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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肯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民主主义政治家，“民有、民治、民享”是林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理想做出的精准概括。“民有、民治、民享”作为美国民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孙中山是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政治人物，他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国家进步、庄严、富强、安乐。“三民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救国治国的方案，是孙中山的立国本质，它一方面蕴含了林肯思想的精髓，另一方面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影响。
关键词：孙中山；三民主义；林肯；民有民治民享；异同
中图分类号：G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42-02
“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有者也。”这是孙中山所视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以三民主义做为立国之本质，将五权宪法视为制度之纲领，并配套实施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相关现代政策，历史上的孙中山这样逐渐构建着自己的政治蓝图。而在政治历史的长河中，在试图将中国从千年专制政治推向“民权政治”的渐进过程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义思想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集结古今中外之学说，顺应世界之潮流”是该主义最可贵之所在。作为当时中国比较先进的政治思潮，三民主义从政治、经济上都对民主提出了系统要求。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救国治国的方案，三民主义也反映出了孙中山本人对“民有民治民享”的追求。
“葛底斯堡演说”，作为林肯四分之一世纪的思想和表达的完美总结，其中“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精辟结尾将林肯思想推向了高潮，也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理想做出了精准的概括。1919年，孙文在《文言本三民主义》中写道：“有美国共和，尔后始有政府为民而设之真理出现于世。林肯氏曰：‘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为一国之主也。”而关于孙中山所称谓的“民有民治民享”这六字的由来，孙文也曾于1921年在《三民主義之具体办法》中这样解释，“这句话①的中文意思，没有适当的译文，兄弟就把它译作：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便是民有，by the people便是民治，for the people便是民享。
二、论三民主义与“民有民治民享”二者之“同”
1921年3月，孙中山在发表演说时提出：“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三个主义，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层意思，完全是相通的。”②在孙中山看来，林肯所主张的民有、民治和民享主义，也便是自己所主张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了。
（一）论“三民主义”与“民有民治民享”一同：“政治思潮”。
政治学家徐大同先生认为：政治思潮，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共同政治倾向和较为广泛影响的重大政治思想潮流”。[1]而作为一种社会层面的宏观的、动态性，具有社会主导性的思想倾向，政治思潮又必然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的.意义。孙的“三民主义”和林的“民有民治民享”作为当时伟大的思想结晶，无疑都是所在时代中重大政治思潮。从具体内涵上，我们可以对二者进行分析：
1、强烈的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深刻分析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实地考察西方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社会现状后，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孙中山欲以革命手段来实现国家独立、民主、富强的美好政治构想。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看来，“三民主义”能够实现，也便是有了平等自由。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则表达了林肯对美国从独立战争以来，对追求平等、自由的肯定。他希望如此平等、民主的政府能够在世界上永不消失。因此说，二者都具有强烈的政治价值取向。
2、明确的实践取向。不管是孙的“三民主义”，还是林的“民有民治民享”，都是在对当时国家政治问题进行诊断和治疗之后，而重新开出的关于政治构建一剂药方。如何使这一理论转化为政治实践，也是孙中山和林肯呕心沥血毕生所追求的。如此政治思潮的实践取向则表现在它的重构性质上———直接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而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注入了充满活力的理论资源。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作为对美国民主真谛的诠释，它的实践取向则表现在从独立战争到当时的南北内战，始终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3、鲜明的问题取向。通常说，政治思潮均是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恶化而出现，然后通过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反映出某一阶级的价值倾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便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背景下顺势而出。尽管它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也未影响到“三民主义”作为政治思潮的社会影响力。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产生，溯源到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到直接导致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南北独立战争，争取黑奴解放，整个过程折射的都是对自由、平等、民主问题的关注。
