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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名噪一时、被称为“新徽商代表人物”的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安徽省商务厅原副厅长蔡文龙（正厅级）因涉嫌贪污1419万余元人民币，受贿合计300多万元人民币，挪用公款2300万元，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财产损失3.35多亿元，2008年9月24日在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在2000年把“徽商”这一历史上著名商帮的名称当作徽商集团这家国有企业的商标后，蔡文龙一度演绎了徽商善“商”的传奇。他把整体严重亏损的物资集团公司改造成位居中国企业500强第146位的大型企业集团，成为国家重点培育的20家大型流通企业之一。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商界叱咤了不过七八年的蔡文龙，2007年1月调任安徽省商务厅副厅长，两个多月后就被纪委“双规”，有10多个他的“嫡系”、徽商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的高管同时受到查处。2007年11月，由安徽省检察院指定，巢湖市检察院对蔡文龙涉嫌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随着蔡文龙被送上法庭公开受审，这个“知名新徽商”在风光日子里的种种腐败行为也大白于天下。
炒股炒期货亏了3.35亿
蔡文龙所涉罪行大都发生在他担任徽商集团董事长期间，涉及证券、期货、委托理财等新经济领域。其中有个叫王巍的证券投资商的出现，让蔡文龙日后得到受贿、贪污、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财产损失3项罪名的指控。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0年底，证券投资商王巍通过自由职业人王文的介绍向蔡文龙提出要与徽商集团合作炒作“江苏索普”股票。蔡文龙不顾国务院于1997年5月批转的《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规定》，未经主管部门和董事会的批准，擅自决定徽商集团大规模投资证券市场，参与股票炒作。
2001年2月21日，经蔡文龙决定，徽商集团以其下属的徽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王巍在合肥设立的安徽省同邦投资管理公司签订了一份《委托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约定由徽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投资1.5亿元委托安徽同邦投资公司炒作“江苏索普”股票，并约定了双方的收益分配。合同签订后，徽商集团组织了1.5亿元资金，打入徽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在证券公司开设的账户，由王巍操作买卖“江苏索普”股票。同邦公司提供了上海爱建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价值人民币1.93亿元的“江苏索普”股票作为风险抵押。
为感谢蔡文龙对此次委托理财业务的支持、帮助，2001年3、4月份的一天，王巍通过王文将蔡文龙约至一家酒店，由王文将一个装有80万元人民币的蓝色旅行包交给了蔡文龙，蔡文龙予以笑纳。
蔡文龙觉得有自己人“做庄”炒股放心，也想搭顺风车炒一把。2001年4月19日，徽商集团基金管理处副处长周某根据蔡文龙的要求，以“段庆义”的名义为蔡开设了一个股票交易账户，由蔡自己下指令，周某帮助操作。开户后，蔡文龙先后向该账户投入资金20.9万余元，并由周某向该营业部透支50万元，陆续购买“江苏索普”股票33900股，后来该股票股价大跌，亏损严重，蔡文龙即要求徽商集团基金管理处处长唐某、周某把“段庆义”户并入集团公司账户。2001年9月4日，周某根据唐某的安排，从银河证券长江路营业部徽商集团的一个账户提取了70.9万余元现金，将其中50万元用以归还“段庆义”账户的透支款，余下的20.9万余元由唐某交还给了蔡文龙，之后周某将“段庆义”户的交易单据等凭证交给了徽商集团财务部门入了账。9月4日当天，“江苏索普”股票的收盘价为13.24元，“段庆义”股票账户资产总值为44.9万余元，而徽商集团为该户投入的资金为70.9万余元，至此亏损的26万余元，蔡文龙轻而易举就转嫁给了徽商集团有限公司。
