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小时候我很乖，乖到有点木木的。
　　大概是我三岁的时候，奶奶带着我去她的表妹家。这一路，得先乘船出长白岛，再坐公交车，还要爬一段山路，才能到那个叫作“峙岙塘”的小山岙，实在折腾。奶奶大老远跑去，是为照应庆祝新屋落成的“树屋酒”宴会的，她表妹见了我，就说：“姐姐，你带着这孩儿来，还能帮我什么忙？”我奶奶说：“没事，给她一张小矮凳，找个角落让她坐坐就好。”
　　果真，我就在一个角落里乖乖坐着，悄没声儿的，一动不动。这事儿，是奶奶跟人夸我有多乖的时候复述的，说得多了，我好像也记得了那时的细节。
　　亲戚家在半山腰上，屋西侧是矮松林，屋东边能看得到海。我记得他们帮我选的角落，应该面朝松林，绿得发黑的松林，一棵棵树冠紧紧挨着，树枝也交缠着，树干却是独立的，杵在那里，孤单单的。依我三岁小孩儿的坐高，我的视野里，最多的就是那些树干，它们立在那里，有的在光中，有的在暗中，看久了，它们似乎都在悄悄地走动，你走到我那里，我走到你那里，又继续站着。再望进去，林子深处，黝黑一片——那里一定正在发生着什么，如果我够胆跑过去，就能知道了。可我只是坐着，我的身子和小矮凳黏在一起，根本动不了。我的不远处，是忙着支桌放凳、端菜上酒的大人，高声笑语，喜气洋洋的，大人们好像看不到矮凳上的我，我也觉得他们像是假的。
　　这样的记忆，是来自我的过去还是我的白日梦？关于我的记忆是从几岁开始，我找奶奶验证过，有些三四岁时的事情，我真的记得。相比那些十三四岁才有“记忆”的朋友，我真是老多了，所以，如果我的小说里真有和我年纪不相称的苍老，那，这个兴许也能算原因之一。那矮松林，此刻就在眼前，如此真切，但是不是真的来自三岁时的我的记忆，我也不敢确定啊。
　　在做了太多的白日梦之后，我对我的记忆，始终存疑。当某个小说里的人物以画面的形式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时，我很惶恐，何为真实，何为虚构？我在脑海里谨慎区别。我一直希望，实际上也正如此，过着正常的生活，把自己固定在烟火味十足的俗世生活里，适时结婚适时生育，做孩奴，做房奴，看菜谱，做清洁，感觉家务缠身，要做的事情都实实在在，这样，就不会坠入虚无——也许，我是在害怕“虚构”的魔力，它足够让我沉醉，迷失。就像三岁时我不敢跑向松林深处一样，我也只敢以我的白日梦和这个世界若即若离。
　　最长的白日梦，是在暑假里做的。上午，在西墙角没有被太阳晒着的阴凉里，午后，在院中大樟树的浓荫中，无论是奉命为午饭而剥蒸熟的土豆皮的我，还是抱着一本书斜靠在竹躺椅上的我，白日梦都做得悠长，绵延无尽。关于我的将来，我可能遇到的人和事，在白日梦里，被一遍一遍演绎。我如今正过着的人生，似乎只是我白日梦中梦到过的一种，还有无数别的可能尚在梦中，所以，我总抱着一些期待，也总是有一些恍惚。生活的齿轮“咔嚓咔嚓”转着，我的家人们一定会平安吉祥地生活着，日复一日，直到永远，而我呢，似乎还是一直在等待着什么。直到那年，当写作这个事情慢慢在我生活里扎下根的时候，我知道，就是“他”了。从此，我的白日梦，也都有了去处，我的身心，有了安顿。记得初写小说不久，听一个文学前辈说小说是她安身立命之所，不禁心有戚戚，那份感动，至今尚存。
　　当我开始构思一个小说，我的白日梦里，便都是它。我还是正常生活着，去上班，下了班做家务，和同事说话，和家人说话，我从不曾眼神飘忽迷离，对该做的事情，更是提起十二分的精神，我努力和现实接榫，让人看不到破绽。可是，那个“白日梦”如影随形，有时候，忙于杂务，没有时间坐下来释放它的时候，它就会催生我的焦灼，直到我实在难以承受，只有乖乖坐下来写。这个，怕也是我这十五年间一直在写的原因吧。据说，当这种焦灼不再有的时候，写作，“它”就可能已经悄悄离开了。如此说来，这份焦灼，我愿意承受，或许，我还要暗暗盼望它来得更厉害些。
　　一件事情，做上十五年，也就做成了“标签”，于是，即便在工作中，也有人称呼我为“杨作家”，（这称呼是不是来自韩剧？）我听着，就像一个已经暴露身份的地下分子，深为自己遗憾——本来，我也许可以潜伏更长时间的。当一个人被贴上标签，旁人就会照标签该有的模式来参照，局里有个小同事写了篇文章，发在我们单位的内部刊物上，里面有提到我，说我“不像个作家”。作家到底应该长成什么样，尤其，女作家应该长成啥样？甚至，有女作家说，长得不漂亮的女作家不应该写爱情小说（大意如此）。这话说的，实在让人无语——虽然应当只是一句玩笑话。我的父亲，这个读者，更加可爱，他说：“你的女主角一定要漂亮，漂亮才有人看。”原来，“故事”是属于漂亮女人的。幸亏，我写的是小说，而且，不是爱情小说。
　　我的白日梦里，从来没有做过一个我作为女作家而被人爱上的梦，这话说得有點绕，但检点了旧梦，确实没有。对这个世界，我有爱，我愿意付出，愿意承担，我对生活一往情深。身边好友常嘲笑我“母爱泛滥”，一路走过来，克制又克制，如今的我，已经知道不可以用我的标准去评判和打扰别人的生活，即便是用爱的名义，即便是对自己的儿子。如果没有“写作”，我一定是个聒噪的“大姐大”和母亲；写作教会我最大的事情是，尊重别人，尊重未知，尊重已经存在的事实，还有对世事深抱怀疑的沉默。
　　这两年，在儿子离家住校之后，我爱上了种植花草，对它们的宠溺，也让我笑自己：我这不是在怡情，我只是在移情。有一回，买了樱花树和紫藤树来种，我照着书上的方法，先用生根水泡植株，再一个人搬着硕大的花盆，一锹一锹上土，从黄昏一直忙到夜深，竟一点也不觉得累。树木花草们是实在的生命，它们会干枯会死，也会在春天的时候，再度还魂。和它们相伴，让我感觉踏实。也就是在这两年，我的小说，渐渐和白日梦分离开来，这个过程，足够缓慢，缓慢到我看得清他们脱钩的过程。在从前的白日梦中，我的人物来时，总是一脸迷茫，有心事，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们坐在一起，默默相对，一样迷茫。现在，他们到我跟前时，已经可以带着他们自己明确的诉求，而我要做的是，坐下来，和他们一起慢慢说话。
　　终于到不做白日梦的年纪了啊，但是，也许，是进了更深的梦中。当年的那个乖孩子，依旧坐在我内心最深处，打量着这个世界，一动不动。
　　责任编辑 李琪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