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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区的建筑格局很有特点，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在这里和谐统一。庄严美丽的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成为北京的名片。北京全城建筑整体协调、布局合理，地面和地下建筑协调统一。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外来人员涌进北京，使得北京城区人口超负荷的情况下，仍然能正常运转。这个结果，与毛泽东奠定的基础密不可分。
保护北京古代建筑
现在的北京城区，古代建筑与现代建筑和谐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结构特点，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以至世界申遗，北京就拿到多项。我们在为此感到骄傲时，不要忘记，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保护，不可能有现在这种古代建筑与现代建筑和谐统一的格局。
1948年解放军围住北平，各种火炮对准了城中国民党守军的工事。毛泽东考虑到，一旦仗打起来，迫击炮、榴弹炮等各种火炮齐轰，将毁掉城中古代建筑，便于当年12月17日亲笔起草了一份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特别提到了要保护故宫，还要求：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要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后来，北平和平解放，古代建筑免遭战火而得以保存。此前毛泽东为保护北平古代建筑所花费的心血，是值得称道的。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成为首都，自然要重点建设。在制订建设规划时，有人提出，要把拆除一些古代建筑列入规划中，甚至有人提出要拆除故宫。先是苏联专家提出要拆除故宫，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故宫的位置。后来，一些老干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宫，说一见到故宫，就想到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穷人受苦受难。当年，在中央和北京市的高级干部中，主张拆除北京城古代建筑的人占多数。在“大跃进”的风潮下，毛泽东曾一度表态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他还批评一些主张保护古代建筑的人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但当拆除古代建筑引发争论，许多同志不赞成这样做时，毛泽东对这件事采取了慎重态度。周恩来经过反复思考，和北京市搞城市建设规划的干部共同商量了一个保护包括故宫等古代建筑在内的方案，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方案。在多数高级干部主张拆除北京城古代建筑的情况下，周恩来的方案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是很难行得通的。
毛泽东不仅明确表态支持，还具体指示周恩来：古代建筑一定要保留，但可以把这些古代建筑统一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植树区，搞一个群众都能进去休息娱乐的大区域。同时，建设东西长安街，在长安街附近建设机关办公楼。周恩来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毛泽东实际上是用这个办法，把北京城中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筑保护起来，防止被拆除。
周恩来还召开国务院常务会，把毛泽东这个意见定下来。之后，他于1958年4月14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介绍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意见：每年由中央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一两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正是根据这个意见，后来才有扩建长安街的计划。
但是，这个规划，还要与北京市的总体规划相协调，毛泽东在和彭真谈话时提出，北京要尽快搞出总体规划。北京市进行反复研究、协商后，把保护故宫作为重点，于1958年9月搞了一个《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这个办法果然管用。一些主张拆除故宫的人，见这个规划突出了群众性，也有建设万人大礼堂（后改称人民大会堂）等大工程，也就没有话说了。
20世纪6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北京城区交通紧张，要拆除故宫，在故宫中建一条马路，以方便交通。连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提出，北京城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他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是把事情绝对化了。我们必须改变，才不致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在一片拆除声中，一个要在故宫里建一条东西向马路，把故宫中文华、武英二殿辟为娱乐场所的方案被提了出来。当时有许多老学者、老专家反对这个方案，为此，他们甚至在一些会议上痛哭流涕。周恩来听到这个情况后，明确表示，不赞成拆除故宫。他还说，我要向毛主席去反映意见。之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觉得周恩来的意见有道理，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态度向下转达后，拆除故宫建马路的意见不仅被否定，而且有关部门开始就保护故宫等古代建筑问题进行反复研究，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
由于毛泽东决策保护北京城古代建筑，使北京城至今仍然保存着以故宫为主体的一定数量的古代建筑。这些古代建筑，和新中国成立后新建设的建筑物和谐地统一于北京城市建筑格局中，使这座城市显示出了它的历史厚重感。
亲自决策改建天安门广场
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个意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前，北京要搞一批大建筑项目，重点是改建天安门广场，在新拓建的广场上举行国庆大阅兵。毛泽东这个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支持。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于1959年9月前，改建天安门广场，并在北京建设一批公共建筑工程，即万人大礼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钓鱼台国宾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后来中国美术馆缓建，改为建民族饭店与华侨大厦，两个博物馆合为一个博物馆。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北京十大建筑”。
