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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皇家御道，如今的科学圣殿。从几十年前寥落的几户住家到今日高楼林立人群熙攘，从昔日的自然村落到今天的高科技产业园区，中关村，这个与中国的信息化息息相关的名字。它带给世人的不仅是厚重的历史，还有说不尽的今天、明天。
曾经的太监栖息地
“中关村”作为地名在历史上的称谓比较混乱，见于文字和地图记载的先后有“中宫”“中关”“中湾”“中官”“钟关儿”等，建国前是个自然村落，直至1959年中关村派出所成立、1961年中关村街道办事处成立，“中关村”才正式进入行政建制。在北京大学与附近一所小学之间，曾有一处居住着37户人家的小村庄，这就是坐落在北京西北角海淀地区闻名遐迩的中关村的最初发源地。 “中关村”名称的由来与“中官”居民有点关系。这个居民点曾有过“中宫”“中关”“中关村”“中官儿”等说法，缘于这一带及其周边地区在历史上有过太监庙、太监坟。而明清时期太监即称作中官。
中关村怎么从“中官”雅化为“中关”也有不少传说。实际上中关村正式得名是在建国后。建国后这里被选择建中国科学院，但人们觉得“中官”二字不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先生的提议下更名“中关村”。
发展期
1978年到1988年10年间，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成立。讲述中关村的此段历史，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春先。 陈春先在3次考察美国“128号公路”后，怀着一种使命感，决心要在中关村建立“技术扩散区”，探索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扩散新技术、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1980年 10月23日，陈春先在中关村创办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最早以一种准企业的方式尝试将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科技成果与生产力联姻的大背景，当然离不开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首先激发了中关村的开发建设。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只能说是高技术企业雏型，但它却使人们看到了在中国发展类似于美国“硅谷”或波士顿128号公路两旁那样的高技术企业群的可能性，因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有关“科研人员的任务究竟是什么”“研究院所是否应办经济实体”等种种争议。
1983年1月，中央领导同志就中关村的争议作了批示，肯定了中关村科技人员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积极探索。从此，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关村的民营高技术企业从无到有，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
1986年12月，《人民日报》以“北京中关村一场悄悄变革，中国硅谷正在这里孕育”为题，向社会各界报道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成长与发展情况。与此同时，7个城市的100多位从事软件科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始进行北京中关村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可行性调查与研究。
1988年年初，中央办公厅组织联合调查组，根据十三大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对电子一条街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总结，肯定了中关村高技术企业的方向，并提出了兴办中关村新技术开发试验区的建议。同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正式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它标志着中关村高技术企业从此进入了不仅合理而且合法的健康发展阶段。
期间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1985年，整个国家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下海热”有些失控，非科技企业也开始介入从事科技产品的贸易获取高额收入，很多假冒伪劣的所谓高科技产品入驻中关村，中关村一时间成了科技产品的“秀水街”。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即十八条），大大激励了科技人员创办新技术企业的积极性。科学院、各大专院校、各部委研究院所的一大批科技人员纷纷来到试验区，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在试验区成立后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
一家独大写神话
中关村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一个重要的背景——民营高科技产业从“庶出的私生子”正式获得了“准生证”。1995年5月，中央作出《关于加速科学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决定》明确指出，“民营科技企业是全社会科技进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一支有生力量，要继续鼓励和引导其健康发展。”
1999年6月5日，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不仅指明了中关村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且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宏伟的规划蓝图。中关村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热点。 以中关村技术开发区为肇始，紧接着在全国陆续出现了数十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始了一场伟大的科技变革。
