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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幸运地常常获得老前辈的关注，在书画艺术和文史研究上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有几位老先生，如张伯驹先生、张大千先生和张学良先生，我拜谒他们时，他们已届垂暮之年，交情非常短暂。尤其是张伯驹先生，在拜识之后的几个月他就离世了，没能好好地向他请益，是我毕生遗憾。也有好几位老前辈，一直和我保持着亲厚的交谊，其中提携我最早、关爱最多的是程伯奋先生，我们的交情维系逾三十年，我敬他如师如父，他对我亦厚如子侄。但我与程伯奋先生结缘，却是由王己千先生引荐的。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四年助教。1966年秋天，我申请到日本外务省的研究奖金，往京都大学研究六朝文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博物馆大量收藏中国艺术品，而且经常公开展出，私人收藏的古书画亦多而精。每有假期，我就往东京、大坂、名古屋等地跑，博物馆和古书画店是我终日流连之地，也结识了不少文史和艺术界的朋友。1969年，王己千先生和夫人一起暂居东京，租住六本木附近的一个公寓。我常去拜访他，一起吃饭聊天，他也间或到京都来，跟我一起逛古董店。王先生个性随和，尤其乐意提携后辈。他说有个老朋友叫程琦，住在东京，要找一个懂书画的人帮忙撰写收藏目录，王先生向他推荐了我。那时我为了要拿个学位，在京都大学由研究员转读硕士课程，还有一年多才可完成，只好待毕业后再说。
1970年，世界博览会在大坂举办，会场内设了个香港馆，京都大坂一带的香港留学生都去做临时工，我也每星期两三天在馆中赚外快。一天中午，我正忙得不可开交，工作人员说有人找我，我循着他的指引望去，角落的小园桌旁坐着一位清癯的老先生，正微笑着向我眺望。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照在天花板上，把一只玻璃吊灯映灿得如钻石如水晶，射向他精炯炯的一双眸子。
我就这样认识了程伯奋先生。
到了年底，我在京都大学完成了中国六朝文学的研究课程，硕士论文《谢脁研究》也已完篇，就搬往东京，开始替程先生工作，直至1972年1月，获得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奖学金去当李铸晋教授的研究助手，才匆匆离开日本。我为程先生工作不足两年，但那是愉快的两年，也是我学问丰收、眼光跃进的两年，而此后我与程先生的联系亦从未中断。
先生原名琦，字伯奋，常用的别号有可菴、二石老人。他生于1911辛亥革命之年，安徽新安人，其父程秉泉是大古董商，与清末大藏家裴景福（1854～1924年）相交，两家的儿辈亦来往密切。自幼在骨董器物中兜转，伯奋先生顺理成章地走进这个充满挑战的行业。程父悉心栽培他，年未及二十，就给他数万银元要他独自训练眼力。伯奋先生跑到广东，购得五幅古画，不料其中两件却是膺品。年轻人初受挫折，极为难受，父亲却安慰他说：“能有三件真品也很不错了，学习过程总得交费，有胆买进，才能学会分辨真伪。”挫折可以训练眼力，父亲的鼓励增加了他的胆色，而且他的运气又好得出奇，五件作品中竟然有一卷旷世名迹—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
《朝元仙仗图》为绢本白描画，长790厘米，高58公分，真正的高头大卷。武宗元（？～1050年）是北宋著名的人物画家，画法学曹不兴和吴道子，《宣和画谱》说他“笔法备曹吴之妙”，尤精于佛道鬼神图像。此卷上钤有有宋徽宗藏印四方，应是宣和旧物，惜无作者款印。卷上最早的题跋署为张子□（此字无法确认）在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所题，相传吴道子所作。但赵孟頫在大德甲辰年（1304年）的题跋，说经过考证之后，他认为这是武宗元的真迹，即《宣和画谱》著录的《朝元仙仗图》。后世普遍认同赵孟頫的说法，此卷也是现今所存武宗元画作的孤本。图中绘帝君、神将、金童、玉女等仙道人物共87名，身旁还以楷书注明其职称。这数十名人物在玉阶上逶迤而行，阶前云气氤氲，莲花绽放。人物的面相以淡墨写成，修眉秀目，端雅而高古，配以华美的装饰，珠络宝钗，珊珊环珮。衣裙袍带则用浓墨描出，线条遒劲而绵长，宛转飘翻，表现出“吴带当风”之美。他们手持珠幡香篆、奇花异宝，还有一队龟兹乐人，奏弄着琵琶笙笛等各式乐器，神态雍容而妙曼。全图虽无设色，却令人觉得满纸流光艳采。难度最高的是这八十多人的位置安排，以及衣裙飘漾时的交互穿插，画家都能处理得自然妥帖，婉约流丽。卷前引首为罗振玉所书，画末绢素有张子颙、赵孟頫两跋，梁启超则题在拖尾裱纸上。另有张大千长题及谢稚柳的观款，年代均较晚，已是王己千购藏之后。画幅除钤有宋徽宗的四方藏印外，还有柯九思、刘珏等的收藏钤记，又有黎简和梁启超的收藏印章，大约在清中叶已流传到广东。它与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钱选《梨花图》卷，以及香港私人收藏的罗聘《鬼趣图》册，在清末并称为“广东三宝”。
程先生初试啼声，即购得此重宝，喜不自胜。他后来在《朝元仙仗图》卷上钤了多方印记，卷首有“伯奋审定”、“可菴秘玩”、“临河程琦收藏金石书画之印”，卷末则有“可菴所得铭心绝品”、“程可菴书画记”和“双宋楼”。此画卷在20世纪的70年代辗转落入美国古董商侯士泰之手，王己千先生与侯士泰商议后，各以一批藏品交换，己千先生得到《朝元仙仗图》和倪瓒的《虞山林壑图》。80年代，他把《虞山林壑图》卖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朝元仙仗图》则一直宝爱不放，并自署“宝武堂”，宝的就是武宗元。程伯奋先生晚年谈及这段往事时，仍有点洋洋自得，因为他购入这国宝级的北宋绘卷时只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比他年长四岁的己千先生，那时却只在清初四王中打转。