而徽商集团在股票炒作中更是遭遇了“滑铁卢”。因由王巍操作买卖“江苏索普”股票不断下跌，心乱如麻的蔡文龙不经过董事会批准，又擅自决定增加资金投入和解除同邦公司提供质押的“江苏索普”股票，导致徽商集团此次委托理财最终亏损1.553亿元。
与此同时，蔡文龙违反国务院1996年2月批转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期货市场监管工作的请示》的规定，未经主管部门和董事会批准，擅自决定徽商集团大规模投机期货交易，在徽商集团内部调用大量资金先后在安徽、上海、云南等多家期货经纪公司进行铜、大豆、豆粕等期货交易。自2001年起截至2006年底，累计导致徽商集团亏损1.799亿元。
移花接木转嫁“老鼠仓”损失
在检察机关查明蔡文龙涉嫌的5起贪污犯罪中，有两起与期货交易有关，其中一起涉及开立期货“老鼠仓”。但精明的蔡文龙把1200余万元亏损作了巧妙的转嫁。
2003年初，蔡文龙决定，徽商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安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开设“柏堂平”账户炒作期铜，截留下了206万余元盈利款，成为账外资金。同年10月下旬，安兴期货公司董事长张秀英应蔡文龙的要求在该公司先后启用了4个账户供蔡个人炒作豆粕期货。由于开仓数量加大和对行情判断失误，急需追加资金护仓，当年12月2日，经过蔡文龙同意后，张秀英将那笔截留下来的206余万元供蔡护仓，结果该款被全部亏损掉。因该款是账外资金，蔡文龙在使用该款时即没有想归还，直至案发，他也没有还款。
2004年2月，因出现严重亏损，房地产公司又转款200万元至安兴期货公司，这笔巨款又全部亏损掉。后来其手下伪造了处理投资损失的工作请示签，并在张秀英协助下伪造了期货交易结算单等，直到2007年元月，在徽商集团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财务账上将此款冲销。
蔡文龙在期货上的损失远不止这400多万。2004年初，蔡文龙决定由徽商集团下属的华物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物期货公司）提供交易账户供徽商集团有限公司炒作期铜，由华物期货公司负责人谌正平和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助理徐祖林等协调资金运作。
当年4月，蔡文龙想跟着集团公司大盘炒作期铜，遂要求谌正平、徐祖林提供一个交易账户供他使用，谌、徐二人即提供了华物期货公司闲置的“冯朝春”账户供蔡使用，由蔡下指令，徐祖林帮助操作。从2004年4月至2004年8月，蔡先后向“冯朝春”户投入217万元资金，至2004年9月，该户出现亏损，需要资金护仓，蔡即同意徐祖林用集团公司的公款为其护仓，继续炒作。因行情与蔡预测的相反，至2005年3月，亏损严重，蔡决定全部平仓，至此，“冯朝春”户共计亏损836万余元。之后不久，蔡要求时任华物期货公司副总经理的徐祖林将此亏损并入徽商集团公司账上，将其个人投入的217万元设法抽回还给他，并指示刘某协助徐处理此事。
根据蔡文龙的指令，徐祖林与谌正平商量后，由徐出面以华物期货公司的名义与刘某签订了一份虚假的借用“乔龙飞”、“高夕凯”等六个期货交易账户的协议，伪造了十份华物期货公司向“乔龙飞”、“高夕凯”等六户共计收取217万元保证金的收据，之后，将“冯朝春”户原始的入金单等凭证抽出，又从“颐泰商贸”、“徽商基金部”等徽商集团公司使用的账户转入数笔资金到“冯朝春”账户，作为该户的原始入金并重新开具了保证金收据归档，从而把“冯朝春”户的入金从财务账上全部体现为徽商集团及下属单位的投资，然后将“乔龙飞”、“高夕凯”等六个账户的224.6万余元转到刘某个人在工商银行的账户上，其中217万元是为蔡文龙套回的本金，余款7.6万余元是徐祖林为掩盖真相利用“高夕凯”等账户炒作的利润。之后，刘某分次取出大部分现金交给了蔡文龙，余款又为蔡文龙投入了期货炒作。