（二）论“三民主义”与“民有民治民享”同二：阶段特征。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彼此相通，从阶段特征来看，更是可以直接进行一一对应分析：
民族主义，即为了达到民有。时值中国，狼群环伺，内有异种残之，外有外邦逼之，可谓救国殆不可须臾缓。而为破除由满洲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统治，避免中国陷入被瓜分与管制的厄运，在中山看来唯有革命可救之。民族主义便是通国政治革命的方式，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争取各民主一律平等。因此说，民族主义实质是民有的实现。
而在政治革命取得成功后，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统治已被推翻后，“救国”便转向为“治国”。那如何才能建立“民治”的共和国？孙中山提出通过直接民权（四项民权）、五权宪法、权能分离，以构建“自由”和“权力”的平衡状态，保证“主权在民”，真正实现人民对国家的治理。因此说，民权主义对应的正是民治。 民生主义，作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一种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也就是传统儒家文化中大同主义。为此，孙提出了“土地国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思想，以实现人民的普遍幸福、社会的繁荣昌盛。因此说，民生主义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一渐进过程中的最后阶段——“民享”。总之，从阶段特征上可分析得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与林肯的“民有”、“民治”和“民享”具有紧密联系。
三、论三民主义与“民有民治民享”二者之“异”
民权主义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中心课题和主要思想，是孙中山对平等和自由追求的思想结晶。其中通过对直接民权、五权宪法，权能分离，地方自治等重要政治思想的细致阐述，最终勾勒出了一个集宏观与微观构建于一身的国家政治运作模式。且显然区别于以林肯“民治”思想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治理理论与架构。
（一）“五权宪法”或“三权分立”。
当考察欧美各国政制后，1906年孙文曾明确表示“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但孙文深知，英国的宪法是中国不能学习的，而美国也是不必要的。所契合中华民国的宪法，必定是具有中国特性的“五权分立”，也就是发展到后来的“五权宪法”。于《中国国民党关於国家建设计画及政策之宣言》中，孙中山曾强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而将“五权宪法在建国方略中的重要地位凸现出来”
何为“五权宪法”，即在三權分立的基础上，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避免行政权过大的诸多流弊。同理，将监察权从司法权中独立出来。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等席列之，共属于同一政府所有。也就是将国家的政权划分为五个部分，而并非西方国家的三大权力，分而治之。作为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权宪法”正是孙中山关于民主立宪政体中权力制衡的独创性见解。也只有实行“五权宪法”才可以补救西方议会政治中出现的流弊，从而建构一个新国家。
（二）“万能政府”或“有限政府”。
孙中山曾言，“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各不相统”。[2]“各不相统”又有何不好？权力分立，彼此制衡不正是防止专制独裁、贪污腐败，制衡权力的好办法么？可孙中山对此却是不赞同的。中国的积贫积弱，需要的是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来收拾这样的烂摊子。毋庸置疑，“权力运行各不相统”绝不可能将“一团散沙”的中华民族充分团结和调动起来的。[3]
孙中山深知，建立一个“万能政府”才是当务之急。除了要将监察权和考试权独立出来外，还要将他们统一于政府一身，使政府有一定的“绝对权力”来治理国家各项事宜。事实上，关于“万能政府”的构思，正是来自于孙中山对欧美政制现实和流弊的反思，并充分借鉴了香港管制架构划分管治效率。而绝非抛开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幻想得出的。把这“五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4]此后，国家的新政便按照“五权宪法”进行运行，设五院为治权机关，在五院之上又设立总统理治权”行使，从而形成中国民主政治体制的雏形。总之，孙中山意图通国“五权宪法”构建的是一个“万能政府”，它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于一身，同时又掌控着军权。大别于欧美国家（林肯“民治”下的政府）的“有限政府”——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彼此制衡。仅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上看，五项权力相互独立、彼此制衡的集权模式，的确是对西方“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建制原则的一种超越和改进。
（三）“直接民权”或“间接民权”。
在孙中山看来，西方国家“代议政府”的存在诸多流弊，一旦代议士的政治阴谋（获得所需要的代议资格）得逞后，“则悍然违背人民之意思以行事，而人民亦莫之如何”。最终，代议士成为大家所不齿的“猪仔议员”，污秽腐败。而在当时的中国，若将西方代议政治挪用到中国，想必政治流弊会更加不堪吧。如何才能实现人民治国？为此，孙中山决定，将欧美国家的历史来做材料，但决不步它们后尘；根据“民权主义”设想，努力把中国构建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为此，在“五权宪法”之外，孙中山同时又提出了“直接民权”和“权能分离”的政治设想，以最大程度上实现民意对公共权力的驾驭和纠正。