己千先生后来醉心宋元绘画，并大有心得，那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我自1970年秋天开始为程先生整理藏品，几乎每天都到程公馆，那是位于东京四谷三丁目的一所日式独立房子，书房很大，外面对着一个种植花草的中庭。我通常是午后一时左右到，工作至傍晚，陪他吃过晚饭才回家。当时我三十余岁，精力充沛，而且在日本居留近四年，公私收藏的古书画几乎都在脑中，识见也远比在香港时广阔，程先生的话题我都可以轻松接上。我们的谈话基本上离不开书画，对着真迹来讨论固然使我获益良多，也令他非常惬意。我的意见他不一定接受，而我对很有把握的事也会坚持，但这都无损相互交流的喜悦。伯奋先生的古董经营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青铜器、瓷器、玉器、雕塑和古书画。他对每件经手的艺术品都有感情，但古书画和名人尺牍却是他的最爱，认为那是人文所萃，我也只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协助他查找资料，其二是充当他的写手，用毛笔在书画的原迹上抄录他撰写的题跋。 原来程先生在多年前已开始编写书画收藏目录，他要依照古代书画录的传统，全以文字记载，不刊图片。当时图版印刷已很流行，他舍易取难，其实是心理因素。他一心追慕古人，想依古代著录的形式，而且他喜欢查证，要把钤在作品上的历代收藏印章和题跋诸家的资料都尽量翻查出来，然后洋洋洒洒写成文章。他是傅增湘先生（1872～1950年）的学生，学问的底子甚佳，古文写得简洁明畅，治学态度也非常严谨，务求精确详尽，识见远非一般古董商可比。他自信这本收藏目录能够依传统法度，而精细缜密则超越一般书画笔记之上。他又为重要的书画卷撰写题跋，耗尽心血，反复查证，一改再改，最后才让我用小楷或行楷书恭恭敬敬抄录在书画原迹上。这工作真令我畅心，他收藏的历代书画至为丰富，由董源、巨然、燕文贵、宋徽宗、苏东坡、赵孟頫一直下来，到明四家、清四僧，这许多旷世名迹上，大部分都留下我的墨痕。虽然只是抄手，落款仍是程琦、程伯奋或二石老人，但一个后生小子，书迹能附骥尾而流传于后世，是我莫大的荣幸。其实程先生一手瘦长工整的书体并不失礼，这样郑重其事，正出于他对古书画的珍爱，对古代名家的尊重，不使作品在他手上出现一点瑕疵。程先生后来也对人明言那是我的书法，我替他代书也就成为公开的秘密。
费时多年，书画录终于成稿，程先生名之为《萱晖堂书画录》，以寄对母亲的怀念。他又希望全部由我以小楷手抄，再影印成书。但这工作岂可与书画题跋相比，不但细碎耗时，又缺乏挑战，令我深以为苦。幸而程先生很明白我的个性，最后只找了香港一个名叫潘阜民的书手抄录，在1972年影印出版。书成之后，程先生在70年代至90年代初，又陆续买入好些极重要的藏品，如苏轼的《昆阳城赋卷》、赵孟頫的《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宋徽宗的《金英秋禽图》等，都不列入《萱晖堂书画录》内。他也想过添写续录，却始终没有成事。当时我已移居纽约，但程先生仍要求我在这批新购得的名迹上代书签条和题跋，有时是他把撰成的文章连裁好的宣纸寄给我，写好寄回东京，才装裱在画卷上。有时则趁我途经日本时抄写，如他在70年代中期由陈仁涛的女公子手上购得的宋徽宗《金英秋禽图》和董源的《溪山雪霁图》，都是我旅经东京时替他录写题跋的。我虽忙，对老先生这些要求却从不敢怠慢。
现在许多所谓收藏家，以求利为目标，买了书画就束之高阁，一两年后再拿出来图个暴利，这种人其实只是投机商人，玷辱了收藏家的雅号。程先生一生都是古董商，却是个真正的书画收藏家，对每件经手的作品都小心呵护，修补重裱从不吝惜。当时日本最著名的裱画师目黑三次，修裱一件古画往往耗时经年，收费亦为全球之冠，程先生却是他的大客户。由裱绫和包首的颜色、用料，裱纸的厚薄，到签条的玉质，程先生都要参与挑选，画卷外再包以丝帛，藏入木匣，每次拿出来都珍而重之。重要的作品要等到风和日丽之时才会取出，更不轻易示人。许多人慕名而来，求观他的藏品，但老先生自有一股孤矜脾气，若认为你不够资格，便会婉言拒绝。而且他喜欢研究，为作品翻书撰文成为主要的生活情趣，忙碌整日而不疲。中国传统的收藏家，并不以财富骄人，他们重视作品的来源与承传，要亲自考证、自撰题记，在收藏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学问和见识，成为硕学之士，进入一个高雅深厚的文化层面，而且跨越了时空，与几百年前的书画家结成知己。财富只不过是桥梁，让世人可以拥有藏品，但只有精神上能与原创者交流的收藏家，才配称作藏品真正的主人。在这方面，程伯奋先生可作为现代藏家的典范，他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虔敬之心，远远超过买卖求利，令我敬服。
程先生收藏的书法精品极多，如米芾《臈白帖》、苏轼《昆阳城赋卷》和《书方干诗卷》、赵孟頫《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及《临兰亭序》等。《臈白帖》只有两页，共28字，下笔随意而英姿勃发，是米芾晚年的标准之作。此帖原与《逃暑》、《岁丰》、《留简》、《春和》共为一册，经韩逢熺（约1578～1653年后）、安仪周（1683～1742年后）等递藏，民国初年为溥心畬所得。溥心畬留下了《臈白》和《春和》两帖，把其余三帖出让，稍后又把《臈白》和《春和》转售给许汉卿。许汉卿是清末至民国初年的银行家和企业家，先后任大清银行稽核委员、天津造币厂总收支，又任南京、天津等地的银行总理，所藏青铜器、书画、碑帖等多而精。解放前后，许氏藏品陆续散卖，《臈白》和《春和》两帖流至香港，被程伯奋先生在1958年购得。其后程先生以《春和》与朋友交换一方殷代玉鸟珮，只留着最精的《臈白》帖。他在晚年回思，仍觉耿耿不舍。至于五帖中的其余三帖《逃暑》、《岁丰》和《留简》，则自溥心畬手中售出后，又经多次转易，现在归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珍藏。
