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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野逸是一种美,构成了中国人的审美观。野逸美的产生源于文人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愤懑的感伤情怀,因此,他们回归到大自然回归到恬静,回归到物我相忘。
关键词: 野逸忧患感伤恬静
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有:“黄筌富贵,徐熙野逸。”黄筌生活在宫廷之中,其画富丽堂皇;徐熙为江湖处士,其画情趣野逸。有人据此推断:野逸是中国艺术的守恒定律。这个提法是颇有新意的。文学是艺术,是否也符合这个守恒定律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应该承认,野逸是一种美,并以此构成中国人的一种审美观。野逸的概念早在孔子的《论语·先进篇》里已有披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是孔子问“志”的话,他的学生曾点,不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巧妙地描绘出一幅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风俗画。不言皇权的显赫,偏说乡野的风情,应该说这是野逸的思想反映。但真正发现野逸美的应该是庄子,他在《知北游篇》中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屈原在《涉江》中有:“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清代人陈本礼评道:“此为一幅清江泛棹图也。一叶孤帆,沙汀夜泊,淹回难进,能不令迁客魂销于江上耶。”这也是野逸的诗篇,陈氏的确发现了屈原诗的野逸美。到了晋代,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野逸的诗篇推向了顶峰,充分显示了野逸美的风采,奠定了野逸美的守恒地位。到元代,剧作家马致远一首小令《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写出了远方游子在旅途中看到萧条苍凉的秋色所引起的思绪。这也是一种野逸之美,曾被清代人王国维推崇备至。明代的刘基给他的知交章溢写了《苦斋记》,记章溢“携童儿数人,启陨箨以艺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荑实”,这是明代知识分子对“肉食者”的抗争。并又写道:“间则蹑屐登崖,倚修木而啸,或降而临清泠。”这是庄周“天籁”的隐逸养生的具体实践,而章溢算是读懂了“庄周”,陶醉在野逸之美的氛围里,实在是太飘逸了。
但是野逸美的产生是有其严峻的历史背景的,仅举庄周、屈原、陶渊明等为例。庄周生在战国末年,诸候争城掠地,机诈无穷,辩士说客往来如云,议论纷纷,又目睹宋王偃弑君自立,诛杀老臣,酗酒淫妇的暴行。他超脱了,创立了道家的清虚之说,开野逸之先河。屈原是楚国贵族,被楚怀王放逐汉北,又被楚顷襄王流放在江南。他两次遭昏君及佞臣的迫害,在忧愁中顿悟,所以在他的笔下,才有秋山行旅和清江泛棹的雅兴。陶渊明处东晋末年,以晋武帝和司马道子为首的皇室贵族穷奢极欲,昏瞆无道,“姏姆僧尼,争弄权柄,交通请任,贿赂公行”(见《通鉴·晋纪》)。门阀大地主擅权误国,不理政事,他们修道好佛,荒淫堕落。濒于崩溃的东晋小王朝内部冲突日趋尖锐,使一些文人学士心灰意冷,失掉了从政的志趣和信心。这都是产生野逸的严峻背景。
野逸作品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愤懑的感伤情怀。应该说,野逸作品的背后是苦涩、辛辣,作者往往壮志难酬。客观环境逼迫这些有志之士从京都走向茅棚,从繁华的闹市走进穷乡僻壤或高山大泽中,是流放,是贬谪,是凌侮。诗人和百姓接近了,离显赫的皇权远了。不论是屈原或陶渊明,皆有如此经历。他们爱国,爱百姓,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种不平凡的严峻的经历,凝聚成忧患意识和感伤的情怀。
其二,回归到大自然。孔子夸赞曾点回答问题恰到好处;欣赏曾点靠“仁”政熏陶下的社会风情。而庄周投身山林,旷野,体察“天籁”,皆是回归大自然中去。这种感情的投入,应该是真正地爱大自然,而不像静坐辋川别墅的王维,披着隐居的道袍,弹琴长啸,俨然逍遥尘外,骨子里却觊觎长安宫阙中的人事安排,玩着“终南捷径”的把戏,其作品尽管“诗中有画”,有山有水,但不能算作正宗的野逸。
其三,回归到恬静,回归到物我相忘。日本的美学专家笠原仲二说:“像陶渊明这样的达人和文雅之士,抚琴或无弦琴而微吟,净化其情怀的样子,正说明他们已经领悟到音声的生命,即音声之真。意味着他们自己的向音声中的最究极,最根源的东西投归,并与之融为一体。”有琴声是恬静,无琴声也恬静,是物我相忘。以陶渊明《饮酒》为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里讲出了“心远”与“地偏”的禅宗哲理。陶渊明虽然不是佛教徒,其感悟却能达恬静入定的境界。又如“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的“真意”,是说自然的意趣。“欲辨已忘言”,是说归鸟群使人感受到真实质朴的自然情趣,而忘了再去辨析。这是为什么呢?这是陶渊明找到物(鸟)我(本人)相忘的感觉了。是庄周变为蝴蝶呢?或是蝴蝶变为庄周呢?陶渊明和庄周的心融为了一体,尽管他们不是同代的人。