通过如此运作，蔡文龙将其个人利用“冯朝春”户炒作期货亏损的836万余元全部转嫁给了徽商集团有限公司。
“知名新徽商”的双面人生
在炒作股票、期货中屡战屡败的蔡文龙，为何一直披着“新徽商代表人物”的光环呢？
翻开蔡文龙的履历，不难发现一名典型“官商”的成长过程。1953年8月出生的蔡文龙，曾被下放到安徽霍邱县大固店公社当一名民办教师，后来又连续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六安地委办公室副科长。由于工作出色，1984年，蔡被调到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先后担任省委办公厅秘书室副主任、省委巡视组正处级巡视员等职务。1994年5月份，他到在安徽省财政厅下面的世益公司担任总经理。不久又被调到安徽省省属企业——安兴联合总公司担任董事长，享受副厅级待遇。但他在这几个公司表现平平。1998年他出任安徽省物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后，他的经商潜能充分激发出来。
2006年5月，在浙江杭州召开的首届中国商帮峰会上，蔡文龙作为徽商入围“中国商帮领袖”候选名单。其推荐理由可看出蔡文龙的成就：徽商集团董事长蔡文龙，曾在党政机关任职，先后担任过多个省属企业的法人代表，官至厅级。却毫不犹豫地摘掉了头上的官帽，做起了商人。更让人惊奇的是在全行业亏损的背景下，他领导下的安徽省最大的国有物资流通企业徽商集团用两年时间将累计亏损1亿多元，还有1.2亿元的呆坏账的徽商集团的前身——安徽省物资集团，改造成为销售收入151.9亿元，最终位居中国企业500强第146位的大型企业集团，成为国家重点培育的20家大型流通企业之一。
蔡文龙被称为“新徽商代表人物”，获得了“知名新徽商”等一系列荣誉称号，还被褒扬为是一个极具历史情结和使命感的人。其实，蔡文龙始终无法逃脱“官商”做大后的心理情结，并没有实现从“官商”向新徽商的成功过渡。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蔡文龙荣誉加身的背后早已积聚了一桩桩罪行。
据报道，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徽商集团母公司进行改制。在改制过程中，一封封反映蔡文龙有“经济问题”的举报信，寄到纪委，引起了安徽省纪委的重视。
徽商集团窝案水落石出之时，蔡文龙一帮人已把这家大型国有企业折腾到“奄奄一息”的地步，整个公司实际已被蛀成了一具空壳。究其症结，除了拥有绝对权力的国企老总缺少有效的监管外，用人腐败、管理腐败是促成小集团利益超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侵蚀公司利益的基础。蔡文龙在徽商集团使用的中层领导干部大多是自己的老乡、老部下，他们对他俯首帖耳，之间又相互勾结，共同作案。蔡文龙自己俨然是至高无上的家长，把大型国有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企业就是他的提款机。当蔡文龙需要钱、亏了钱时，一些亲信总会主动为其出谋划策。而为了能获得亲信之位，一些人千方百计地讨好他。
从检察机关指控中可以看出，蔡文龙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255.5万元、美元3.6万元、英镑2.4万元、港币2万元及价值人民币1.75万元的翡翠挂件一枚。
这些贿赂，除了证券投资商王巍所送的80万元人民币外，绝大多数是部下、亲信对他的“进贡”。
其中原徽商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大全是蔡文龙的同乡，为感谢蔡文龙对其工作调动、职务升迁的帮助，共送给蔡文龙人民币33.5万元、美元1万元。
原徽商创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勇华也是蔡的同乡，多次送给蔡文龙钱款共计人民币46万元、美元7000元。
此外，蔡文龙还以急需用钱为由，向毕勇华“借”走了30万元。原安兴期货公司董事长张秀英作为蔡文龙的老部下，一直唯马首是瞻，帮蔡文龙转嫁炒期货亏损，侵吞、挪用公款。她自己贪污公款609万余元，挪用公款2300万元，受贿47万余元。在蔡文龙受审后不久，张秀英被判处无期徒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蔡文龙当上徽商集团董事长后，在很多场合，都会慷慨激昂地分析徽商在历史上衰落的根本原因，宣称他要重新扛起“新徽商”大旗,建设基于法制化制度设计的新徽商文化。在“2005徽商论坛”上所作的“徽商文化批判与创新”的发言中，蔡文龙认为“依官傍权，缺乏主体性是历史上的徽商衰落的根本原因。成也官商，败也官商。”这话莫不成了蔡文龙落败的谶语？■