伯奋先生非常看重历代书画家的信札，因为其中不乏有关他们的生平交游等资料，尤能直接地表现出他们的喜恶和个性，亦可作款识题字的佐证。萱晖堂藏品中除米芾的《臈白》帖外，还有刘挚、欧阳修、陆游、张即之等的诗帖和书札，又有一套《宋元书简》，收集了吴琚、吴说、范成大、叶梦得等十一位宋代名人的尺牍，包括周邦彦的《特辱帖》。周邦彦天纵风流，所填词婉约清丽无与伦比。此帖是他唯一传世的墨迹，曾刻入三希堂法帖。帖中所见，其笔法应得力于二王，绵里藏针，飘逸流转。册内又有赵孟頫、赵雍、揭傒斯、倪瓒、杨维桢等元代名家的诗书简。这套《宋元书简》册在1983年纽约苏富比拍卖，是图录的封面，估价似是10万美元左右。如此稀世之宝，令我辗转反侧，数夜难眠。但当时一介寒生，只好怅叹力所不逮，立刻打电话通知远在东京的伯奋先生。程先生即时赶到纽约来，亲自观展，并由家人代举牌拍卖。那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拍卖会，逐价者包括王己千先生和香港利氏家族的利荣森。结果程先生以27万美元的落槌价击败利公，还得加上百分之十的佣金，在当时真是惊人的高价。与利家相比，程先生远远称不上富豪，只为心之所钟，无法放弃。听说他后来为了应付这笔款项，也颇费了一番周折。
萱晖堂还藏有大批明清尺牍，自沈周、文徵明、祝允明、陈淳等一直下来，至清末的伊秉绶、赵之谦，洋洋大观，几乎把上下八百年的名家全都包罗其中，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更不乏传世孤本，如周臣的《厚币帖》和仇英的《致陈苇川书札》。周臣和仇英都以画名，书迹确是凤毛麟角。世人都说仇英不善书，但不善书却不等于文盲，作为一个职业画家，他只是忙于应付那些喜爱工笔细致、设色秾丽画风的买家，没有分出时间去研习书法。这封《致陈苇川书札》共两纸，上款“大内翰川翁大人”。按陈霁（1465～1539年），字子雨，号苇川，吴县人。家道丰裕，收藏甚富，明弘治九年（1496年）登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因见罪于刘瑾，贬归乡。至刘瑾被诛，复起用。正德九年（1514年）升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充经筵讲官，仕终国子监祭酒。著有《苇川集》及《宋辽金史》。他卒于1539年，按照江兆申先生《文徵明与苏州画坛》一书的年谱，当时仇英约四十六岁。尺牍中仇英尊称陈霁为“大内翰川翁大人”，是陈霁仍在翰林院任职之时，所以仇英作此书时，约是三十至四十岁的年纪。就书法而言，仇英并没有下过多少工夫，笔法拘谨稚嫩，但他一丝不苟，非常用心，而且这是仇英传世的唯一书迹，在画史上具有非凡意义。这两封简牍连同祝枝山、王穀祥、陆治、徐渭的书札共六通，在乾隆时为陆绍曾所藏，20世纪初为许汉卿所得。陆绍曾名贯夫，工篆籀八分，尤以精鉴赏驰誉于时。许汉卿是清末民初的大藏家，他庋中这几件周臣、仇英和徐渭的信札，在收藏界中早已驰名，张珩先生亦对之神往已久。解放前许氏藏品开始逸出，张珩闻知这批书信也在求售，急忙星夜由上海赶赴北京，可惜已迟了一步，被法国古董商杜博思捷足先登，其后张珩多次托人搜求而不可得。杜博思是著名古董商卢芹斋的女婿，约在20世纪60年代把这套书札转卖给程先生。先生谢世后数年，程氏后人把珍藏的古书画全卖给某富商，原是希望能把它整批保存，不致星散。岂料不足一年，约半数书画便开始贱价掷往北京嘉德的小拍，这六封明人信札亦在其中。我看到拍卖图录的一刹那，直觉血冲上脑，悲愤莫名。这些文物凝聚了历代收藏家多少心血，接手人竟不愿稍花时间去研究，便匆匆否定，实非学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 萱晖堂所藏古代绘画以宋徽宗的《金英秋禽图》及《四禽图》最为知名，帝皇手泽，又是清宫旧藏，品相题材都讨人欢喜。但程先生自己却更钟情于山水，他藏有巨然的《山居图》和燕文贵的《溪风图》，遂以“巨燕轩”为斋号。元代绘画则以赵孟頫的《滦菊图》和王蒙的《南邨草堂图》最为难得。萱晖堂藏品的新主人在2008年把《滦菊图》交由香港苏富比拍卖，《南邨草堂图》则早在2004年便被掷往嘉德小拍，估价是极可怜的6万元人民币，结果在多名竞投者的争夺下，以近180万元落槌，现在看来，简直是捡破烂般的便宜价。
《南邨草堂图》卷是王蒙为元初学者陶宗仪（1329～约1412年）所作。陶宗仪字九成，号南邨，赵孟頫的外孙，与王蒙是中表兄弟。他著作等身，是着名的文史学家，整理元代的典章制度、艺文逸事、诗词戏曲、风俗民情等，写成《辍耕录》，集历代金石碑刻、书法理论成《书史会要》，辑汉魏至宋元诸名家之作成《说郛》，又集所作诗成《南邨诗集》。他与王蒙感情极好，按历代著录资料，王蒙曾以南邨草堂为题材，为陶九成写过三幅画，即《南邨真逸图》卷，《南邨草堂图》轴，及此《南邨草堂图》卷。前两图现已不存，仅见于著录，其中《南邨草堂图》轴有文嘉临本，20世纪80年代曾在纽约佳士得拍卖。画史所载王蒙以南邨草堂为题材的三幅作品中，现只剩下这卷《南邨草堂图》传世。
《南邨草堂图》画幅高27厘米，长88.5厘米，纸本设色。起首处钤“王蒙之印”，图末楷书署款“黄鹤山中人王蒙写”。陶九成在洪武癸丑年（1373年）归隐南邨，王蒙则在1385年死于狱，故《南邨草堂图》卷的创作年份，应在1373至1385年之间，为王蒙晚年的作品。画幅以远山近渚开卷，水平如镜，水畔有小小茅亭，木拱桥通往竹篱茅舍。红衣小童在清扫庭中的落叶，一头白鹤俯啄于旁，鹤顶上以快笔缀出一小点极亮丽的娇红色。另一丫角小童正捧着茶盘走出内庭，堂上悠然而坐的应是南邨先生，他半倚着大红色的几案，发在角巾下随意飘落，眉目须鬓黑漆乌亮。全图以细笔为主，写茅檐竹篱，精细遒劲如书小篆，写树木、峰峦和渚边的芦苇，则篆书草意并用，远山近石的皴法以解索、牛毛、披麻交替而成，随意所之，不拘一格，却又笔笔饱满，神采奕然。墨法和设色都经过多重敷染，所以墨色黝浓厚重，颜色在棕赭之间变化多端，远山在夕阳下的棕红尤其雅净。这种多层次的敷染使树木和山色融成一体，表现出大自然的浑厚滋润，这是王蒙晚年的风格，与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太白山图》卷的技法接近，只是《南邨草堂图》卷笔下的草书意趣更多，也表现得更为随意奔放。
画卷后有元末明初人题跋十则，包括张枢、袁凯、王逢、林右等，他们都是当时的名士，又都是陶九成之挚友。元人书法运笔厚重，墨色端凝，更为此卷生色不少。画上朱印累累，钤项子京、项圣谟祖孙收藏印鉴共二十方。此图先后著录于《珊瑚网》、《清河书画舫》及《式古堂书画汇考》，无论在艺术成就或文物价值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
