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董倩：谢谢您，刚才李教授从国防的角度谈了国家治理与文明的跨越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有请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宋洪远主任。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是中国每年一号文件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国家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比方说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时期，也有国家的治理体系，乡村治理就是以乡镇治理为主，当时也是政府方面主导。再比方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当时我们乡村治理是人民公社体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乡村治理结构又变了，形成了乡镇村治的治理体系。从这个演变过程就可以看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基础而且又是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大部分移入城市将有一个漫长过程，大量村庄今后仍将长期存在，发挥组织农村人口生活生产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庄数量随着城市化进程趋向减少，但今后几十年内，仍然会有大量人口滞留于农村，村庄转型仍将是今后中国农村转型的基本层面和基本问题。
　　乡村治理到现在，按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面临哪些新的挑战。我有一些数据大家可以做一个判断，或者做一个交流讨论。比如说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乡这样一个单元，从1990年的最高时期5.6万个，到2012年已经减少到了3.3万个。村民委员会在1990年最高的时候是74万个，2012年是59万个，这是结构的变化。再看看人口的变化，我们过去的农村人口比较多，到了2012年的时候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反过来了。还有劳动力结构有比较大的变化，我们说农民工2亿多，但是在农民工里面特别有意思的是62.2%的比例是到外地就业的，还有37.8%的是在县以下，我们叫当地就业。这样的结构变化给我们提出来了什么问题？即国家其他方面的变化都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应该适应其他体系现代化的发展，来推进我们的体系结构调整。
　　中国农村转型、村庄转型的巨大困难固然是由于农村地区广大、人口数量巨大、经济基础薄弱，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这种转型具有特殊的社会内容和性质：即在地理、生产、文化与治理上都具有特殊性的农村，一方面被越来越卷入市场经济乃至于社会的建构过程，另一方面被日益纳入现代国家治理的过程。这意味着国家与农村、市场与农村、城市与农村这三组基本关系的重新整理安排。这是中国农村社会从未经历的巨大转变。其转变方式、过程与前景，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观察村庄转型也可以被视为观察村庄关系的转型。
　　关于农村与市场，已经很少有人会否认转型国家的村庄需要重建与市场的关系：农业要想成为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农村和农民要想在商品经济中获得收益，就需要改变生产与消费均衡的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确立商品化的农业经济，并建立有效的市场链接；国家也要增加对农村经济的投资和保障，提高农村人口的技能并促进他们向城镇移民。为了实现农产品的商品化，村庄和农户还需要相应转变围绕生产消费均衡模式的生产与组织方式，包括改变村庄内部经济结构——需要发展非粮种植、养殖等以提高农产品的价值，在可能情况下还需发展工业增加非农就业，为此还需要改变农村与农民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方式，改变农民的人力资本构成，以提高小农户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等等。
　　我们提出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那乡村治理怎么办呢？现在我们主要的单元是在行政村。那么我们的所有权有两种，一种是在村民委员会，占62%。一种是在经济小组，占38%。那么能不能考虑在土地所有权属于经济小组的地方适用村民自治呢？这样不更便于管理吗？比方说，一些地方搞新型社区建设，推进村庄自治。那么集中设施建设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搞村民自治？所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国家的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发展，比如说农业化、信息化都涉及到现代化治理要求。
　　总的来看，农村改革要坚持以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为目的，深入推进城乡改革联动。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一方面，以促进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改革创新城镇户籍、住房、就业、就学和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拉力。另一方面，以落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为重点，切实保障农民财产权利和经济利益；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健全农民权益维护机制，建立农村社会安全保障机制，增强新农村建设对城镇化的推力。
　　责编/刘建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