编辑：靳伟华
在2000年把“徽商”这一历史上著名商帮的名称当作徽商集团这家国有企业的商标后，蔡文龙一度演绎了徽商善“商”的传奇。他把整体严重亏损的物资集团公司改造成位居中国企业500强第146位的大型企业集团，成为国家重点培育的20家大型流通企业之一。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商界叱咤了不过七八年的蔡文龙，2007年1月调任安徽省商务厅副厅长，两个多月后就被纪委“双规”，有10多个他的“嫡系”、徽商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的高管同时受到查处。2007年11月，由安徽省检察院指定，巢湖市检察院对蔡文龙涉嫌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随着蔡文龙被送上法庭公开受审，这个“知名新徽商”在风光日子里的种种腐败行为也大白于天下。
炒股炒期货亏了3.35亿
蔡文龙所涉罪行大都发生在他担任徽商集团董事长期间，涉及证券、期货、委托理财等新经济领域。其中有个叫王巍的证券投资商的出现，让蔡文龙日后得到受贿、贪污、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财产损失3项罪名的指控。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0年底，证券投资商王巍通过自由职业人王文的介绍向蔡文龙提出要与徽商集团合作炒作“江苏索普”股票。蔡文龙不顾国务院于1997年5月批转的《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规定》，未经主管部门和董事会的批准，擅自决定徽商集团大规模投资证券市场，参与股票炒作。
2001年2月21日，经蔡文龙决定，徽商集团以其下属的徽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王巍在合肥设立的安徽省同邦投资管理公司签订了一份《委托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约定由徽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投资1.5亿元委托安徽同邦投资公司炒作“江苏索普”股票，并约定了双方的收益分配。合同签订后，徽商集团组织了1.5亿元资金，打入徽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在证券公司开设的账户，由王巍操作买卖“江苏索普”股票。同邦公司提供了上海爱建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价值人民币1.93亿元的“江苏索普”股票作为风险抵押。
为感谢蔡文龙对此次委托理财业务的支持、帮助，2001年3、4月份的一天，王巍通过王文将蔡文龙约至一家酒店，由王文将一个装有80万元人民币的蓝色旅行包交给了蔡文龙，蔡文龙予以笑纳。
蔡文龙觉得有自己人“做庄”炒股放心，也想搭顺风车炒一把。2001年4月19日，徽商集团基金管理处副处长周某根据蔡文龙的要求，以“段庆义”的名义为蔡开设了一个股票交易账户，由蔡自己下指令，周某帮助操作。开户后，蔡文龙先后向该账户投入资金20.9万余元，并由周某向该营业部透支50万元，陆续购买“江苏索普”股票33900股，后来该股票股价大跌，亏损严重，蔡文龙即要求徽商集团基金管理处处长唐某、周某把“段庆义”户并入集团公司账户。2001年9月4日，周某根据唐某的安排，从银河证券长江路营业部徽商集团的一个账户提取了70.9万余元现金，将其中50万元用以归还“段庆义”账户的透支款，余下的20.9万余元由唐某交还给了蔡文龙，之后周某将“段庆义”户的交易单据等凭证交给了徽商集团财务部门入了账。9月4日当天，“江苏索普”股票的收盘价为13.24元，“段庆义”股票账户资产总值为44.9万余元，而徽商集团为该户投入的资金为70.9万余元，至此亏损的26万余元，蔡文龙轻而易举就转嫁给了徽商集团有限公司。