为保证人民真正掌握治理国家的权力，孙中山认为“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直接民权包括选举权、创制权、复制权和罢官权。也便是，在民主政治的第三个阶段——宪政时期，充分实现民权：“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有普通选举权、创制权、复制权和罢官权”；“对于一国政治，除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托付国家（民）大会之代表行之”。只有当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能够直接管理政府。[5]
（四）“权能分离”或“民治”。
林肯领导下的美国，主张“民治”。然而，欧美民权问题至今也未解决，在孙看来，究其原因正是权和能没有分开。人民将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坚决排斥，日日冲突。对于政治，人民更是还没有办法来管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欧美“最多可造有大马力机器的轮船，而不能造及强有力政府的国家”。[6]
孙中山提出，为避免重蹈美国覆辙，国家政治需实行权能分离。如孙中山所说的对于中国，若将民权视为一种新力量，政府是旧机器，当务之急便是制造出另一架机器出来，而新机器工作的原理，是权能分离。人民有权，机器有能。因此，孙中山提出著名的“权能分离”。人民拥有政权（权）来治理国家（政府），政府依据所拥有的治权（能）来为人民办事，二者彼此区分，即权能分离。
关于“权能分离”，这一点显然是与林肯所治理的美国政治相区别。借用孙中山本人所说，“近两百年来，欧美的特长，大科学家对于本行的科学固然是有专长，对于其余的学问就像政治哲学等，未必就有兼长。”[7]所以，中华民国的政治设计并不能仿效美国。在这里，人民是可以依选举、罢免、创制、复议权来避免万能的政府独揽大权，流于专制。
注释：
①指“葛底斯堡演说”中“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句话。
②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发表演说—《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
参考文献
[1]徐大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中华书局，1986年，第323-331页.
[3]孙中山.三民主义（典藏版）[M].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86页.
[4]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中华书局，1986年，第334-355页.
[5]孙中山.三民主义[M].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6]孙中山.三民主义[M].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7]孙中山.三民主义[M].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作者简介：秦德君（1962-），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教授。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章慧（1991—），女，安徽池州人，东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政治设计与体制改革研究。
关键词：孙中山；三民主义；林肯；民有民治民享；异同
中图分类号：G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42-02
“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有者也。”这是孙中山所视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以三民主义做为立国之本质，将五权宪法视为制度之纲领，并配套实施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相关现代政策，历史上的孙中山这样逐渐构建着自己的政治蓝图。而在政治历史的长河中，在试图将中国从千年专制政治推向“民权政治”的渐进过程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义思想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集结古今中外之学说，顺应世界之潮流”是该主义最可贵之所在。作为当时中国比较先进的政治思潮，三民主义从政治、经济上都对民主提出了系统要求。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救国治国的方案，三民主义也反映出了孙中山本人对“民有民治民享”的追求。
“葛底斯堡演说”，作为林肯四分之一世纪的思想和表达的完美总结，其中“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精辟结尾将林肯思想推向了高潮，也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理想做出了精准的概括。1919年，孙文在《文言本三民主义》中写道：“有美国共和，尔后始有政府为民而设之真理出现于世。林肯氏曰：‘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为一国之主也。”而关于孙中山所称谓的“民有民治民享”这六字的由来，孙文也曾于1921年在《三民主義之具体办法》中这样解释，“这句话①的中文意思，没有适当的译文，兄弟就把它译作：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便是民有，by the people便是民治，for the people便是民享。
二、论三民主义与“民有民治民享”二者之“同”
1921年3月，孙中山在发表演说时提出：“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三个主义，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层意思，完全是相通的。”②在孙中山看来，林肯所主张的民有、民治和民享主义，也便是自己所主张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了。
（一）论“三民主义”与“民有民治民享”一同：“政治思潮”。