中关村从一个郊区农村小镇成为全国闻名的科学城，凝聚了全国科技界、教育界及各界人士的辛勤劳动，在只有一个清华学堂和北大校舍的薄弱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科学与教育基地。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拔地而起，各路人才聚集到这里，造就了中关村的辉煌。
在中关村地区有68所高等院校，聚集了几十万名在校大学生，有以中国科学院为首的213家科研机构以及5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其中两院院土427人，占全国总数的36％以上。现在中关村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设计体系。雄厚的科学、教育、文化、人才资源，使中关村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知识与人才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这也是中关村发展的资源基础。
这种无可比拟的科研力量也正是造就中关村神话的最大优势。历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表明，中关村占居绝对的主角。据统计，1988年以来，中关村的企业连续获得8次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从方正“汉字照排”到“联想汉卡”，到“汉王手写识别”，到同方检测技术，到TD-SCDMA标准，到“星光系列芯片”，中关村在产业和企业的市场上填补着中国的科技空白，进行着“中国创造”语境下的超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计算机的汉化项目。计算机最初进入中国时，有一个瓶颈制约着计算机在中国的普及，那就是当时计算机的语言都是英语，汉语不能直接应用。这使计算机成为专业人才的专业用品，大大限制了计算机的应用范围。于是，一个计算机汉化时代呼之欲出。
在计算机技术汉化运动中，几乎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创造力都被激发了出来，王选、王永民、王缉志、倪光南、柳传志、王文京等纷纷登场；联想、方正、四通、金山、汉王等公司都在这个运动中得到成长。经过这个运动的洗礼，出现了几个代表性的企业，中国的计算机市场也在中国人的努力下全面打开，中国随之步入信息时代。这个汉化的空间载体就是中关村。
除了科技硬成果，软环境的建设同样令人深思。中关村管委会首任主任胡昭广“打捞”过身陷产权纠纷的亚都公司老板何鲁敏；中关村留学生服务总部主任初军威和他的上司夏颖奇冒雨去机场接两个“海归”，为新加坡回来的留学生易章雄夫妇交超生罚款……贴心周到的服务凝聚了人心。
从霸主到多极化
2002年，被誉为“中国信息产业最具影响力的独立评论家”方兴东抛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观点——中关村失落了，中关村的地位正在下降，中关村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格局中丧失了中心地位和领导地位。这本书虽然在主流书市影响寥寥，却在网络上被热炒，中关村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也人手一本。
中关村的科技垄断地位已经丧失，从霸主地位走向多极化的最重要一极。中国目前真正能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中，诸如华为、中芯国际、TCL等公司都不是诞生在中关村。相反，深圳、上海、杭州等城市在中国信息化的进程中站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2007年4月，中关村的“父母官”——北京市海淀区区长周良洛涉嫌收受贿赂、生活腐化落马。2006年12月，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双开。而刘志华被调查前兼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中关村两位主要领导的相继落马，在科技园区引起不小震动，也给中关村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关村创业者说：“政府官员的营私、腐败，以及权力介入市场，损害了中关村公平竞争的规则。”
另一位力图对中关村的发展做出准确梳理的学者凌志军，却坚持和方兴东完全相反的观点。凌志军说，他并不认为中关村的发展是光明一片，其中也有“阴暗和混乱”，但他坚信中关村发展的主线是上扬的，是充满生机的。
2005年的一天，凌志军来到位于中关村的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在这里，他看到了一间设有38家公司的屋子。“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他们是老板、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可以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
虽然中关村已经丧失了在中国信息化进程中的一家独大，然而其地位至今令其他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难以望其项背。
科技部预测，未来10年，我国将有8项重大核心技术可能实现高科技产业跨越式发展。中关村在其中的7项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包括集成电路设计、第三代移动通信、音视频、疫苗、新材料等。事实上，中关村就是创造的产物，也是中国创造人才最大的集中地。仅此一点，就构成中关村的历史使命与宿命。
高科技企业和尖端人才的集中仍然是中关村最大的优势。在联想、方正、中星微、首信等中国知名企业外，微软、英特尔、IBM、西门子、AMD、日立、NEC、甲骨文等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企业，如今在中关村都能发现他们的“踪影”。
北大、清华、中科院等中国最好的大学、研究院所云集中关村，年复一年地为这里输送着各类人才；每年成百上千的留学生带着项目回国创业，最终落户中关村。