萱晖堂收藏的杨维翰《兰花竹石三秀图》亦是稀世之珍。杨维翰（1294～1351年）为杨维桢之兄，字子固，号方塘，暨阳人。他长于文史，议论高古，气燄咄咄迫人，人皆以为可畏。他是著名的教育家，曾任慈溪教官、双溪书院山长，又精于绘艺，尤以墨竹称能，有“方塘竹”之誉，与宋克、王绂、夏昶并称明竹四大家。但他传世的画作，除此轴外，暂无发现其他作品。此图作于元统二年（1334年），杨维翰约四十岁。图中写一块奇峭的古石，石后修竹一枝，石旁幽兰盛开，竹叶和兰花在风中飘转，娟如处子，雅若高士，笔墨极为精美。写竹石在草书中有篆意，兰叶之用墨更深得墨分五彩之妙，款字亦沉厚高古。画幅有张益（约1300～1368年）及滕用亨（1336～？年）两跋。张益是元朝泰定元年（1324年）进士第一名，累官至国子监司业。滕用亨则是书法名家，博学多才，参与修撰《永乐大典》。诗塘上有文掞（1641～1701年）题诗，他是文徵明后裔，文柟之子，雅有家风，善书画。此画著录于陆心源《穰梨馆过眼续录》卷三，画幅上钤有陆心源第三子陆树声鉴赏章，又刘恕收藏印多方。程先生对这件作品珍爱逾常，认为是收藏中的铭心绝品。
1982年，我开始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工作，那时佳士得还没有书画部，所有亚洲艺术品，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书画家具瓷器杂项全溷在一起拍卖，印制薄薄一本黑白图录，公司的名气也不如对手苏富比，我这开荒牛着实吃了不少苦头。有一年，伦敦佳士得总公司转来一批照片，询求我的意见，赫然是赵孟頫的楷书《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我在古代著录中知道这件名作，想不到原迹竟然出现，连忙打电话给伦敦总部，要他们尽快联络物主。不料回电却说卖家居于巴黎，而纽约苏富比书画部的张洪刚好在欧洲，作品已被他拿去了，我为之怅怅不已。后来专程到苏富比的办公室去，请张洪拿出来看。卷子一打开，即令我为之屏息，宋笺乌丝阑格子，字大如钱，运笔爽朗遒劲，墨色晶然夺目。卷上钤有“晋国奎章”、“晋府图书之印”，那是明太祖第三子朱棡（？～1398年）的印章，又有程正揆、梁清标、安仪周的收藏印，乾隆八玺俱全，《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我不禁赞叹再三，更羡慕张洪的好运。但张洪却告诉我，一位在美国某博物馆工作的中国专家认为它是膺品，王己千先生看过后也不置可否，所以他不敢拿出来拍卖，我听后不胜诧异。结果这件作品在苏富比的仓库中憩睡了一年多，后来物主声言若再不上拍，就得给送回去。迫得紧了，在1985年终于拿出来拍卖，估价约三万美元，我连忙通知程伯奋先生。想不到王己千先生原来亦大有兴趣，结果两人你来我往地竞争，最后由程先生以七万美元落槌。王己千先生后来对我说：“君实呀，你不要把好东西介绍给人，我给你佣金好了。”我说，我没拿别人的佣金，也不会拿你的佣金。其实我非常尊敬己千先生，事前也不知道他也想竞投，而且他的兴趣主要在绘画，程先生的书法收藏却很有系统，在个人感情上我就比较偏向程先生多一点。
除了《萱晖堂书画录》外，程先生晚年又印制了《宋元明清四朝翰墨》。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就结识了东京二玄社的总编辑西岛慎一和他的助手高岛义彦，其中高岛义彦与我最为投契，每次到东京都要找他吃饭聊天。二玄社已替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过不少书画复制品，大受欢迎，其水准在当年可称天下第一。高岛想再印一些海外名迹，比较有新鲜感，我便向他介绍了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的收藏，结果二玄社印制了许道宁的《渔父图》和李成的《秋山萧寺》。我又与程伯奋先生商量，请他把所藏的书法精品交由二玄社出版。程先生欣然同意，选出一批历代书法，由北宋的苏轼、米芾，到清末的伊秉绶、赵之谦，可谓包罗万象，包括周邦彦、仇英等书札的传世孤本。程先生这批作品皆存于美国，二玄社特别组成一个由技术指导、灯光师和摄影师组成的五人团队，由高岛义彦领头，扛着大批上佳的摄影器材，浩浩荡荡来到新泽西，在酒店里住了颇长一段日子，直至全部拍摄完毕，所有出版及前后期的制作费用都由二玄社支付。此书由我编辑，中日多名学者作释文及校对，前后耗时近三年，共分八卷，附别卷一册，线装包盒，印制极为精美。可惜当时的彩色印刷费用高昂，所以并非全套彩印，算是美中不足。它在1990年出版，还未推出就几乎全被定购一空。出版时程先生将满八十岁，他一生的兴趣与心血、鉴定的功力和魄力，都可见于书中，真是最好的生辰礼物。
程先生有几个常用的斋号，别致而有寄意。“巨燕轩”取意于所藏的巨然和燕文贵山水巨作，“双宋楼”是指所藏的宋版《前汉书》和《后汉书》。他另一个斋名“绛雪簃”也与这两套宋版书有关，因两书都曾为赵孟頫松雪斋所藏，又都是钱谦益绛云楼的旧物，“绛雪簃”就是由绛云楼和松雪斋两个名字中撷取而来的，景中有色，音调清美。程先生丰富的学识和灵巧的心思，每每见于此等微细之处，而且他孜孜不倦，至晚年仍手不释卷。但他自己不习绘事，亦少执笔作书法，这在书画鉴定上不无遗憾。如果能把程伯奋与王己千两位老先生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笔下典章故实洋洋洒洒，又能山川丘壑精熟运笔用墨的玄妙，以学识文才融入书画技法之中，那应该就是董其昌、文徵明、张大千一般，成为书画鉴定家中的顶尖人物吧。
晚年的伯奋先生移居三藩市，我途经美国西岸时会给他一个电话，遇上天气和暖的日子，他也会约我到广东茶楼吃饭饮茶，但拍卖或一般的艺术活动都不再参加。千禧年过后不久，我生了一场大病，意殊寂寥，很少再约昔日师友。到2002年，我病渐愈，程先生却仙去了。修短随化，原是生命的正常轨迹，但仍不免令人神伤。在日本的几年，生计虽然艰苦，却是青春美好的日子，而程先生则是这美丽记忆中重要的部分。他和程太太为我们初生的女儿送来小床，备齐所有婴儿需用的衣物奶粉，生病时把她抱到程家，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举目无亲的异乡，这份关爱令人铭记于心。但我从程先生处的得益远不止此，他做研究时的细心严谨直接影响了我，使我疏懒狂放的性格稍为收敛。而我们深厚的情谊，起源于古书画，植根于古书画，在古墨馥郁的天地中追寻着前人的踪迹。每当我幸运地在小拍场捡拾到萱晖堂旧藏的精品，总觉得那是老先生在冥冥中的特意安排，把它们托付给我。历史的长河偶然让古人的心血落入我手中，我就成了它的保护神。我一册一卷地展阅着它们，数百年前的书画家仿佛都能与我对话，而程先生就坐在身旁，微笑着，从来没有离开过。
