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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各国中普遍存在着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政治和制度的角度分析了赤字形成的原因。本文对该理论作了系统性的评述，并指出了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一、导论
在现代经济体中，财政赤字的存在是普遍现象。而最早从理论上对财政赤字给予解释的是凯恩斯。凯恩斯认为，当经济萧条时，可以通过减税和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式来刺激总需求，使经济复苏，由此就会形成财政赤字。除了凯恩斯的理论以外，另一种对财政赤字的解释是由Barro(1979)和Lucas&Stockey(1983)提出的税收平滑假说。税收平滑假说认为，赤字是政府在取得既定收入时为了最小化税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而采取的最优政策措施的结果。根据以上两种理论，政府的预算赤字规模主要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在经济增长时期，公共支出较低，这时财政赤字也会较低；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支出较高，财政赤字也较大。但发达国家最近几十年的经济现实却和上述理论的预测不相一致。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单纯从经济因素角度来解释财政赤字的形成是不够的，应该从政治和制度方面寻求答案。一批新政治经济学文献涌现出来，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二、财政赤字模型研究述评
(一)“财政幻觉”模型
“财政幻觉”模型是由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Buchanan&Wagner,1977),政治家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和选举人具有“财政幻觉”是财政赤字存在的主要根源。具有“财政幻觉”的选举人无法正确理解政府的跨时预算约束。当政府提出一项用赤字融资的支出计划时，对选举人来说，当前高支出和低税收带来的收益是直接的、明显的，而未来低支出和高税收的成本是间接的、不明显的。因此选举人总是高估当前支出所带来的好处而低估未来的税收负担。基于这种原因，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为了再次当选就会利用这种幻觉，通过提高支出水平降低税收负担来取悦选举人，造成财政赤字。
“财政幻觉”模型的关键假设是选举人具有“幻觉”。这里的“幻觉”和错误不同。选举人如果是犯错误，有时可能会高估收益低估成本，有时则会相反，但平均来说他们不会高估或低估税收和支出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就不会出现持续的财政赤字。而“幻觉”则不一样，“幻觉”意味着选举人很难理解复杂的财政预算过程，会犯系统性的错误，即所犯错误是同方向的，总是低估税收负担而高估支出带来的好处，由此导致持续的财政赤字。
“财政幻觉”模型对财政赤字形成的解释首先在理论上存在不足之处。因为选举人具有“财政幻觉”和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理性人”假设是不一致的。“理性人”假设认为经济行为人是具有理性的，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其次，这种理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间赤字规模方面存在的差异。因为很难设想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选举人会比其余时期的选举人更具有“幻觉”，在某一国家的选举人比其他国家的选举人更具有“幻觉”。对此，Buchanan&Wagner(1977)认为不同的税制结构和财政制度可能会导致更多或更少的“财政幻觉”。比方说，更复杂的税收结构会向关心税收负担的真实水平的纳税者发出噪音。但这种观点尚无法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
(二)代际间收入再分配模型
政府支出通常有两个功能：一是用来提供公共产品：二是进行收入再分配。代际间收入再分配模型(Cukierman&Meltzer，1989；Tabellini，1991)主要考虑了政府支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对于公共债务水平和预算赤字规模的影响。Barro(1974)认为，如果每一代都关心自己的子孙后代，并且资本市场是完全的，不存在信贷约束，则“李嘉图等价”成立，即政府用税收或债务为公共支出融资是等价的。因此公债的水平不会影响到税收负担在代际间的分配。与Barro(1974)中代表性行为人的假定不同，Cukierman&Meltzer(1989)在模型中引入了行为人之间的异质性，得出了与Barro不同的结论。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中的行为人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富人”，计划给子孙后代留下正的遗产。对这类人来说“李嘉图等价”是成立的，他们对政府采取何种债务政策是无差异的。另一类是“穷人”，愿意留下负的遗产。由于他们不可能直接从子孙后代那里借贷，因此希望政府用债券融资，从而把税收负担转移给下一代，实际上也就相当于间接从下一代那里借钱。既然只有当代人才能参与投票，而在当代人当中一类人对任何债务政策无差异，另一类人偏好赤字政策，在多数票规则之下，社会的选择自然是政府发行债券融资。
代际间收入再分配模型把代际间的收入分配冲突看成是赤字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高的债务水平积累往往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另外和财政幻觉模型相类似，它也很难解释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间在赤字规模方面的差异。