凌志军那本《中国的新革命》，是以中关村为标本，来透视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在他看来，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能够比中关村更能代表中国30年来的飞速发展，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
曾经的太监栖息地
“中关村”作为地名在历史上的称谓比较混乱，见于文字和地图记载的先后有“中宫”“中关”“中湾”“中官”“钟关儿”等，建国前是个自然村落，直至1959年中关村派出所成立、1961年中关村街道办事处成立，“中关村”才正式进入行政建制。在北京大学与附近一所小学之间，曾有一处居住着37户人家的小村庄，这就是坐落在北京西北角海淀地区闻名遐迩的中关村的最初发源地。 “中关村”名称的由来与“中官”居民有点关系。这个居民点曾有过“中宫”“中关”“中关村”“中官儿”等说法，缘于这一带及其周边地区在历史上有过太监庙、太监坟。而明清时期太监即称作中官。
中关村怎么从“中官”雅化为“中关”也有不少传说。实际上中关村正式得名是在建国后。建国后这里被选择建中国科学院，但人们觉得“中官”二字不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先生的提议下更名“中关村”。
发展期
1978年到1988年10年间，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成立。讲述中关村的此段历史，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春先。 陈春先在3次考察美国“128号公路”后，怀着一种使命感，决心要在中关村建立“技术扩散区”，探索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扩散新技术、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1980年 10月23日，陈春先在中关村创办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最早以一种准企业的方式尝试将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科技成果与生产力联姻的大背景，当然离不开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首先激发了中关村的开发建设。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只能说是高技术企业雏型，但它却使人们看到了在中国发展类似于美国“硅谷”或波士顿128号公路两旁那样的高技术企业群的可能性，因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有关“科研人员的任务究竟是什么”“研究院所是否应办经济实体”等种种争议。
1983年1月，中央领导同志就中关村的争议作了批示，肯定了中关村科技人员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积极探索。从此，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关村的民营高技术企业从无到有，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
1986年12月，《人民日报》以“北京中关村一场悄悄变革，中国硅谷正在这里孕育”为题，向社会各界报道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成长与发展情况。与此同时，7个城市的100多位从事软件科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始进行北京中关村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可行性调查与研究。
1988年年初，中央办公厅组织联合调查组，根据十三大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对电子一条街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总结，肯定了中关村高技术企业的方向，并提出了兴办中关村新技术开发试验区的建议。同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正式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它标志着中关村高技术企业从此进入了不仅合理而且合法的健康发展阶段。
期间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1985年，整个国家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下海热”有些失控，非科技企业也开始介入从事科技产品的贸易获取高额收入，很多假冒伪劣的所谓高科技产品入驻中关村，中关村一时间成了科技产品的“秀水街”。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即十八条），大大激励了科技人员创办新技术企业的积极性。科学院、各大专院校、各部委研究院所的一大批科技人员纷纷来到试验区，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在试验区成立后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
一家独大写神话
中关村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一个重要的背景——民营高科技产业从“庶出的私生子”正式获得了“准生证”。1995年5月，中央作出《关于加速科学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决定》明确指出，“民营科技企业是全社会科技进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一支有生力量，要继续鼓励和引导其健康发展。”
1999年6月5日，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不仅指明了中关村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且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宏伟的规划蓝图。中关村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热点。 以中关村技术开发区为肇始，紧接着在全国陆续出现了数十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始了一场伟大的科技变革。