责任编辑：郑寒白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四年助教。1966年秋天，我申请到日本外务省的研究奖金，往京都大学研究六朝文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博物馆大量收藏中国艺术品，而且经常公开展出，私人收藏的古书画亦多而精。每有假期，我就往东京、大坂、名古屋等地跑，博物馆和古书画店是我终日流连之地，也结识了不少文史和艺术界的朋友。1969年，王己千先生和夫人一起暂居东京，租住六本木附近的一个公寓。我常去拜访他，一起吃饭聊天，他也间或到京都来，跟我一起逛古董店。王先生个性随和，尤其乐意提携后辈。他说有个老朋友叫程琦，住在东京，要找一个懂书画的人帮忙撰写收藏目录，王先生向他推荐了我。那时我为了要拿个学位，在京都大学由研究员转读硕士课程，还有一年多才可完成，只好待毕业后再说。
1970年，世界博览会在大坂举办，会场内设了个香港馆，京都大坂一带的香港留学生都去做临时工，我也每星期两三天在馆中赚外快。一天中午，我正忙得不可开交，工作人员说有人找我，我循着他的指引望去，角落的小园桌旁坐着一位清癯的老先生，正微笑着向我眺望。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照在天花板上，把一只玻璃吊灯映灿得如钻石如水晶，射向他精炯炯的一双眸子。
我就这样认识了程伯奋先生。
到了年底，我在京都大学完成了中国六朝文学的研究课程，硕士论文《谢脁研究》也已完篇，就搬往东京，开始替程先生工作，直至1972年1月，获得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奖学金去当李铸晋教授的研究助手，才匆匆离开日本。我为程先生工作不足两年，但那是愉快的两年，也是我学问丰收、眼光跃进的两年，而此后我与程先生的联系亦从未中断。
先生原名琦，字伯奋，常用的别号有可菴、二石老人。他生于1911辛亥革命之年，安徽新安人，其父程秉泉是大古董商，与清末大藏家裴景福（1854～1924年）相交，两家的儿辈亦来往密切。自幼在骨董器物中兜转，伯奋先生顺理成章地走进这个充满挑战的行业。程父悉心栽培他，年未及二十，就给他数万银元要他独自训练眼力。伯奋先生跑到广东，购得五幅古画，不料其中两件却是膺品。年轻人初受挫折，极为难受，父亲却安慰他说：“能有三件真品也很不错了，学习过程总得交费，有胆买进，才能学会分辨真伪。”挫折可以训练眼力，父亲的鼓励增加了他的胆色，而且他的运气又好得出奇，五件作品中竟然有一卷旷世名迹—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
《朝元仙仗图》为绢本白描画，长790厘米，高58公分，真正的高头大卷。武宗元（？～1050年）是北宋著名的人物画家，画法学曹不兴和吴道子，《宣和画谱》说他“笔法备曹吴之妙”，尤精于佛道鬼神图像。此卷上钤有有宋徽宗藏印四方，应是宣和旧物，惜无作者款印。卷上最早的题跋署为张子□（此字无法确认）在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所题，相传吴道子所作。但赵孟頫在大德甲辰年（1304年）的题跋，说经过考证之后，他认为这是武宗元的真迹，即《宣和画谱》著录的《朝元仙仗图》。后世普遍认同赵孟頫的说法，此卷也是现今所存武宗元画作的孤本。图中绘帝君、神将、金童、玉女等仙道人物共87名，身旁还以楷书注明其职称。这数十名人物在玉阶上逶迤而行，阶前云气氤氲，莲花绽放。人物的面相以淡墨写成，修眉秀目，端雅而高古，配以华美的装饰，珠络宝钗，珊珊环珮。衣裙袍带则用浓墨描出，线条遒劲而绵长，宛转飘翻，表现出“吴带当风”之美。他们手持珠幡香篆、奇花异宝，还有一队龟兹乐人，奏弄着琵琶笙笛等各式乐器，神态雍容而妙曼。全图虽无设色，却令人觉得满纸流光艳采。难度最高的是这八十多人的位置安排，以及衣裙飘漾时的交互穿插，画家都能处理得自然妥帖，婉约流丽。卷前引首为罗振玉所书，画末绢素有张子颙、赵孟頫两跋，梁启超则题在拖尾裱纸上。另有张大千长题及谢稚柳的观款，年代均较晚，已是王己千购藏之后。画幅除钤有宋徽宗的四方藏印外，还有柯九思、刘珏等的收藏钤记，又有黎简和梁启超的收藏印章，大约在清中叶已流传到广东。它与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钱选《梨花图》卷，以及香港私人收藏的罗聘《鬼趣图》册，在清末并称为“广东三宝”。
程先生初试啼声，即购得此重宝，喜不自胜。他后来在《朝元仙仗图》卷上钤了多方印记，卷首有“伯奋审定”、“可菴秘玩”、“临河程琦收藏金石书画之印”，卷末则有“可菴所得铭心绝品”、“程可菴书画记”和“双宋楼”。此画卷在20世纪的70年代辗转落入美国古董商侯士泰之手，王己千先生与侯士泰商议后，各以一批藏品交换，己千先生得到《朝元仙仗图》和倪瓒的《虞山林壑图》。80年代，他把《虞山林壑图》卖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朝元仙仗图》则一直宝爱不放，并自署“宝武堂”，宝的就是武宗元。程伯奋先生晚年谈及这段往事时，仍有点洋洋自得，因为他购入这国宝级的北宋绘卷时只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比他年长四岁的己千先生，那时却只在清初四王中打转。己千先生后来醉心宋元绘画，并大有心得，那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我自1970年秋天开始为程先生整理藏品，几乎每天都到程公馆，那是位于东京四谷三丁目的一所日式独立房子，书房很大，外面对着一个种植花草的中庭。我通常是午后一时左右到，工作至傍晚，陪他吃过晚饭才回家。当时我三十余岁，精力充沛，而且在日本居留近四年，公私收藏的古书画几乎都在脑中，识见也远比在香港时广阔，程先生的话题我都可以轻松接上。我们的谈话基本上离不开书画，对着真迹来讨论固然使我获益良多，也令他非常惬意。我的意见他不一定接受，而我对很有把握的事也会坚持，但这都无损相互交流的喜悦。