北京市搞国庆大工程的决策定下来后，毛泽东把目光更多地投放在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上。他曾对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谈对天安门广场改建的态度：改造天安门广场要反映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气魄要大，要使它成为庄严宏伟能容纳100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毛泽东在另一次和彭真谈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时说：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 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天安门广场改建指导性意见，北京市搞出了一个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方案，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决定把这个方案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1958年12月，中央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周恩来亲自介绍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会议通过了综合设计方案：天安门是一个庄严雄伟的政治性广场，保留正阳门和箭楼，拆除中华门，东西两侧分别为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国家大剧院，其体形、体量和高度，既取决于建筑物本身的需要，也要与广场的整体性，乃至旧有的古建筑相协调。广场面积初定40公顷，略呈长方形。相当于5个巴黎协和广场、4个半莫斯科红场或者40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仔细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最后明确表态同意按这个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方案实施广场改建工程。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建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礼堂、国家大剧院的方案也被批准。
实际上，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是与广场两侧的建筑工程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也就把广场改建工程和广场东西两侧建筑工程联系在一起考虑。他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后，同意了这样的指导性原则：天安门广场整体要形成雄伟壮观格局，要方便中央工作；建筑要对衬，广场四周建筑物对广场中央应该有一个向心状态。按照这个指导思想，专家们进一步拿出了一个广场四大建筑两两相对的初步方案，即：广场两侧的建筑，东边为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西边为万人大礼堂、国家大剧院，两两相对分立，朝向于广场正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
后来在设计过程中，方案又有所变化。专家们报请周恩来最后决定：为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移到大会堂西面，何时建，另外考虑；东边原定建两个博物馆合为只建一个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西边只建万人大礼堂。这一思路恰合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建筑格局。这个改变，与毛泽东原来确定的总的指导思想相合，因此，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方案。这样便形成了天安门广场一直保持至今的特有格局。
毛泽东除了关注广场地面改建工程外，也特别关注广场西侧建筑万人大礼堂工程。早在1956年，中央就酝酿建筑一座能够容纳1万人开会，同时也能供全国人大日常办公的大礼堂，因此一开始人们都称这项工程为“万人大礼堂”或“万人大会堂”工程。万人大礼堂的位置、格局的方案虽几经变化，但筹建工作马不停蹄，一直在进行。毛泽东批准天安门广场改建方案后，已经拟定在广场西侧建筑的这座大礼堂的日程也紧了起来。从1958年10月开工到1959年8月完工，仅仅用十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高质量的大礼堂。1959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视察了万人大礼堂工程，视察中他询问陪同者万里：“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呢？”万里答：“施工中叫人大礼堂工程，有人提议叫人民宫。”毛泽东说：“有些封建。”万里接着说：“还有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毛泽东听后打比方说：“我们的总路线前边应有主语，但把它省略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要问老百姓，你到哪里去了？老百姓一定说，到人民大会堂去，就叫人民大会堂吧。”自此，万人大礼堂正式改名为人民大会堂，沿用至今。
在人民大会堂工程进行期间，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也于1959年3月开工。这项工程于1959年9月结束，仅用了6个月时间。按照毛泽东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完工后形成的广场整体建筑格局是：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面积达43公顷。广场中心干道长390米、宽80米，可同时通过150列纵队游行队伍，广场中部可容纳40万人游行聚会。广场由北端的天安门城楼、国旗、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阳门、箭楼，形成一个小的中轴线，这个中轴线，和北京城由北城钟楼到南城永定门的中轴线相合。广场两侧的建筑，不仅恰合中国“左祖右社”的规制，而且左右相对，四面向着中心，彰显出稳重、庄严、和谐的风格。
天安门广场这一格局，历经几十年，虽然有一些小的调整，比如1977年建毛主席纪念堂等，但总体格局没有变。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美，已经被国人所公认。国内到北京来的人，大都要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这自然是它作为国家中心象征意义的吸引，但也不能否认它的建筑群体之美对游客的吸引。
关心北京城市建筑的整体协调