而徽商集团在股票炒作中更是遭遇了“滑铁卢”。因由王巍操作买卖“江苏索普”股票不断下跌，心乱如麻的蔡文龙不经过董事会批准，又擅自决定增加资金投入和解除同邦公司提供质押的“江苏索普”股票，导致徽商集团此次委托理财最终亏损1.553亿元。
与此同时，蔡文龙违反国务院1996年2月批转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期货市场监管工作的请示》的规定，未经主管部门和董事会批准，擅自决定徽商集团大规模投机期货交易，在徽商集团内部调用大量资金先后在安徽、上海、云南等多家期货经纪公司进行铜、大豆、豆粕等期货交易。自2001年起截至2006年底，累计导致徽商集团亏损1.799亿元。
移花接木转嫁“老鼠仓”损失
在检察机关查明蔡文龙涉嫌的5起贪污犯罪中，有两起与期货交易有关，其中一起涉及开立期货“老鼠仓”。但精明的蔡文龙把1200余万元亏损作了巧妙的转嫁。
2003年初，蔡文龙决定，徽商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安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开设“柏堂平”账户炒作期铜，截留下了206万余元盈利款，成为账外资金。同年10月下旬，安兴期货公司董事长张秀英应蔡文龙的要求在该公司先后启用了4个账户供蔡个人炒作豆粕期货。由于开仓数量加大和对行情判断失误，急需追加资金护仓，当年12月2日，经过蔡文龙同意后，张秀英将那笔截留下来的206余万元供蔡护仓，结果该款被全部亏损掉。因该款是账外资金，蔡文龙在使用该款时即没有想归还，直至案发，他也没有还款。
2004年2月，因出现严重亏损，房地产公司又转款200万元至安兴期货公司，这笔巨款又全部亏损掉。后来其手下伪造了处理投资损失的工作请示签，并在张秀英协助下伪造了期货交易结算单等，直到2007年元月，在徽商集团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财务账上将此款冲销。
蔡文龙在期货上的损失远不止这400多万。2004年初，蔡文龙决定由徽商集团下属的华物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物期货公司）提供交易账户供徽商集团有限公司炒作期铜，由华物期货公司负责人谌正平和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助理徐祖林等协调资金运作。
当年4月，蔡文龙想跟着集团公司大盘炒作期铜，遂要求谌正平、徐祖林提供一个交易账户供他使用，谌、徐二人即提供了华物期货公司闲置的“冯朝春”账户供蔡使用，由蔡下指令，徐祖林帮助操作。从2004年4月至2004年8月，蔡先后向“冯朝春”户投入217万元资金，至2004年9月，该户出现亏损，需要资金护仓，蔡即同意徐祖林用集团公司的公款为其护仓，继续炒作。因行情与蔡预测的相反，至2005年3月，亏损严重，蔡决定全部平仓，至此，“冯朝春”户共计亏损836万余元。之后不久，蔡要求时任华物期货公司副总经理的徐祖林将此亏损并入徽商集团公司账上，将其个人投入的217万元设法抽回还给他，并指示刘某协助徐处理此事。
根据蔡文龙的指令，徐祖林与谌正平商量后，由徐出面以华物期货公司的名义与刘某签订了一份虚假的借用“乔龙飞”、“高夕凯”等六个期货交易账户的协议，伪造了十份华物期货公司向“乔龙飞”、“高夕凯”等六户共计收取217万元保证金的收据，之后，将“冯朝春”户原始的入金单等凭证抽出，又从“颐泰商贸”、“徽商基金部”等徽商集团公司使用的账户转入数笔资金到“冯朝春”账户，作为该户的原始入金并重新开具了保证金收据归档，从而把“冯朝春”户的入金从财务账上全部体现为徽商集团及下属单位的投资，然后将“乔龙飞”、“高夕凯”等六个账户的224.6万余元转到刘某个人在工商银行的账户上，其中217万元是为蔡文龙套回的本金，余款7.6万余元是徐祖林为掩盖真相利用“高夕凯”等账户炒作的利润。之后，刘某分次取出大部分现金交给了蔡文龙，余款又为蔡文龙投入了期货炒作。
通过如此运作，蔡文龙将其个人利用“冯朝春”户炒作期货亏损的836万余元全部转嫁给了徽商集团有限公司。
“知名新徽商”的双面人生
在炒作股票、期货中屡战屡败的蔡文龙，为何一直披着“新徽商代表人物”的光环呢？