(三)消耗战争模型
战略性公债选择模型强调了不同时期不同在位政党间的冲突是形成赤字的原因，而消耗战争模型则认为财政赤字是源于同一时期不同政党间的冲突(Alesina&Drazen，1991；Spolaore，1993；Drazen&Grilli，1993)。在消耗战争模型中，预算决定是在同一时期由不同的社会政治团体共同作出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团体会为了财政负担的分担发生冲突，结果导致财政政策调整的延迟，造成赤字的出现和债务的积累。
模型假定一个持久性的冲击扰乱了政府预算，所以在现有税率之下会出现财政赤字。一个仁慈的社会计划者会考虑对冲击作出及时的反应，提高税率以保持平衡预算。但由于各政治团体之间会为了财政负担的分配发生冲突，有效率的平衡预算政策的采纳将延迟。因此短期内有财政赤字出现。赤字一部分将由债务融资，另一部分则由具有高度扭曲性的税收如铸币税融资。但最终稳定化政策会实施。这里的稳定化是指改变政策使债务与国民总收入之比保持稳定，并且用具有较少扭曲性的税收来代替稳定化之前的税收。
稳定化政策的成本分担在不同团体之间越不平等，实施财政稳定化政策将会越晚。因为受歧视的团体会尽力阻止该政策的采纳。由此公共债务水平的积累和政府的分权程度与政治团结程度是紧密相关的。权利越分散，政党之间越不团结，意味着在调整成本的平等分担上达成一致越困难，债务积累的就会越多。消耗战争模型的这个结论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Roubini&Sachs(1989a,b)对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联合政府中的党派数目越多，赤字越大。Poterba(1994)显示，在美国的各个州中，当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由同一党派控制时，稳定化政策的实施比由不同党派控制时要快。但也有些实证结论与此相反。如Hahm，Kamlet&Mowery(1996)显示联合政府的赤字/GDP比率并不比统一政府高。Dafflon&Pujol(1999)则表明政府中党派的数目与财政赤字的规模没有关系。
除了以上四类主要模型以外，还有些政治经济学文献从另外的角度解释财政赤字的形成。
三、总结
上述这些政治经济学模型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财政赤字出现的原因，它们均强调政治和制度因素在赤字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并且都认为财政赤字会造成经济运行的无效率。哪种政治经济学模型与现实更相符尚需作更多的实证检验，这应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目前的实证检验数量较少，不足以支持或否定某种模型。另外还需注意的是，财政赤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现实得出的，已有的实证检验也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作为样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都有差别，该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财政赤字的形成有多大的解释力也需作进一步的验证。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一、导论
在现代经济体中，财政赤字的存在是普遍现象。而最早从理论上对财政赤字给予解释的是凯恩斯。凯恩斯认为，当经济萧条时，可以通过减税和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式来刺激总需求，使经济复苏，由此就会形成财政赤字。除了凯恩斯的理论以外，另一种对财政赤字的解释是由Barro(1979)和Lucas&Stockey(1983)提出的税收平滑假说。税收平滑假说认为，赤字是政府在取得既定收入时为了最小化税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而采取的最优政策措施的结果。根据以上两种理论，政府的预算赤字规模主要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在经济增长时期，公共支出较低，这时财政赤字也会较低；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支出较高，财政赤字也较大。但发达国家最近几十年的经济现实却和上述理论的预测不相一致。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单纯从经济因素角度来解释财政赤字的形成是不够的，应该从政治和制度方面寻求答案。一批新政治经济学文献涌现出来，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二、财政赤字模型研究述评
(一)“财政幻觉”模型
“财政幻觉”模型是由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Buchanan&Wagner,1977),政治家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和选举人具有“财政幻觉”是财政赤字存在的主要根源。具有“财政幻觉”的选举人无法正确理解政府的跨时预算约束。当政府提出一项用赤字融资的支出计划时，对选举人来说，当前高支出和低税收带来的收益是直接的、明显的，而未来低支出和高税收的成本是间接的、不明显的。因此选举人总是高估当前支出所带来的好处而低估未来的税收负担。基于这种原因，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为了再次当选就会利用这种幻觉，通过提高支出水平降低税收负担来取悦选举人，造成财政赤字。
“财政幻觉”模型的关键假设是选举人具有“幻觉”。这里的“幻觉”和错误不同。选举人如果是犯错误，有时可能会高估收益低估成本，有时则会相反，但平均来说他们不会高估或低估税收和支出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就不会出现持续的财政赤字。而“幻觉”则不一样，“幻觉”意味着选举人很难理解复杂的财政预算过程，会犯系统性的错误，即所犯错误是同方向的，总是低估税收负担而高估支出带来的好处，由此导致持续的财政赤字。
