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某部文工团当兵的时候，隔壁汽车连有个西安兵叫余军，喜欢来文工团找他的老乡娜娜聊天，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大家都明白的。由于当时我和娜娜有那么种“感觉”，所以，我对余军来找她的行为很不感冒，却又不好说。
　　 久而久之，余军和文工团的人员都混熟了，惟独我很少搭理他。此人性情粗犷，脾气有些暴躁。一次节日会餐时喝多了，他又来文工团找娜娜，和一名兄弟发生口角，继而打起架来。我上前劝阻，他满怀敌意，竟然准备揍我。自那以后，我和他之间更难建立友谊。
　　 但是，不久后在三公里外的教导队集训时，我却和余军分到一个班，还睡左右铺。他见了我，哼哼一声，我也不过点点头。连续数日的相处，彼此都感觉挺不自在。也就是这几天，我发觉余军言行虽鲁莽，心地却不坏，是个坦荡、豪放的人。
　　 一天晚上，娜娜给我电话，简单聊聊。我觉得意犹未尽，又提笔给她写信。信中提及余军，我说了以前对他的一些误解，然后称赞他的为人，“是一条黄土高原的汉子”。写完后，我将信送到教导队收发室，看见余军正在那里和老乡拉呱。
　　 第二天，意外情况出现了——余军好像变了个人，见了我居然露出笑容，渐渐地还开始称兄道弟，晚上睡觉时与我东拉西扯的，俨然是一对哥们。我当然乐于顺水推舟，和他处得很融洽。
　　集训结束后，我回到文工团，而余军却调到远方的部队，从此很少联系。
　　 直到有一天，娜娜问我：“你去教导队给我写了封信，还记得吗？”我当然记得，那是惟一一封信。她又好奇地问：“那你怎么敢让余军带给我呢？”我很惊讶：“谁让他带了！”娜娜笑了：“那么，他肯定私拆你的信件了。”
　　 如此一想，我释然：难怪他后来忽然对我那么亲切，原来这小子偷看了我对他的褒奖之辞！而且，是在给他“情人”的信中！
　　 一次背后的称赞居然将“敌人”化作朋友，这事儿我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