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诗中与“佛”有关的学术研究不在少数，但大部分是从具体诗人入手，解读诗人的佛学思想，或分析唐代诗歌中的“佛学”元素，但很少有人从佛寺建筑方面切入，分析诗中所体现出的佛教思想及情感态度。从唐代佛寺概况及其与佛寺诗创作的关系，到唐代诗人对佛寺環境的描述，便可以管窥佛寺诗中体现出的唐代诗人关于“静”的佛教感悟，感受隐藏在佛寺诗中的诗人情感。
　　一、唐代佛寺概况及其与佛寺诗创作的关系
　　（一）主要分布情况
　　可分为空间分布情况与时间分布情况，而这种分布情况与佛寺诗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空间上来说，结合唐朝行政区划和李芳民《唐五代佛寺缉考》的情况来看，南北方佛寺的分布都有相对集中的地域。
　　于北方而言，分别属于关内道和河南道的京兆府与河南府的寺庙所占比例较大，其中位于京兆府的长安城附近更是佛寺的主要集中地，这与宫廷中崇尚佛禅思想的风气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古代，皇室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会引导这个朝代的整体风向。“儒家讲性善，佛教亦宣扬善报。二者互补，正可教化天下”，无论是为了教化百姓，还是神化皇权，当统治阶级对佛教给予肯定或支持，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件事物的一时风盛。随着皇室对佛教态度的不同，佛寺数量也会出现波动，这便会形成佛寺在时间分布上的不同。
　　在南方，江南道则是佛寺的主要分布地域，其佛寺数量是所有行政区域中最多的，所占比例达到36.5%，其中江南东道的苏州是主要的佛寺集中地。综合来看，唐朝形成了以长安、洛阳和苏州为中心的三大主要佛寺分布区域。佛寺诗自然产生于佛寺较为集中的地域，因此也不难分析出佛寺诗的创作北方多于南方。
　　从时间上看，一方面于大的时间框架而言，唐朝前期，定都长安，围绕着国都形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此时北方是佛教发展的重要区域;而到了晚唐，南方则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这与唐王朝的发展历程是相联系的。唐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中原大部分地区沦为战场，此时随着人口南迁，唐朝的经济中心也慢慢从北方迁移到了南方，南方佛寺数量有所增长。所以晚唐时期南方的佛寺数量以及佛教的发展总体来说要略高于北方。但另一方面，具体到各个阶段的情况有细微差异。前面提到，佛寺数量及分布可能和统治者的态度密切相关。初唐以来，统治者兼容并包，对佛教的发展给予一定的支持;到了武则天时期，由于武则天早年经历，本人信奉佛教，为皇帝后便“令释教在道法之上”，为佛教的兴盛以及佛寺大规模的兴建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到唐玄宗的开元年间，出现开元盛世的太平局面，佛寺的数量在盛唐达到了巅峰;安史之乱时，全国政治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此时佛寺诗的发展依然没有萎靡之势，究其原因，应该与诗人的心态历程不无关系，安史之乱，国破家亡，山河破碎，诗人无能为力之时，只好投入佛教义理来寻求心灵的解脱和慰藉;唐武宗时期，经历过“会昌法难”后，佛寺的发展呈现出一段时间的低迷，佛寺数量相对减少。尽管如此，会昌法难过后，被压抑的佛教思想再一次喷涌而出，开始呈现上升趋势。
　　（二）主要功能
　　佛寺所承担的主要功能与佛寺诗的创作主体是相互关联的，从三个主要功能中可看出佛寺诗创作的三个主要群体。
　　统治阶级的支持都是为了强化统治和巩固自身利益。唐王朝支持佛教的发展，可能与佛教所承担的功能不仅仅与教化民众有关，佛教的性恶论和因果报应等观念也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促使统治阶级更好地控制民众的思想，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于是从皇室成员开始，就会做出一定程度的引导和表率。观察佛寺诗的创作主体不难看出，许多佛寺诗的作者都是皇室贵胄，甚至是帝王本人。其次，历代王朝强调“君权神授”，用以说服被统治者，使自身权力合理化。佛教也可以说是一种神话的象征，君主的权力由“佛”授予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噱头。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唐朝佛寺可以不用缴纳赋税，有小型政府的功能，佛寺僧人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且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由此出现“诗僧”这一创作主体。除此之外，科举考试在唐朝的实施和发展，为寒门子弟走上仕途提供了条件，各地读书人进京赶考，路途遥远又交通不便，佛寺在全国各地的兴建正好为这些在羁旅中的读书人提供免费的落脚点，触景作诗自然不可避免，这就直接加大了佛寺诗产生的概率，为佛寺诗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土壤，读书仕子则成为佛寺诗的又一主要创作群体。