现在看来,屈原、陶渊明所处的封建社会,愤世嫉俗的历史,今后不会重演,而野逸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情怀未必泯灭。因为野逸之作,犹如一棵参天大树,根植在深厚的人民群众的土壤里,枝壮叶茂,青春永驻。这就是它永恒的秘诀。
关键词: 野逸忧患感伤恬静
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有:“黄筌富贵,徐熙野逸。”黄筌生活在宫廷之中,其画富丽堂皇;徐熙为江湖处士,其画情趣野逸。有人据此推断:野逸是中国艺术的守恒定律。这个提法是颇有新意的。文学是艺术,是否也符合这个守恒定律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应该承认,野逸是一种美,并以此构成中国人的一种审美观。野逸的概念早在孔子的《论语·先进篇》里已有披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是孔子问“志”的话,他的学生曾点,不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巧妙地描绘出一幅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风俗画。不言皇权的显赫,偏说乡野的风情,应该说这是野逸的思想反映。但真正发现野逸美的应该是庄子,他在《知北游篇》中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屈原在《涉江》中有:“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清代人陈本礼评道:“此为一幅清江泛棹图也。一叶孤帆,沙汀夜泊,淹回难进,能不令迁客魂销于江上耶。”这也是野逸的诗篇,陈氏的确发现了屈原诗的野逸美。到了晋代,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野逸的诗篇推向了顶峰,充分显示了野逸美的风采,奠定了野逸美的守恒地位。到元代,剧作家马致远一首小令《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写出了远方游子在旅途中看到萧条苍凉的秋色所引起的思绪。这也是一种野逸之美,曾被清代人王国维推崇备至。明代的刘基给他的知交章溢写了《苦斋记》,记章溢“携童儿数人,启陨箨以艺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荑实”,这是明代知识分子对“肉食者”的抗争。并又写道:“间则蹑屐登崖,倚修木而啸,或降而临清泠。”这是庄周“天籁”的隐逸养生的具体实践,而章溢算是读懂了“庄周”,陶醉在野逸之美的氛围里,实在是太飘逸了。
但是野逸美的产生是有其严峻的历史背景的,仅举庄周、屈原、陶渊明等为例。庄周生在战国末年,诸候争城掠地,机诈无穷,辩士说客往来如云,议论纷纷,又目睹宋王偃弑君自立,诛杀老臣,酗酒淫妇的暴行。他超脱了,创立了道家的清虚之说,开野逸之先河。屈原是楚国贵族,被楚怀王放逐汉北,又被楚顷襄王流放在江南。他两次遭昏君及佞臣的迫害,在忧愁中顿悟,所以在他的笔下,才有秋山行旅和清江泛棹的雅兴。陶渊明处东晋末年,以晋武帝和司马道子为首的皇室贵族穷奢极欲,昏瞆无道,“姏姆僧尼,争弄权柄,交通请任,贿赂公行”(见《通鉴·晋纪》)。门阀大地主擅权误国,不理政事,他们修道好佛,荒淫堕落。濒于崩溃的东晋小王朝内部冲突日趋尖锐,使一些文人学士心灰意冷,失掉了从政的志趣和信心。这都是产生野逸的严峻背景。
野逸作品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愤懑的感伤情怀。应该说,野逸作品的背后是苦涩、辛辣,作者往往壮志难酬。客观环境逼迫这些有志之士从京都走向茅棚,从繁华的闹市走进穷乡僻壤或高山大泽中,是流放,是贬谪,是凌侮。诗人和百姓接近了,离显赫的皇权远了。不论是屈原或陶渊明,皆有如此经历。他们爱国,爱百姓,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种不平凡的严峻的经历,凝聚成忧患意识和感伤的情怀。
其二,回归到大自然。孔子夸赞曾点回答问题恰到好处;欣赏曾点靠“仁”政熏陶下的社会风情。而庄周投身山林,旷野,体察“天籁”,皆是回归大自然中去。这种感情的投入,应该是真正地爱大自然,而不像静坐辋川别墅的王维,披着隐居的道袍,弹琴长啸,俨然逍遥尘外,骨子里却觊觎长安宫阙中的人事安排,玩着“终南捷径”的把戏,其作品尽管“诗中有画”,有山有水,但不能算作正宗的野逸。
其三,回归到恬静,回归到物我相忘。日本的美学专家笠原仲二说:“像陶渊明这样的达人和文雅之士,抚琴或无弦琴而微吟,净化其情怀的样子,正说明他们已经领悟到音声的生命,即音声之真。意味着他们自己的向音声中的最究极,最根源的东西投归,并与之融为一体。”有琴声是恬静,无琴声也恬静,是物我相忘。以陶渊明《饮酒》为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里讲出了“心远”与“地偏”的禅宗哲理。陶渊明虽然不是佛教徒,其感悟却能达恬静入定的境界。又如“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的“真意”,是说自然的意趣。“欲辨已忘言”,是说归鸟群使人感受到真实质朴的自然情趣,而忘了再去辨析。这是为什么呢?这是陶渊明找到物(鸟)我(本人)相忘的感觉了。是庄周变为蝴蝶呢?或是蝴蝶变为庄周呢?陶渊明和庄周的心融为了一体,尽管他们不是同代的人。
现在看来,屈原、陶渊明所处的封建社会,愤世嫉俗的历史,今后不会重演,而野逸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情怀未必泯灭。因为野逸之作,犹如一棵参天大树,根植在深厚的人民群众的土壤里,枝壮叶茂,青春永驻。这就是它永恒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