今日北京城市之建筑，整体是协调的，东西南北有重要建筑物，没有畸轻畸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建筑多了，但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北京市上述建筑整体协调的局面，这与当年毛泽东费心于北京城市建筑的协调分布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费心于北京城市建筑物协调分布，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他决策下，北京十大建筑的分布。早在1958年中央决定搞大的建筑项目以迎接国庆十周年时，毛泽东就提出，大的建筑项目，不能只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及北京中心区域搞，要分布在全城。按此意见，中央确定的十大建筑就分布在北京东西南北中。中部有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部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东部有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南部有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这十大工程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如期建成。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城市建筑如雨后春笋，但大都是沿着毛泽东决策的分布在四方的建筑格局展开。十大建筑打下的北京城建筑布局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成了新建筑物分布的指示性线路和摆放基础。这些伟大建筑的持久生命力，凝聚了毛泽东的心血。
在十大建筑完工后，毛泽东都去视察过，此后他多次在十大建筑中开展国务活动。十大建筑刚刚完工时，毛泽东对与人民生活、交通等关系密切的建筑特别关心，他除了视察人民大会堂外，曾于1959年9月14日晚上，在彭真、吕正操、武竞天等同志的陪同下，到北京火车站视察。毛泽东视察北京站时，陪同参观的建站总指挥和副总工程师说自己是外行，没经验。毛泽东肯定了他们的工作，并鼓励说：“世上的好多事情，开始都是外行干成的，你们说没有经验是外行，北京火车站不是建设得很好吗！”他还欣然答应为北京站题写站名。现在，北京火车站仍然使用毛泽东题写的站名。 推进北京城市建筑布局更新
解放军刚进北京（时称北平）时，北京城的建筑分三部分：一部分是清朝皇宫和皇家园林建筑，以故宫为代表；一部分是民居建筑，以四合院为代表；一部分是民国时期的建筑，以原民国执政府楼群为代表。总体上是旧式建筑居多。此外，东西南北还有旧城墙。
对于皇宫和皇家园林，毛泽东主张保护，但对于已经十分破旧的老式民居，毛泽东主张逐步改造，目的是改善北京人民的居住条件。典型的、条件比较好的、也很规整的四合院，大多数由原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居住，一部分成为政府办公地点或者领导干部的居所，而大多数平民百姓居住的旧式四合院，已经成为大杂院，许多房屋年久失修。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是毛泽东始终关心的事情。他亲自过问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的问题。他认为解决方法之一是要建筑一些工人宿舍。在他关心下，北京城内新建了不少职工宿舍，大多数是楼房，一般为三层或者五层，分布在北京各城区。新式楼房群的逐渐形成，既改善了北京民众的居住条件，也改变了过去旧北京建筑物破旧不堪的局面，使北京有了在当时来说属于先进的供民众居住的建筑群，北京建筑格局也开始改变。
在毛泽东关心下改造旧城区的典型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初对西城区部分城区的改造。当时，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聘请苏联专家做指导，修改完成了《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其中提出：“将天安门广场加以扩大，东起原东三座门，西起原西三座门，在其周围修建高大楼房作为行政中心。”这一方案确定的中央行政中心区的位置不妥当，后来也没有按照这个位置制定和实施建筑方案，但它有一个优点，即确定了要改造北京西城部分旧城建筑物的政策。它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中第一次把改造旧城建筑物列入其中的文件，也首次奠定了50多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的基调。按此文件，整个北京城的改建和扩建工作得以全面展开。这个城市规划，将北京的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确定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提出要将其建设成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明确提出“三为”的建设总方针，即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按此方针，北京市西城部分破旧民居得以改造，民众得到妥善安置，居住条件大大改善。此后，北京城的民居改造，大都是按照“三为”方针进行的。既得到民众拥护，也加快了城市建筑物更新的进程，为北京城区建筑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现在的北京城市建筑格局，已经大大突破旧北京的城区，形成了向四方辐射的大的现代化城市的局面，适合于它作为新中国国都和向世界开放的大城市的地位。回顾历史，如果不是它在几十年前突破旧城墙的禁锢和制约，就不会有今天的格局；而它在几十年前能够突破旧城墙的禁锢和制约，是与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分不开的。
原有的北京城墙，还是明代的规模，它把城区拘禁在不算大的范围里，不仅阻碍了北京城市向现代化大城市发展的脚步，而且严重妨碍了北京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使民众进出北京极为不便。北京在50年代向工业化城市发展时，这种不便更加明显。这些城墙年代久远，许多墙体已经垮塌，如果拆除旧城墙，按照原模样重建，不仅花费巨大，也失去了旧城墙的意义；如果保留旧城墙，势必要进行长年不间断的修整，不仅花费同样巨大，而且其品质也不能根本改变，仍随时有垮掉危险。同时，这样做，也是当时财力所难以支撑的。那些有坍塌危险的旧城墙，不仅阻碍交通，影响生产和工作，还危及人民生命安全。
北京市要发展，城市建筑要拓展，是天字第一号任务。历史前进的脚步、北京城市建设的必然趋势和人民的意愿，都要求突破旧城墙的禁锢，将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但在是否拆除旧城墙问题上，却有不同意见，中央和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主张拆除旧城墙，拓展北京市区，根本改变北京市建筑格局。极少数人主张保留旧城墙，作为文物观赏。
出现不同意见后，北京市一直没有下定拆除的决心，而是把争论提到中央。毛泽东了解双方意见后，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支持了拆除旧城墙的意见。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有了毛泽东这个话之后，当时的北京市委讨论时，党委们一致认为，北京要建设工业大城市，就要改变城市布局，要体现为中央、为生产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三为”城市建设方针，按此方针加快城市建筑布局更新步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拆除旧城墙。毛泽东的话推动了古城墙拆除的进程。北京旧城墙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被拆除。此后，北京城市建筑迅速向原城墙外的东西南北拓展，从而形成了向四周开拓、伸展的北京城建筑新布局。这一新的建筑布局，为北京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立体交通网的形成和城区总体建筑规模的确立，为90年代后期至跨世纪后现代化建筑的大量植入，为形成一至六环的大城区，为今天能够容纳2000多万常住人口和800多万流动人口，打下了建筑布局的基础，同时也为北京市各方面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决策建北京地铁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毛泽东了解到世界一些先进国家地铁建设情况时，就向中央建设部、交通部和北京市提出：北京要搞地下铁道，不仅北京要搞，很多大城市也要搞。1953年9月28日，北京市委开始了北京地铁的筹备工作。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在制订“一五”计划时，把建设地铁列入其中。1956年11月初，中国政府请苏联专家用半年时间论证了北京地铁的可行性。铁道部、建工局也先后派人去苏联考察地铁和人防工事。1958年成立了铁道部地铁工程局。工程局通过调查研究和学习苏联经验，提出了“浅埋加防护”的建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从1959年开始，连着搞了好几个地铁试验，试验地点主要在公主坟、军事博物馆一带，共挖了两个竖井，搞了井点降水工程试验、打桩试验和抓斗挖槽试验。