政治学家徐大同先生认为：政治思潮，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共同政治倾向和较为广泛影响的重大政治思想潮流”。[1]而作为一种社会层面的宏观的、动态性，具有社会主导性的思想倾向，政治思潮又必然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的.意义。孙的“三民主义”和林的“民有民治民享”作为当时伟大的思想结晶，无疑都是所在时代中重大政治思潮。从具体内涵上，我们可以对二者进行分析：
1、强烈的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深刻分析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实地考察西方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社会现状后，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孙中山欲以革命手段来实现国家独立、民主、富强的美好政治构想。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看来，“三民主义”能够实现，也便是有了平等自由。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则表达了林肯对美国从独立战争以来，对追求平等、自由的肯定。他希望如此平等、民主的政府能够在世界上永不消失。因此说，二者都具有强烈的政治价值取向。
2、明确的实践取向。不管是孙的“三民主义”，还是林的“民有民治民享”，都是在对当时国家政治问题进行诊断和治疗之后，而重新开出的关于政治构建一剂药方。如何使这一理论转化为政治实践，也是孙中山和林肯呕心沥血毕生所追求的。如此政治思潮的实践取向则表现在它的重构性质上———直接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而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注入了充满活力的理论资源。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作为对美国民主真谛的诠释，它的实践取向则表现在从独立战争到当时的南北内战，始终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3、鲜明的问题取向。通常说，政治思潮均是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恶化而出现，然后通过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反映出某一阶级的价值倾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便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背景下顺势而出。尽管它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也未影响到“三民主义”作为政治思潮的社会影响力。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产生，溯源到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到直接导致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南北独立战争，争取黑奴解放，整个过程折射的都是对自由、平等、民主问题的关注。
（二）论“三民主义”与“民有民治民享”同二：阶段特征。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彼此相通，从阶段特征来看，更是可以直接进行一一对应分析：
民族主义，即为了达到民有。时值中国，狼群环伺，内有异种残之，外有外邦逼之，可谓救国殆不可须臾缓。而为破除由满洲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统治，避免中国陷入被瓜分与管制的厄运，在中山看来唯有革命可救之。民族主义便是通国政治革命的方式，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争取各民主一律平等。因此说，民族主义实质是民有的实现。
而在政治革命取得成功后，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统治已被推翻后，“救国”便转向为“治国”。那如何才能建立“民治”的共和国？孙中山提出通过直接民权（四项民权）、五权宪法、权能分离，以构建“自由”和“权力”的平衡状态，保证“主权在民”，真正实现人民对国家的治理。因此说，民权主义对应的正是民治。 民生主义，作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一种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也就是传统儒家文化中大同主义。为此，孙提出了“土地国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思想，以实现人民的普遍幸福、社会的繁荣昌盛。因此说，民生主义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一渐进过程中的最后阶段——“民享”。总之，从阶段特征上可分析得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与林肯的“民有”、“民治”和“民享”具有紧密联系。
三、论三民主义与“民有民治民享”二者之“异”
民权主义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中心课题和主要思想，是孙中山对平等和自由追求的思想结晶。其中通过对直接民权、五权宪法，权能分离，地方自治等重要政治思想的细致阐述，最终勾勒出了一个集宏观与微观构建于一身的国家政治运作模式。且显然区别于以林肯“民治”思想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治理理论与架构。
（一）“五权宪法”或“三权分立”。
当考察欧美各国政制后，1906年孙文曾明确表示“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但孙文深知，英国的宪法是中国不能学习的，而美国也是不必要的。所契合中华民国的宪法，必定是具有中国特性的“五权分立”，也就是发展到后来的“五权宪法”。于《中国国民党关於国家建设计画及政策之宣言》中，孙中山曾强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而将“五权宪法在建国方略中的重要地位凸现出来”