中关村从一个郊区农村小镇成为全国闻名的科学城，凝聚了全国科技界、教育界及各界人士的辛勤劳动，在只有一个清华学堂和北大校舍的薄弱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科学与教育基地。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拔地而起，各路人才聚集到这里，造就了中关村的辉煌。
在中关村地区有68所高等院校，聚集了几十万名在校大学生，有以中国科学院为首的213家科研机构以及5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其中两院院土427人，占全国总数的36％以上。现在中关村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设计体系。雄厚的科学、教育、文化、人才资源，使中关村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知识与人才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这也是中关村发展的资源基础。
这种无可比拟的科研力量也正是造就中关村神话的最大优势。历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表明，中关村占居绝对的主角。据统计，1988年以来，中关村的企业连续获得8次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从方正“汉字照排”到“联想汉卡”，到“汉王手写识别”，到同方检测技术，到TD-SCDMA标准，到“星光系列芯片”，中关村在产业和企业的市场上填补着中国的科技空白，进行着“中国创造”语境下的超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计算机的汉化项目。计算机最初进入中国时，有一个瓶颈制约着计算机在中国的普及，那就是当时计算机的语言都是英语，汉语不能直接应用。这使计算机成为专业人才的专业用品，大大限制了计算机的应用范围。于是，一个计算机汉化时代呼之欲出。
在计算机技术汉化运动中，几乎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创造力都被激发了出来，王选、王永民、王缉志、倪光南、柳传志、王文京等纷纷登场；联想、方正、四通、金山、汉王等公司都在这个运动中得到成长。经过这个运动的洗礼，出现了几个代表性的企业，中国的计算机市场也在中国人的努力下全面打开，中国随之步入信息时代。这个汉化的空间载体就是中关村。
除了科技硬成果，软环境的建设同样令人深思。中关村管委会首任主任胡昭广“打捞”过身陷产权纠纷的亚都公司老板何鲁敏；中关村留学生服务总部主任初军威和他的上司夏颖奇冒雨去机场接两个“海归”，为新加坡回来的留学生易章雄夫妇交超生罚款……贴心周到的服务凝聚了人心。
从霸主到多极化
2002年，被誉为“中国信息产业最具影响力的独立评论家”方兴东抛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观点——中关村失落了，中关村的地位正在下降，中关村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格局中丧失了中心地位和领导地位。这本书虽然在主流书市影响寥寥，却在网络上被热炒，中关村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也人手一本。
中关村的科技垄断地位已经丧失，从霸主地位走向多极化的最重要一极。中国目前真正能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中，诸如华为、中芯国际、TCL等公司都不是诞生在中关村。相反，深圳、上海、杭州等城市在中国信息化的进程中站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2007年4月，中关村的“父母官”——北京市海淀区区长周良洛涉嫌收受贿赂、生活腐化落马。2006年12月，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双开。而刘志华被调查前兼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中关村两位主要领导的相继落马，在科技园区引起不小震动，也给中关村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关村创业者说：“政府官员的营私、腐败，以及权力介入市场，损害了中关村公平竞争的规则。”
另一位力图对中关村的发展做出准确梳理的学者凌志军，却坚持和方兴东完全相反的观点。凌志军说，他并不认为中关村的发展是光明一片，其中也有“阴暗和混乱”，但他坚信中关村发展的主线是上扬的，是充满生机的。
2005年的一天，凌志军来到位于中关村的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在这里，他看到了一间设有38家公司的屋子。“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他们是老板、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可以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
虽然中关村已经丧失了在中国信息化进程中的一家独大，然而其地位至今令其他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难以望其项背。
科技部预测，未来10年，我国将有8项重大核心技术可能实现高科技产业跨越式发展。中关村在其中的7项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包括集成电路设计、第三代移动通信、音视频、疫苗、新材料等。事实上，中关村就是创造的产物，也是中国创造人才最大的集中地。仅此一点，就构成中关村的历史使命与宿命。
高科技企业和尖端人才的集中仍然是中关村最大的优势。在联想、方正、中星微、首信等中国知名企业外，微软、英特尔、IBM、西门子、AMD、日立、NEC、甲骨文等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企业，如今在中关村都能发现他们的“踪影”。
北大、清华、中科院等中国最好的大学、研究院所云集中关村，年复一年地为这里输送着各类人才；每年成百上千的留学生带着项目回国创业，最终落户中关村。
凌志军那本《中国的新革命》，是以中关村为标本，来透视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在他看来，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能够比中关村更能代表中国30年来的飞速发展，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