毛泽东始终关注北京建地铁的初期实验情况，期间的每个重要进程和成果，他都要和周恩来一起听取汇报。1960年2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第十四次常委会，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修建北京地铁。与会者听取了地铁工程局局长陈志坚、设计院院长史晓昭关于北京地铁干线及专用支线的四个方案汇报，选择了其中一个方案。在北京修建地铁，至此基本确定下来。 但中央军委第十四次常委会后，国家很快进入经济调整期，许多大型建设项目下马或暂停。1962年夏，北京地铁工程也因国家经济困难而下马。
国家经济调整期过去之后，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到1965年，国家已经有资金投入到地铁建设中去了。毛泽东决定，北京建地铁的事再不能耽搁了，一定要修建北京地铁。毛泽东还决定，建地铁之事，由北京军区、北京市和铁道部三家共同负责。1965年1月15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根据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指示，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送了《北京地下铁道建设近期规划方案》的专题报告。1965年2月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欣然圈阅同意。毛泽东还在报告上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以杨勇为组长，万里、武竞天为副组长的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于1965年2月7日正式成立。同日召开的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决定：组成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和设计施工单位。2月15日，组成了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办公室；5月1日，重新组建铁道部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
北京地铁重新上马后，陆续提出60多个地铁建设方案，地铁建设领导小组倾向于其中的“三横三竖一个圈”方案。毛泽东认真审查此方案后提了一个意见：你要修建地铁，又要少拆民房，可圈着城墙走嘛。有关专家经过反复协商，最后按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一环两线”新方案。
1965年7月1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主持地铁开工典礼，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邓小平、罗瑞卿等出席。杨勇讲了话，大意是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批示精神，“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杨勇提出了地铁建设的三条原则：“地上服从地下，交通服从战备，时间服从质量。”79岁高龄的朱德元帅为地铁开工破土。
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建设地铁，一方面体现出毛泽东有赶超先进国家的气魄，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毛泽东的长远眼光。北京是中国国都，当时世界不太平，如果发生战争，北京首当其冲，是敌方空袭的主要目标。在北京建地铁，能起到战时防范和运输的大作用。北京的国都地位，决定了它的城区今后决不会局限于狭小区域，也决不会局限于地面建筑，它的地面建筑会向四面八方拓展，地下建筑也会从无到有，并且形成规模。毛泽东正是认识到了这些，从北京市长远发展角度，决策建北京地铁的。
当时中国经济和技术基础、建筑设备和材料都十分落后，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没有相关的车辆检修人员，更没有现成的地铁管理模式，又是中国的第一条地铁，没有经验可资借鉴。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北京建地铁极不容易。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北京市地铁建设上马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由铁道部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解放军铁道兵第十二师、北京市建工局和北京市市政工程局等单位的4万多名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施工队伍，在严格保密状态下开工建设，并且于4年多后顺利完成了首条地铁一期工程。
北京首条地铁一期工程建设，是规划方案中1号线和环线的一部分，是北京地下铁道东西走向的干线，全长30.5公里，其中运营线路从北京站到古城站，全长22.87公里，后延长到苹果园站，全长23.6公里，总投资额为7亿元，完成土石方81842万立方米。用了4年零3个月的时间。这项工程采取的是敞口明挖施工方法，车站及少数特殊地段采用了工字钢支护明挖施工，在木樨地过河段采用了钢板桩围堰法施工，隧道均为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矩形框架结构。地铁全线从城内直达当年的城外。
1969年10月1日，第一趟地铁电动客车运行成功。北京地铁通车成功，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地铁，也拉开了首都地铁建设的序幕。之后，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北京地铁持续建设，经历了从最初按照“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兼顾城市交通”的建设方针，到注重安全行驶，再到从战备型向运营生产型过渡的变化历程。改革开放后，又加快了建设步伐。在40多年时间里，形成了十多条地铁线路，各线路相接，铺展全北京城区，并且向郊区发展的格局。目前，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超过200公里，轨道交通的客运量超过北京市公交总运量的50%，为广大的北京市民和国内外游客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北京地铁形成规模后，北京城市建筑格局有了更大变化，已经形成了地上和地下建筑共同存在、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今天当我们享受北京地铁交通的便利时，不能忘记毛泽东为北京地铁建设的决策之功，不能忘记几十年前在中国还相当落后情况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建设北京地铁付出的心血，不能忘记地铁建设者们艰苦奋斗的历史。○