伯奋先生的古董经营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青铜器、瓷器、玉器、雕塑和古书画。他对每件经手的艺术品都有感情，但古书画和名人尺牍却是他的最爱，认为那是人文所萃，我也只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协助他查找资料，其二是充当他的写手，用毛笔在书画的原迹上抄录他撰写的题跋。 原来程先生在多年前已开始编写书画收藏目录，他要依照古代书画录的传统，全以文字记载，不刊图片。当时图版印刷已很流行，他舍易取难，其实是心理因素。他一心追慕古人，想依古代著录的形式，而且他喜欢查证，要把钤在作品上的历代收藏印章和题跋诸家的资料都尽量翻查出来，然后洋洋洒洒写成文章。他是傅增湘先生（1872～1950年）的学生，学问的底子甚佳，古文写得简洁明畅，治学态度也非常严谨，务求精确详尽，识见远非一般古董商可比。他自信这本收藏目录能够依传统法度，而精细缜密则超越一般书画笔记之上。他又为重要的书画卷撰写题跋，耗尽心血，反复查证，一改再改，最后才让我用小楷或行楷书恭恭敬敬抄录在书画原迹上。这工作真令我畅心，他收藏的历代书画至为丰富，由董源、巨然、燕文贵、宋徽宗、苏东坡、赵孟頫一直下来，到明四家、清四僧，这许多旷世名迹上，大部分都留下我的墨痕。虽然只是抄手，落款仍是程琦、程伯奋或二石老人，但一个后生小子，书迹能附骥尾而流传于后世，是我莫大的荣幸。其实程先生一手瘦长工整的书体并不失礼，这样郑重其事，正出于他对古书画的珍爱，对古代名家的尊重，不使作品在他手上出现一点瑕疵。程先生后来也对人明言那是我的书法，我替他代书也就成为公开的秘密。
费时多年，书画录终于成稿，程先生名之为《萱晖堂书画录》，以寄对母亲的怀念。他又希望全部由我以小楷手抄，再影印成书。但这工作岂可与书画题跋相比，不但细碎耗时，又缺乏挑战，令我深以为苦。幸而程先生很明白我的个性，最后只找了香港一个名叫潘阜民的书手抄录，在1972年影印出版。书成之后，程先生在70年代至90年代初，又陆续买入好些极重要的藏品，如苏轼的《昆阳城赋卷》、赵孟頫的《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宋徽宗的《金英秋禽图》等，都不列入《萱晖堂书画录》内。他也想过添写续录，却始终没有成事。当时我已移居纽约，但程先生仍要求我在这批新购得的名迹上代书签条和题跋，有时是他把撰成的文章连裁好的宣纸寄给我，写好寄回东京，才装裱在画卷上。有时则趁我途经日本时抄写，如他在70年代中期由陈仁涛的女公子手上购得的宋徽宗《金英秋禽图》和董源的《溪山雪霁图》，都是我旅经东京时替他录写题跋的。我虽忙，对老先生这些要求却从不敢怠慢。
现在许多所谓收藏家，以求利为目标，买了书画就束之高阁，一两年后再拿出来图个暴利，这种人其实只是投机商人，玷辱了收藏家的雅号。程先生一生都是古董商，却是个真正的书画收藏家，对每件经手的作品都小心呵护，修补重裱从不吝惜。当时日本最著名的裱画师目黑三次，修裱一件古画往往耗时经年，收费亦为全球之冠，程先生却是他的大客户。由裱绫和包首的颜色、用料，裱纸的厚薄，到签条的玉质，程先生都要参与挑选，画卷外再包以丝帛，藏入木匣，每次拿出来都珍而重之。重要的作品要等到风和日丽之时才会取出，更不轻易示人。许多人慕名而来，求观他的藏品，但老先生自有一股孤矜脾气，若认为你不够资格，便会婉言拒绝。而且他喜欢研究，为作品翻书撰文成为主要的生活情趣，忙碌整日而不疲。中国传统的收藏家，并不以财富骄人，他们重视作品的来源与承传，要亲自考证、自撰题记，在收藏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学问和见识，成为硕学之士，进入一个高雅深厚的文化层面，而且跨越了时空，与几百年前的书画家结成知己。财富只不过是桥梁，让世人可以拥有藏品，但只有精神上能与原创者交流的收藏家，才配称作藏品真正的主人。在这方面，程伯奋先生可作为现代藏家的典范，他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虔敬之心，远远超过买卖求利，令我敬服。
程先生收藏的书法精品极多，如米芾《臈白帖》、苏轼《昆阳城赋卷》和《书方干诗卷》、赵孟頫《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及《临兰亭序》等。《臈白帖》只有两页，共28字，下笔随意而英姿勃发，是米芾晚年的标准之作。此帖原与《逃暑》、《岁丰》、《留简》、《春和》共为一册，经韩逢熺（约1578～1653年后）、安仪周（1683～1742年后）等递藏，民国初年为溥心畬所得。溥心畬留下了《臈白》和《春和》两帖，把其余三帖出让，稍后又把《臈白》和《春和》转售给许汉卿。许汉卿是清末至民国初年的银行家和企业家，先后任大清银行稽核委员、天津造币厂总收支，又任南京、天津等地的银行总理，所藏青铜器、书画、碑帖等多而精。解放前后，许氏藏品陆续散卖，《臈白》和《春和》两帖流至香港，被程伯奋先生在1958年购得。其后程先生以《春和》与朋友交换一方殷代玉鸟珮，只留着最精的《臈白》帖。他在晚年回思，仍觉耿耿不舍。至于五帖中的其余三帖《逃暑》、《岁丰》和《留简》，则自溥心畬手中售出后，又经多次转易，现在归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珍藏。
伯奋先生非常看重历代书画家的信札，因为其中不乏有关他们的生平交游等资料，尤能直接地表现出他们的喜恶和个性，亦可作款识题字的佐证。萱晖堂藏品中除米芾的《臈白》帖外，还有刘挚、欧阳修、陆游、张即之等的诗帖和书札，又有一套《宋元书简》，收集了吴琚、吴说、范成大、叶梦得等十一位宋代名人的尺牍，包括周邦彦的《特辱帖》。周邦彦天纵风流，所填词婉约清丽无与伦比。此帖是他唯一传世的墨迹，曾刻入三希堂法帖。帖中所见，其笔法应得力于二王，绵里藏针，飘逸流转。册内又有赵孟頫、赵雍、揭傒斯、倪瓒、杨维桢等元代名家的诗书简。这套《宋元书简》册在1983年纽约苏富比拍卖，是图录的封面，估价似是10万美元左右。如此稀世之宝，令我辗转反侧，数夜难眠。但当时一介寒生，只好怅叹力所不逮，立刻打电话通知远在东京的伯奋先生。程先生即时赶到纽约来，亲自观展，并由家人代举牌拍卖。那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拍卖会，逐价者包括王己千先生和香港利氏家族的利荣森。结果程先生以27万美元的落槌价击败利公，还得加上百分之十的佣金，在当时真是惊人的高价。与利家相比，程先生远远称不上富豪，只为心之所钟，无法放弃。听说他后来为了应付这笔款项，也颇费了一番周折。