　　二、唐代诗人对佛寺环境的描述
　　（一）整体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是佛寺诗中最容易被读者感受到的。例如有空明幽深的环境，“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与之相应，同样是写古寺幽深，王维的《过香积寺》则多了一丝庄严;也有写佛寺威严庄重的，岑参在《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中用了大部分的篇幅从上、下、东、南、西、北六合来描述慈恩寺中大雁塔的塔势巍峨高耸，如千万山峰遮天蔽日，进而衬托出佛寺的庄严肃穆，同样写此种环境的还有韩愈，“升阶伛偻荐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则是从诗人进入佛寺对待神明的态度，感知佛寺的肃穆庄严。
　　（二）建筑细节环境
　　“钟声”是佛寺诗最常见的描写对象，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万籁此皆寂，惟闻钟磬音”中有钟声，王维“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里也有钟声;除钟声外，王维在此诗中还写到了“危石”“冷松”等寺中景物;《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中被描写过的“塔梯”“塔角”“塔身”等也是对佛寺建筑细节的描写;韩愈写衡岳庙中“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则是真真实实描写寺院内的粉墙壁画。
　　三、从佛寺诗中体现出的诗人关于“静”的佛教感悟
　　如前文所述，按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以及承担功能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诗人具体的思想感情也有所不同。佛教主“静”，与义理相关联，无论诗人是游寺还是住于寺中，难免得出相应感悟，大致总结出以下三种类型：
　　（一）万物空幻的世界观
　　这层情感偏向于消沉之意，是诗人在仕途失意或理想破灭后对万事万物空幻的感慨和放手。韩愈被迁谪到阳山这种荒蛮之地，政治理想破灭，满腔抱负终成泡沫，才会在途经寺庙时发出“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这种无力又空幻的感慨，对待仕途，对待外界的一切功利性事物，都感到那么绝望和不真实。同样，白居易在被贬谪后，作《浔阳三题东林寺白莲》，“但恐出山去，人间种不生”，将东林寺比作仙境这类空幻之地，所含之意表露无遗，白居易向来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诗人在这首诗中浓厚的出世之心足以证明诗人心中对外界空幻的无力之感。除此之外，也有表达青春不再的感伤之句，万物之空幻，除却失意消沉，还有青春易逝、年华易老的无能为力。“昔是青春貌，今悲白雪髯。郡楼空一望，含意卷高帘”，理想还没实现，抱负还在胸腔，却猛然发现老之已至，确实令人伤感。
　　（二）静心明性人生观
　　“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不就是岑参在佛寺中所得出的出世静心的感慨吗？兜兜转转，终于觉得还是自己素来敬崇的善根才是终生可以受用的“大道”。被誉为“诗佛”的王维自然是佛寺诗中不可避免要谈及的诗人，因其本人对南北宗禅学有过较深入的研究，禅学修养极高，所以他的这类诗大多从深奥佛禅义理出发，却又深入浅出，其诗中所体现出的更多的是偏向于禅学的空明境界，绝不因佛理而晦涩。如《过香积寺》《终南别业》等，便能使读者达到静心明性、心中宁寂的境界。卢纶的《题兴善寺后池》“隔窗栖白鹤，似与镜湖邻。月照何年树，花逢几遍人。岸莎青有路，苔径绿无尘。永愿容依止，僧中老此身”，也是一种清净的禅悟。类似于此，诗人常常赋予寺内的花草树木乃至山水以“静”的含义，从而借助这些表达作者内心的“静”。“闲心对定水，清净两无尘”中诗人就直接将自己的清净之心表露无遗，使人们在此感悟出各自的人生大道。
　　（三）淡泊无欲的价值观
　　对世界、对人生有了“静”的态度后，那种淡泊无欲的价值观就顺理成章了。佛门乃清静之地，用来表达清净无尘之心再好不过，这与在经历挫折后所表露出的万物空幻之感不同，此时的淡泊名利是真正从佛教义理处得到的感悟，是从内心真实生发出来的淡泊，与现实境遇无关，它是对万物空幻的进一步感悟，甚至上升为一种哲学。雍陶《题等界寺》中的“行人竞说东西利，事不关心耳不闻”，尽管是言他人，又何尝不是在言说自己呢？字里行间流露出清净淡泊、无所求的处世态度，已然成为诗人价值观的一部分。《题破山寺后禅院》中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也是如此，山头的光影和清潭的树影，让万物和人心都如洗涤过一般洁净。诗人表达了一种泊然相合的心境，与自然万物一同感受宁静与和谐，与自然一体，与万物合一。
　　如此看来，唐代诗人通过佛寺诗想表达的“静”并不是消极沉闷的人生态度，与其入世，不如伴随佛理出世，是一种放得开，是一种真性情，更是一种洒脱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