翻开蔡文龙的履历，不难发现一名典型“官商”的成长过程。1953年8月出生的蔡文龙，曾被下放到安徽霍邱县大固店公社当一名民办教师，后来又连续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六安地委办公室副科长。由于工作出色，1984年，蔡被调到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先后担任省委办公厅秘书室副主任、省委巡视组正处级巡视员等职务。1994年5月份，他到在安徽省财政厅下面的世益公司担任总经理。不久又被调到安徽省省属企业——安兴联合总公司担任董事长，享受副厅级待遇。但他在这几个公司表现平平。1998年他出任安徽省物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后，他的经商潜能充分激发出来。
2006年5月，在浙江杭州召开的首届中国商帮峰会上，蔡文龙作为徽商入围“中国商帮领袖”候选名单。其推荐理由可看出蔡文龙的成就：徽商集团董事长蔡文龙，曾在党政机关任职，先后担任过多个省属企业的法人代表，官至厅级。却毫不犹豫地摘掉了头上的官帽，做起了商人。更让人惊奇的是在全行业亏损的背景下，他领导下的安徽省最大的国有物资流通企业徽商集团用两年时间将累计亏损1亿多元，还有1.2亿元的呆坏账的徽商集团的前身——安徽省物资集团，改造成为销售收入151.9亿元，最终位居中国企业500强第146位的大型企业集团，成为国家重点培育的20家大型流通企业之一。
蔡文龙被称为“新徽商代表人物”，获得了“知名新徽商”等一系列荣誉称号，还被褒扬为是一个极具历史情结和使命感的人。其实，蔡文龙始终无法逃脱“官商”做大后的心理情结，并没有实现从“官商”向新徽商的成功过渡。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蔡文龙荣誉加身的背后早已积聚了一桩桩罪行。
据报道，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徽商集团母公司进行改制。在改制过程中，一封封反映蔡文龙有“经济问题”的举报信，寄到纪委，引起了安徽省纪委的重视。
徽商集团窝案水落石出之时，蔡文龙一帮人已把这家大型国有企业折腾到“奄奄一息”的地步，整个公司实际已被蛀成了一具空壳。究其症结，除了拥有绝对权力的国企老总缺少有效的监管外，用人腐败、管理腐败是促成小集团利益超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侵蚀公司利益的基础。蔡文龙在徽商集团使用的中层领导干部大多是自己的老乡、老部下，他们对他俯首帖耳，之间又相互勾结，共同作案。蔡文龙自己俨然是至高无上的家长，把大型国有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企业就是他的提款机。当蔡文龙需要钱、亏了钱时，一些亲信总会主动为其出谋划策。而为了能获得亲信之位，一些人千方百计地讨好他。
从检察机关指控中可以看出，蔡文龙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255.5万元、美元3.6万元、英镑2.4万元、港币2万元及价值人民币1.75万元的翡翠挂件一枚。
这些贿赂，除了证券投资商王巍所送的80万元人民币外，绝大多数是部下、亲信对他的“进贡”。
其中原徽商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大全是蔡文龙的同乡，为感谢蔡文龙对其工作调动、职务升迁的帮助，共送给蔡文龙人民币33.5万元、美元1万元。
原徽商创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勇华也是蔡的同乡，多次送给蔡文龙钱款共计人民币46万元、美元7000元。
此外，蔡文龙还以急需用钱为由，向毕勇华“借”走了30万元。原安兴期货公司董事长张秀英作为蔡文龙的老部下，一直唯马首是瞻，帮蔡文龙转嫁炒期货亏损，侵吞、挪用公款。她自己贪污公款609万余元，挪用公款2300万元，受贿47万余元。在蔡文龙受审后不久，张秀英被判处无期徒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蔡文龙当上徽商集团董事长后，在很多场合，都会慷慨激昂地分析徽商在历史上衰落的根本原因，宣称他要重新扛起“新徽商”大旗,建设基于法制化制度设计的新徽商文化。在“2005徽商论坛”上所作的“徽商文化批判与创新”的发言中，蔡文龙认为“依官傍权，缺乏主体性是历史上的徽商衰落的根本原因。成也官商，败也官商。”这话莫不成了蔡文龙落败的谶语？■
编辑：靳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