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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30，是很多人的下班时间，但对于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来说，却是晚间工作的开始。刚结束了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他推开校长办公室的门，步履匆匆地走进来，连连向等候在此的记者表示歉意。对于每天频频在学者、教师和校长角色间进行转换，他笑称，“都是校园里的事情，并不麻烦。”
从北大荒到北大
“随迁”这两个字，几乎伴随着刘伟从出生到上大学前的一整段时光，用他的话说，“总是颠沛流离地跑来跑去。”
1957年，因为父母所在的部队前往河南商丘剿匪，祖籍山东蒙阴的刘伟，便在家乡几百公里之外呱呱坠地。
17年后，刘伟的家再次迁移，跟随他的父亲下放到了北大荒。忆起这段时光，他记得很清晰，“就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五营五连，做了4年农工。”当时，他根本没想过自己会走出那里。
20岁，可以说是刘伟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让他从北大荒的白山黑水走到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北大荒”与“北大”，虽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1977年11月，刘伟参加了当时的高考，留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太多了”。“国庆节后才通知大学生选拔由推荐制改为考取制，大家就都去报名，再加上黑龙江的知识青年非常多，所以考生量特别大。”刘伟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
1978年2月，收拾好行囊的刘伟喜忧参半，喜的是能迈进大学殿堂之门，忧的是高考发挥得不好，没有考取第一志愿——图书馆系，而是被调剂到了经济系。“我们当时孤陋寡闻，在北大荒，我的中学教育很糟糕，是支离破碎的，视野很狭窄，再加上当时在国家层面，经济是很边缘的，所以哪里知道什么经济学。”
但是现在刘伟回想起来，却觉得自己很幸运。这一年，国家正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建设逐渐成为中心，这时学经济学就是一种机缘。“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鲜的事情和有趣的经济现象，发现经济学理论本身就很有魅力，学这个东西和实际的需要之间很紧密，很有价值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也被激发出来。”
在度过了6年的钻研时光后，1984年，27岁的刘伟硕士毕业后，没有像许多同学那样从政或者下海，而是选择了留校任教，他笑称，“是因为听老师的话。”
“当时社会对经济学学生的需求量特别大，我跟国务院有些部委都谈好了，人家把住房钥匙都准备好了，但当时的系主任陈岱孙和老师们都说，你适合留在学校。”但刘伟觉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始终放不下面子变卦，“最后陈主任说这些你都别管了，部委的那些人都是我学生，我去解释。”谈及此，刘伟哈哈一笑。部委的条件再诱人，还是没能敌过那质朴的师生情。
永远的18岁
如果说，毕业初期留校是因为“听老师的话”，那么在此后的30年间，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刘伟难道就没有一丝动摇？这一点，就连家里人也问过他。
事实上，这些年，有一些领导和朋友动员他到机关或者企业去，机会也都很诱人，但最终都被他拒绝了。
“可能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关，我属于性情比较疏懒的人，不是很爱折腾，但最重要的是，我对学术教学和学术研究感兴趣，特别是对经济学研究有兴趣。”刘伟说，去机关要坐办公室，去企业要谈生意，这些都不是他喜欢的。
而北大的教书生涯，则让刘伟感受到了很实在的推动力和自豪感。
“在北大教书，面对的是非常优秀的学生，给他们讲课是有挑战的，这是一种享受，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职业不辱没任何人的才华。面对这么好的学生，只有你的才华和才能够不上这个岗位，而不会说因为这个岗位委屈了你。”学生的优秀让刘伟意识到，必须不断提升自己。
许多听过刘伟的课程和讲座的学生都表示，他的口才非常好，逻辑很清楚，讲课方式非常吸引人。但在刘伟看来，书教得好、讲座做得精彩，并不在于口若悬河的表达上。“就像厉以宁老师，尽管他的讲座没有华丽的语言，但是有思想、有研究，听了之后在知识上、智慧上、道义上都会感到震撼。”
所以在每一场讲座之前，刘伟都会从逻辑结构、时间长短、概念运用、内容构造等方面进行一番推敲。“不能炫耀你的学问，要能让人家读懂你，继而喜欢你的东西。我想一般的社会科学都不会艰深到难以让人理解，所以不能炫耀你自己多有才华，而是要让学生收获一些东西。”
正是凭着这份热爱和认真，刘伟在讲坛一站就是30多年。1984年起留校任教至今，刘伟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2年至2010年7月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07年任校长助理；2010年5月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13年9月，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这期间，他始终未改教书人的本色。