何为“五权宪法”，即在三權分立的基础上，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避免行政权过大的诸多流弊。同理，将监察权从司法权中独立出来。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等席列之，共属于同一政府所有。也就是将国家的政权划分为五个部分，而并非西方国家的三大权力，分而治之。作为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权宪法”正是孙中山关于民主立宪政体中权力制衡的独创性见解。也只有实行“五权宪法”才可以补救西方议会政治中出现的流弊，从而建构一个新国家。
（二）“万能政府”或“有限政府”。
孙中山曾言，“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各不相统”。[2]“各不相统”又有何不好？权力分立，彼此制衡不正是防止专制独裁、贪污腐败，制衡权力的好办法么？可孙中山对此却是不赞同的。中国的积贫积弱，需要的是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来收拾这样的烂摊子。毋庸置疑，“权力运行各不相统”绝不可能将“一团散沙”的中华民族充分团结和调动起来的。[3]
孙中山深知，建立一个“万能政府”才是当务之急。除了要将监察权和考试权独立出来外，还要将他们统一于政府一身，使政府有一定的“绝对权力”来治理国家各项事宜。事实上，关于“万能政府”的构思，正是来自于孙中山对欧美政制现实和流弊的反思，并充分借鉴了香港管制架构划分管治效率。而绝非抛开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幻想得出的。把这“五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4]此后，国家的新政便按照“五权宪法”进行运行，设五院为治权机关，在五院之上又设立总统理治权”行使，从而形成中国民主政治体制的雏形。总之，孙中山意图通国“五权宪法”构建的是一个“万能政府”，它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于一身，同时又掌控着军权。大别于欧美国家（林肯“民治”下的政府）的“有限政府”——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彼此制衡。仅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上看，五项权力相互独立、彼此制衡的集权模式，的确是对西方“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建制原则的一种超越和改进。
（三）“直接民权”或“间接民权”。
在孙中山看来，西方国家“代议政府”的存在诸多流弊，一旦代议士的政治阴谋（获得所需要的代议资格）得逞后，“则悍然违背人民之意思以行事，而人民亦莫之如何”。最终，代议士成为大家所不齿的“猪仔议员”，污秽腐败。而在当时的中国，若将西方代议政治挪用到中国，想必政治流弊会更加不堪吧。如何才能实现人民治国？为此，孙中山决定，将欧美国家的历史来做材料，但决不步它们后尘；根据“民权主义”设想，努力把中国构建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为此，在“五权宪法”之外，孙中山同时又提出了“直接民权”和“权能分离”的政治设想，以最大程度上实现民意对公共权力的驾驭和纠正。
为保证人民真正掌握治理国家的权力，孙中山认为“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直接民权包括选举权、创制权、复制权和罢官权。也便是，在民主政治的第三个阶段——宪政时期，充分实现民权：“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有普通选举权、创制权、复制权和罢官权”；“对于一国政治，除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托付国家（民）大会之代表行之”。只有当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能够直接管理政府。[5]
（四）“权能分离”或“民治”。
林肯领导下的美国，主张“民治”。然而，欧美民权问题至今也未解决，在孙看来，究其原因正是权和能没有分开。人民将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坚决排斥，日日冲突。对于政治，人民更是还没有办法来管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欧美“最多可造有大马力机器的轮船，而不能造及强有力政府的国家”。[6]
孙中山提出，为避免重蹈美国覆辙，国家政治需实行权能分离。如孙中山所说的对于中国，若将民权视为一种新力量，政府是旧机器，当务之急便是制造出另一架机器出来，而新机器工作的原理，是权能分离。人民有权，机器有能。因此，孙中山提出著名的“权能分离”。人民拥有政权（权）来治理国家（政府），政府依据所拥有的治权（能）来为人民办事，二者彼此区分，即权能分离。
关于“权能分离”，这一点显然是与林肯所治理的美国政治相区别。借用孙中山本人所说，“近两百年来，欧美的特长，大科学家对于本行的科学固然是有专长，对于其余的学问就像政治哲学等，未必就有兼长。”[7]所以，中华民国的政治设计并不能仿效美国。在这里，人民是可以依选举、罢免、创制、复议权来避免万能的政府独揽大权，流于专制。
注释：
①指“葛底斯堡演说”中“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句话。
②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发表演说—《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
参考文献
[1]徐大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中华书局，1986年，第323-331页.
[3]孙中山.三民主义（典藏版）[M].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86页.
[4]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中华书局，1986年，第334-355页.
[5]孙中山.三民主义[M].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6]孙中山.三民主义[M].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7]孙中山.三民主义[M].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作者简介：秦德君（1962-），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教授。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章慧（1991—），女，安徽池州人，东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政治设计与体制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