题图 老北京中轴线
责任编辑 马永义
保护北京古代建筑
现在的北京城区，古代建筑与现代建筑和谐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结构特点，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以至世界申遗，北京就拿到多项。我们在为此感到骄傲时，不要忘记，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保护，不可能有现在这种古代建筑与现代建筑和谐统一的格局。
1948年解放军围住北平，各种火炮对准了城中国民党守军的工事。毛泽东考虑到，一旦仗打起来，迫击炮、榴弹炮等各种火炮齐轰，将毁掉城中古代建筑，便于当年12月17日亲笔起草了一份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特别提到了要保护故宫，还要求：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要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后来，北平和平解放，古代建筑免遭战火而得以保存。此前毛泽东为保护北平古代建筑所花费的心血，是值得称道的。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成为首都，自然要重点建设。在制订建设规划时，有人提出，要把拆除一些古代建筑列入规划中，甚至有人提出要拆除故宫。先是苏联专家提出要拆除故宫，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故宫的位置。后来，一些老干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宫，说一见到故宫，就想到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穷人受苦受难。当年，在中央和北京市的高级干部中，主张拆除北京城古代建筑的人占多数。在“大跃进”的风潮下，毛泽东曾一度表态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他还批评一些主张保护古代建筑的人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但当拆除古代建筑引发争论，许多同志不赞成这样做时，毛泽东对这件事采取了慎重态度。周恩来经过反复思考，和北京市搞城市建设规划的干部共同商量了一个保护包括故宫等古代建筑在内的方案，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方案。在多数高级干部主张拆除北京城古代建筑的情况下，周恩来的方案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是很难行得通的。
毛泽东不仅明确表态支持，还具体指示周恩来：古代建筑一定要保留，但可以把这些古代建筑统一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植树区，搞一个群众都能进去休息娱乐的大区域。同时，建设东西长安街，在长安街附近建设机关办公楼。周恩来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毛泽东实际上是用这个办法，把北京城中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筑保护起来，防止被拆除。
周恩来还召开国务院常务会，把毛泽东这个意见定下来。之后，他于1958年4月14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介绍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意见：每年由中央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一两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正是根据这个意见，后来才有扩建长安街的计划。
但是，这个规划，还要与北京市的总体规划相协调，毛泽东在和彭真谈话时提出，北京要尽快搞出总体规划。北京市进行反复研究、协商后，把保护故宫作为重点，于1958年9月搞了一个《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这个办法果然管用。一些主张拆除故宫的人，见这个规划突出了群众性，也有建设万人大礼堂（后改称人民大会堂）等大工程，也就没有话说了。
20世纪6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北京城区交通紧张，要拆除故宫，在故宫中建一条马路，以方便交通。连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提出，北京城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他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是把事情绝对化了。我们必须改变，才不致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在一片拆除声中，一个要在故宫里建一条东西向马路，把故宫中文华、武英二殿辟为娱乐场所的方案被提了出来。当时有许多老学者、老专家反对这个方案，为此，他们甚至在一些会议上痛哭流涕。周恩来听到这个情况后，明确表示，不赞成拆除故宫。他还说，我要向毛主席去反映意见。之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觉得周恩来的意见有道理，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态度向下转达后，拆除故宫建马路的意见不仅被否定，而且有关部门开始就保护故宫等古代建筑问题进行反复研究，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
由于毛泽东决策保护北京城古代建筑，使北京城至今仍然保存着以故宫为主体的一定数量的古代建筑。这些古代建筑，和新中国成立后新建设的建筑物和谐地统一于北京城市建筑格局中，使这座城市显示出了它的历史厚重感。
亲自决策改建天安门广场
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个意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前，北京要搞一批大建筑项目，重点是改建天安门广场，在新拓建的广场上举行国庆大阅兵。毛泽东这个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支持。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于1959年9月前，改建天安门广场，并在北京建设一批公共建筑工程，即万人大礼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钓鱼台国宾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后来中国美术馆缓建，改为建民族饭店与华侨大厦，两个博物馆合为一个博物馆。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北京十大建筑”。