现在，刘伟在承担繁忙工作的同时，仍教着3门课，其中有一门课到2014年他整整教了30年，就是为大一新生开的《政治经济学》。刘伟笑言，他面对的是永恒的年龄，永远的18岁。
潜心学术
提及“京城四少”，很多80后想到的是身处镁光灯下的那几个公子哥儿，但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也有“京城四少”之说，刘伟就是其中之一。
听到这一称谓，刘伟谦虚地表示，这是一种赞誉。
他在我国经济学界一直有着很多学术成果和专著，多次获得各大奖项。1985年以论文《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获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研讨会优秀论文奖；1988年以论文《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目标导向》获全国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入选论文奖。由此，他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逐年增加。
1991年起，刘伟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此后，他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两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二等奖，两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1995年获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1998年被选入国家教委文科跨世纪人才，2005年获聘为北京大学长江学者。
刘伟著作颇丰，主要围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等领域。已发表学术论文（核心刊物）有几百篇之多，多数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经济学动态》这些高水平学术杂志上。
“在中国的学者中，我还算是比较勤奋的一位，当了校长以后，发表的文章比过去少了很多，但是基本每年都有十几篇。”而其《中国经济增长报告》系列专著，也从2004年起连续创作了10年，“这在学术圈内都很难得了。”
因为日常工作繁忙，所以寒暑假就成了刘伟进行学术研究的黄金期，“我的文章一般都在这时候成文。”
做学术研究免不了会有争议，刘伟也一度因为一些言论而站在了风口浪尖。面对别人的口诛笔伐，刘伟说，做学术要相互尊重，观念可以不一样，但不能观点不一样就敌对了。“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你要认真读我的文章，你看我是怎么论证的，然后指出我哪里认证得不科学、不严密、不牢靠，这是建设性的意见，我错就是我错，我修正。”
身处学术氛围浓厚的北大，学者间的交流机会总显得得天独厚，刘伟闲暇之余也喜欢跟学校的老师切磋。“北大这个地方的学者是多样性的，晚上如果有时间大家在校园里坐坐，大家讲讲彼此不熟悉的领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从北大荒到北大
“随迁”这两个字，几乎伴随着刘伟从出生到上大学前的一整段时光，用他的话说，“总是颠沛流离地跑来跑去。”
1957年，因为父母所在的部队前往河南商丘剿匪，祖籍山东蒙阴的刘伟，便在家乡几百公里之外呱呱坠地。
17年后，刘伟的家再次迁移，跟随他的父亲下放到了北大荒。忆起这段时光，他记得很清晰，“就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五营五连，做了4年农工。”当时，他根本没想过自己会走出那里。
20岁，可以说是刘伟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让他从北大荒的白山黑水走到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北大荒”与“北大”，虽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1977年11月，刘伟参加了当时的高考，留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太多了”。“国庆节后才通知大学生选拔由推荐制改为考取制，大家就都去报名，再加上黑龙江的知识青年非常多，所以考生量特别大。”刘伟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
1978年2月，收拾好行囊的刘伟喜忧参半，喜的是能迈进大学殿堂之门，忧的是高考发挥得不好，没有考取第一志愿——图书馆系，而是被调剂到了经济系。“我们当时孤陋寡闻，在北大荒，我的中学教育很糟糕，是支离破碎的，视野很狭窄，再加上当时在国家层面，经济是很边缘的，所以哪里知道什么经济学。”
但是现在刘伟回想起来，却觉得自己很幸运。这一年，国家正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建设逐渐成为中心，这时学经济学就是一种机缘。“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鲜的事情和有趣的经济现象，发现经济学理论本身就很有魅力，学这个东西和实际的需要之间很紧密，很有价值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也被激发出来。”
在度过了6年的钻研时光后，1984年，27岁的刘伟硕士毕业后，没有像许多同学那样从政或者下海，而是选择了留校任教，他笑称，“是因为听老师的话。”
