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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几个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这3个一百年，归根结底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坚持不懈、艰苦卓绝奋斗，并向这个目标走近的一百年。这一百年的每个时期，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形成了不断走近这个目标的历史接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历史基础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并不是“酷爱革命的疯子”。最初，他们都是想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来改变旧中国悲惨的命运。可残酷的现实证明此路不通，革命者不得不采用革命手段，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近代中国的苦难历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中华民族千年盛世与百年衰败的变奏曲，呼唤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作为这一伟大文明载体的古老中国，曾以世界上头号富强大国“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但到了近代，当西方列强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它们的入侵使晚清这个已在内腐的庞然大物轰然坍塌。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个“天朝上国”迅速成为被多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积弱积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仅仅五六十年的时间，几乎所有西方和东方列强通过数十次侵略战争，对中国进行骇人听闻的疯狂掠夺。曾经的泱泱大国，濒临亡国灭种。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畏强暴、酷爱独立自由、敢于反抗外敌入侵、自强不息的民族。面对国家衰败和民族危亡，100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不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腐朽封建统治者的革命斗争。同时，许多先进分子走出国门，奔走世界，寻找强国富民真理，求索民族复兴道路。但是，无论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也无论考察西洋还是留学东洋，都没有获得拯救中国出水火的方案。正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从而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经出世，便接过“振兴中华”的接力棒，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历史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28年。要复兴，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要使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无人能及的伟大功绩，就在这里。
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尽管主要不在党中央工作，读的马列主义本本也不是很多，但他有三大优势：一是不搞本本主义，悟性极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二是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非常了解，这使他在领导中国共产党依托农村进行革命斗争时，更容易得到广泛的支持;三是重视调查研究，也善于调查研究，坚持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他能获得更多正确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得以脱颖而出，开辟了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也实现了毛泽东人生的伟大转折，他从此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靠什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呢？归根结底，是一条崭新道路、三大主要法宝。
一条崭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在建立党领导的最大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进行反“围剿”战争中开辟出来的。在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不断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是坚持这条道路思想的继续发展。党正是依靠这条正确道路，最终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三大主要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毛泽东曾指出：这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主要法宝。
——关于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革命要胜利，首先就要把党建设好。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其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的队伍空前壮大。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教育广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整风对于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经过整风，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地位有了组织保证。也正因为有了坚强的党，解放战争仅用3年多时间便取得了胜利。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法宝。
——关于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毅然拿起枪杆子，率领人民军队同反动派进行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并形成一整套关于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全民族抗战中，坚持进行人民战争，组织各种形式的武装力量;坚持将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獨立自主作战;坚持开辟敌后根据地，使之成为坚持人民战争的基地。到1945年春，党领导的解放区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这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解放战争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最后比拼。历史的发展比党的预计快许多，只用3年多时间就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关于统一战线。经历了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党逐渐走向成熟。在抗日战争中，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深刻认识，对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也有敏锐洞察。根据两国三方（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党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粉碎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抗战大局的发展走势，不仅没有使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因两党关系的恶化而失去掌控，而且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继续抗日的方向上来。抗战胜利后，我们党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嚣张气焰所吓倒，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进行自卫反击和解放战争，同时建立了涵盖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新中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历史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里，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曾提出过这样的设想：经过几个五年计划，乃至100多年时间，将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实际上便是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近30年的艰辛探索，尽管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其取得的巨大成就，既为后来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制度保障，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经济基础。
（一）抗美援朝等三大运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立稳了根基。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的战火就烧到了鸭绿江边。在当时的条件下，进行抗美援朝是个非常艰难的决策。因为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基本是“小米加步枪”。而对手美国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军队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党中央毅然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中朝军队与所谓联合国军2年9个月的军事政治较量，使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不得不签订停战协议。志愿军经受现代战争洗礼，打出了军威和国威，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建设社会主义有了铜墙铁壁般的安全保障。1952年底，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全国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巩固了新生政权，稳定了社会基础。
（二）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新民主主义转变成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制度基础。1953年年底发布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简单说来，就是“一化三改”。“一化”，即通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三改”，即创造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初步确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在总体上既促进经济发展，又保持社会稳定，说明它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根本保证。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宣布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数千年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三）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调整，为社会主义制度夯实了物质技术基础。我国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100年所得，增长速度同世界其他国家同一时期相比名列前茅。农业、轻工业生产得到相应发展，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初始基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党在1961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1965年，国家经济状况开始达到和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以研制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进展，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大小三线建设取得显著成就，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这些成就夯实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四）“文化大革命”中多次纠“左”力挽狂澜，使中国社会主义在东方屹立未倒。“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损失。随着运动的发展，在党的领导层、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和抗争开展起来。首先是在1972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极左思潮的艰辛努力，使党的各项政策得到落实，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975年，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实施全面整顿，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最大程度的拨乱反正，政治经济形势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有较大增长，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坚决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灾难，决心从挫折中奋起，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找新的道路。