“财政幻觉”模型对财政赤字形成的解释首先在理论上存在不足之处。因为选举人具有“财政幻觉”和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理性人”假设是不一致的。“理性人”假设认为经济行为人是具有理性的，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其次，这种理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间赤字规模方面存在的差异。因为很难设想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选举人会比其余时期的选举人更具有“幻觉”，在某一国家的选举人比其他国家的选举人更具有“幻觉”。对此，Buchanan&Wagner(1977)认为不同的税制结构和财政制度可能会导致更多或更少的“财政幻觉”。比方说，更复杂的税收结构会向关心税收负担的真实水平的纳税者发出噪音。但这种观点尚无法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
(二)代际间收入再分配模型
政府支出通常有两个功能：一是用来提供公共产品：二是进行收入再分配。代际间收入再分配模型(Cukierman&Meltzer，1989；Tabellini，1991)主要考虑了政府支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对于公共债务水平和预算赤字规模的影响。Barro(1974)认为，如果每一代都关心自己的子孙后代，并且资本市场是完全的，不存在信贷约束，则“李嘉图等价”成立，即政府用税收或债务为公共支出融资是等价的。因此公债的水平不会影响到税收负担在代际间的分配。与Barro(1974)中代表性行为人的假定不同，Cukierman&Meltzer(1989)在模型中引入了行为人之间的异质性，得出了与Barro不同的结论。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中的行为人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富人”，计划给子孙后代留下正的遗产。对这类人来说“李嘉图等价”是成立的，他们对政府采取何种债务政策是无差异的。另一类是“穷人”，愿意留下负的遗产。由于他们不可能直接从子孙后代那里借贷，因此希望政府用债券融资，从而把税收负担转移给下一代，实际上也就相当于间接从下一代那里借钱。既然只有当代人才能参与投票，而在当代人当中一类人对任何债务政策无差异，另一类人偏好赤字政策，在多数票规则之下，社会的选择自然是政府发行债券融资。
代际间收入再分配模型把代际间的收入分配冲突看成是赤字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高的债务水平积累往往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另外和财政幻觉模型相类似，它也很难解释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间在赤字规模方面的差异。
(三)消耗战争模型
战略性公债选择模型强调了不同时期不同在位政党间的冲突是形成赤字的原因，而消耗战争模型则认为财政赤字是源于同一时期不同政党间的冲突(Alesina&Drazen，1991；Spolaore，1993；Drazen&Grilli，1993)。在消耗战争模型中，预算决定是在同一时期由不同的社会政治团体共同作出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团体会为了财政负担的分担发生冲突，结果导致财政政策调整的延迟，造成赤字的出现和债务的积累。
模型假定一个持久性的冲击扰乱了政府预算，所以在现有税率之下会出现财政赤字。一个仁慈的社会计划者会考虑对冲击作出及时的反应，提高税率以保持平衡预算。但由于各政治团体之间会为了财政负担的分配发生冲突，有效率的平衡预算政策的采纳将延迟。因此短期内有财政赤字出现。赤字一部分将由债务融资，另一部分则由具有高度扭曲性的税收如铸币税融资。但最终稳定化政策会实施。这里的稳定化是指改变政策使债务与国民总收入之比保持稳定，并且用具有较少扭曲性的税收来代替稳定化之前的税收。
稳定化政策的成本分担在不同团体之间越不平等，实施财政稳定化政策将会越晚。因为受歧视的团体会尽力阻止该政策的采纳。由此公共债务水平的积累和政府的分权程度与政治团结程度是紧密相关的。权利越分散，政党之间越不团结，意味着在调整成本的平等分担上达成一致越困难，债务积累的就会越多。消耗战争模型的这个结论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Roubini&Sachs(1989a,b)对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联合政府中的党派数目越多，赤字越大。Poterba(1994)显示，在美国的各个州中，当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由同一党派控制时，稳定化政策的实施比由不同党派控制时要快。但也有些实证结论与此相反。如Hahm，Kamlet&Mowery(1996)显示联合政府的赤字/GDP比率并不比统一政府高。Dafflon&Pujol(1999)则表明政府中党派的数目与财政赤字的规模没有关系。
除了以上四类主要模型以外，还有些政治经济学文献从另外的角度解释财政赤字的形成。
三、总结
上述这些政治经济学模型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财政赤字出现的原因，它们均强调政治和制度因素在赤字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并且都认为财政赤字会造成经济运行的无效率。哪种政治经济学模型与现实更相符尚需作更多的实证检验，这应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目前的实证检验数量较少，不足以支持或否定某种模型。另外还需注意的是，财政赤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现实得出的，已有的实证检验也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作为样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都有差别，该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财政赤字的形成有多大的解释力也需作进一步的验证。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