“当时社会对经济学学生的需求量特别大，我跟国务院有些部委都谈好了，人家把住房钥匙都准备好了，但当时的系主任陈岱孙和老师们都说，你适合留在学校。”但刘伟觉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始终放不下面子变卦，“最后陈主任说这些你都别管了，部委的那些人都是我学生，我去解释。”谈及此，刘伟哈哈一笑。部委的条件再诱人，还是没能敌过那质朴的师生情。
永远的18岁
如果说，毕业初期留校是因为“听老师的话”，那么在此后的30年间，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刘伟难道就没有一丝动摇？这一点，就连家里人也问过他。
事实上，这些年，有一些领导和朋友动员他到机关或者企业去，机会也都很诱人，但最终都被他拒绝了。
“可能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关，我属于性情比较疏懒的人，不是很爱折腾，但最重要的是，我对学术教学和学术研究感兴趣，特别是对经济学研究有兴趣。”刘伟说，去机关要坐办公室，去企业要谈生意，这些都不是他喜欢的。
而北大的教书生涯，则让刘伟感受到了很实在的推动力和自豪感。
“在北大教书，面对的是非常优秀的学生，给他们讲课是有挑战的，这是一种享受，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职业不辱没任何人的才华。面对这么好的学生，只有你的才华和才能够不上这个岗位，而不会说因为这个岗位委屈了你。”学生的优秀让刘伟意识到，必须不断提升自己。
许多听过刘伟的课程和讲座的学生都表示，他的口才非常好，逻辑很清楚，讲课方式非常吸引人。但在刘伟看来，书教得好、讲座做得精彩，并不在于口若悬河的表达上。“就像厉以宁老师，尽管他的讲座没有华丽的语言，但是有思想、有研究，听了之后在知识上、智慧上、道义上都会感到震撼。”
所以在每一场讲座之前，刘伟都会从逻辑结构、时间长短、概念运用、内容构造等方面进行一番推敲。“不能炫耀你的学问，要能让人家读懂你，继而喜欢你的东西。我想一般的社会科学都不会艰深到难以让人理解，所以不能炫耀你自己多有才华，而是要让学生收获一些东西。”
正是凭着这份热爱和认真，刘伟在讲坛一站就是30多年。1984年起留校任教至今，刘伟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2年至2010年7月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07年任校长助理；2010年5月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13年9月，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这期间，他始终未改教书人的本色。
现在，刘伟在承担繁忙工作的同时，仍教着3门课，其中有一门课到2014年他整整教了30年，就是为大一新生开的《政治经济学》。刘伟笑言，他面对的是永恒的年龄，永远的18岁。
潜心学术
提及“京城四少”，很多80后想到的是身处镁光灯下的那几个公子哥儿，但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也有“京城四少”之说，刘伟就是其中之一。
听到这一称谓，刘伟谦虚地表示，这是一种赞誉。
他在我国经济学界一直有着很多学术成果和专著，多次获得各大奖项。1985年以论文《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获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研讨会优秀论文奖；1988年以论文《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目标导向》获全国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入选论文奖。由此，他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逐年增加。
1991年起，刘伟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此后，他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两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二等奖，两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1995年获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1998年被选入国家教委文科跨世纪人才，2005年获聘为北京大学长江学者。
刘伟著作颇丰，主要围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等领域。已发表学术论文（核心刊物）有几百篇之多，多数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经济学动态》这些高水平学术杂志上。
“在中国的学者中，我还算是比较勤奋的一位，当了校长以后，发表的文章比过去少了很多，但是基本每年都有十几篇。”而其《中国经济增长报告》系列专著，也从2004年起连续创作了10年，“这在学术圈内都很难得了。”
因为日常工作繁忙，所以寒暑假就成了刘伟进行学术研究的黄金期，“我的文章一般都在这时候成文。”
做学术研究免不了会有争议，刘伟也一度因为一些言论而站在了风口浪尖。面对别人的口诛笔伐，刘伟说，做学术要相互尊重，观念可以不一样，但不能观点不一样就敌对了。“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你要认真读我的文章，你看我是怎么论证的，然后指出我哪里认证得不科学、不严密、不牢靠，这是建设性的意见，我错就是我错，我修正。”
身处学术氛围浓厚的北大，学者间的交流机会总显得得天独厚，刘伟闲暇之余也喜欢跟学校的老师切磋。“北大这个地方的学者是多样性的，晚上如果有时间大家在校园里坐坐，大家讲讲彼此不熟悉的领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