改革开放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更加深厚的经济社会制度基础
改革開放是百年党史的一次伟大转折，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这次伟大转折既推动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奠定了深厚的经济社会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新时期，是怎样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又为民族复兴进一步奠定经济社会制度基础的呢？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几届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持续接力的结果。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在于这几届中央集体都坚持了以下几点：
（一）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始终不动摇。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总结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科学论断，也是从我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党的十三大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根据邓小平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论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此后，邓小平不断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受命于严峻的历史关头，依然坚定不移地表示：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不是两个中心;是两个基本点，不是一个基本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前一直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作了规范性表述，强调它的核心，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另外，还对此前总结过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验也作了新的提升，即围绕着党的基本路线要求，将其概括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等“十个结合”。这既是对贯彻执行基本路线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要方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党的基本路线重要性时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堅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其体制机制愈益健全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成就，就是验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市场经济的可能性。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社会主义曾被认为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如果搞市场经济，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自1979年后，邓小平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终于得出结论，公开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在当年，这是石破天惊之论！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勾画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到20世纪末，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此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不断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包括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和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的集体经济的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它们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1世纪初，经过15年的艰辛谈判，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面对机遇与挑战，党和政府把握得当，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到2010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不断走向富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兴民富的又一个根本原因。
（三）坚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不断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等各种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原有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邓小平在1993 年9月曾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1995年9月，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讲话中论列了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这个总揽全局的关系，以及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等十二大关系，特别强调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2003年，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强调树立科学发展新理念。它不仅明确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每个人的发展和一切人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等关系，而且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深化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既有利于避免经济社会发展的畸轻畸重、顾此失彼，又强调以人为本，使人民对于改革的红利有更多的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2011年，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宽带通信网络和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网，这是广大群众获得改革开放红利的生动体现。“十一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9.7%和8.9%，其年均增速是共和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伟大飞跃的第三个根本原因。以上三点，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了重要的经济社会制度基础。
（四）坚持“一国两制”方略，顺利实现香港、澳门回归，努力推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更广大的、坚实的政治基础。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就已经有了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在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的设想。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方略。他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的，也为世界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一个范例。“一国两制”方略，尽管是基于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是却首先是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开始实施的。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先后宣布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曾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后来高度评价道：从历史的眼光看，“一国两制”是最高天才的创造。这种构想看起来是简单的想法，但却是充满想象力的构想。随着香港和澳门按照“一国两制”原则回归，台湾问题就让人们更加关注。在海峡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展开的基础上，1992年11月海峡两岸相关机构展开会谈，达成了“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这成为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但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更迭后，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否认“九二共识”，在制造“台独”搞分裂的邪路上愈走愈远。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是海峡两岸爱国同胞的共同责任，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的坚决反对。我们坚信，“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正确方针，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更加广泛的重要的政治基础。