北京市搞国庆大工程的决策定下来后，毛泽东把目光更多地投放在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上。他曾对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谈对天安门广场改建的态度：改造天安门广场要反映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气魄要大，要使它成为庄严宏伟能容纳100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毛泽东在另一次和彭真谈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时说：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 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天安门广场改建指导性意见，北京市搞出了一个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方案，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决定把这个方案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1958年12月，中央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周恩来亲自介绍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会议通过了综合设计方案：天安门是一个庄严雄伟的政治性广场，保留正阳门和箭楼，拆除中华门，东西两侧分别为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国家大剧院，其体形、体量和高度，既取决于建筑物本身的需要，也要与广场的整体性，乃至旧有的古建筑相协调。广场面积初定40公顷，略呈长方形。相当于5个巴黎协和广场、4个半莫斯科红场或者40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仔细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最后明确表态同意按这个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方案实施广场改建工程。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建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礼堂、国家大剧院的方案也被批准。
实际上，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是与广场两侧的建筑工程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也就把广场改建工程和广场东西两侧建筑工程联系在一起考虑。他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后，同意了这样的指导性原则：天安门广场整体要形成雄伟壮观格局，要方便中央工作；建筑要对衬，广场四周建筑物对广场中央应该有一个向心状态。按照这个指导思想，专家们进一步拿出了一个广场四大建筑两两相对的初步方案，即：广场两侧的建筑，东边为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西边为万人大礼堂、国家大剧院，两两相对分立，朝向于广场正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
后来在设计过程中，方案又有所变化。专家们报请周恩来最后决定：为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移到大会堂西面，何时建，另外考虑；东边原定建两个博物馆合为只建一个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西边只建万人大礼堂。这一思路恰合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建筑格局。这个改变，与毛泽东原来确定的总的指导思想相合，因此，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方案。这样便形成了天安门广场一直保持至今的特有格局。
毛泽东除了关注广场地面改建工程外，也特别关注广场西侧建筑万人大礼堂工程。早在1956年，中央就酝酿建筑一座能够容纳1万人开会，同时也能供全国人大日常办公的大礼堂，因此一开始人们都称这项工程为“万人大礼堂”或“万人大会堂”工程。万人大礼堂的位置、格局的方案虽几经变化，但筹建工作马不停蹄，一直在进行。毛泽东批准天安门广场改建方案后，已经拟定在广场西侧建筑的这座大礼堂的日程也紧了起来。从1958年10月开工到1959年8月完工，仅仅用十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高质量的大礼堂。1959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视察了万人大礼堂工程，视察中他询问陪同者万里：“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呢？”万里答：“施工中叫人大礼堂工程，有人提议叫人民宫。”毛泽东说：“有些封建。”万里接着说：“还有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毛泽东听后打比方说：“我们的总路线前边应有主语，但把它省略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要问老百姓，你到哪里去了？老百姓一定说，到人民大会堂去，就叫人民大会堂吧。”自此，万人大礼堂正式改名为人民大会堂，沿用至今。
在人民大会堂工程进行期间，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也于1959年3月开工。这项工程于1959年9月结束，仅用了6个月时间。按照毛泽东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完工后形成的广场整体建筑格局是：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面积达43公顷。广场中心干道长390米、宽80米，可同时通过150列纵队游行队伍，广场中部可容纳40万人游行聚会。广场由北端的天安门城楼、国旗、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阳门、箭楼，形成一个小的中轴线，这个中轴线，和北京城由北城钟楼到南城永定门的中轴线相合。广场两侧的建筑，不仅恰合中国“左祖右社”的规制，而且左右相对，四面向着中心，彰显出稳重、庄严、和谐的风格。
天安门广场这一格局，历经几十年，虽然有一些小的调整，比如1977年建毛主席纪念堂等，但总体格局没有变。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美，已经被国人所公认。国内到北京来的人，大都要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这自然是它作为国家中心象征意义的吸引，但也不能否认它的建筑群体之美对游客的吸引。
关心北京城市建筑的整体协调
今日北京城市之建筑，整体是协调的，东西南北有重要建筑物，没有畸轻畸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建筑多了，但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北京市上述建筑整体协调的局面，这与当年毛泽东费心于北京城市建筑的协调分布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费心于北京城市建筑物协调分布，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他决策下，北京十大建筑的分布。早在1958年中央决定搞大的建筑项目以迎接国庆十周年时，毛泽东就提出，大的建筑项目，不能只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及北京中心区域搞，要分布在全城。按此意见，中央确定的十大建筑就分布在北京东西南北中。中部有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部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东部有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南部有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这十大工程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如期建成。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城市建筑如雨后春笋，但大都是沿着毛泽东决策的分布在四方的建筑格局展开。十大建筑打下的北京城建筑布局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成了新建筑物分布的指示性线路和摆放基础。这些伟大建筑的持久生命力，凝聚了毛泽东的心血。