萱晖堂还藏有大批明清尺牍，自沈周、文徵明、祝允明、陈淳等一直下来，至清末的伊秉绶、赵之谦，洋洋大观，几乎把上下八百年的名家全都包罗其中，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更不乏传世孤本，如周臣的《厚币帖》和仇英的《致陈苇川书札》。周臣和仇英都以画名，书迹确是凤毛麟角。世人都说仇英不善书，但不善书却不等于文盲，作为一个职业画家，他只是忙于应付那些喜爱工笔细致、设色秾丽画风的买家，没有分出时间去研习书法。这封《致陈苇川书札》共两纸，上款“大内翰川翁大人”。按陈霁（1465～1539年），字子雨，号苇川，吴县人。家道丰裕，收藏甚富，明弘治九年（1496年）登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因见罪于刘瑾，贬归乡。至刘瑾被诛，复起用。正德九年（1514年）升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充经筵讲官，仕终国子监祭酒。著有《苇川集》及《宋辽金史》。他卒于1539年，按照江兆申先生《文徵明与苏州画坛》一书的年谱，当时仇英约四十六岁。尺牍中仇英尊称陈霁为“大内翰川翁大人”，是陈霁仍在翰林院任职之时，所以仇英作此书时，约是三十至四十岁的年纪。就书法而言，仇英并没有下过多少工夫，笔法拘谨稚嫩，但他一丝不苟，非常用心，而且这是仇英传世的唯一书迹，在画史上具有非凡意义。这两封简牍连同祝枝山、王穀祥、陆治、徐渭的书札共六通，在乾隆时为陆绍曾所藏，20世纪初为许汉卿所得。陆绍曾名贯夫，工篆籀八分，尤以精鉴赏驰誉于时。许汉卿是清末民初的大藏家，他庋中这几件周臣、仇英和徐渭的信札，在收藏界中早已驰名，张珩先生亦对之神往已久。解放前许氏藏品开始逸出，张珩闻知这批书信也在求售，急忙星夜由上海赶赴北京，可惜已迟了一步，被法国古董商杜博思捷足先登，其后张珩多次托人搜求而不可得。杜博思是著名古董商卢芹斋的女婿，约在20世纪60年代把这套书札转卖给程先生。先生谢世后数年，程氏后人把珍藏的古书画全卖给某富商，原是希望能把它整批保存，不致星散。岂料不足一年，约半数书画便开始贱价掷往北京嘉德的小拍，这六封明人信札亦在其中。我看到拍卖图录的一刹那，直觉血冲上脑，悲愤莫名。这些文物凝聚了历代收藏家多少心血，接手人竟不愿稍花时间去研究，便匆匆否定，实非学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 萱晖堂所藏古代绘画以宋徽宗的《金英秋禽图》及《四禽图》最为知名，帝皇手泽，又是清宫旧藏，品相题材都讨人欢喜。但程先生自己却更钟情于山水，他藏有巨然的《山居图》和燕文贵的《溪风图》，遂以“巨燕轩”为斋号。元代绘画则以赵孟頫的《滦菊图》和王蒙的《南邨草堂图》最为难得。萱晖堂藏品的新主人在2008年把《滦菊图》交由香港苏富比拍卖，《南邨草堂图》则早在2004年便被掷往嘉德小拍，估价是极可怜的6万元人民币，结果在多名竞投者的争夺下，以近180万元落槌，现在看来，简直是捡破烂般的便宜价。
《南邨草堂图》卷是王蒙为元初学者陶宗仪（1329～约1412年）所作。陶宗仪字九成，号南邨，赵孟頫的外孙，与王蒙是中表兄弟。他著作等身，是着名的文史学家，整理元代的典章制度、艺文逸事、诗词戏曲、风俗民情等，写成《辍耕录》，集历代金石碑刻、书法理论成《书史会要》，辑汉魏至宋元诸名家之作成《说郛》，又集所作诗成《南邨诗集》。他与王蒙感情极好，按历代著录资料，王蒙曾以南邨草堂为题材，为陶九成写过三幅画，即《南邨真逸图》卷，《南邨草堂图》轴，及此《南邨草堂图》卷。前两图现已不存，仅见于著录，其中《南邨草堂图》轴有文嘉临本，20世纪80年代曾在纽约佳士得拍卖。画史所载王蒙以南邨草堂为题材的三幅作品中，现只剩下这卷《南邨草堂图》传世。
《南邨草堂图》画幅高27厘米，长88.5厘米，纸本设色。起首处钤“王蒙之印”，图末楷书署款“黄鹤山中人王蒙写”。陶九成在洪武癸丑年（1373年）归隐南邨，王蒙则在1385年死于狱，故《南邨草堂图》卷的创作年份，应在1373至1385年之间，为王蒙晚年的作品。画幅以远山近渚开卷，水平如镜，水畔有小小茅亭，木拱桥通往竹篱茅舍。红衣小童在清扫庭中的落叶，一头白鹤俯啄于旁，鹤顶上以快笔缀出一小点极亮丽的娇红色。另一丫角小童正捧着茶盘走出内庭，堂上悠然而坐的应是南邨先生，他半倚着大红色的几案，发在角巾下随意飘落，眉目须鬓黑漆乌亮。全图以细笔为主，写茅檐竹篱，精细遒劲如书小篆，写树木、峰峦和渚边的芦苇，则篆书草意并用，远山近石的皴法以解索、牛毛、披麻交替而成，随意所之，不拘一格，却又笔笔饱满，神采奕然。墨法和设色都经过多重敷染，所以墨色黝浓厚重，颜色在棕赭之间变化多端，远山在夕阳下的棕红尤其雅净。这种多层次的敷染使树木和山色融成一体，表现出大自然的浑厚滋润，这是王蒙晚年的风格，与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太白山图》卷的技法接近，只是《南邨草堂图》卷笔下的草书意趣更多，也表现得更为随意奔放。
画卷后有元末明初人题跋十则，包括张枢、袁凯、王逢、林右等，他们都是当时的名士，又都是陶九成之挚友。元人书法运笔厚重，墨色端凝，更为此卷生色不少。画上朱印累累，钤项子京、项圣谟祖孙收藏印鉴共二十方。此图先后著录于《珊瑚网》、《清河书画舫》及《式古堂书画汇考》，无论在艺术成就或文物价值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
萱晖堂收藏的杨维翰《兰花竹石三秀图》亦是稀世之珍。杨维翰（1294～1351年）为杨维桢之兄，字子固，号方塘，暨阳人。他长于文史，议论高古，气燄咄咄迫人，人皆以为可畏。他是著名的教育家，曾任慈溪教官、双溪书院山长，又精于绘艺，尤以墨竹称能，有“方塘竹”之誉，与宋克、王绂、夏昶并称明竹四大家。但他传世的画作，除此轴外，暂无发现其他作品。此图作于元统二年（1334年），杨维翰约四十岁。图中写一块奇峭的古石，石后修竹一枝，石旁幽兰盛开，竹叶和兰花在风中飘转，娟如处子，雅若高士，笔墨极为精美。写竹石在草书中有篆意，兰叶之用墨更深得墨分五彩之妙，款字亦沉厚高古。画幅有张益（约1300～1368年）及滕用亨（1336～？年）两跋。张益是元朝泰定元年（1324年）进士第一名，累官至国子监司业。滕用亨则是书法名家，博学多才，参与修撰《永乐大典》。诗塘上有文掞（1641～1701年）题诗，他是文徵明后裔，文柟之子，雅有家风，善书画。此画著录于陆心源《穰梨馆过眼续录》卷三，画幅上钤有陆心源第三子陆树声鉴赏章，又刘恕收藏印多方。程先生对这件作品珍爱逾常，认为是收藏中的铭心绝品。