（五）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和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除了上述重要内部因素外，还要有安邦睦邻的外部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这是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又一个重要条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在50年到70年时间内发展起来，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这个战略思想一直是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指导方针。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政治风云急剧变幻。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厉制裁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又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套指导我国如何应对国际风云的自处之道。归纳起来，就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此后几届中央领导集体一直遵循这个方针，妥善处理了若干一触即发的危机，为我国的和平发展赢得了时间。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为谋求和平发展作最大努力。这既是中国人民能够富裕起来的一个外部条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历史基础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并不是“酷爱革命的疯子”。最初，他们都是想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来改变旧中国悲惨的命运。可残酷的现实证明此路不通，革命者不得不采用革命手段，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近代中国的苦难历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中华民族千年盛世与百年衰败的变奏曲，呼唤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作为这一伟大文明载体的古老中国，曾以世界上头号富强大国“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但到了近代，当西方列强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它们的入侵使晚清这个已在内腐的庞然大物轰然坍塌。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个“天朝上国”迅速成为被多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积弱积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仅仅五六十年的时间，几乎所有西方和东方列强通过数十次侵略战争，对中国进行骇人听闻的疯狂掠夺。曾经的泱泱大国，濒临亡国灭种。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畏强暴、酷爱独立自由、敢于反抗外敌入侵、自强不息的民族。面对国家衰败和民族危亡，100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不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腐朽封建统治者的革命斗争。同时，许多先进分子走出国门，奔走世界，寻找强国富民真理，求索民族复兴道路。但是，无论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也无论考察西洋还是留学东洋，都没有获得拯救中国出水火的方案。正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从而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经出世，便接过“振兴中华”的接力棒，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历史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28年。要复兴，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要使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无人能及的伟大功绩，就在这里。
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尽管主要不在党中央工作，读的马列主义本本也不是很多，但他有三大优势：一是不搞本本主义，悟性极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二是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非常了解，这使他在领导中国共产党依托农村进行革命斗争时，更容易得到广泛的支持;三是重视调查研究，也善于调查研究，坚持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他能获得更多正确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得以脱颖而出，开辟了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也实现了毛泽东人生的伟大转折，他从此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靠什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呢？归根结底，是一条崭新道路、三大主要法宝。
一条崭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在建立党领导的最大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进行反“围剿”战争中开辟出来的。在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不断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是坚持这条道路思想的继续发展。党正是依靠这条正确道路，最终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三大主要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毛泽东曾指出：这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主要法宝。
——关于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革命要胜利，首先就要把党建设好。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其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的队伍空前壮大。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教育广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整风对于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经过整风，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地位有了组织保证。也正因为有了坚强的党，解放战争仅用3年多时间便取得了胜利。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法宝。
——关于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毅然拿起枪杆子，率领人民军队同反动派进行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并形成一整套关于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全民族抗战中，坚持进行人民战争，组织各种形式的武装力量;坚持将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獨立自主作战;坚持开辟敌后根据地，使之成为坚持人民战争的基地。到1945年春，党领导的解放区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这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解放战争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最后比拼。历史的发展比党的预计快许多，只用3年多时间就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关于统一战线。经历了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党逐渐走向成熟。在抗日战争中，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深刻认识，对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也有敏锐洞察。根据两国三方（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党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粉碎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抗战大局的发展走势，不仅没有使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因两党关系的恶化而失去掌控，而且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继续抗日的方向上来。抗战胜利后，我们党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嚣张气焰所吓倒，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进行自卫反击和解放战争，同时建立了涵盖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新中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历史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里，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曾提出过这样的设想：经过几个五年计划，乃至100多年时间，将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实际上便是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近30年的艰辛探索，尽管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其取得的巨大成就，既为后来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制度保障，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经济基础。
（一）抗美援朝等三大运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立稳了根基。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的战火就烧到了鸭绿江边。在当时的条件下，进行抗美援朝是个非常艰难的决策。因为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基本是“小米加步枪”。而对手美国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军队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党中央毅然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中朝军队与所谓联合国军2年9个月的军事政治较量，使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不得不签订停战协议。志愿军经受现代战争洗礼，打出了军威和国威，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建设社会主义有了铜墙铁壁般的安全保障。1952年底，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全国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巩固了新生政权，稳定了社会基础。
（二）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新民主主义转变成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制度基础。1953年年底发布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简单说来，就是“一化三改”。“一化”，即通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三改”，即创造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初步确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在总体上既促进经济发展，又保持社会稳定，说明它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根本保证。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宣布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数千年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三）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调整，为社会主义制度夯实了物质技术基础。我国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100年所得，增长速度同世界其他国家同一时期相比名列前茅。农业、轻工业生产得到相应发展，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初始基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党在1961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1965年，国家经济状况开始达到和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以研制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进展，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大小三线建设取得显著成就，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这些成就夯实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四）“文化大革命”中多次纠“左”力挽狂澜，使中国社会主义在东方屹立未倒。“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损失。随着运动的发展，在党的领导层、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和抗争开展起来。首先是在1972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极左思潮的艰辛努力，使党的各项政策得到落实，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975年，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实施全面整顿，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最大程度的拨乱反正，政治经济形势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有较大增长，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坚决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灾难，决心从挫折中奋起，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找新的道路。
