钝无耻，亦已甚矣。特作恶不如歆之甚耳，此其优劣，无足深论也。”
“德行”卷华歆的故事有四则，其中两则是关于华、王二人的。如果只看原文，不知该对他们，还有锄金故事中的管宁，多么钦佩。余嘉锡的笺疏，让读者看到了这些诗意轶事之外不那么诗意的大节。“蜡日”条讲到“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余嘉锡引李慈铭的话评说此事：“案华守豫章，兵至即迎；王守会稽，犹知拒战。华党曹氏，发壁牵后；王被操征，积年乃至。此盖所谓‘学之形骸之外，去之更远’者也。二人优劣，不问可知。晋人清谈如此。”
推尚言谈和容止，眼中便只有言谈和容止；推尚文字和一点小聪明，眼中便只有文字和那点小聪明。哪怕他卖国求荣，照样群言纷纷，竞相尊崇。一叶障目便不见泰山，然而抱琴挥麈之际，亦俨然饱学高识之士，风情张日，霜气横秋，全世界都不在话下。其实不过一个“顽钝”。李慈铭一句“如此”，余先生一句“无足深论”，也就打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