在十大建筑完工后，毛泽东都去视察过，此后他多次在十大建筑中开展国务活动。十大建筑刚刚完工时，毛泽东对与人民生活、交通等关系密切的建筑特别关心，他除了视察人民大会堂外，曾于1959年9月14日晚上，在彭真、吕正操、武竞天等同志的陪同下，到北京火车站视察。毛泽东视察北京站时，陪同参观的建站总指挥和副总工程师说自己是外行，没经验。毛泽东肯定了他们的工作，并鼓励说：“世上的好多事情，开始都是外行干成的，你们说没有经验是外行，北京火车站不是建设得很好吗！”他还欣然答应为北京站题写站名。现在，北京火车站仍然使用毛泽东题写的站名。 推进北京城市建筑布局更新
解放军刚进北京（时称北平）时，北京城的建筑分三部分：一部分是清朝皇宫和皇家园林建筑，以故宫为代表；一部分是民居建筑，以四合院为代表；一部分是民国时期的建筑，以原民国执政府楼群为代表。总体上是旧式建筑居多。此外，东西南北还有旧城墙。
对于皇宫和皇家园林，毛泽东主张保护，但对于已经十分破旧的老式民居，毛泽东主张逐步改造，目的是改善北京人民的居住条件。典型的、条件比较好的、也很规整的四合院，大多数由原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居住，一部分成为政府办公地点或者领导干部的居所，而大多数平民百姓居住的旧式四合院，已经成为大杂院，许多房屋年久失修。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是毛泽东始终关心的事情。他亲自过问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的问题。他认为解决方法之一是要建筑一些工人宿舍。在他关心下，北京城内新建了不少职工宿舍，大多数是楼房，一般为三层或者五层，分布在北京各城区。新式楼房群的逐渐形成，既改善了北京民众的居住条件，也改变了过去旧北京建筑物破旧不堪的局面，使北京有了在当时来说属于先进的供民众居住的建筑群，北京建筑格局也开始改变。
在毛泽东关心下改造旧城区的典型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初对西城区部分城区的改造。当时，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聘请苏联专家做指导，修改完成了《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其中提出：“将天安门广场加以扩大，东起原东三座门，西起原西三座门，在其周围修建高大楼房作为行政中心。”这一方案确定的中央行政中心区的位置不妥当，后来也没有按照这个位置制定和实施建筑方案，但它有一个优点，即确定了要改造北京西城部分旧城建筑物的政策。它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中第一次把改造旧城建筑物列入其中的文件，也首次奠定了50多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的基调。按此文件，整个北京城的改建和扩建工作得以全面展开。这个城市规划，将北京的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确定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提出要将其建设成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明确提出“三为”的建设总方针，即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按此方针，北京市西城部分破旧民居得以改造，民众得到妥善安置，居住条件大大改善。此后，北京城的民居改造，大都是按照“三为”方针进行的。既得到民众拥护，也加快了城市建筑物更新的进程，为北京城区建筑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现在的北京城市建筑格局，已经大大突破旧北京的城区，形成了向四方辐射的大的现代化城市的局面，适合于它作为新中国国都和向世界开放的大城市的地位。回顾历史，如果不是它在几十年前突破旧城墙的禁锢和制约，就不会有今天的格局；而它在几十年前能够突破旧城墙的禁锢和制约，是与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分不开的。
原有的北京城墙，还是明代的规模，它把城区拘禁在不算大的范围里，不仅阻碍了北京城市向现代化大城市发展的脚步，而且严重妨碍了北京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使民众进出北京极为不便。北京在50年代向工业化城市发展时，这种不便更加明显。这些城墙年代久远，许多墙体已经垮塌，如果拆除旧城墙，按照原模样重建，不仅花费巨大，也失去了旧城墙的意义；如果保留旧城墙，势必要进行长年不间断的修整，不仅花费同样巨大，而且其品质也不能根本改变，仍随时有垮掉危险。同时，这样做，也是当时财力所难以支撑的。那些有坍塌危险的旧城墙，不仅阻碍交通，影响生产和工作，还危及人民生命安全。
北京市要发展，城市建筑要拓展，是天字第一号任务。历史前进的脚步、北京城市建设的必然趋势和人民的意愿，都要求突破旧城墙的禁锢，将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但在是否拆除旧城墙问题上，却有不同意见，中央和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主张拆除旧城墙，拓展北京市区，根本改变北京市建筑格局。极少数人主张保留旧城墙，作为文物观赏。
出现不同意见后，北京市一直没有下定拆除的决心，而是把争论提到中央。毛泽东了解双方意见后，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支持了拆除旧城墙的意见。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有了毛泽东这个话之后，当时的北京市委讨论时，党委们一致认为，北京要建设工业大城市，就要改变城市布局，要体现为中央、为生产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三为”城市建设方针，按此方针加快城市建筑布局更新步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拆除旧城墙。毛泽东的话推动了古城墙拆除的进程。北京旧城墙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被拆除。此后，北京城市建筑迅速向原城墙外的东西南北拓展，从而形成了向四周开拓、伸展的北京城建筑新布局。这一新的建筑布局，为北京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立体交通网的形成和城区总体建筑规模的确立，为90年代后期至跨世纪后现代化建筑的大量植入，为形成一至六环的大城区，为今天能够容纳2000多万常住人口和800多万流动人口，打下了建筑布局的基础，同时也为北京市各方面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决策建北京地铁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毛泽东了解到世界一些先进国家地铁建设情况时，就向中央建设部、交通部和北京市提出：北京要搞地下铁道，不仅北京要搞，很多大城市也要搞。1953年9月28日，北京市委开始了北京地铁的筹备工作。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在制订“一五”计划时，把建设地铁列入其中。1956年11月初，中国政府请苏联专家用半年时间论证了北京地铁的可行性。铁道部、建工局也先后派人去苏联考察地铁和人防工事。1958年成立了铁道部地铁工程局。工程局通过调查研究和学习苏联经验，提出了“浅埋加防护”的建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从1959年开始，连着搞了好几个地铁试验，试验地点主要在公主坟、军事博物馆一带，共挖了两个竖井，搞了井点降水工程试验、打桩试验和抓斗挖槽试验。