改革开放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更加深厚的经济社会制度基础
改革開放是百年党史的一次伟大转折，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这次伟大转折既推动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奠定了深厚的经济社会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新时期，是怎样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又为民族复兴进一步奠定经济社会制度基础的呢？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几届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持续接力的结果。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在于这几届中央集体都坚持了以下几点：
（一）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始终不动摇。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总结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科学论断，也是从我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党的十三大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根据邓小平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论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此后，邓小平不断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受命于严峻的历史关头，依然坚定不移地表示：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不是两个中心;是两个基本点，不是一个基本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前一直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作了规范性表述，强调它的核心，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另外，还对此前总结过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验也作了新的提升，即围绕着党的基本路线要求，将其概括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等“十个结合”。这既是对贯彻执行基本路线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要方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党的基本路线重要性时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堅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其体制机制愈益健全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成就，就是验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市场经济的可能性。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社会主义曾被认为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如果搞市场经济，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自1979年后，邓小平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终于得出结论，公开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在当年，这是石破天惊之论！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勾画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到20世纪末，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此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不断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包括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和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的集体经济的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它们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1世纪初，经过15年的艰辛谈判，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面对机遇与挑战，党和政府把握得当，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到2010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不断走向富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兴民富的又一个根本原因。
（三）坚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不断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等各种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原有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邓小平在1993 年9月曾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1995年9月，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讲话中论列了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这个总揽全局的关系，以及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等十二大关系，特别强调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2003年，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强调树立科学发展新理念。它不仅明确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每个人的发展和一切人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等关系，而且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深化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既有利于避免经济社会发展的畸轻畸重、顾此失彼，又强调以人为本，使人民对于改革的红利有更多的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2011年，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宽带通信网络和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网，这是广大群众获得改革开放红利的生动体现。“十一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9.7%和8.9%，其年均增速是共和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伟大飞跃的第三个根本原因。以上三点，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了重要的经济社会制度基础。
（四）坚持“一国两制”方略，顺利实现香港、澳门回归，努力推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更广大的、坚实的政治基础。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就已经有了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在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的设想。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方略。他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的，也为世界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一个范例。“一国两制”方略，尽管是基于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是却首先是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开始实施的。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先后宣布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曾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后来高度评价道：从历史的眼光看，“一国两制”是最高天才的创造。这种构想看起来是简单的想法，但却是充满想象力的构想。随着香港和澳门按照“一国两制”原则回归，台湾问题就让人们更加关注。在海峡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展开的基础上，1992年11月海峡两岸相关机构展开会谈，达成了“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这成为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但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更迭后，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否认“九二共识”，在制造“台独”搞分裂的邪路上愈走愈远。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是海峡两岸爱国同胞的共同责任，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的坚决反对。我们坚信，“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正确方针，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更加广泛的重要的政治基础。
（五）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和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除了上述重要内部因素外，还要有安邦睦邻的外部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这是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又一个重要条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在50年到70年时间内发展起来，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这个战略思想一直是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指导方针。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政治风云急剧变幻。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厉制裁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又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套指导我国如何应对国际风云的自处之道。归纳起来，就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此后几届中央领导集体一直遵循这个方针，妥善处理了若干一触即发的危机，为我国的和平发展赢得了时间。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为谋求和平发展作最大努力。这既是中国人民能够富裕起来的一个外部条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