1982年，我开始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工作，那时佳士得还没有书画部，所有亚洲艺术品，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书画家具瓷器杂项全溷在一起拍卖，印制薄薄一本黑白图录，公司的名气也不如对手苏富比，我这开荒牛着实吃了不少苦头。有一年，伦敦佳士得总公司转来一批照片，询求我的意见，赫然是赵孟頫的楷书《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我在古代著录中知道这件名作，想不到原迹竟然出现，连忙打电话给伦敦总部，要他们尽快联络物主。不料回电却说卖家居于巴黎，而纽约苏富比书画部的张洪刚好在欧洲，作品已被他拿去了，我为之怅怅不已。后来专程到苏富比的办公室去，请张洪拿出来看。卷子一打开，即令我为之屏息，宋笺乌丝阑格子，字大如钱，运笔爽朗遒劲，墨色晶然夺目。卷上钤有“晋国奎章”、“晋府图书之印”，那是明太祖第三子朱棡（？～1398年）的印章，又有程正揆、梁清标、安仪周的收藏印，乾隆八玺俱全，《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我不禁赞叹再三，更羡慕张洪的好运。但张洪却告诉我，一位在美国某博物馆工作的中国专家认为它是膺品，王己千先生看过后也不置可否，所以他不敢拿出来拍卖，我听后不胜诧异。结果这件作品在苏富比的仓库中憩睡了一年多，后来物主声言若再不上拍，就得给送回去。迫得紧了，在1985年终于拿出来拍卖，估价约三万美元，我连忙通知程伯奋先生。想不到王己千先生原来亦大有兴趣，结果两人你来我往地竞争，最后由程先生以七万美元落槌。王己千先生后来对我说：“君实呀，你不要把好东西介绍给人，我给你佣金好了。”我说，我没拿别人的佣金，也不会拿你的佣金。其实我非常尊敬己千先生，事前也不知道他也想竞投，而且他的兴趣主要在绘画，程先生的书法收藏却很有系统，在个人感情上我就比较偏向程先生多一点。
除了《萱晖堂书画录》外，程先生晚年又印制了《宋元明清四朝翰墨》。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就结识了东京二玄社的总编辑西岛慎一和他的助手高岛义彦，其中高岛义彦与我最为投契，每次到东京都要找他吃饭聊天。二玄社已替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过不少书画复制品，大受欢迎，其水准在当年可称天下第一。高岛想再印一些海外名迹，比较有新鲜感，我便向他介绍了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的收藏，结果二玄社印制了许道宁的《渔父图》和李成的《秋山萧寺》。我又与程伯奋先生商量，请他把所藏的书法精品交由二玄社出版。程先生欣然同意，选出一批历代书法，由北宋的苏轼、米芾，到清末的伊秉绶、赵之谦，可谓包罗万象，包括周邦彦、仇英等书札的传世孤本。程先生这批作品皆存于美国，二玄社特别组成一个由技术指导、灯光师和摄影师组成的五人团队，由高岛义彦领头，扛着大批上佳的摄影器材，浩浩荡荡来到新泽西，在酒店里住了颇长一段日子，直至全部拍摄完毕，所有出版及前后期的制作费用都由二玄社支付。此书由我编辑，中日多名学者作释文及校对，前后耗时近三年，共分八卷，附别卷一册，线装包盒，印制极为精美。可惜当时的彩色印刷费用高昂，所以并非全套彩印，算是美中不足。它在1990年出版，还未推出就几乎全被定购一空。出版时程先生将满八十岁，他一生的兴趣与心血、鉴定的功力和魄力，都可见于书中，真是最好的生辰礼物。
程先生有几个常用的斋号，别致而有寄意。“巨燕轩”取意于所藏的巨然和燕文贵山水巨作，“双宋楼”是指所藏的宋版《前汉书》和《后汉书》。他另一个斋名“绛雪簃”也与这两套宋版书有关，因两书都曾为赵孟頫松雪斋所藏，又都是钱谦益绛云楼的旧物，“绛雪簃”就是由绛云楼和松雪斋两个名字中撷取而来的，景中有色，音调清美。程先生丰富的学识和灵巧的心思，每每见于此等微细之处，而且他孜孜不倦，至晚年仍手不释卷。但他自己不习绘事，亦少执笔作书法，这在书画鉴定上不无遗憾。如果能把程伯奋与王己千两位老先生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笔下典章故实洋洋洒洒，又能山川丘壑精熟运笔用墨的玄妙，以学识文才融入书画技法之中，那应该就是董其昌、文徵明、张大千一般，成为书画鉴定家中的顶尖人物吧。
晚年的伯奋先生移居三藩市，我途经美国西岸时会给他一个电话，遇上天气和暖的日子，他也会约我到广东茶楼吃饭饮茶，但拍卖或一般的艺术活动都不再参加。千禧年过后不久，我生了一场大病，意殊寂寥，很少再约昔日师友。到2002年，我病渐愈，程先生却仙去了。修短随化，原是生命的正常轨迹，但仍不免令人神伤。在日本的几年，生计虽然艰苦，却是青春美好的日子，而程先生则是这美丽记忆中重要的部分。他和程太太为我们初生的女儿送来小床，备齐所有婴儿需用的衣物奶粉，生病时把她抱到程家，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举目无亲的异乡，这份关爱令人铭记于心。但我从程先生处的得益远不止此，他做研究时的细心严谨直接影响了我，使我疏懒狂放的性格稍为收敛。而我们深厚的情谊，起源于古书画，植根于古书画，在古墨馥郁的天地中追寻着前人的踪迹。每当我幸运地在小拍场捡拾到萱晖堂旧藏的精品，总觉得那是老先生在冥冥中的特意安排，把它们托付给我。历史的长河偶然让古人的心血落入我手中，我就成了它的保护神。我一册一卷地展阅着它们，数百年前的书画家仿佛都能与我对话，而程先生就坐在身旁，微笑着，从来没有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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