毛泽东始终关注北京建地铁的初期实验情况，期间的每个重要进程和成果，他都要和周恩来一起听取汇报。1960年2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第十四次常委会，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修建北京地铁。与会者听取了地铁工程局局长陈志坚、设计院院长史晓昭关于北京地铁干线及专用支线的四个方案汇报，选择了其中一个方案。在北京修建地铁，至此基本确定下来。 但中央军委第十四次常委会后，国家很快进入经济调整期，许多大型建设项目下马或暂停。1962年夏，北京地铁工程也因国家经济困难而下马。
国家经济调整期过去之后，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到1965年，国家已经有资金投入到地铁建设中去了。毛泽东决定，北京建地铁的事再不能耽搁了，一定要修建北京地铁。毛泽东还决定，建地铁之事，由北京军区、北京市和铁道部三家共同负责。1965年1月15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根据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指示，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送了《北京地下铁道建设近期规划方案》的专题报告。1965年2月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欣然圈阅同意。毛泽东还在报告上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以杨勇为组长，万里、武竞天为副组长的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于1965年2月7日正式成立。同日召开的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决定：组成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和设计施工单位。2月15日，组成了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办公室；5月1日，重新组建铁道部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
北京地铁重新上马后，陆续提出60多个地铁建设方案，地铁建设领导小组倾向于其中的“三横三竖一个圈”方案。毛泽东认真审查此方案后提了一个意见：你要修建地铁，又要少拆民房，可圈着城墙走嘛。有关专家经过反复协商，最后按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一环两线”新方案。
1965年7月1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主持地铁开工典礼，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邓小平、罗瑞卿等出席。杨勇讲了话，大意是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批示精神，“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杨勇提出了地铁建设的三条原则：“地上服从地下，交通服从战备，时间服从质量。”79岁高龄的朱德元帅为地铁开工破土。
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建设地铁，一方面体现出毛泽东有赶超先进国家的气魄，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毛泽东的长远眼光。北京是中国国都，当时世界不太平，如果发生战争，北京首当其冲，是敌方空袭的主要目标。在北京建地铁，能起到战时防范和运输的大作用。北京的国都地位，决定了它的城区今后决不会局限于狭小区域，也决不会局限于地面建筑，它的地面建筑会向四面八方拓展，地下建筑也会从无到有，并且形成规模。毛泽东正是认识到了这些，从北京市长远发展角度，决策建北京地铁的。
当时中国经济和技术基础、建筑设备和材料都十分落后，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没有相关的车辆检修人员，更没有现成的地铁管理模式，又是中国的第一条地铁，没有经验可资借鉴。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北京建地铁极不容易。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北京市地铁建设上马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由铁道部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解放军铁道兵第十二师、北京市建工局和北京市市政工程局等单位的4万多名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施工队伍，在严格保密状态下开工建设，并且于4年多后顺利完成了首条地铁一期工程。
北京首条地铁一期工程建设，是规划方案中1号线和环线的一部分，是北京地下铁道东西走向的干线，全长30.5公里，其中运营线路从北京站到古城站，全长22.87公里，后延长到苹果园站，全长23.6公里，总投资额为7亿元，完成土石方81842万立方米。用了4年零3个月的时间。这项工程采取的是敞口明挖施工方法，车站及少数特殊地段采用了工字钢支护明挖施工，在木樨地过河段采用了钢板桩围堰法施工，隧道均为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矩形框架结构。地铁全线从城内直达当年的城外。
1969年10月1日，第一趟地铁电动客车运行成功。北京地铁通车成功，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地铁，也拉开了首都地铁建设的序幕。之后，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北京地铁持续建设，经历了从最初按照“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兼顾城市交通”的建设方针，到注重安全行驶，再到从战备型向运营生产型过渡的变化历程。改革开放后，又加快了建设步伐。在40多年时间里，形成了十多条地铁线路，各线路相接，铺展全北京城区，并且向郊区发展的格局。目前，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超过200公里，轨道交通的客运量超过北京市公交总运量的50%，为广大的北京市民和国内外游客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北京地铁形成规模后，北京城市建筑格局有了更大变化，已经形成了地上和地下建筑共同存在、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今天当我们享受北京地铁交通的便利时，不能忘记毛泽东为北京地铁建设的决策之功，不能忘记几十年前在中国还相当落后情况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建设北京地铁付出的心血，不能忘记地铁建设者们艰苦奋斗的历史。○
题图 老北京中轴线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